重返1977

    老百姓所需求的全部副食品都须“写本”，除了食用油发油票，写粮本，肉食发肉票，其他如粉丝、粉条、淀粉、麻酱、食碱、白糖、鸡蛋、豆腐等，乃至日用品如肥皂、卫生纸、火柴等，都要写在副食本上。

    既然是定量供应，那么东西自然少的可怜。1978年的春节供应，除了甲级香烟由每户两盒增加到了三盒，一次买两毛钱的猪肉不要肉票以外，和往年没有大的不同。

    无非是按照惯例，用春节特供票的方式，每人多给半斤油、半斤肉、一斤富强粉，一斤小站稻米。每户再分两瓶白酒，和五斤鱼、两斤绿豆，一斤黄豆。此外，每人名下还有半斤花生，半斤瓜子，二两豆制品。

    那么对于像母亲和嫂子，她们这些几乎要做无米之炊的家庭主妇们，为难是必定的。她们必须举全家之力，倾其所有，依靠长期积攒且苦费心思，才能在大年夜准备出一顿相对丰盛的晚餐。

    所以尽管知道家里已经把洪、陈两家购物本上的东西都买过了。但待母亲去上班之后，洪衍武和陈力泉仍然重新走上了街头。

    他们要来一次不遗余力的再次采购，想买一些正常配给之外的“年货”，好让全家人都能过上一个“肥年”、“好年”。

    要照常理而言，以洪衍武和陈力泉目前的经济实力，似乎实现这个愿望很简单。

    可实则不然，因为在当年，物价虽然低得令人瞠目结舌。可有一样，当时既没有自由买卖的市场，也没有自由流通的商贩。由于东西太少，想多占你有钱买不着。这就是计划经济时代的特色。

    除此之外，当年的百姓家庭也没有冰箱，各种保质期短的食品一旦购买太多，也很难储存，放坏了同样也是大问题。

    所以在这件事上可就让人有点难以下手了。买什么，怎么买都得费点心思。那真是个技术活儿。

    一开始，洪衍武和陈力泉先去了最近的自新路副食店，想看看有没有什么空子能钻。没想到那里人头鼎沸，都快下不去脚了。

    而他们才站在角落里观察了一会。不但发现卖花生、瓜子的柜台突然挂出了“免战牌”，让排了老半天大队的人民群众怨声载道。在卖鸡蛋和酱醋的柜台上，还发生了两起售货员和顾客的斗气儿冲突。

    有意思的是，这两件事无论孰是孰非，不但都以售货员一方大获全胜而结束。而且极具年代特色，完全可以算作是当年物资短缺时代极具代表性的两个缩影。

    咱们先说有关鸡蛋的事儿。

    由于当年很少有鲜鸡蛋出售，都是从遥远的地方用集装箱长途调配而来，搁在冷库里存放了不知多少天，几斤鸡蛋里难免有个别“坏蛋”的现象。

    而那时，鸡蛋又是“贵重”食品，一个是一个，连春节都没额外配给，居民全得靠平日每月一人一斤的定量。

    所以往往副食店柜台上都有一个用三合板钉成的箱子，挖出鸡蛋大小的槽，槽下垫一层玻璃，箱内安有灯泡，名曰“灯箱”。其目的是把称好的鸡蛋挨个放进槽内照照，看有无“坏蛋”。

    但这个东西虽然实用，可具体的使用权可控制在售货员的手里。这些手掌“实权”的主儿，往往是对有关系的亲朋好友会恪尽职守地“照应”着，但对大部分普通顾客可就没这么周全了。

    因为一来是平添麻烦，二来副食店还得承担这些坏蛋的损耗。谁愿意干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儿呀

    结果就因为这个情况，今儿就有个顾客不乐意了。敢情排他前面的就是个售货员的熟人，买鸡蛋时不但没要本儿，还挨个照，挑出了五六个坏的，人家拿走的全是好的。可到了他这儿呢，售货员立马就没了热情劲儿，嫌麻烦就不给照了。

    正所谓“不患寡而患不均”，这个顾客的心里就不平衡了。当时他就说我买的鸡蛋也一个都不能坏。否则我就找你们领导，告你走后门。

    可没想到卖鸡蛋的售货员根本不怕这个，反倒挤兑他说，“后门就在那儿搁着，有本事你也走啊。你以为找我们领导就有用了他昨天还埋怨我们挑出来的‘坏蛋’太多呢。我还告诉你，人得知足。这都是各地支援首都的，有你鸡蛋吃就不错了，再挑肥拣瘦的，惹急了我就不卖你。”

    这气得顾客差点没来个倒仰，可最后他也没辙，只能干咬牙地说“等以后东西多的卖不出去了，我看你们怎么办”

    说实话，现场除了能看到未来的洪衍武，这话恐怕连顾客自己都不信。所以那售货员就笑了，非常得意地说，“回家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现在连酱油都脱销，你说的景儿，反正我是看不着了……”

    得，这就是最后一句话。那顾客




第三章 菜市口菜市场
    在自新路副食店白站了半个多小时，看过了两场热闹，洪衍武和陈力泉就出来了。

    没辙，别说屋里的味儿不好，也人多眼杂。再耽搁下去，一点儿机会没有，纯属浪费时间。

    何况那个当初难为过洪衍茹，被洪衍武揍过的小子也在，真要被他认出来更没意思。还不如去别的地方碰碰运气呢。

    于是乎洪衍武和陈力泉就在大门口背风的地儿，各自点了根烟，碰着脑袋合计上了。

    还别说，俩人的想法不谋而合，都说家门口附近就别看了，不如干脆直接奔大地儿去吧，或许还能有些收获。

    他们这里所说的“大地儿”，其实是指当年京城最大的四个菜市场。也就是指分占京城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的“东单菜市场”、“西单菜市场”、“菜市口菜市场”和“朝内菜市场”。

    这“四大菜市场”是京城二商局下面最高级别的销售点，不同于普通分片副食店，全城居民都能凭不同区域的购物本在这四个菜市场买东西。

    那么当然了，在这几处地方，每年春节前夕排队的人也就最多。

    而为了应对这种局面，京城二商局不但要求店方延长营业时间，在货品的供应上也会优先满足。甚至还会调拨一些市面上难得一见的稀罕商品在市场上销售。

    比方说冬季里的“蒜苗”、“韭黄”这样的细菜啦，“核桃”、“榛子”、“板栗”、“胶枣”这一类的山货啦，还有活鸡、活鸭、活鱼、冻虾之类的。

    而这些计划外的东西，因为数量过于稀少，难以覆盖全市，一般无需用票，但价格却也昂贵的出奇。在寻常百姓眼中，这些东西无疑是颇为“鸡肋”的商品。往往只有高官和家底厚实的人家才享用得起。

    可恰恰也正是因此，像洪衍武和陈力泉这样“腰大气粗”的人，那倒真是值得去碰碰运气。

    不用说，从距离来看，“四大菜市场”中显然是“菜市口菜市场”最为方便。于是二人再无犹豫，掐灭了手里的烟后，直接就冒着寒风杀奔了位于“鹤年堂”西边的目的地。

    说到这儿，或许有些人还在一直纳闷。他们大概是想问问，说京城的四大菜市场里不是应该有个“重文门菜市场”吗可从没听说有什么“菜市口菜市场”呀

    嘿，您要这么想那还真就错了。

    这里有必要特别说明一下。实际上，在京城的四大菜市场里，当属老大哥的，还就是这个“菜市口菜市场”。

    因为它最初叫做“广安门菜市场”，成立于光绪三十二年十月初一（1906年11月16日），是京城最早的一家官立菜场。后来1956年时更名为“菜市口菜市场”，直至1993年，广安门内大街改造时才被拆除。

    此外，它还是所有“菜市场”中唯一兼营批发业务的，一直是作为京城南北各区的蔬菜集散地存在，就跟现在的“新发地”似的。

    同时，由于距回民聚居的“牛街”较近，该场为此还特设有牛羊肉、熟肉、豆制品等清真食品专柜。并设有肉食、蔬菜、干菜、海味、水产、禽蛋、调料、烟酒等专柜。

    要是综合考虑，除了营业面积受限在八百平米之内，比其他菜市场要小一些，论功能性，“菜市口菜市场”倒应该是当时“四大菜市场”里最全的一个。

    相比较，“重文门菜市场”可就是绝对的“小字辈”了。

    这个“后起之秀”1976年才正式开张，而且八十年代之前的作用还仅限于服务于菜市场附近的居民。此时远不能和“菜市口菜市场”相提并论。

    后来也就是因为“菜市口菜市场”给拆除了，它自身也经营的不错，才会取而代之凑上了这个空缺。

    总之说了归齐，在这个时期，“菜市口菜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还是首屈一指，无可替代的。

    应该说，洪衍武和陈力泉打得盘算确实没错。当他们到达“菜市口菜市场”之后，发现情况果然要比副食店里好一些，毕竟是地方大多了，再说也不能样样东西都有人疯抢。

    其实当年凡是排大队形成抢购潮的，无非也就是那几样价廉物美又必不可缺的大众商品。

    首先是豆腐、豆制品和粉丝。只要一来货，所有排队的人保准儿放弃当前的目标，一股脑涌过去，一小时之内就能抢购一空，大家这才有心思去排别的。

    其次就是花生瓜子了。当时的花生、葵花子属国家统购统销的油料，要出口换外汇。京城人能在市场上见到花生，惟有过春节的时候。

    这是一年一度的念想，已经不是一个好吃不好吃，或是否能用别的东西来替代的问题了。

    所以谁家要是万一没排上，不说相当遗憾，就说失望的孩子们跟大人闹起别扭来，这个节也就过不好了。

    再往后排，那可要属禽蛋类了。无论鸡蛋、咸鸭蛋，还是包着一层土的松花蛋，因为太过稀缺，哪怕凭本也是乌泱乌泱的队伍。何况鸡肉相较猪肉、牛羊肉还要廉价一些，过年炖上一只十分的实惠。当然，这是指冷冻的光鸡，而不是活鸡。

    论到最后头，那就是三毛八一斤的带鱼、四毛五一斤的黄花鱼和带着骨头，一条子一条子的冻肉了。

    这些东西要买得晚了，带鱼恐怕就只能买两毛五细条的了，黄花鱼没准就卖光了。最关键的是冻肉可就没肥的了。

    说起来在这一点上，肉食的审美和今天截然不同，当时大家都不爱要瘦的，因为肥肉可以炼“板儿油”，能有效补充家庭油料的短缺。

    反正简短截说吧，由于当年的菜市场布局较为固定，中间空地放置最重要的肉案、鱼池、活禽和蔬菜，其他次要柜台都是绕着一圈的摆。

    所以洪衍武和陈力泉所看到的场面。就是从菜市场中央长龙似的排出来四条队伍，有的一直排到了菜市场门口一里多远的位置。

    让人民群众翘首以盼的品种也不出意外，就是花生、瓜子、禽蛋、鱼类和肉食。至于其他的柜台虽然也有人购买，但不必大排其队，基本属于正常中较为繁忙的状态。只要不往中间挤，流动性还不赖。

    当然，特别清闲的也有。在菜市场的东北角落，除了已经销售一空的豆制品柜台，那就是挨着它的烟酒罐头柜台了。这是因为罐头属于高价奢侈品，问津的人少，好烟好酒这里也没有，想要买有票也得去西单商场和百货大楼这样的大地方。

    等看清楚了形势，那就该付诸行动了。

    进了大门之后，洪衍武和陈力泉绕着圈儿转，花了一个多小时几乎把整个菜市场横扫了一圈儿，应该算是小有收获。

    他们先是在咸菜



第四章 套磁
    出了菜市场的大门，洪衍武和陈力泉可没回家，他们找着个背风的地儿又抽上烟了。

    怎么啦

    因为洪衍武看了看手里这几十斤东西，总觉着还差那么点儿意思。要说确实没白来一次，可还是没买到硬货啊！他实在有点不甘心。

    所以一根烟过后，洪衍武感觉刚才引起的骚动应该已经结束，就让陈力泉带着这些东西，先去街对面的新华书店歇会儿。他自己则想试着再去找找机会，便从网兜里掏了几个苹果和橘子，揣进兜里又挤进了菜市场。

    因为已经是过来人，洪衍武特别清楚这个年代的特点。那就是贪污受贿的几乎没有，以权谋私的居多。说白了就是“走后门”成风。

    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这也是纯粹计划经济时代的特点。

    首先得说，这个年代几乎没有个人富翁，单位之间的关系更是公对公，那么既然不存在孕育现金行贿者的土壤，自然也就没有了现金受贿者。

    而且从另一方面考虑，送钱收钱这件事本身不仅性质恶劣，极为敏感。同时因为现金的购买力受体制所限，诱惑也并不大。官员们当然能在金钱面前维护住自身的操守。

    但话说回来，人毕竟是一种极有私心的动物。而且我国一直以来都是人情社会，亲戚朋友人情往来，在当年那个闭塞的社会环境里，是每个人生活中相当重要的组成部分。何况当前体制下又缺少对权力必要的监督，手握权柄者要是不谋私利根本不可能。

    于是为了自己的日子能过得好些，为了给亲戚朋友提供些力所能及的便利，“你帮我，我帮你”的利益交换的行为也就日益普遍起来。且相较金钱贿赂而言，这种变相的行贿受贿行为不但较为隐蔽，也更容易找到借口和托辞。

    所以这个时期的社会现状是，干什么事情都要托关系、走后门。有权远比有钱管用。无论职位高低，只要手里有点权力，就能在整个社会上吃得开。

    当时流传的一句顺口溜“听诊器，方向盘，人事干部，大秤盘”就很能说明问题。无形中，司机和售货员这两种工作的重要性，竟然已然能与医生和公务员相提并论了。可见这种“与人方便，予己方便”的不正之风已经从上至下，泛滥至社会的各个层面。

    那么自然不必说，这恰恰就意味着有空子可钻。洪衍武心里很清楚，要想不靠票就买到热销的商品，恐怕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能找到个“后门”来走。

    可人家走后门不是亲戚就是朋友，他又不认识菜市场里的人，又该怎么办呢

    还有一个顺口溜说得好啊，“有钱有势走前门，有钱无势走后门，无钱无势找窍门，认个舅舅王红文”不认识人没关系啊，临时先抓呗。只要能搭顾上，新关系老关系不一样是关系嘛。

    对这种情况，京城还有一个专门的词儿来形容，叫“套磁”。意思就是在一个人再与对方不相熟的情况下，能迅速拉拢与对方的关系成为朋友，达到一种迅速解决眼前难题的投机效果。

    洪衍武腰包里有钱，又能说会道，还有一张“金钟罩”似的厚脸皮，在这个大部分人民群众求人时都会脸红心跳的年代，当然是“套磁”的顶级高手。而他目前的当务之急，反倒是得先迅速确定一个可以“套磁”的正确对象。

    对此，他有自己明确的标准。必要的两条，一是必须要找个脑子活泛爱聊天的主儿，二是这个人还必须得有能力办成事儿。否则，不说失败率高，就是聊好了也是白费劲儿。

    还别说，洪衍武这小子眼睛还真毒，他在人堆里才转悠了不大工夫，很快就把目标锁定在了独自把着烟酒罐头柜台的一个三十来岁的售货员大姐身上。

    刚才前面提过，烟酒罐头柜台紧挨豆制品柜台，也是日常最少人光顾的地方。那么这个售货员大姐在柜台上无事可做，一会儿坐下翻翻报纸，一会趴在柜台上看看热闹，没事儿还爱跟站在附近的顾客和经过的其他售货员聊上几句闲篇儿。

    俨然是一副菜市场“大拿”的做派，不但毫不顾忌自己散漫的行为举止，而且相当明显，也是个好交往的性情人儿。

    最关键的，是洪衍武分明看到，当有个小伙子叫了声儿“郭姐”，然后趴在柜台和这个售货员大姐聊过一会儿天之后，这个“郭姐”竟走进豆制品柜台，拿出来一个挺大的报纸包塞给了这个人。最后这个人递过去一点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