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1977

    院子的地基比马路要高出一米，熟悉的门洞坐落在高达十阶的台阶上。两边院墙上和门洞上楣原有的砖雕神像，在“破四旧”的时候全被砸烂了，如今都只留下原有花纹残存的痕迹，算是装饰。院门是已经暗旧了的朱红色，斑驳的油漆没有门环，可见是经历了岁月的任意摧残，已被列入了“曾经沧海”的系列。




第56章 家门外
    住在附近的老京城人都知道，旧时的观音院也叫姑子庵，曾经香火鼎盛，是京城求子的好去处。

    观音院的建筑格局非常清晰，隔着自新路分做东西两院。西院在路西侧，是寺院的主体建筑，坐南朝北，四层殿，为祭拜祈福之所。而东院在路东侧，仅一组院落，坐北朝南，为僧舍及停灵之用。本来这也平常，但有意思的是，观音院的东西两个院子通过一种非常独特的建筑形式连接在了一起，那就是——过街楼。

    过街楼不仅下面券洞可供车马通行，楼上也能供人通行。从功能上来说，很像现在的过街天桥，起到了立体交通的作用。当年寺庙的尼姑在做法事时，她们会伴着钟磬的梵音从过街楼逶迤而去，往往会令楼下观望的百姓浮想联翩。并且过街楼中还常年供有神像，当人们从神像下通过，也就起到了参拜神灵和镇邪除秽的作用。此外，每逢佛诞、诸菩萨生日，观音院的尼姑还会站在过街楼上向南北两侧的行人百姓施舍药品。当药品装在小提篮中，拴上绳子从楼上吊下，佛界与俗界便凭那一根细细的绳索联系起来。

    过街楼在建筑结构上分作两层。上层为悬山式建筑，面阔三见，四檩进深，灰筒瓦屋面，过垄脊，柱间为方格窗。下层砖拱券洞，下肩为万条，门洞上方正中置有石额，北面额砖刻着“金绳”，南面额砖刻着“觉岸”，落款均为“道光十年（1830年）”。如今，这里其实已是京城仅存的最后一座过街楼建筑，也正因为有这个独一无二过街楼相连，所以东西两院的邮编地址一直使用同一个，都叫福儒里二号院。

    洪衍武一家是在1954年，老宅被煤市街街道办征用后，到观音院东院居住的。

    当时政府为了安置日渐增多的人口，开始大规模在城市周边地区搭盖排房。而为了改善贫困百姓的居住条件，同时并举的另一种措施，就是在破除迷信、停止宗教活动的同时，把旧有的庙宇更改成其他类型的建筑，使其发挥更实用的功能。

    在这种情况下，京城的一千多家佛寺庙宇，几乎都被充公挪为他用，改成了住房、学校、机关、托儿所和养老院。而福儒里的观音院，也就变成了百姓柴米油盐过日子的所在。

    其实，观音院东院本身就是住人的地方，说白了就是过去尼姑们的宿舍。格局是北房三间，东西厢房各三间，再加上倒座房四间。要是和四合院比起来，除了院门的位置开在中间和没有影壁之外，其他的全都一样。在这一带，要算条件不错的好房子了。

    最早搬来的是洪家和边家。先到先得，三间北房让两家商量着分了。边家人口少，除了一间靠西的北房，另外只占了一间靠北的西厢房。而洪家因为刚搬来那会儿家里还有点底儿，家里的家具也大，除了两间北房，还把三间东厢房全租了下来。等到丁家再搬来时，又占了剩下的两间西厢房和西边的倒座房。最后等到苏家迁来，也就没的选了，只剩下东边最后两间常年光线阴暗、冬冷夏热的倒座房了。

    不过这时正是“超英赶美”时期，洪家因旧社会的工商业者的身份，唯恐落个“不团结”或是“思想落后”的罪名。见苏家因不满找来了房管所干部，洪衍武那老好人一样的窝囊爹当时就害了怕，主动腾出了一间东厢房，“团结”着把苏家安置下了。

    而从这时起，东院的四户人家就算正式聚齐了。边家、丁家、苏家和洪家，也就开始了一段长达数十年，朝夕相处，彼此为邻的生活。

    十几年来，东院四家人的居住面积和条件一直都没什么变化。直到去年，发生了著名的唐山大地震。东院的四户人家，才在政府的号召下，每家搭起了一个抗震棚。

    房子盖的都很简单，碎砖头砌墙，房间低矮，窗户狭小，房顶上面盖上几块黑黢黢的油毡遮雨，用几块砖头压着。从质量的角度看，实在不过关。可地震过后，因为院里一直没有厨房没有菜窖，这些临时搭起的抗震棚谁家也没舍得拆，大家为了方便，索性全留作私用了。

    但同时也有一点不好，那就是院子里的原有空间，已被各家搭的小房占据，过去非常方便的来往去路也就自然消失了。现在四家人要是进出院，都只能走院门西边留下的唯一通道。

    这条通道很窄，宽度也就将够一个人推辆自行车单行的，要是这个过程里再遇上人，那就得有一方退让了。另外在盖小房的时候，院里原有地砖也被损坏了不少，通道不少地方露出了白垩土，坑坑洼洼，非常不好走。总之，如今院里的整个地形就像个**阵，进出都得七扭八绕，上下颠簸一番才行。哪怕跑进个贼去，偷了东西都不一定跑得出去。

    好在洪衍武却并不感到为难，他自然了解这些变化。所以从跨进院门开始，他一点没转向，踩着七星步，拐弯绕过了苏家的厨房直奔西走。这可比上辈子强多了，前世他劳教后在外咣当了几年，第一次回来时进院都找不着家门。

    绕过最外面的苏家小房就进入丁家的领地，洪衍武首先看见的就是丁家窗台上晾着的柿子和土豆，接着就是墙根儿下的白菜堆蜂窝煤堆儿。别说，天凉的时节，要没有这些成堆的白菜、小山似的蜂窝煤。感觉上还真就少了点儿京城的味儿，少了点儿胡同的味儿。

    或许是脚步太沉重，洪衍武才刚走到拐角的位置，从丁家西厢房门缝里就探出一个女人脑袋。大概是看洪衍武面生，她彻底打开屋门拦住他盘问。

    “哪儿去干嘛的你”

    这女人二十七八岁，梳着松辫，倒也算个俊俏的娘们，只是嘴的形状像极了小辣椒，而且眼角上挑，看着可不是善茬。尤其是那傲慢警觉的表情让洪衍武很不舒服。

    “我找人。”

    “找谁”

    “找姓洪的。”

    “是里边姓洪的吗”

    “是。”

    洪衍武实在懒得说了，他对这女人没什么印象，隔的时间又太远，实在想不起这位是丁家的客人还是亲戚。

    这时，一个五六岁的小姑娘从丁家门缝里钻了出来，“叔叔，你找谁”

    洪衍武可认得这个小丫头，这是丁家的小孙女。这时他似乎有些记起来了，这女人好像是小丫头的妈妈，丁家的二儿媳妇。因为丁家老二两口子都在通县的糕点厂上班，只是偶尔才回来看看孩子。所以他和这女人压根儿没见过几面。

    一种亲切使洪衍武微笑着蹲了下来，他还叫出了姑娘的小名。“玲儿啊，不认识我了我住这儿啊。”

    小姑娘歪着脑袋辨认，转着大眼睛想了半天才认出了他，“武子叔……”

    玲儿可是洪衍武“穿”回来遇见的第一个熟人，他满怀兴致还想再逗孩子几句。可没想到，女人这时却像是生怕他把自家孩子吃了似的，把孩子拼命往身后藏。

    蹲在地上的洪衍武万分尴尬，他自以为很温和，可人家却防狼一样防着他。

    女人接着说出的话更让人难堪。“你……你就是洪家那个给强劳的老三”

    洪衍武笑容消失了，皱着眉站起来。“对。”

    女人却不懂看脸色，仍在直眉瞪眼毫不客气的问。“唉怎么把你放出来了不是判了你三年吗你是不是跑出来……”

    “您有完没完”洪衍武打断，眼睛里露出凶光。

    女人被吓了一跳，再不说话，拉着孩子“嗖”一下缩进了屋，又“砰”一下撞上了门，随后就是插门的声响。

    洪衍武简直快被气炸了，带着满肚子的憋屈冷着脸往院里走。可紧接着，他身后竟又传来了女人在屋里教训孩子的声音。

    “谁让你理他的那是个劳改犯，是坏人。”

    玲儿稚嫩的声音在问，“妈，武子叔不像坏人啊以前老还给我逮户贴儿（土语，指蝴蝶）呢”

    “嘿，你个怂孩子，还敢跟我犟嘴告诉你啊，再敢理他，我拧折你的腿……”

    女人无疑动用了最粗暴的教育方式，骂声中掺杂着玲儿的哭声。

    这个缺心眼儿的臭娘们儿！

    洪衍武的心突然疼起来，攥着拳头就想骂街，可他喉咙偏又被什么堵着出不了声儿。

    哼，他的臭事自然是早无人不晓了。这些街坊邻居们平时绝对没少念叨他。他都能想象他们表面上是如何叹息，如何摇头，好像很关心他，替他惋惜似的。但是实际上没有人会为他回来高兴，他们背地里肯定都像这个臭娘们，巴不得政府把他枪毙呢。可那又怎么样老子不在乎。老子回来了。老子还很高兴。老子全须全尾，没少胳膊没少腿。老子……

    脑子里带着这些乱七八糟的念头，洪衍武拐过了一个弯，绕到了边家的地界，终于耳边清净了。

    洪衍武从生出来就认识边家门上这两把又大又笨的黑锁了，那和善的老两口一看就都不家。退休了的边大爷不知道去干嘛了，可边大妈是街道居委会成员，肯定还在街道上忙活。边大妈的职权范围很大，她管黑五类，管军属五保户，还管除四害，撒耗子药，活的死的一把抓，老太太什么都操心。

    边家的



第57章 世家
    洪衍武的父亲洪禄承，年轻时气质出众，是个标准的美男子。可如今他卧病在床半年，头发白了大半，已经没那么好看了。尤其是那黄暗瘦削的脸颊，眼角腮旁的皱纹，全都在证明一个道理——生病的人真是容易老。此外，他原本还是个高身量的人，也是因为染上腿疾，才养成了弓腰驼背的习惯。现在无论哪个熟人，见到他如金钩大虾米一样攒在床上的样子，总会感觉他凭空矮了不少，就像是活抽抽儿了。

    说起洪禄承的这个病，完全是因为“十年运动”时期，单位监督他劳动改造，把他长期安排在寒冷潮湿的防空洞里打理杂物仓库才染上的。从去年年底起，也就半年的时间，他的腿自膝盖以下由起初的发麻、发酸，很快发展到了疼痛、糜烂，以至于现在藏在被子下的两条小腿都已变得一片乌黑，烂成了血污一片。

    众所周知，久病在床的病人很容易得褥疮。所以为了少受点儿罪，洪禄承每天还要坚持忍疼挪动几次身体。而就在刚才，正当他一如既往用肘部撑着上半身，挣扎着想要挪动时，却突然感到一阵乏力。结果力度失控，一下就牵动了小腿的疮口，引发了一阵格外钻心的疼痛。

    不过，洪禄承尽管摔倒在了床上，头上疼出了豆大的汗珠，但他还是咬住嘴唇，执拗地攥紧拳头，不肯哼出半声来。女儿洪衍茹正在堂屋熬药，他怕女儿听见。

    片刻后，疼痛似乎略微轻了些。洪禄承喘息了几下，一狠心，扶着床头他又重新坐起来了。这感觉怎么说呢就像万千细针一齐刺着他的腿。他的汗无疑出得更多了，可毕竟还是立住了。就这么着，他就生抗着，直到钻心的疼痛又衰减了些，才再次咬牙硬挺着一点点挪动。许久许久之后，在颤颤巍巍中，他终于完成了预定动作，带着满身冷汗靠在了床头。

    洪禄承长长舒出一口气后，闭上了眼。挪动之后往往是腿最疼的时候。为了好受些，他常像这样把眼闭上想事儿。这种时候，他往往就会温习起有关洪家祖辈的故事，和他一生所走过的路，因而也总会萌生出一些说不清的怅然和迷茫……

    洪禄承是1917年1月27日生人，农历是民国六年的正月初五。算下来，1977年刚好六十岁整。他与妻子王蕴琳是在1937年成的亲，一直以来相敬相爱，携手至今已育有三子一女。他生活中大部分都很普通，尤其是共和国建立之后。可要是非从他身上找到些什么特别符号的话，那恐怕就来自于他的家世了。因为他并非生于普通人家，而是生于解放前京城顶级的富豪世家——素被称为八大宅门之一的洪家。

    在我国，谈世家，谈富豪，要有个分类，并不能拿来一锅烩。1949年以前，京城的富人阶层很复杂，既有交替登上政治舞台的新执政者，也有前清一系遗老和北洋废官家族，甚至还有逃难至京的俄罗斯王公贵族。而即便是豪商富贾，也因资金来源或是经营内容的不同，存在“官僚资本”与“民营资本”的差异，有着“新实业派”与“传统行商”的区别。

    洪家历来以买卖兴隆和善于经营为京城百姓所称道，是最典型的传统商人代表。在解放前，京城流传着一个有关老字号商铺的顺口溜——“头顶马聚源，脚踩内联陞，身穿瑞蚨祥，腰缠四大恒，品茗吴裕泰，落座龙顺成，大摆洪门宴，延年齐仁堂。”这其中的“大摆洪门宴”一句，指的就是以酒楼饭庄和饽饽铺立足京城，并以“宴”字的谐音字——“衍”和“燕”字作为商铺字号的洪家。

    洪家的家族史有记载，洪家先祖洪祥祺是雍正年间从山东福山老家来京的，算下来到洪禄承的父亲洪效儒这代，洪家在京城已历经九代人。这二百年的商业积累和人脉关系，为洪家涉足其他更赚钱的行业提供了基础，故而在洪效儒掌家之时，洪家的商业版图已变得异常庞大。

    当时洪家名下各类产业计有：饭庄衍庆堂、燕喜堂，酒楼衍美楼、燕兴居，饽饽铺衍美斋、金兰斋、衍英斋、衍祥斋、衍福斋、衍华斋、衍德斋、衍宁斋。这些庄馆和饽饽铺地跨京津两地，联号分号共计一十八家。其中，衍庆堂、燕喜堂均位列京城十大堂，衍美楼为京城八大楼之一，燕兴居为京城八大居之一，衍美斋则与永星斋并称当年京城北案烘炉局之魁首，风头甚至还压过了正明斋和瑞芳斋。这么说吧，单是京城的餐饮业就被洪家占据了十之二三。

    另外，洪家还跨行经营着天宝金店、三阳金店、万庆当铺、古玩店聚宝斋，并与太医院寿家，合股共办了参茸庄衍寿堂。分号遍及京城、津门、沪海、南京、西安、青岛、烟台、旅大、沈阳等地，共计一十六家。

    在京城，人人都知道洪家富。但要说起洪家人过着怎么样的日子，大多普通人除了管中窥豹了解的一些表象外，其余也只能靠臆想了。打个比方，百姓说富，必是“穿金戴银，锦衣玉食。”而真正豪门世家，却只说“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其间差别，一语可判。况且除了优越的物质条件以外，在商业富豪的真实生活里，还包含着许多难言的苦涩。

    这话绝非无病呻吟。我国历史上的统治者们，一向觉得商人靠出卖别人生产的东西取利，是极不道德的行为。而且从根儿上又认为商人的逐利性是搞乱社会的隐患，十分的不可靠。于是乎，对“商”这个阶层，历来严防死守，实行“抑制政策”，即“重农抑商”。故而商人富是富，但社会地位始终卑微。

    就拿大清国来说，商人该穿蓝布大褂，那就得穿蓝布大褂，你有钱也不行。而且商人的儿子还不许做官，这大概就是现在说的封建压迫。

    说到这里，洪禄承的父亲，平生倒是对雍正皇帝十分推崇。理由嘛，多少有点另辟蹊径的意思。按照洪效儒所说，在以农为本的封建社会里，统治者最怕百姓脱离户籍成为流民，使之失去剥削的对象，所以往往竭尽一切办法控制人身自由。而历朝历代，却唯有雍正朝的“摊丁入亩”政策歪打正着，竟为国人提供了真正的人身自由，这才使人们有了脱离地著选择职业的可能。否则，按照旧有的束缚制度，洪家是根本没有机会离开老家的。而且即便到了京城以后，也同样不可能招揽到足够的人手和伙计。更何况，若不是清廷皇家鄙夷商业到了不屑为之的境地，规定旗人经商就要被削去旗籍，那么像洪家这样的汉商即使身在京城，也是不会有什么生发机会的。对父亲这个观点，洪禄承也深以为然。

    可即便做买卖的基础条件有了，但只凭一个普通商人要想把买卖做大，或是想进入国家专卖的领域，仍然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除非，你去依附权贵，成为所谓的“官商”。

    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代，洪家自不能免俗。不过，洪家人也用亲身体会验证了一个道理——做一名“官商”，虽然社会地位体面了些，做买卖也会有很多便利，但副总用却也同样严重，甚至有些得不偿失。

    其中逻辑不难理解，正因为靠山是“官”，所以投靠的商人不仅在要接受权益分配的不公平，并且还会因为靠山身份带来的特殊需求，从而承担诸多的牺牲和风险。

    比如清末的“官商合办”，这个由头就是个吞银子的黑洞。不知有多少“官商”，因为主家迎合“上峰”而被迫身陷泥潭，成了牺牲品。

    而在此之后，接踵而至的清帝逊位，则更是一场几乎使整个京城商场为京城官场陪葬的旷世灾难。

    大清国的时候，京城的消费主体是以满蒙旗人和官员权贵为主。所以辛亥革命让清政府这么一倒台，不仅消费市场直线萎缩，并且就连许多陈年旧债也难以追回，这就导致了大量中小工商业者直接破产。而且越是“官商”，在这种情况下损失也就越大，因为这些大商家最大的顾客就是紫禁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