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1977
时间:2023-05-22 来源: 作者:镶黄旗
拿洪家来说,“衍”字号饽饽铺历来有代替宫廷内外饽饽房制作传供的活计,而参茸庄衍寿堂又长期专办东西御药房的人参和鹿茸,这么算下来,一共一十六万两货款就此打了水漂儿。再如齐仁堂岳家,因为享有供奉宫廷其他御用药材的殊荣,也不得不咬着牙硬撑下近二十万两的亏空。而在所有与清宫有经济往来的商家中,损失最大的,恐怕就是专为皇家营造的兴隆木厂马家了。据说,修光绪东陵所欠的二十二万两和修北海所欠的三万余两,皇家一个子儿也未曾支付,而当年给马家留下的那张欠据,也随着北洋政府的登台,成为了永远无法兑付的一纸空文。
到了北洋执政时期,政府则开始提倡“西风东渐”和“实业救国”,商人的地位表面上有了些提高。但实际上,商人的待遇不仅没有什么改善,反之比清末还远远不如。且不说军阀之争造成市面货源奇缺,也不说政府暗中为外国资本的经济掠夺大开方便之门。最主要的,是北洋政府收的苛捐杂税要比清政府还狠得多。而且军阀乱战时期,每一位带兵入京的将军,都把商人们当成了碗里的肉,任意勒索取用。这种情形下,商家们的“大出血”也就可想而知了。
更何况,那些大兵们也不是好敷衍的。这些家伙只要从军营里一被放出来,全是一窝蜂的来市面上占便宜。而洪家的店铺,因为有好吃好喝,自然就成了受侵害的首要目标。大兵最显著的特点,就是“生混蛋”,干什么都横着来。骂着“妈拉巴子”白吃白喝不说,更有甚者还仗着手里的枪杆子公然行抢,如若抗拒,那必定会砸店伤人的。
洪禄承从儿时起,就见惯了父亲因为兵痞闹事头疼烦恼的样子。而像这种让洪家既闹心又窝心的日子,大约要到1928年东北易帜,才算告一段落。
不过,封建制度的终结,毕竟还是对世风转变起了积极的作用。特别要提的一点是,从1919年起,由于“五四”思潮影响,社会上开始涌现出一批新兴商人代表。这一批人是非常年轻的,其中不乏高等知识分子,甚至于“海归派”。他们没有旧有商人的身上的世故与内敛,而是表现出充沛的热情,以富国强民为己任,走实业救国的路线。虽然他们身上也不乏偏执和理想化的缺陷,但他们却是我国历史上最有报复,最爱国家的一批商人。而他们所兴办各类新型工厂和公司,也以强大的造富能力和全新的经营模式,很快成为了商界最耀眼的焦点。
每当提起这段往事,洪禄承都不得不对父亲感到由衷钦佩。在这种新旧交替的大时代背景下,正是由于他父亲的精明,洪家才没有墨守成规,被旧有的传统束缚住手脚。
洪效儒虽无实业派那样的眼界与留洋经历,却懂得乘势借风,投资生利。虽不懂得新型实业的经营方式与工业技术,却明白商场上最根本的原理——任何买卖永远都是以金钱为基。所以,他果断抓住了机遇,投巨资入股了岳乾斋的盐业银行和黄奕柱的中南银行,以及德国人詹姆士创办的朱诺饭店,并很快从这些洋行业里分享到了甜头。
待到洪禄承成为父亲助手的时候,他个人出自对这批实业派精英的敬重,又游说父亲继续投资了京城的丹枫火柴厂,以及股份制的津门北方轮船公司和津门利中酸厂。就这样,洪家的财富在分享盈利的同时,也间接为国家出了一把力,达到了一个双赢的结果。
实际上,从1927年“蒋光头”定鼎南京,到1937年南京政府执政时期,可谓我国工商界难得的“十年建设”黄金时期。尽管期间国外资本与官营资本异常强悍,但民营工商阶级在短期间内取得的成绩仍是蔚为大观,甚至使“实业救国”、“科学救国”的理念演变为一种时代潮流。
只可惜,这批本土的资产阶级实业派实在运气不佳。羽毛才刚刚生长出来,还尚未丰满,就又遭到外敌入侵。而本应代表他们利益、保护他们生长的上层建筑,这时候却露出了既软蛋又混帐的真容。在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爆发之后,南京政府只知道找商人捐饷捐粮,军队却不能尽责守土,以至于实业派们数年的心血大多付之东流,或是一头躲进了租界,或是被迫千里流亡。
倾巢之下,焉有完卵国难当头,洪家也未能幸免。京津沦陷后,在日本人的“限粮政策”下,洪家的店铺入不敷出,可日本人又不允许歇业,所以只好赔本维持。尤其洪效儒还拒绝使用伪币,又不肯与日商做生意。所以洪家的店铺每日还要被上门的汉奸、特务轮番勒索。最不幸的,是随着战火的蔓延,洪家在异地的店铺也纷纷毁于战乱,而最终能侥幸保存下来的,寥寥无几。
好在洪效儒做为洪家的当家人睿智依旧。在卢沟桥事变刚刚爆发之际,他就偷偷下手安排,让洪禄承携新婚妻子王蕴琳一起逃反,由津门乘船去了沪海。并且在临走的时候还交给儿子一张存单,洪禄承这才知道,原来为以防万一,父亲在美国花旗银行一直存有六十万银元。
到达沪海后,洪禄承也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在租界里醉生梦死,或是庸庸碌碌干等战火平息,而是时刻在寻找着能帮洪家保存实力、减少损失的方法。
当洪禄承发现在日军侵华的脚步下,沪海租界里反因为避难人口增加呈现出一片畸形的繁荣时,他马上就与时任工部局董事的犹太地产商哈同合作,用花旗银行里的这笔钱,在租界里大肆兴办西餐厅、咖啡馆、舞厅和夜总会,并很快赚了大钱。因此抗战胜利后,再回到京城时,洪禄承已积攒了足够的财力,来挽救洪家岌岌可危、濒临破产的祖业和信誉。也终于使得病危的父亲放下了心病,带着微笑握着他的手安然离世。不过,洪家的这段兴盛史摆脱不了历史的桎梏,终归也只是昙花一现。
之后的三年,由于政府处置战后经济极为不当,“劫收大员”满天飞,借没收“敌产”之名大肆中饱私囊。我国的工商阶层始终处于一种“孤儿”状态。在那时,要想维持一份产业,可说是战战兢兢、惨淡经营,不仅要靠自己承受下日酋侵略的造成的损失,同时也面临着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挤压与吞并威胁。
内战起后,蒋管区物价飞腾,当局又强迫民间上缴银元黄金,兑换成一钱不值的“金圆券”。致使整个经济呈现崩溃之势,神仙也无力回天。无怪乎当时有人咬牙切齿把委员长称为“蒋该死”,并私下宣称“三民党不亡,没有天理”。因而在内战时,我国的工商阶层,大多数人并没有跟三民党共进退,只在观望中期盼尘埃早日落定。
在这种背景下,洪禄承即便再有商业才华,也无可作为。能做到勉强维持诸多产业的经营,还能给洪家的老伙计们挣上一口饭吃,着实已经不错了。眼见民营资本丝毫不知出路何在,洪禄承的心头只有愁云惨雾。
1949年,大军狂飙席卷。随着三民党败走台湾,世界轻而易举转换成了红色。
江山底定初期,由于民营经济在全国经济比重中举足轻重,而且新执政的红党面临着一些实际问题,还需要民族资本助一臂之力。所以只要不是官僚资本,不是洋行买办,工商阶层还是被定义“人民”,是所谓开明的“民主人士”。乃至在国旗中,也占有一颗星的位置。
在这时,红党高层对知名的商家是礼遇有加的,并给予了非常优厚的待遇。如齐仁堂第十三代传人岳松生,就属于商界中积极拥护红党的代表人物。不仅得到了提拔和重用,在日后甚至成为了京城的副市长。
而以洪家在京城商界的名声,洪禄承自然也是重点统战对象。政府为他安排的名份、职务都有。但洪禄承一向秉承祖训,习惯低调行事,本能地不愿当这个出头的橼子,故而他最终婉言谢绝了市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职务,只肯顶个“工商界人士”的名头。
此外,建国之初的经济政策也很平稳。在经济管制上,除了打击金银外汇等投机生意,新政权强制没收的,也只针对官僚资本、敌伪财产。而对私营和个体经济的态度,除了恢复生产、摆正新的劳资关系之外,只是“利用、限制、改造”。
这种合衷共济的经济状态,一直持续到1952年。而在这段时期内,整个世界几乎被重新改造了一遍。什么事都要重新开始,连语言文字也得从头学起。因此不仅1949年以前的社会顽疾被扫荡一空,而且社会的发展也一日千里,遥远得如同做了一场梦一样。
那的确是一个豪迈的时代,不过在凯歌行进的同时,仔细打量,也会发现有一些裂隙,与那红底金字的光芒十分不协调。
从1950年起,不断有各界的“群众运动”被发动。如知识分子的“思想改运动”,又比如“土改”、“镇反”、“肃清反动会道门”等等。这一系列的清理旧政权的残余,创立新社会的规范等等举措,其正义性在当时不容质疑,也给红党增添了救世色彩。不过,由于其方式超越了法制,也没有政策约束,其中的过激行为、违反政策的情况发生了不少。总之,这些运动虽未波及到工商阶层,却起到了杀鸡骇猴的作用。
就是从这时起,洪禄承的精神始终处于被抑制状态,并开始为自身的处境担心。他不得变得不小心谨慎,既不去过问政治,也不敢多赚钱,只求在新政权下当个顺民,安安份份做自己的买卖。
没多久,政府组织洪禄承去参加了“学习国家政策,积极自我教育”的群众运动,他开始意识到身上有着“原罪”。心虚之下,为了“赎罪”,他首先积极响应“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不惜变卖家产筹措资金,捐了几架飞机和几门高射炮。接着,还主动上交了用来出租的十几处闲置房产给政府,以解决不断增加的京城市民人口安置问题。果然,他这力争好好表现的举动获得了政府的肯定,登报表扬和大红奖状的鼓励也犹如护身符一般,让他那不安的心暂
第58章 心事
“爸,药熬好了,您是现在喝,还是晾晾”
一声询问惊动了洪禄承,是熬药的女儿洪衍茹从外屋探进头来,关切地在问。
洪禄承很想赶紧把药喝了,好让女儿放心。可腿上的疼劲儿还没过去,他只动了一下就疼得直咧嘴。
“还是晾晾吧。待会儿喝药时候我叫你。”
洪衍茹应了一声去了,洪禄承暗自轻轻叹气。
他心里有数,喝药仅能镇痛和延缓病情。他的腿还会越来越疼,会一直到烂到骨头里。他活不了多久了,不过在等着命丧黄泉的那天。他如今仍坚持服药,只因担心亲人们过于悲伤,在安他们的心罢了。
不过打心里来讲,他并不怕死。这一生他经历的太多,几十年风云过去,人尚健在,纯属侥幸。况且已过花甲,也不算短寿了。而人一旦上了年纪,就自然理解了人生的许多情结。现在他真正放不下的也只有两件事,一是妻子,二是儿女。
洪禄承庆幸今生娶了位最好的妻子。对于妻子王蕴琳,他简直找不出毛病来,记得的全是有关她的美好。
蕴琳年轻时很美,那一张白皙、俏丽的脸,两只大眼睛,两道很长很齐的秀眉。只是看着她,就能觉得空气都变得舒服了。
不错,有时候旁人会挑剔她太过安静,不爱说话,可那又算得什么毛病呢
蕴琳不说话时,丝毫不让人觉得冷淡。因为她会笑,而且会在适当时颔首,以示很认真地在听对方的话。显得既恬静又大方,并不得罪人。这是一种只能出于大家闺秀的气质,小门小户学是学不来的。一举一动,都渗透着礼数,渗透着从容不迫。
况且,蕴琳只是对年轻或陌生客人才如此,如见了长辈和亲友却又那么亲热体贴,伺候周到,完全变成了一个开朗亲热、聪慧得体的小媳妇。所以,如此反倒是理之当然的,是他最爱的地方。
还记得在沪海租界时,蕴琳有了孕,诞下了他们第一个孩子。
要他来讲,生小孩,养小孩,普天下的丈夫都没什么功劳。赶上高兴,男子把孩子抱起来,耍巴一回,其余的苦处全是女人的。真的,别说他一心都铺在商场,即便偶尔想去帮忙也归无用,必定手忙脚乱,还不如个丫头或老妈儿。
他并不糊涂,因此就很愿意使受累的妻子开心一些、自由一些。于是便时常劝她多买些衣服、首饰,或是去和其他太太们打打牌,吃吃饭,去公园戏院散散心。可蕴琳听了只是笑笑,依然故我地留在家里,把心放在孩子上,家事上。
蕴琳很是心灵手巧,儿子的衣物都是她给做成的,非常的合适好看,而她量尺寸的情景也最为有趣。
儿子总像个大布娃娃似的,由着蕴琳翻过来掉过去的摆弄。往往在她的大眼睛向着儿子的身上眨巴的同时,儿子的眼睛也向着她那羊脂玉似的脸蛋眨巴着。他一看到她们母子这副样子,就觉得心像被蜜渍着。难道世界上还有比年轻的母亲更可爱的吗
而在那些艰难的岁月中,蕴琳却更是让他刮目相看。
自全家从老宅迁到穷杂之地,如何与些出自社会底层的邻居们相处,曾一度让他甚为头痛。他的家庭在观音院东院可说是另类,其他的住户如果排斥他们,日子必将更加难过。他却没想到,这件事却因妻子的亲切与随和轻易化解,蕴琳凭着善良与善解人意,就很快获得了新邻居们的好感。
另外让他吃惊的,是蕴琳对于由“讲究”过渡到“将就”的日子竟如此坦然。她不仅毫无怨言接受了吃糠咽菜的日子,并且还主动向那些邻居们去讨教寒门的生活诀窍,甚至还常常反过来劝慰他不要执念于外物,以宽解他失去祖业的心结。尤其是当“十年运动”到来,他的工资和股息都被停发以后,蕴琳竟主动去找街道要求工作,用她纤细的肩膀挑起了全家生计。这些,可是大宅门中极其罕见的东西。
最让他内疚的是,在他病倒以后,吃喝拉撒全得人照顾。他很难想象,每天还要上班的妻子,是如何在艰难中撑起了家中一切。可蕴琳不仅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更把他照顾得无微不至。当他睡觉时蕴琳在熬药,当他醒来时蕴琳给他擦脸。滚烫的洗澡水,温热的床铺,干松的衣裳,熬得起皮的小米粥,从没短少过。
随着蕴琳的脸庞日渐憔悴,过去的那个静美高贵的少奶奶彻底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张罗生活琐事的勤快主妇。而他的心里,只有无限的感动和伤感。
有妻如此,幸甚至哉。
只可惜,他们在一起的日子无多了。现在无论是八珍鸭舌还是豆汁稀饭,对他都没有了意义,他的生命如摇曳的油灯,在“顺其自然”中渐渐熬尽。为此,他不只一次替妻子的晚年设想,而每每一想到“形单影只”、“无人为伴”这几个字,他就忧心重重,无法成眠。
夫妇是树,儿女是花,有了花的树才能显出根儿深来。除了爱妻,另让洪禄承挂心的,也就是儿女们了。
他的膝下子女双全,这本是一种福分。可生在这个家庭,对这些孩子们却是天大的不幸。他的儿女们从没跟他享受过什么富贵的日子,反而都因为他这个资本家的爸爸吃尽了瓜络儿(土语,指牵连、连累)。背负着高成分的重负,他的孩子们不仅无望拥有一个美好的前程,甚至连基本生活和人格尊严都无法保证。
好在如今的空气远比旧日宽松了,压力也减轻了不少。他只求自己的儿女有一天能彻底走出蔽日的阴霾,能够永远平等地与工人、农民、士兵、干部享受一样的国民待遇……
“爸,您快喝了吧,我用扇子扇了会儿,药不烫了。”洪衍茹的声音再次响起。
洪禄承睁开眼,女儿已端着药走近床头,那额头细密的汗珠让他一阵心疼。他再没多言,忍痛努力支起身子,接过药碗,一气灌下。
洪衍茹轻轻笑了。待父亲喝完,又给他倒了白水清了口,这才接过空碗。
这种体贴实在让人熨帖。
其实,无论打哪儿来说,洪禄承也是最喜欢这个老闺女(京城话里“老”是最小的意思)。
首先,洪禄承有三个儿子。可三个儿子三只虎,不免让他觉得身边少了点细腻柔软的东西。而洪衍茹却是家里唯一的女孩,既承继了其母精致的相貌也承继了温柔的性格。正好弥补了这个遗憾。
第二
第59章 相见
在人的一生会有许多说不清的奇妙时刻。这种时刻注定要发生在某一天,某一小时,某一秒钟,但是它决定性的影响却是超越时间的。
洪衍武深深吸了一口气,终于用颤颤巍巍的手拉开了房门。
“吱呀——”,门轴响动。随着一股更浓的药气扑面而来,梦寐以求的家,呈现在了他的眼前。
迎门照旧是那张榆木八方桌,桌角摆着个正在冒热气的药罐,似乎刚滗过药。
桌面仍是那么多的烫痕和划痕,而桌身上的那些仅余累累残痕的螺钿镶嵌,都是被儿时的他用小刀割下来糟蹋的。在他的印象里,父亲常坐在这张桌子旁,喝他那不变的茉莉双熏,时不时还会眯着眼睛哼上几句《逍遥津》。
桌后的条案上,是个神像一样的白瓷领袖胸像,那是在革命小将砸破原有的粉彩帽架后,才摆在这里的。条案上的那个鎏金西洋座钟似乎是母亲的陪嫁,已经有年头了,倒凑合着还能走,只是里面的小洋人已经不会转动,而且每个小时都要快上两三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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