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野心家

    陈蔡之师在宋、魏、韩中原地区第一线，他们想要调动那需要外交等一系列的磋商，最大的可能就是和魏韩合兵攻宋到彭城，用类似于围魏救赵的方式逼墨家退兵。

    襄阳、桐柏山、淮河战略的重点，其实楚国也就有申息之师这一支成建制有战斗力的野战集团能够阻拦。

    这个战略的前提，其实有三点。

    其一，以宋国为缓冲，围绕着宋国、菏水、砀山、符离防线，拉长战线，有在豫东以东防守反击的力量，在重点地区能撑住魏韩和楚陈蔡之师的进攻。利用群众基础和城邑城防抗住中原诸侯的攻击。

    其二，舟师水军的建设，要求能在淮河、长江中占据主动权，压制楚国的舟师，将楚国分割为淮南淮北、江南江北。

    其三，符离塞也就是后世的宿州在手中，洪泽湖的水泽区为侧翼，在彭城的南线形成砀山、宿州、洪泽的侧翼防御区，使得楚陈蔡之师不能够轻易突破威胁彭城。

    如果魏楚韩联合动手，陈蔡之师必然要走中原宋国线，和魏楚联军会和。

    如果魏韩不动手或者没反应过来，陈蔡之师万一有强将雄才，很可能会攻符离宿州，以威胁彭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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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章 下一步（下）
    为了等到楚国内部矛盾爆发的这一天，这些年墨家对楚国的渗透也可谓是不遗余力，投入极多。

    这种渗透和投入，又反过来激化催生了楚国内部的许多矛盾。

    原本的技术传播速度是很慢的，楚地要会牛耕，正常要到二百年后才会大规模地实行。

    新的生产力进步催化旧的生产关系的解体，统治阶级不能再按照以往的方式进行统治，这就要出大问题。

    氏族制的解体、国野之别的消失、楚国过度扩张导致的有效统治能力不足、生产力进步导致的贵族力量继续膨胀等等因素，实际上都使得楚国变法面临的困难比原本历史上那一次人亡政息的吴起改革要多的多。

    十余年前墨家就开始获得了在楚国开矿的权力，并且和楚王分账，这是楚王得以组建一支新军王师和车广的经济基础之一。

    冶铁作坊在南阳开办那是十多年前的事，借助水运和上游便利，使得铁制农具很快在楚国推广，距离普及还有一段时间，但一些城邑的自耕农已然是“只认墨家不认王”。

    在一些城邑，墨家开办的银行用借贷的方式出售铁器，分期偿还，大量的农具被售卖的同时，也使得楚国民众对于墨家极为熟悉，丝毫不会陌生。

    墨家掌控大量资本，但在一些事上却并非为了短期盈利，虽然长期来看这个怪兽在逼着墨家改造天下，但至少一个强有力的组织可以不至于为了追求短期利润而太过短视。

    几座大城邑中的工匠会也办的井井有条。

    楚国的统治能力不足以到基层，因为楚王甚至没有能力直接削减封君直辖封君土地，更何况那些基层呢

    墨家在楚国秉持的政策，一直是“无冕政府”。

    如今天下诸侯对于“政府”的理解，基本还停留在“征税、征赋、征兵”之上，至于说“利民”，在诸侯看来这是“仁政”而非“义务”。

    即我做了仁政，那是道德高尚。

    但我不做，那也没错，因为使得民众得利并不是一个政权的义务。

    可墨家一直在宣传的“利民、利天下、解民之三困”等学说，实际上让很多民众理所当然地认为政府存在的意义是墨家所说的而非是君主所希望的。

    君主认为收上来税和军赋、能够组织士卒这就是一个政权的全部。

    但民众不这么看，相反楚国中枢政府所没有做到的，墨家却在悄悄地做。

    这就使得墨家在楚国的活动开展的如鱼得水。

    对付墨家的这种渗透，最好的办法是“走墨家的路，让墨家无路可走”。

    比如墨家整日嚷嚷着土地归属民众，那么楚王和楚国统治阶层自己土改、革自己的命，那墨家的宣传还有人听吗

    比如墨家整日嚷嚷着解民三困，比如当年淮河中游受灾的时候，楚国要是能够高效地运送粮食救济灾荒，那么墨家的宣传还有人听吗

    比如比如很多，然而走墨家的路让墨家无路可走的想法根本不能实施。

    贵族阶层不会革自己的命，楚王就算站在王权的角度想要借民众之力打压贵族，却没钱没力。

    墨家不是楚国政府，所以比如有十件事可以利民，墨家做了一件，那么墨家在楚国民众眼中那就是“好”，剩下九件显然是楚王以及楚国贵族封君的“坏”。

    当年制定的先南后北战略，和之前伍子胥灭楚不是一回事。

    伍子胥灭楚，灭了楚不妨碍楚国复国。

    墨家要灭楚，就要楚没有复国的机会，所以军事为辅，政治为主。

    二十年的渗透，都是为了同一个目的：让楚国民众知道墨家是好的，让楚国民众至少不会站在“楚人”的角度去反对墨家。

    这也是适为什么一直迟迟推迟动手的原因，这种渗透没有做好，那就没有意义。

    终究，这和一国内部的起义还不一样，楚国是楚国，泗上是泗上，虽然是个地理位置的区别，人种语言乃至于往上推千年的祖宗都一样，然而楚国仍旧有部分人认可自己“楚人”的身份。

    这也是墨家一直宣传“天下人”，用九州代替“诸侯国”的原因。

    如今墨家开辟了岭南，以五岭为隔，贸易往来，使得楚苍梧、洞庭地区的人和墨家的经济往来愈发密切。

    墨家占据了南郑，同时在巴蜀开垦井盐，使得长江沿岸地区和楚人息息相关的盐业贸易也是墨家的人。

    墨家占据了淮水下游，通过数年前的救灾，使得淮水地区的楚人对于墨家极为熟悉。

    墨家在南阳开办铁矿冶铁业，使得楚国的南阳地区和墨家生产的商品密不可分。

    穿着巫觋服装的巫医、在城邑组织手工业合作的工匠会、讲学传播文字的公开身份的墨者、往来贩运货物的商人、贷款给民众铁器的利民商会……

    种种这些，都使得楚人对于墨家的熟悉程度不下于楚王，尤其是一些基层地方，有什么困难找在当地的墨者主持公道或者是借钱、问事等等。

    这是将来能够一战而定、站住不走的基础。

    但只有基础还不够，墨家还在等一个机会，一个楚国内乱的机会。

    原本历史上，也就是这几年间，吴起主持的楚国变法遭到了反攻倒算，临死之际贵族疯狂反扑甚至于不惜箭射楚王尸体，那是已经把贵族逼疯了，逼到了不顾一切歇斯底里的程度。

    如今吴起虽然远走秦国，然而楚国的变法依旧进行，在墨家的渗透和“金银贷款”的帮助下，以及免税权之外的“贸易关税”和“开矿分成”的帮助下，楚王手里有了钱有了一支新军，也有了



第一百零一章 善政
    在做完这个报告之后，在场的十余人并非是一致地认可适的想法。

    整体战略他们是认可的，但是关于适用售卖武器、走私货物来激化贵族和楚王的矛盾、贵族和封地农民之间矛盾的做法，不免有些微词。

    如果明确知道这样做会导致民众受苦，做该不该

    如果是为了长久的目标，那么目的和结果的正义，是否不需要考虑过程

    终究墨家的义摆在那里。

    最终适算是以不算太明显的优势通过了这一计划，持反对意见的人只是尊重少数服从多数的规矩，却并不代表他们认可适的意见。

    至于继续加大在楚国的渗透，那倒是没有难度。

    墨家在泗上之外的传播方式，糅合了一部分宗教的经验，历史上诸夏对于宗教向来打压，也就三国乱世的时候黄巾起义搞过一次大规模的起义，五斗米道在汉中创立了一个的政权。

    但于此时，天下诸侯都没有对抗“宗教惯用手段”的方式。

    包括施舍药物、看病、结社互助等等，这都是在泗上之外惯用的手段，也是适从宗教传播手段中借鉴的经验。

    而除了宗教手段之外，适也惯用类似于一些有目的性的ngo的手段。

    真心帮助楚国发展是不可能的，帮助建立冶铁作坊玻璃手工业榨糖业纺织业等那也是不可能的，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前往支援建设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那也是不可能的。

    对于民众而言，反倒是那些送些药物、帮着给点铁器、帮忙对抗一下村社豪强等并不能从根源上解决问题的手段，更容易吸引民众，获得民众的支持。

    譬如如果墨家提供大量的工匠，帮着楚国建立起自己的冶铁业和手工业作坊群，民众得到的利益更多，但民众却不会知道墨家出了多少的人力财力，反倒是用更少的钱送点药、借点铁、打打嘴炮更容易获得民众的认可。

    就拿今后的渗透来说，钱从哪来的从和楚国贵族的军火贸易的利润中拿出来一小部分。

    楚国贵族的钱又是从哪来的从民众手中。

    民众怨恨的是谁是贵族而不是搞军火贸易的墨家；民众喜欢谁是拿出来一部分利润做好人的墨家，但实际上却搞军火贸易的墨家。

    两者是一个墨家，却又不一样。

    现实总是这么魔幻，这些年适已经惯用这种手段，并且行之有效。

    在表决通过了这些策略之后，适决定以墨家巨子的身份前往宋国一趟，以表达一下墨家对于宋国政变的态度。

    若非在墨家内部，以此时泗上算作诸侯的局势，其实适前往宋国是很不合适的，不符合周礼下的国际法和国际礼节。

    周礼下的国际法和国际礼节，是有尊卑秩序的，譬如滕、薛之类的小国可以去临淄“朝见”齐侯，但齐侯不可能去滕薛去见小国之侯。就算会盟，也会选择在边境地区。

    再如当年齐桓公攘夷伐狄，燕侯赖桓公之力才得以稳住局面，相送的时候将齐桓公送到了边境之外以示尊重，齐桓公就立刻割让了燕侯相送到齐境的土地送于燕侯，因为除非是天子，否则诸侯相送不能出境。

    种种礼法，不只是衣食住行，而是在天下之内都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

    只不过如今这个体系已经崩溃，墨家又向来不认这个体系，适以墨家巨子的身份前往宋国，并不是朝见只是普通的访问拜会，而且也表明一种墨家不遵周礼的态度。

    众人对于此事倒并不反对，既然大战略已经定下，那么宋国作为将诸侯的注意力吸引到中原的诱饵就是关键一环，以墨家巨子的身份前往，正是要让各国将目光放在中原，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放在中原，为将来墨家“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淮水信阳攻略做准备。

    因为适正值壮年，所以副巨子一职并非是当年禽滑厘为巨子时候适这样的年轻人，而是功高名就但却已经垂垂老矣的老人，留在彭城主持泗上的日常工作。

    …………

    十月中，阔别了商丘十余年的适再一次望到了商丘的城墙。

    一路行来，太多的人夹道欢迎。

    适想起一首并不合此时风格的诗。

    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然而此时十月已是冬，在一些用旧历的地方这个月就要过年，况且商丘的民众的精气神纵然已有变化和十余年前截然不同，可终究还是有个血统的宋公的存在，他是没有脸皮认为已然是换了人间的。

    远处，“假”大尹戴琮来到郊外迎接，此假非彼假，代行其政之意，戴琮这个询政院大尹的身份还没有走完正式的流程。

    相见之后，戴琮执意要为前驱，以示尊重。

    “昔者墨子在时，存宋救鲁，其义迫近于青天，万乘之主，千乘之君，见墨子未尝不分庭抗礼，以敬其义。”

    “今适子青出于蓝，救宋民于水火、解齐民之倒悬……”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况且戴琮也不是不明白自己的大尹之位凭何而来。

    他这样说，也是再礼法上表明适仍旧是以墨家巨子的身份来的，自己前来迎接理所当然，与宋公分庭抗礼平起平坐不是因为泗上是一方无冕诸侯，而是因为所谓墨家的义举。

    适心中暗笑，心想凡事总归需要编出来些理由，当年能够和君主分庭抗礼的墨子所依仗的，可不是那些君主们都不肯接受的义，而是其身后数百名可以赴汤蹈火的墨者义士以及救宋救鲁参与会盟的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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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零二章 真诚的虚伪（上）
    民众既不反对又认为是善政，只是这善政里面也有许多生意。

    就在适出访商丘之前，以商丘的一些大商人、公族们为主的一部分人，组建了一个商会，并且提出了一个论调。

    他们认为，不论是保持军队还是发展生产，都需要税收，而税收又是从民众身上收取的。

    这些大商人和旧公族的一部分人提出了一个“民不加赋国用足”的好办法，即将宋国的各处税收壁垒打破后，由他们商会出资购买下几处乡县的售卖权，别家商人不得进入。

    售卖专营权的钱，就可以用作军费和一些生产建设所需，比如宋国东部的一些乡县的铁器、盐等由商会花钱获得专营许可，这一大笔钱就可以让政府少从农夫身上收取一些税费，两全其美。

    并且大力鼓吹泗上的印花税政策，认为进入宋国的铁器由商会购买后，再由商会印花销售，私自售卖则要惩罚，而商会的专营权要“公开公正”地价高者得之，但又必须在半个月内定下，并且一定要是宋国人因为这样才会“心怀宋民”不至于过于求利苛刻。

    如此一来，民众少缴纳了税，又有了铁器可用，中枢还有了钱可以用作民用生产，当真是岂不美哉。

    时代总是不断进步的，而进步有时候就是承受了无数苦难后的觉醒，民众此时对于贵族制度是反感的，隐约觉察到了商人的可恶但还没有总结出来专营权的可怕之处，这种论调很有市场。

    只是农家极为反对，因为农家本来就是反对商人的，而且他们在泗上学到的东西足以让他们认识到这种行为的害民之处。

    是故农家表达了反对，并且认为如果不能够得到支持，那么在农家所要管辖的几个乡会正常缴纳军赋，绝对不会售卖专营权给外人。

    这是一个折衷的办法，农家认为商人会谋利，虽然看上去民众缴纳的国税少了，但实际上商人求利，不会出于好心，所以实际上最终钱还是农夫出的，甚至于比起正常的税可能更多。

    但是农家本身又支持“市贾不二价”，所以农家希望也是垄断经营，因为他们相信自己的“良心”可以在不获利的情况下使得民众得利，就算是售卖也不会从民众身上剥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