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地求生尼古拉

    列宁知道刘原心里想的是什么，于是说：“等到斯大林知道了你是来自未来的人以后，只要你别作死无极限（‘作死无极限’这个词是列宁跟刘原学的），他肯定不会杀你。闪舞至于其他人，你知道斯大林杀他们的原因吗”

    刘原想了一会，说：“我从前看到的资料都是说斯大林清洗掉了哪些人，对原因往往说得很少。所以一般都归结于清除异己、巩固权力。”

    列宁说：“既然你看到的资料都是苏联解体以后写的，写的人为了起到抹黑苏联的作用，就有意模糊掉事情的起因，给你一种‘他们无缘无故被杀’的感觉，实际上也不一定如此。你说过，后来有两次集中平反，一次是在全面否定斯大林的赫鲁晓夫时期，一次是在苏联即将解体时期，那么，那些




第78章 已经和即将被刘原改变的历史
    后世，曾经有许多中国人认为，从一开始，苏联的宣言就是策略性的，列宁当时之所以授权发表《加拉罕宣言》，实际上是为了争取中国、日本的好感，避免武装干涉，巩固远东的国防线，实际上根本没有打算过兑现。

    实际上，这倒也不尽然，起码，宣言发表以后并没有避免武装干涉，中国的北洋政府依然派兵参加了协约国反苏战争——出兵数量不多是只有这点能力，不是不想，看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中国的参与程度就知道了。但是即使如此，苏俄也没有因为中国的表现没有达到期望值而收回宣言——如果说第一次发表宣言时苏俄尚且不具备归还沙俄侵占的中国领土的能力，那些地方都不在苏俄控制区，可以认为仅仅是做个姿态，那么第二、第三次的时候已经控制这些地方了，协约国联合反苏也失败了，要是根本没打算兑现，从此不再提起或者干脆以中国参与反苏为由收回宣言才是最好的选择，何必一再强调好像生怕中国忘了一样呢

    北洋政府“不领情”的一个原因，是对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敌视要超过了对收回割让的领土的渴望。另一个原因，是因为苏俄要求中国废除所有的和外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当时的中国不敢同时得罪所有的帝国主义国家。闪舞这一点还真必须是1949年以后的中国才做得到。

    事实上，要说《加拉罕宣言》真的毫无实际意义，倒也不是。起码，这对孙中山决定“以俄为师”，制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起了重要作用，从而帮助了初创时期的中国有了一个迅速发展壮大力量的机会，因此即使到了1927年，连续遭受“412”和“715”两次沉重的打击后依然没有被消灭，反而能够从失败中汲取教训，得以最终走向胜利。

    更何况，《加拉罕宣言》并没有全部不兑现，没有兑现的只是归还中国领土这一部分。废除帝俄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和租界还有放弃庚子赔款的俄国部分，这些做到了——即使在这个时空，苏俄没有发表这个宣言，也做到了。

    至于没有实现的部分，主要还真是刘原说的原因——斯大林是个俄罗斯的民族主义者。第三次宣言发表时列宁已经病重不起无法说话。至于第二次宣言比第一次宣言的内容也有所后退，和北洋政府的“不领情”致使列宁——那个时空的列宁——也觉得只有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胜利才适合谈这些问题很有关，但是他的身体已经等不到那一天了。

    被刘原小幅度改变的历史，还不止这些。

    原来，受马克思和恩格斯“社会主义国家将最终废除死刑”思想的影响，苏俄苏联时期，曾经三度短暂废除死刑，但之后又恢复。

    在“十月革命”胜利前夕的1917年10月26日，苏俄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法令，宣布废止死刑。但是鉴于社会形势的变化，苏俄人民委员会很快又于1918年9月5日颁布了《关于红色恐怖》的决议，下令恢复死刑。而仅仅在一年多以后的1920年1月17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苏俄委员会根据捷尔任斯基领导的全国肃反委员会的倡议，宣布了《关于彻底废除适用极刑（枪决）》的决议。四个月后，由于协约国的武装进攻，苏联又恢复了死刑适用，并将其作为一种非常的刑罚方法规定在19



第79章 又当上了老师
    刘原还和捷尔任斯基提起过军队政委几次设立又几次废除，希望以后不要废除的事，但是捷尔任斯基表示，军事委员会主席是托洛茨基，政委制度也是他创立的，还是以后再说的好。

    不知不觉中，1920年过去了，1921年来到了。

    图哈切夫斯基不会知道，由于列宁提前一年实行了新经济政策，1921年2月下旬喀琅施塔得水兵反革命叛乱消失于无形，因此也没他去平定叛乱什么事了。不过，4—5月，他又被派往唐波夫省平定安东诺夫匪帮的叛乱，这件事没有变化，匪帮的本质是不会因为新经济政策而改变的。

    新经济政策农民按国家规定交纳一定的粮食税，超过税额的余粮完全归个人所有，大大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允许农民自由出卖余粮，而不像之前的余粮收集制法令，强制征收农民除维持生存量之外的所有粮食。因此，农民们普遍抗粮不交，粮食的征收不得不动用军队才能完成的情况也就基本上没有了。本来从1920年初开始，农民暴动此起彼伏，著名的有1920年6月开始的坦波夫绿军起义、1920年夏天开始的西伯利亚起义、托木斯克省的科雷万起义、1920年910月叶尼塞省的多起起义、1920年10月伊尔库斯克省的农民起义等，现在有的就像喀琅施塔得水兵叛乱那样消失于无形，就算还有暴动的，规模和烈度都没法比了。闪舞

    刘原“发明”的rpg、火箭弹虽然在正规战场上威力似乎仍显不足——以后工艺上还有很多可以改进的空间，但是处置暴动叛乱却显得异常好用了。伊万诺夫鸡尾酒倒是几乎没用过，主要是生怕制作方法被对方学去。顺带，由于领土的收复和工业生产的恢复，费德洛夫m1916以及其它的一些枪械武器还有与其配套的弹药的产量也提高了不少。

    同时，允许私人在地方范围内进行商业往来。在工业方面，一切涉及国家经济命脉的重要厂矿企业仍归国家所有，由国家经营。而中小企业和国家暂时无力兴办的企业则允许私人经营。

    然而，因为活下来的人多了许多，此时的粮食紧缺问题依然非常突出，和刘原穿越过来不久时的情形也没差多少，而他那时候就没想出办法来。幸好，不用他想办法，没过多久，粮食紧缺问题就被列宁的一位年轻的朋友——阿曼德哈默第一个在苏俄经营租让企业的美国企业家给解决了。此后他还劝说大资本家亨利福特到俄国开办企业，这个坚决的老头子，终于听从了哈默的建议，成了在苏俄经销福特汽车和拖拉机的唯一代理人。福特一开先例，其他的公司也一拥而上。后来，老福特还在俄国修建了一个汽车工厂。此事虽然与刘原无关，但却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并使得他在之后的另一件事上知道了应该怎么做。

    此外，刘原现在才知道，原来“卢布”这种货币是这时候才有的。

    到这时候，刘原的中国历史已经写得差不多了，就算以后有再想起来什么，也要有什么事做“因头”才行。而翻译对外宣传的文章是可以由别人代替的，于是，此时的刘原，又接受了一份他事先怎么也想不到的工作——去工农红军军事学院（即后来的伏龙芝军事学院），不是去学习，是去当教员！

    学院初建于1918年12月8日，当时苏联革命成功后立即面临着白俄反动力量的反扑和外事力量的干涉。由于当时的红军大部分指战员都是



第80章 怎样才不算军事小白
    刘原在内参上，看到了共产国际里面的一位荷兰人——亨德利库斯约瑟夫斯弗朗西乌斯玛丽斯内夫利特和一位俄国人——弗拉基米尔涅伊曼阿勃拉莫维奇在中国上海发回的报告，里面称他们和13个中国人一起在上海开会，还发来了名单，才放心下来。闪舞他俩在中国使用的名字，分别叫做马林和尼克尔斯基。

    之前，在1920年7月19日，马林作为印尼代表前往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和民族殖民地问题委员会书记。另一个时空里，在此次大会上，列宁就对马林留下了深刻印象，决定派遣其前往中国，帮助中国的者建立自己的政党。在这个时空里被剧透过的列宁就更会这样做了。

    刘原觉得自己是军事小白，其实他心里是把穿越之前的自己按照21世纪网络上那些军迷的标准来衡量的。

    比方说，就是看到一辆坦克的外表甚至只是轮廓，马上就能如数家珍地报出其所属系列、型号、首批生产年代、退役年代（如果有的话）、武器系统、火力参数、动力系统、防护体系、辅助设备等各项性能。

    看到一架飞机甚至只是剪影，不但能说出它是教练机、预警机、轰炸机、歼击机、侦察机、强击机、反潜机或者是其它什么机，其所属系列、型号、首批生产年代、退役年代（如果有的话）、武器系统、机体材料、动力装置、操作系统、显示装置、飞行速度、高度、航程和续航时间、作战半径和起飞重量等。

    看到一艘军舰，就能说出它是航空母舰、战列舰、巡洋舰、驱逐舰、护卫舰（艇）、布雷舰（艇）、扫雷舰（艇）、登陆舰（艇）、潜艇、导弹艇、炮艇和鱼雷艇、猎潜（舰艇）抑或是修理舰船、运输舰船、补给舰船、测量船、打捞救生船、医院船、拖船等；所属系列、型号、首批生产年代、退役年代（如果有的话）、船体结构，武器系统，动力装置，探测、通信和导航系统，船体设备，舰艇管路系统，防护设施都是什么。

    导弹则也是要一看外形就知道其分类、系列、型号、研制年代、速度、射程、威力大小。

    此外，还要熟知什么武器适用于哪种战场，地形、天气、气温及白天或夜间。闪舞

    谈到战史时，则得提到随便哪一场战役，不但能说出其发生时间地点，双方指挥官都有哪些，还得把双方各投入多少兵力，所属部队番号，都有些什么装备，各自战损情况、后续效应等一样样都报出来。

    而刘原自己呢，穿越之前对坦克只知道“远看炮塔吓死人，近看五对负重轮”，飞机和军舰多数情况下得看上面的国旗才知道是不是属于自己人的，最多记得以字母j开头的歼击机是自己的，辽宁舰的舷号是16，是中国第一艘服役的航空母舰，前身是苏联海军的库兹涅佐夫元帅级航空母舰次舰瓦良格号，等等，这还是因为它名气实在太大，媒体宣传太多。而导弹也得看到上面印着df这两个字母才能确定是自家的真理，而不会把它误以为是油罐车之类。

    刘原也挺后悔，当初打游戏时干嘛都选些和真实战争差距太大的从前打魔兽世界、以三国、水浒与金庸作品为题材改编



第81章 刘原的节操
    这个中国人不是别人，正是瞿秋白。在苏俄期间的他，有两重身份；一是作为北京《晨报》的特派记者和上海《时事新报》特约通讯员为中国国内报道苏俄的重要事情——主要是现场采访报道了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二是担任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班的翻译和助教——但这是1921年下半年才会发生的事。

    刘原当初在教中国学生中文版歌词的《国际歌》的时候就觉得对不起这位前辈——尽管此时的瞿秋白才22岁。更尴尬的是，他知道此时的瞿秋白还没有把《国际歌》的歌词译成中文，虽然他不知道具体时间（实际上发表于1923年6月15日的《新青年》第一期），却也隐约记得那是他从苏俄回国以后的事。要不然，他可以“无意中”提起要是这首歌有中文版歌词就好了，让瞿秋白自己说出来，自己则假装不知道有这回事，赞叹几句翻译得好也就过去了。而现在，见了面都不知道该和他说些什么，于是只能躲着他。莫斯科那么大，躲着不碰到某个人还是很容易的——大家自己可以验证一下，哪怕是居住在同一个小区里只是不是同一栋楼的两个人，事先不约好的话，无意中遇见的概率也是微乎其微。

    如果是别的穿越者，或许还会干“坑一把原作者”的事，趁原作者还没来得及写出来，抢先把自己头脑里的拿出来在原作者面前装把逼，再抢走原作者的头衔。但是刘原做不出这么没节操的事——如果对方是那些本身也没节操的民国“大师”他倒是不介意这么做，但是刘原不会忘记，当初第一次见到列宁同志的时候，就是靠着唱中文版《国际歌》才使对方开始相信自己是来自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国，而不是原来的沙皇。虽然对方现在还不是d员，但不久后的将来就会是，而且最后还成了烈士。所以，在瞿秋白面前他真不忍心这样做。

    不过，刘原不知道，瞿秋白的翻译版本和后来刘原学过的版本，在具体的遣词造句上还是有不少出入的。当时白话文运动刚兴起不久，行文风格和几十年后依然有着明显差距，学过鲁迅作品的人一定都深有体会——事实上不是鲁迅一个人写得这么拗口，是当时大家都这样写。唯一一句和后世版本完全一样的，就是“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那是因为汉语里面的“国际”只有两个字，很难和音调配合，采用音译更容易唱。

    瞿秋白也是唯一采访过列宁的中国记者，是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之时，趁会议中间休息的间隙，他在走廊里追上列宁要求采访。列宁虽然很忙，但还是停下脚步与这个来自中国的青年记者进行了简短的交谈。由于列宁时间太紧张，短暂的交流结束后，他还找出几篇有关东方问题的材料让他参考。不过，这个时空的列宁因为得知了他就是未来的翻译《国际歌》的人，于是略带恶趣味地让瞿秋白去和“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尼古拉伊万诺夫谈谈。

    于是，刘原尽管心里暗暗叫苦，还是只能硬着头皮接受了瞿秋白的采访。

    一见面，原打算像采访列宁那样全程使用俄语的瞿秋白，却被对方标准流利的“直隶味汉语”惊呆了。

    既然自己是个“研究中国历史的”，于是刘原就从鸦片战争谈起，简单地讲述了这80多年来中国发生的大事。说到那一桩桩屈辱史时，瞿秋白禁不住眼含泪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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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2章 大浪淘沙
    刘原在送走瞿秋白时，心里也不免为没法告诉他“九十多年后，山河犹在，国泰民安。这盛世，如你所愿”而遗憾。要是能让他亲眼看到那一切就好了——他就算寿命再长，要活到21世纪也很难，但是看到新中国还是有希望的。

    再一想，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牺牲的烈士千千万万，哪一年没有大批大批的人倒下自己就算想救，又能救得了几人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还在进行中。刘原不够与会资格，但是他每天也在党支部书记指导下学习会议文件，并听广播。当他知道这次会议有中国代表出席时，本来倒也不奇怪，因为他知道，尽管此时马林和其他14人还没在上海开会（不过也快了，只差十几天），但是此前已经有了很多小组（要不然那13名中国代表怎么选出来的）。但是他还是没想到，上海的这个会还没开，中国就已有三个“”皆应邀出席到莫斯科来参加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其中一个党叫中国社会党。而且照他们的说法，没有前来与会的类似的政党在中国还有。他心想：“这些党后来都消失在历史长河中了，不知道是解散了，还是没落了”联想到那13人后来“大浪淘沙”的结局，倒也能理解了，人是如此，政党也一样，不是你成立得早就一定能走到最后的。闪舞

    听着广播里“列宁万岁”、“托洛茨基万岁”的呼喊声，刘原脑补着这样的画面：春风得意，如同中国古代的皇帝受“万邦来朝”那样注视着世界各国的代表的托洛茨基，和在主席台上发表着讲话，意气风发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季诺维也夫——当时还没有电视机，要不然就可以直接看到这些画面而不用脑补了——心想：“现在的你们，可曾想到过自己将来会是什么结局”

    刘原从党支部出来以后，却意外遇到了捷尔任斯基。

    自从斯大林在苏波战争之后的军事会议上被托洛茨基安排“背锅”，辞去军职以后，时任西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的捷尔任斯基被认为是“和斯大林一伙的”，受其牵连也辞去了军职。

    在那以后，他于1921年1月，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改善儿童生活委员会主席，3月，任莫斯科改善工人生活委员会主席。4月，任交通人民委员兼任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领导职务。

    也是在1921年，苏维埃政权基本在全俄各地运行起来，国内斗争形式趋于好转，捷尔任斯基签发了这样的命令：“苏维埃不应把那些从事小偷小摸和投机倒把的工人直接送到监狱，而应留在工厂被好人感化；除非从事恐怖和公开的暴力活动，政治犯不再立即枪决。”与原来略有不同的是，这次只是暂停了判处死刑，而没有废除死刑，即使只是暂时的——刘原说过，死刑可以设而不用但是不能轻易废除。

    然而不管怎么说，这样一来，捷尔任斯基的地位就显得没有那么重要了，而且还是他自愿的——这还没有算上不久的将来以后，1922年苏联建国，捷尔任斯基削减了契卡的一半成员，改组为国家政治保安总局（ГПy）交由自己的亲密战友维亚切斯拉夫鲁道福维奇缅因斯基接管，而自己更多的投入到经济建设当中去。这些就连刘原也知道得没那么清楚了。

    由此可见，捷尔任斯基的确是一心为公，只为国家利益考虑而丝毫不考虑自身的得失荣辱，无愧于后世网友们送上的“契卡圣人”的称号。

    现在意外遇见，刘原却显得有些尴尬。因为这不是在办公室是在外面，显然不宜谈公事以免泄露机密，装作不认识也不好，可是谈私事，又能谈什么呢

    幸好，捷尔任斯基主动打破了尴尬局面。“谢廖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