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东汉末年

    自从连通番禺的打算确定后，郭斌便命戏志才着手建设连通到番禺的消息传递通道。无论是在什么时代，信息传播的速度永远是社会发展、抢占先机最重要的指标之一，这种优势在战争中体现得尤其明显。因此，在黄巾之乱与塞外三城之战中尝到了甜头的郭斌，在鸽站建设一事上愈发上心。

    除了经济和政治的一体化，颍川郡中思想的统一与军事一体化便也提上了议事日程。

    对于军事一体化，郭斌在很早以前便开始着手实施了。自从在阳翟县令任上时，为了应对即将到来的黄巾之乱，郭斌便着力培养自己的军事力量，让关羽在阳翟县北面山中以后世训练特种兵的方式训练江湖好手，这是他的准备之一。另外，让伏龙山庄中的成年男子五五一组去山中狩猎，也是为了训练他们的技巧和胆量，每日一早的晨练更是为了提高众人体力所进行的必修课。

    要说这些都是虚的，那么实在的便是伏龙山庄中部曲的食物了。因为当初为了解决伏龙山庄中人们的吃饭问题，郭斌方带人进山打猎，而打猎所获得的皮毛在鞣制好后被卖掉，所得肉食自然便摆上了伏龙山庄的饭桌。肉食的介入，带来了伏龙山庄治下百姓饮食结构的改变，充足蛋白质的摄入使得伏龙山庄的部曲一个个身体素质有了极大的改观，配合着极大的运动量，他们非但在体质上有了很大的提高，不再容易生病，体力上也有极大进步。几个月过去后，这些人身上的衣服也被撑了起来，面色红润，说话声音中气十足，再不复当初满脸菜色、皮包骨头的丧气样子。

    要说这打猎所能提供的肉食，是颇不稳定的，因此为了提供足够的肉食和满足生产香皂所需，郭斌便开始从阳翟县中购买猪肉乃至家禽、牲畜。养殖业所获得的肉类和蛋类较之打猎自然要稳定许多，自此伏龙山庄中即使是普通百姓，其饮食中肉、蛋的比例也逐渐稳定提高，伏龙山庄中众人的饮食结构较之此时的一般水平方算得真正获得了稳定地提高。这表现在外，便是伏龙山庄中每一个成年男子都是肌肉鼓鼓的，孩子们的平均身高较之此时的平均身高也多有提升。

    然而，随着郭斌就任阳翟县令，粮食的问题又重新成为笼罩在郭斌心头的最大难题，尤其是在招募了阳翟城内外流民之后，粮食从哪里来，成了阳翟县是否稳定的关键所在。后来，郭斌虽然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将粮食问题解决了，可如何提高阳翟县中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如何改变他们的饮食结构，便成了摆在郭斌案头的新难题。

    伏龙山庄百姓不过几百数千，可整个阳翟县中老百姓的数量却是以万计的。凭借着几项生意收入，满足伏龙山庄的要求不难，可要惠及整个阳翟县，那却是痴人说梦了。况且郭斌的官越做越大，手底下所掌管的人数量自也会越来越多，情况也越来越复杂，要为民造福，要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只靠他那几个“小生意”，也不过是杯水车薪罢了，发展地方经济则更不可能长久采取这样慈善式的方式。

    郭斌是一个崇尚规则与制度的人，他认为无论是为了维持社会稳定还是促进经济发展，制度建设永远是排在第一位的。在他看来，只有完成一整套完善的制度，才能保证一个团体按照领导者的设计前进。当然，这套制度可能并非写在纸上，挂在墙上的明文，更多的制度反而是人们如常生活中自觉遵守的社会行为准则，事实也确是如此。除非是圣人，否则人为地创造制度，所带来的反而是制度的毁灭。

    就拿北宋年间矢志不移、力行变法的王安石为例。

    王安石此人私德极高，清廉朴素、不迩声色、不拘小节，常常囚首丧面而谈诗书，亦即不注意自己的饮食和仪表，衣裳肮脏，须发纷乱，仪表邋遢。可是他文才极好，朱熹曾评价他说:“以文章节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经济为己任”。即便是他的政敌，司马光也说:“人言安石奸邪，则毁之太过；但不晓事，又执拗耳”。正是因为他才高当世，德行著于四海，才使得他养成了目无余子，固执而执拗的性格。当然，变更




第三百六十九章 变法之法（下）
    

    变法分为许多方面，有经济制度的改革，也有政治制度的改革，当然还有军事制度的改革。相对于政治制度与军事制度，经济制度的改革所涉及的层面往往更加广泛，对社会所产生的影响也愈发显而易见，其一旦出现失误所造成的影响自然也更加恶劣。

    相较于经济制度改革，难度更大、风险更大的则是政治与军事制度的改革。因为军事改革直接涉及国家存亡，其中人事的任命还会影响到朝廷中最核心的斗争和天子乃至皇族的人身安全问题，直接关系到政权的存续，而且军事主官又是极具专业性的职务，其改革存在特殊性，难度之大也自不言而喻。

    而政治制度改革中，所要面对的反抗力量则是朝廷上上下下的各级官员。体现在外，普通人能看得见的大约便是反腐倡廉的问题，而其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反倒关系不大。不过，政治改革的风险之大，丝毫不下于军事改革，因为要改革的是朝廷中的政治制度，其所要触及的是既得利益的高官显宦与各级官员的利益，而若是想要施行政策，当政者却还要用这些人，又要利用、又要打击，局面便不可避免地复杂起来。

    例如西汉景帝时期的七国之乱，不就是汉景帝想要削弱藩王的实力，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引起的吗说到底，不过是想要将当初汉高祖刘邦定下的郡国并行制废去，而一律改为郡县制嘛，这是实实在在的政治改革。

    在王安石变法中，主要有三大块，即富国之法、强兵之法和取士之法，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三个方面。

    王安石目光如炬，所改革各项也可谓是切中时弊，然而正是因为这几项改革力度太大，所牵扯的面太广，各种矛盾骤然爆发出来，才给改革带来了难以想象的巨大阻力，其改革失败也就不难推测了。

    其实，就按照王安石改革的办法，三年之内能将一项法案推广施行得彻底了，都是利国利民的大好政策，可是这么多政策在几年之内便全部推出，又哪里有时间好好深耕某一项这就是典型的管杀不管埋嘛！

    改革固有制度，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只有政局稳定才能保证各项政策的实施，两千年后前苏联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所以失败，极大的原因便是执政党地位不稳导致政局混乱，其结局是苏联解体随即东欧剧变。

    就以郭斌目前的情况来看，因为身处乱世，郭斌手握重兵，反而可以杀伐果断，能够依靠强大的军事力量保证颍川郡中的政局稳定。而且郭斌也从未说过所谓改革的提法，他所有的新制度都是在不知不觉中提出来的，也都是为了解决日常工作中的实际问题而提出的。

    以粮食入股的方式组建阳翟建筑股份有限公司，是为了解决阳翟县粮食短缺的问题；实行新的户籍制度，是顺势而为，解决了当初三万多流民的管理问题；在阳翟县学中推行新式教育，以伏龙山庄学堂中毕业的学子作为教员，是为了提高阳翟县中居民的识字率，是为了文化传播；在塞外三城乃至颍川郡中推行抵用券，表面上看是为了方便结算，降低交易成本，往大了看则是为了使塞外鲜卑人形成对中原经济的依赖，从而彻底解决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

    可以说，郭斌通过一个个“新点子”，解决实际工作中遇到的一个个新问题，最终却捎带手地形成了一个全新的制度，是极聪明又省力的做法，既解决了问题，又夹带了“私货”，可谓一举两得，很是符合郭斌一贯的行事风格。

    要说他所以能想出这么个办法，却也是借鉴了后世改革开放的做法。那位伟大的总设计师说，我们的改革开放就像是摸着石头过河，可谓是极其精当的比喻了。因为河中不知深浅，摸着石头便需要用手一点一点去试探，而当石头摸准了，再迈开步子走路便极稳当。

    改革中是允许犯错误的，因为既然是试探，便总要有摸不准的时候嘛，只要摸准了石头，后面的步子能够迈得稳健，便算是成功的改革。人力总是有时而穷，一个人的见识总是不可能涵盖社会的方方面面、角角落落的，因此想要大笔一挥创立一套完善的制度，则无异于痴人说梦，其设计的制度也无异于纸上谈兵。

    在我们后世的改革开放之中，领导人从来都是指明方向，然后让下面的人去尝试，去自己探索，成功的就形成制度，失败的就立即取缔，整个社会十几亿人口一起伸出双手探索改革的道路，一起为了改革开放出主意，找路子，焉有不成之理因此，可以说后世的改革开放在伟大设计师的掌握下实施，虽是自上而下发起的，却是一场实实在在的自下而上的改革。这种遵循事物自然发展规律的改革之路，才是真正正确的道路。

    伟人就曾这样评价过王安石在熙宁年间的变法，说他“可谓有专门之学者矣，



第三百七十章 汉朝普通人的生活压力
    

    戏志才所谓郭斌“一直在做”的事，却也没有瞒着谁的必要，盖因这也是堂堂正正的阳谋。

    庄园之中存在部曲武装，其根本原因在于如今遍布天下的以庄园为单位的经济模式。可以说庄园经济与大汉朝廷天生便有矛盾，而其根本矛盾，在于隐匿人口能否转化为编户齐民的问题。所谓的编户齐民亦即朝廷施行的户籍制度，规定凡政府控制的户口都必须按姓名、年龄、籍贯、身份、相貌、财富情况等项目一一载入户籍。被正式编入政府户籍的平民百姓，称为“编户齐民”。

    在以农业为基础的中国古代社会，户籍制度是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重要制度。因为它不仅仅是一项控制人口流动的行政管理制度，更是赋税制度，是地方乃至中央政府财政收入的最主要来源。

    所谓的编户齐民，从字面意义上讲，是将老百姓编入户籍册，成为在法律面前地位平等的平民，此处所谓的“齐”，亦即平等之意。而老百姓在享有平等法律地位的同时，也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亦即缴纳赋税，承担徭役、兵役的责任。

    所谓赋税，分为赋和税两部分:赋，即人头税，分为算赋与口赋两种，所谓算赋是成年人的人头税，凡十五岁至五十六岁的成年男女，每人每年需要缴纳一百二十钱，称为一算，用作购置车马兵器，是汉朝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项目之一；口赋是专对七岁至十四岁的儿童所征收的人头税，每人每年缴纳二十钱，属于皇室收入。

    无论是算赋还是口赋，其收缴银钱的数额都可能随着当时的实际情况产生变化，尤其是汉武帝时期，因为军费不足，原本在汉文帝时改四十钱为一算，又恢复到了一百二十钱，“算”的高低，决定人民负担的轻重。汉朝政府对少数民族地区也征算赋，令成年人交賨布一匹，板楯蛮地区除罗、朴等七姓外，每口每年纳賨钱四十。而口赋，在武帝时起征年龄则从七岁调整到了三岁，征收额度则提高到二十三钱。口赋额度的提升和年龄的下降，在民间则酿成生了孩子后立即杀掉的惨剧。少数民族地区的儿童，每口收賨布二丈。算赋的收取，在每年八月进行，即所谓的“八月算人”。

    具体到算赋征收的名义，因为这在名义上是用来购置车马兵器的，故大致可将这种人头税看成在朝廷管辖范围内生活所要缴纳的保护费吧

    而所谓赋税中的“税”，是秦汉时国家向土地所有者征收的土地产品税，亦称田税。在战国时候，税率一般为亩产的十分之一，故称为“什一之税”。然而，因为此时战乱频仍，各国所收取的田租便往往超过这个税率。秦统一六国后，田税的税率未见记载，但根据推测，大约是颇高的。

    汉高祖时行轻徭薄赋政策﹐田租什五而税一﹐实行未久﹐又有增加。所谓什五而税一，亦即取每亩所产粮食的十五分之一，作为田税。到惠帝即位，又恢复为十五税一。汉文帝在位时，为了劝课农桑，朝廷曾数度减收天下的赋税。于是，到景帝二年遂正式规定田税为三十税一，这一税率终西汉之世都没有改变。到了东汉光武帝初年，由于战乱未平，军费浩大，国家财用不足，田租一度复增为什一。建武六年，即恢复旧制为三十税一，直到献帝建安九年曹操平邺，才改为亩税四升。

    从赋税出现的时间也可看出，相对统一的新式度量衡的出现，非但改变了官员俸禄的给付制度，将井田制彻底摧毁，更改变了国家财政收入的计算方式，大大改变了天下间普罗百姓的政治、经济生活。

    所谓徭役，指的是国家无偿征调各阶层人民所从事的劳务活动，是国家强加于人民身上的又一沉重负担。按照规定，农民每年要在本郡服一个月的劳役，服役之人被称为更卒，从事修路造桥﹑转输漕谷等工作。因为是轮番服役，故称“更”。有不愿或不能亲身服役者﹐可出钱三百交官府雇人代替，是谓“过更”，即把更卒之役过与他人；而所出之钱，即谓之更赋。

    实际上，尤其在汉武帝以后，人们都不大肯亲践更卒之役，而多愿意出钱了事；而且有的地方官府不愿役人亲身践役而强令他出钱代役，于是这笔代役钱就逐渐转变成为类似人丁税的一种赋税了。因为地方工程数量总是有限的，大多用不了太多的人力，而将这种更赋制度合法化后，则又是地方上的一项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

    西汉规定，一个男子在二十三岁到五十六岁之间，有服兵役的义务，每人两年，如果不愿亲自去，也可按每月出钱300雇人代替。一般农民无法承受，只得亲自服役。以后历朝历代都有类似强拉民役的办法，只是名称不一。

    从以上种种可以看出，两汉这种赋税、劳役、兵役制度，对



第三百七十一章 土地问题的出路
    

    要想在颍川郡实现军事一体化，彻底消除散布各个庄园的私人部曲力量，便不得不从根子上将庄园经济的基石打破。最简单直接的方法就是将草创于明朝，在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普遍实行开来的摊丁入亩的赋税制度拿出来。这种赋税制度的主要内容，便是将中国实行两千多年的人头税废除，而并入土地税。

    只要算赋与口赋这两项废除了，而单以朝廷三十税一的制度收取田税，哪怕是十五税一甚至是十税一，也是对农民压力的极大减轻。农民压力减轻后，自然会开垦荒地，不再托庇于豪门大户。只是郭斌不过是一个小小的颍川郡守，如何能够轻易改变朝廷的财政制度

    相对于田租来说，算赋与口赋反而是朝廷收入的主要来源，其中算赋归于中央财政，而口赋则直接进入皇室的腰包，若是将这两项取消掉，那么中央财政收入从哪里来皇室的开支又从哪里来在如今天下乱起，朝廷需要四处派兵，中央财政压力巨大，中央政府临近破产的时刻，想要将人头税取消，无异于痴人说梦。即便是天子刘宏与朝中诸公都知道这是饮鸩止渴，也不得不将眼前的危急先渡过去再说。

    如今想来，汉朝廷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削减田税，在很大程度上应当也是为了减轻农民负担，抑制土地兼并，从而保得江山稳固。朝廷减税，获利者是拥有大量耕地的豪门大户，他们雇佣佃户为自己耕田，收取一半的收成，转过手来再向朝廷支付三十分之一的田税，这么好做的买卖，谁不想着扩大规模

    这里面的门道难道朝廷真的自始至终都被蒙在鼓里，一点儿也不知情吗朝中的高官显宦那是心里清楚却不说出来，天子可能是不知道，可也断然没有被瞒了四百年的道理啊！就算是刘邦想不到，文帝、景帝也都没有意识到，可出身草莽的光武帝刘秀难道还不清楚吗只是这种经济形势经历了几百年的发展，大势已成，朝廷也是有心无力罢了。即便只是想要削藩便搞出七国之乱的事情，西汉王朝差点儿便换了天，若是想要同时与遍布天下的豪门大族打擂台，便是贵为天子当也是心胆俱寒吧。

    因此，在郭斌看来，朝廷在这件事上只是揣着明白装糊涂罢了。春秋战国时候，因为井田制的实行，土地问题的核心都集中在井田制是否废弃的问题上面。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公田逐渐被撂荒，私田则不断被开垦扩大，此时人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私田是否合法的问题上。而自从商鞅变法，乃至秦统一六国之后，私有土地方真正走上了历史舞台。

    可以说，统一度量衡的出现为私有土地合法化提供了极强的推动力，因为它的出现促使原来通过分封“发工资”的现象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而出现了依靠统一的量器计量粮食的方法，而朝廷则依照这种新式的衡量方法给官员发放俸禄。官秩中所谓“六百石”、“二千石”，所说的便全都是粮食的数量。

    同时，统一的度量衡的出现也为国家税法提供了依据。在原来的井田制中，通过耕种公田“交税”的方法是相对粗放的，而有了统一的量器之后，田税则可以通过这种方式统一缴纳，原本公田被撂荒的担忧自然也没有了。因为田税的征收是针对私有土地的，你有多少地就需要缴纳多少田税，你开垦的土地越多，所要缴纳的田税自也就越多。从此以后，即便是原来的公田，也可以通过雇佣佃户、奴仆耕种的方式运作，从而收取田赋。

    因此，可以说正是统一度量衡的出现，才促使天下税法改革，从而形成了秦汉以后土地兼并的现象。故，人还是要对大自然保持适当的尊重的，谁都不知道自己的一个举措会引发怎样不可预知的后果。度量衡的发明固然带来了许多好处，促进了人类经济形式的革新与政治制度的改革，促使新的俸禄制度出现，从而使文官制度有了大发展，却也带来了这个困扰了中国传统社会一千六百多年的土地兼并问题，多少王朝的兴衰都是因此而起的啊！

    也就是说，在汉朝即便是意识到了土地兼并不是好事，却也没有历史经验可以用作参考，因为规模庞大而剧烈的土地兼并正是从汉朝开始的。

    当汉朝廷意识到土地兼并的危害时，已然是积重难返，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则势必先要将这个朝廷连根拔起。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当中央政府手忙脚乱地想要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才发现，他们竟然束手无策，唯一能做的便是降低田税。所谓“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贫民百姓虽不能享受到降低田税的政策，却至少可以通过这种方法博得豪门大户的好感和支持，否则若再增加田税，豪门地主们也增加老百姓的田租该如何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