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这个崇祯有点萌

    天启三年（公元一千六百二十三年），岫岩（今属铁岭市）约有一千多名汉人不堪忍受建虏的残酷统冶，驾木船八艘、独木船十四艘逆岫岩河而上，开炮猛攻建虏沿海设置的哨所，他们最后全部英勇战死。

    天启五年（公元一千六百二十五年），一场罕见的大灾荒席卷了辽东各地，面对灾难，老奴不思考如何赈灾，反而更加残酷的压榨汉人，镇江、凤城、岫岩、长岛、双山、平顶山、海州、鞍山、首山、彰义等地的汉人不愿意“坐以待毙”，纷纷起来反抗建虏。

    老奴恶人先告状，竟散布《彼等倡乱行恶之布告》曰:“我取辽东之后，未杀尔等，亦未动房舍耕地，未侵家室什物，皆豢养之。如此恩养，竟成不是。古河之人，杀我所遣之人而叛




第二百二十三章 首尾相应功可成（求收藏）
    前锋营除了人多外，装备也最为精锐；装备火器近两千支，鸟铳、三眼铳、佛朗机、神威大将军、灭虏等炮应有尽有，当然最多的还是三眼铳约占八成；前锋营区别于一般明军部队的特点是除了步、骑、火器、辎重车外，还装备了偏厢车一百二十八辆；偏厢车是正统、景泰年间的名将郭登在大同时所造。

    郭登在给景泰帝的上疏中曾经提到过这件事:“大同地居边塞。虏酋不时出没。军民艰于憔采。臣等辄出鄙见。模效古制。造为偏厢车。用以防护军民其车辕长一丈三尺。前后横辕阔九尺。高七尺五寸。厢用薄板。各留置铳之孔。轮轴如民间二样轻车。其出则左右两厢。次第联络。前后两头辕轸相依。各用钩镮。互相牵搭。绷布为幕。舒卷随宜。

    每车上插小黄旗以壮军威。仍载脱卸鹿角二。长一丈三尺。遇止离车十五步外。钩连为外藩每车用神鎗二人。铜礟一人鎗手二人。强弓一人。牌手二人。长刀二人。通用甲士十人。无事则轮流推挽。有事则齐力防卫，衣、粮、器械皆具车内。遇贼来攻。势有可乘。则开壁出战。势或未便。则坚壁固守。外用常车。载大小各样将军铳。每方五座。共二十座。

    每座用推挽及药匠十二人。共二百四十人其马步官军。或一千。或二千。以为出哨策应转输樵采之人。皆处闱中。又置一四轮车。高一丈二尺。别用木梯接高一丈五尺有奇。上列五色旗。视其方有贼以其方旗招呼。听鼓而进。闻金而止。然必相度地形。斟酌进退。行如长蛇。首尾俱至。止为方域。四壁坚合守已制人。似为可用。”

    天顺、成化、嘉靖、隆庆年间，很多将领都造过偏厢车；其中魏学智所作的改进最大，每二辆中设拒马枪一架，填塞间隙，车架上下用棉絮布帐围，可以防避矢石，车上载佛朗机两挺，下置雷飞炮，快枪各六杆；每架拒马枪上树长枪12柄，下置雷飞炮，快枪各六杆，每车用卒二十五名。

    孙承宗的车营以魏学智所制为蓝本:以车、乘、衡、冲为单位（从小到大依次排列），车为最小的基础单位，每车二十五人；四车为一乘，一乘一百人；四乘为一衡，一衡四百人；二衡为一冲，一冲八百人；四冲即为一营，合计三千二百人。

    每一车又以五人为最小单位，立一伍长；《周礼?司马》记载中:”五人为伍”，春秋战国时流行的古兵书《司马法》也记载当时的步兵有五种通常使用的兵器，即弓箭、殳（语为shu，用竹或木制成，前部有长柄勾头似的兵器)、矛、戈、戟五种，弓箭手可以远程打击敌人，殳、矛等长兵器掩护弓箭手，戈、戟则用于短距离博击，如此一来，五个人可以形成一个长、中、短距离的组合，可谓“进可攻，退可守！”从周朝起五人为最小的单位的编制就在军中流行。

    前锋营的训练以五人为伍，立一伍长居中执旗标，四人者立四面，此四人者皆听一伍长所使，伍长居中坚立不动，赴敌则五人必俱，伍长使四人者相顾应，四人死



第二百二十四章 贪必不可成之功（求推荐）
    明军这几天大举渡河，闹出的动静很大，建虏对此早有察觉，他们集结起来后，埋伏于芦苇荡之中；鲁之甲、李承先二将刚上岸，营还未下定，就遭建虏突袭，当时，耀州城连放数炮，又点燃烽火，建虏看见信号，躺在暗处一起施放冷箭，马吉、周守祯等人皆中箭而亡。

    建虏伏兵四起，李承先奋起抵抗，一边手持鸟铳打死数贼，一边大呼“杀贼！”终因立于泥水之中，脚深陷不得力，头中二刀，面中一刀，身中一枪而死；鲁之甲、中军钱应科亦手刃数贼，力尽而亡；常言道“蛇无头不行！”随着鲁之甲、李承先的阵亡，明军残余兵马溃散，建虏追逐明军到柳河岸边，此时，本来准备过河的后队人马为防建虏尾随而来，在撤离时又将桥砍断，使明军只能投河，伤亡人数也因此增大。马世龙见战事不利，于是收拢逃出的残兵败将撤退。

    常言道“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柳河之败传到京中，变成了一场丧师数万人、溃坏几百里的大败；巡关御史洪如钟将矛头直接指向孙承宗“柳河陷没之故，分明误听奸细擒贼归天朝之语，以贪必不可成之功，乃不度彼己，不审进退，贸贸兢渡直趋耀州，欲侥幸以掩其不备而不知已落奴觳中矣。以致伏兵四起，坚城在前，大敌在后，狼狈失措，张皇奔北，半为追杀，半为沦没。如驱群羊以饷饿虎，其悲惨惭愤可胜道哉。

    夫辽事之不能进战也，人人皆知之，人人皆言之。即职亦知关门师久饷穷，一疏亦有毋张恢复之名，勿忘固守之实之言。况屡奉明旨申饬，而竟不遵也，顷职在关门，枢辅自右屯遗职书，职因劝其入关，更以重臣处危地。恐非所宜为嘱，盖以兵不皆精壮堪用而布置远地，备多力分，皆属可虑。故职简汰兵马疏中曾及之。且闻其人心不和，事权不一，上下相蒙，彼此相忌，又有西虏挟赏，往往于宁前各处作梗。正恐奴来脚跟不定，力不能支，奈何奴不来而自送死焉。

    丧师损威，虏益生心。冒进丧败者虽云马世龙使鲁之甲等为之，而鲁之甲原守右屯者也。枢辅之驻右屯，亦匪朝夕，岂其无所商度。而一旦为此，无田单复齐之力，类马谡自用之愚，其败宜矣。“

    洪如钟明知孙承宗一向以孔明自居，在奏章最后却把孙承宗比作三国时的马谡，可说是大大的打了孙承宗的脸。

    宁远理刑同知程继偀奏称辽广继沦奴逞四载，而袭耀州者实挑之，袭耀亦非失计也，失在以全军为掩耳之计，而盗强敌之铃耳。然济河者没矣，未济之旅一奔数百里”。

    兵科给事中李鲁生也上疏言道“东方之祸害愈甚，望枢辅即出治军，集右屯、锦义之兵于宁远，与抚臣（辽东巡抚喻安性）从长计议，道臣之夙有才望者使之监军，坚壁清野，深沟固垒，遏贼不得西突。又招号残兵，扶伤吊死掩尸埋胔，以作三军之气急。治金冠逗遛不赴之罪，以谢河上游魂。又移文毛帅，令之出奇牵制，使奴狼顾不得一



第二百二十五章 不思护内而防外（求收藏）
    王在晋慨然对莫大功曰:“今岁原无皇赏，明系托词，正月溃关而入，钱粮尚可问乎四月仅及中旬，安见其迟发乎百物腾贵，讵独湖兵受困乎经管官扣尅，何不控告而乃相约私逃乎”莫大功遂无言以对，于是王在晋随发令旗抚谕招之，使回。

    以胡子睿看来，一味防守是没有出路的，但因为明朝是“天子守国门！”，京师离辽东只有一天的路程；王在晋就是考虑到这个问题才养了六万兵、一万马，虽然看起来不够“博大沉雄”，但相比于孙承宗长达四百里的大防线来说，六万人马聚集在山海关一线，防御力量反而充足、而且机动性也高。

    相反，孙承宗这个后续的“典兵者”在任辽东督师期间，没有考虑到明朝财政的负担这个关系到生死存亡的问题，一味扩充兵马、扩充防线，最终落了个黯然下台的结局，确实是件很悲哀的事！

    随着孙承宗的辞去，喻安性亦被罢免，天启皇帝遂废巡抚不设，马世龙也称病辞官而去；俗话说:“和尚走了庙还在”，辽东经略这个位置还是需要有人来当，出面来背这个锅的人名叫高第；高第出生于公元一千五百五十八年（嘉靖三十七年），字登之，滦州（今唐山市）人；万历十七年（公元一千五百八十九年）中进士，授临颖（今漯河市临颖县）县令。

    高第在临颖县任职期间，既能赈灾救荒，救济百姓；又能及时足额征收税款，考核成绩很好，于是转户曹，榷浒墅关；当时苏州钞关为了防止税源流失，在主要征收的河道外都用绳拦截般只，高第上任后，解除了这种做法，然而征收的税款并没有减少。

    万历三十八--四十六年这八年间，高第官运亨通，先后担任大同知府、山东按察副使、湖广右参政、山东按察使、陕西右布政使，很快又升山西左布政使，品级也从四级官升到从二品；高第在地方的良好表现被朝堂大佬看在眼里，天启元年（公元一千六百二十一年）三月，高第兼任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大同；天启二年十二月，高第被任命为兵部右侍郎；天启四年，高第又被任命为兵部左侍郎，施致仕。

    天启五年（公元一千六百二十五年）二月，因为之前在政界、军界都有良好的声誉，高第被天启皇帝重新启用，任命为兵部左侍郎管工部右侍郎事；上任后才三个月，在五月，高第又被火速提升为兵部尚书；十月，天启皇帝揭开了火速提拔高第的底牌，他将高第召到文华殿，赐尚方剑、蟒衣、玉带，令兵部尚书高第仍以原官经略辽东、蓟镇、天津、登莱等处军务，代督理军务大学士孙承宗经略蓟辽。

    高第去辽东任经略后，虽然仍挂兵部尚书衔，但兵部具体事务他是没时间精力处理了；接替兵部尚书一职的人是王永光，这也是明末的惯例了；王永光也是一位老臣了，他出生于公元一千五百六十年（嘉靖三十九年），字有孚，号射斗，东明县人。

    王永光的家境贫寒，



第二百二十六章 惟富国才能强兵（求推荐）
    孙承宗在辽东四、五年的时间里，前后修建了四十七城堡、有三十万辽民、有三万辽兵、有五万弓弩火铳手、有六百兵船、有五百兵车、有六万马、驴、牛、驼、有官衙民舍五万有奇、官兵屯田五千余顷、官屯银一十五万有奇、塩钱利银三万四千有奇、采青省饷部银十八万、造甲胄、器械、弓矢、炮石、渠答（守城工具）、卤楯（可用来抵挡刀、剑的大盾）之具合数百万，拓地四百里（这个要打个折扣，毕竟辽东的主动权仍在建虏手中，而且通过柳河之役，建虏摸清了明军的底细，努尔哈赤可是从来不吃亏的，很快一场大战就要降临。），

    孙承宗预感到高第接任辽东经略后，辽东战局会有变化，就这么弃辽东来个一走了之，他实在是有点不甘心；孙承宗还是想为辽东留一个可用之才，一旦战局有变，能够挑起大梁之人。在孙承宗担任辽东督师期间，就一直在找这样一个人才。

    孙承宗想了想现在身边的人，他首先想到的是鹿善继；鹿善继生于万历三年（公元一千五百七十五年），字伯顺，号乾岳，北直隶定兴（今保定市定乡县）人；他的祖父鹿久徵曾做过息县知县，当时神宗皇帝诏令天下度田，分署上、中、下壤，鹿久徵独以下壤报之，上官屡却之，鹿久徵曰:“度田以纾民，乃病民乎！“于是息县田地俱以现税赋均派之，阖邑民俱沾鹿久徵之利，上官以其军政考察不当，谪判泽州，鹿久徵终不悔！

    鹿善继之父鹿正少为诸生以孝闻，性不解饮，顾好客，客常满座，为人倜傥有道骨，能急人难，至激于大义，为排解虽自弃其身家不恤，年八十余卒，乡人俱称其为鹿太公。鹿善继生性端方、谨慎、凝重、少不嬉戏；鹿善继因乡试场中题未得解，归而旁搜诸家注义，其有采辑王文成公（王阳明）《传习录》中语者，每阅之，鹿善继均为之心动。

    万历三十八年（公元一千六百一十年），同邑薛一鹗诬谤之事起，多人无辜受此案牵连，鹿善继慨然曰“是可诬也，孰不可诬也！”于是鹿善继将冤情面陈于郡守，此案也得以昭雪；然而，有邑绅之不肖者，却不甘心复簧鼓郡守，事几变。鹿善继益奋发，飞书招揽孝廉诸生，共集三十六人告于郡守，郡守言语稍轻侵鹿善继。

    鹿善继愤然曰:“论官者何忍以循良被恶名，养士者何忍以衣冠涂炭借胥吏以倾士类，借士类以倾县官，尚有天日乎某等颇知自爱，从前未尝来，此后定不来，独此义愤所激不容不来尔。”侃侃昌言，郡守为之气夺，同侪之人虑郡守为之激怒，退而戒之。鹿善继曰:“彼中情怯尔，畏我辈法语，支吾不暇，何怒为”复告于观察刘洪谟，刘洪谟以风节著称，与鹿善继甚为意合，事乃得白。

    万历四十一年（公元一千六百一十三年），鹿善继中进士，授户部山东司主事，后作《粤闽盐法议》；万历四十七年（公元一千六百一十九年



第二百二十七章 士不练不可以战（求收藏）
    茅元仪请了郎文焕为《武备志》作序，郎文焕曰:“首兵诀者，如医之探腑脏，论脉理也。次战略者，如医之举旧案，宗往法也。次阵练者，如医之辨药性，讲泡制也。次军资者，如医之分寒温，定丸散也。终占候者，如医之考壮弱，断死生也。“

    《武备志》之兵诀评选用《孙子》、《吴子》、《司马法》、《三略》、《六韬》、《尉缭子》、《李卫公问对》、《太白阴经》、《虎钤经》等兵书的内容，茅元仪在众多兵书中，最推崇《孙子》:“自古谈兵者必首推孙武子，先秦之言兵家者六家，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谓五家为孙子注疏可也。“

    《武备志》之战略篇则记录了春秋战国时代开始的六百多个经典战例，如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以灭吴、孙膑战胜庞涓的马陵之战、孙权、刘备联合破曹操，促成三国鼎立的赤壁之战；谢玄以八万北府军战胜苻坚百万雄师，力保东南半壁的淝水之战；李世民击破王世充、窦建德，终结隋末乱世、创建大唐盛世的虎牢关之战；李愬雪夜袭取蔡州，擒获吴元济之役等等；除上述经典战例之外，茅元仪还记录了诸葛亮的《隆中策》，岳飞北伐中原的战略构想等等。

    《武备志》之阵练制中阵篇详细记载了诸葛亮所创之八阵、李靖之六花阵、戚继光之鸳鸯阵；练篇则以戚继光所著的《纪效新书》、《练兵实纪》为主，提出“士不练，则不可以阵，不可以攻，不可以守，不可以营，不可以战，所以练为最要”。

    《武备志》之军资乘开端，茅元仪写到“三军既聚必先安其身，身安而后气可养，身安而后患可防。故首以营，营具而可以战矣，故次之战；地有异形，时有异势，不可徒恃其野战，故次之以攻。可以攻人，人亦可攻我，故次之以守，五兵之用有时穷，则必济之水火，水火之资生者大，故其为杀也亦暴。智伯曰:‘吾知水之可以亡人国也’。故次之水。水待于地，火时于天，地亦有定而天常移，是以火之效居多，故次之火。明乎六者而思过半矣，然民以食为天，故次之饷。士以马为命，故次之马。于兹八者，核其详，辨其制，是为军资乘。”

    《武备志》之军资乘涉及到行军陈设营房、作战时的旌旗号令、城池的攻击防守、配制火药、制造火器、江河湖海的运输、屯田设矿、粮草供应等事项。

    《武备志》之占度载，主要记载天文地理，收录了“郑和航海图“，“航海天文图“等一些罕见的资料；茅元仪收录的“郑和航海图“，明确提出郑和船队是使用牵星术来导航，凡此种种皆为后人考究“郑和七下西洋”的历史提供了有力的物证。

    《武备志》针对蒙古、满洲犯边的客观现实，记载蒙古人训练骑射之术:“其骑射，则孩时绳束以板络之马上，随母出入。三岁以索维之鞍，伸手有所执，从重驰骋。四五岁挟小弓短矢，及其四时业田猎。凡其奔骤也，跂立而不坐，故力在



第二百二十八章 情符于法协于律（求推荐）
    孙承宗还清楚记得当时阎鸣泰、王象乾还在，自己与他们谈论时的情况:”臣初与督臣象乾计欲以五千兵据宁远，令义民望之以为归，而督臣更欲发西虏之劲者三千，以为护，使诸人西来而我稍东迎。得西虏不为要劫，而更得其护，然后而归。归而安插之宁远、觉华，择其强者为兵，余即屯牧。不然乱贼既不得遽诛，而忠义又不能援，数万之众尽化为东西虏，而益之勍敌矣。此崇焕议而臣与督臣更议之，众亦谓然。而邢慎言谓杏山不可上，亦不可下，不能猝来。而经臣谓当从觉华入大凌河，以舟船接之，归是议也。独觉华之千五百兵议在臣未至之先，已从阎鸣泰之议，以邢慎言复议。”

    孙承宗认为原辽东经略王在晋”精勤有余，而笔舌更自迅利，然沉雄博大之未能“；阎鸣泰曾经被孙承宗认为”沉雄博大之能有七八分火侯“的能人，后来发现他亦是个”大言不惭“而且虚伪、卑鄙的人；近八十岁的蓟、辽总督王象乾，也被孙承宗以”只知一味以财物安抚西部，实无他才的结论“干掉；半路接替阎鸣泰的张凤翼亦被孙承宗以”才鄙而怯，识暗而狡，工于趋利，巧于避患“的结论干掉.....这些人都不是可以启用之人。

    孙承宗闭上奏折沉思良久，就在他“闭目养神”的时侯，脑海里灵光一闪，孙承宗想起了一个比较合适的接班人，那就是袁崇焕！孙承宗从努尔哈赤以往的所作所为，判断努尔哈赤必定会“兴风作浪”，一旦战事打起来，宁远必首当其冲，袁崇焕此人在孙承宗看来是个能够有所担当的人，必须会“脱颖而出”；然而袁崇焕的性情尚不沉稳，处事也还缺历练，当孙承宗强调觉华岛的重要性时，袁崇焕没有意识到海陆配合的重要性，只是一味强调守宁远，所以当初孙承宗才在这篇奏折中，写着臣与督臣（孙承宗与王象乾）更改了袁崇焕的建议！

    还有一件事，孙承宗也记得很清楚，当年他曾经让阎鸣泰负责清点辽东军兵数，让孙承宗没想到的是，阎鸣泰给自己搞了个”神出鬼没“的点兵法，而且点到一半时，阎鸣泰借口自己生病了，让袁崇焕出面帮忙他清点兵马，没想到袁崇焕给阎鸣泰帮忙是越帮越忙，差点惹出一番大祸出来。

    当初，王在晋当经略时，曾经“快刀斩乱麻”地处理过莫大功唆使部下闹饷的事件，袁崇焕当时就对莫大功很有意见；这次袁崇焕清点兵马，点到莫大功营中，竟然意外发现莫大功死性不改，还在“吃空饷”；袁崇焕“勃然大怒“下竟然不经请示，就擅自作主就将莫大功斩了，当时差点闹出兵变！更糟的是，袁崇焕杀了人后竟然也不向孙承宗汇报，当成什么都没有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