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人真是太卑鄙了。”我说，“钱他是从香港的公司拿的，并没有直接跟你们接触，你们真的不够证据告他。”
“是的，真的没办法，如果要告那家香港公司，难免会变成跨国诉讼，更不知道要花多少钱。”徐林说，“我当时真的很恨他，就这么轻而易举地骗光了我父母一辈子的积蓄，我真想找把刀捅了他。”
“可是想想我还是不能这么做。”徐林脸上激动的神情黯淡了下来，“如果我这么做了，我的父母一定会很伤心，他们就什么希望也没有了。所以我只能忍，我一边在系里做 ta，一边在络上做点小买卖，希望自给自足，早日帮家里把钱还上。”
“你做得很好啊。”我说，“不但还了钱，还能买上了房子。”
“都是被逼出来的。”徐林说，“我做生意用掉了太多时间，所以不得不推迟两年毕业了。”
“那也没啥。”唐叔说，“无债一身轻，现在你算熬过来了对了，你说今天律师找你来着，是不是找到证据可以告那个谁谁了？”
“不是的。”徐林摇了摇头，“今天律师找我，给我看当年我写的肝癌研究经费申请，说我的工资也是从其中支付，问我知不知道经费究竟是怎么运用和分配的。我当时一听就懵了，利唯明明跟我说这个申请没有拿到钱，而且我两年多以前已经离开利唯的实验室了，怎么可能从里面拿工资？我问律师是不是弄错了，他却很肯定的告诉我，这个项目拿到了一万美元的经费，支付了六七个人的工资，包括我。”
“这么看来，事情应该很明显。”我说，“利唯欺骗了你，并且用你的名义骗取了一部分研究经费。”
“不止。”徐林恨恨地说，“律师说项目中还有另外两个薪酬不菲的研究者，瑞敏和于洁，问我是否见过她们到实验室工作。这两个人是利唯的老婆和前妻，一个有正职，一个只有中学学历，基本不会英文，怎么可能来我们实验室工作？显然是利唯用两个老婆的名字做假账，把所有的钱都挪进了自己的腰包。那是我辛辛苦苦争取来的项目，结果却养肥了这个狼心狗肺的畜牲。”
“这样的事都能做得出来，利唯实在太黑心了。”我说，“不过贪得无厌的人总会有报应，你把所有的事原原本本地告诉律师，这个姓利的就等着坐牢吧。”
徐林听了我的话，眼睛里的光芒闪烁了一下，又黯淡下去，低下了头，默默地不说话。
“怎么了小林？”我愕然地问，他的反应让我有些意外。
“阳哥，唐叔，我”小林踌躇着说，“我什么都没跟律师说，我只是用“不太清楚”，或者“记不清了”之类话敷衍了他。”
“为什么？”我诧异地问。
“因为因为我忽然觉得他很可怜，他也不容易，捱了十几年才有今天的地位，结果却因为贪心毁于一旦大家都是中国人，我不想就这样毁了他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那个律师给了我名片，说如果我想起什么，马上打电话给他，唐叔，阳哥，你们说，我应该把实话都说出来吗？”
日落布鲁斯(六十一)
徐林目光惶惶地望着我，他面上的焦虑张力十足地呈现着内心的挣扎与迷惑。我不禁也迟疑起来，于是转头望向唐叔，希望从他那里得到一些启示和支持，他却面无表情地低下了头去，只顾着一口接一口地抽烟。
“小林，你的心地太善良了。”我踌躇着说，“利唯曾经用卑鄙的手段摆布了你的命运，因果循环，现在他的命运完全落在了你的手上。你甚至不需要落井下石，只要凭着良心说出实话，已经是对他的致命一击。对你而言，这绝对是件无可厚非的事，但是人生的态度不只一种，如果你选择原谅他，给他一次悔悟的机会，我个人也能理解和尊重。小林，这个世界纷乱复杂，人情冷暖，有时候不用为别人想得太多，我觉得你只要选择你觉得最舒服的方式就可以了。”
徐林点了点头，没有说话，两眼茫茫地呆了一会儿，轻轻地叹了一口气，把烟蒂扔在地上，抬脚踩灭了，“阳哥，唐叔，你们聊着，我先去了。”
徐林说着，向我和唐叔勉强地笑了笑，到自己的公寓，掩上了房门。
唐叔等到小林关门以后，垂下头来，也低低地叹了口气。
“唐叔，这事你怎么看？”我察觉到了唐叔的欲言又止。
“小孟啊，其实”唐叔说着用眼角瞥了一眼徐林的窗户，压低了声音，“不瞒你说，其实我倒是能理解小林的老的，中国人来美国不容易，在美国生活更不容易，谁不想拼命捞钱？小林老这事是做狠了，做绝了，遭了报应了，可是人性自私啊，比起那些贪官污吏动辄上亿的脏钱，他这几万几十万的算个啥呀？到底还是无权无势的贱民而已。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贱民犯法，绞首杀头，贱民争斗，你死我活，其实争的也只是蝇头小利。小林的老栽了，该他栽，可我看在眼里却有点物伤其类，满怀凄凉的感觉啊。”
我对唐叔的话未置可否，只是笑了笑就告辞上了楼。唐叔的话让我有些感慨，我想他大概是需要找一个信仰了，他已经在这个尘世里呆得太久，一条路总也走不到尽头，兜兜转转，就容易迷失方向，是非变得模糊，甚而在生存这个前提下，善恶也不是那么泾渭分明。唯有信仰能带他走出人生的灰暗应该是这样吧，只有神能引领我们走过黯淡苍白的时光，带我们到达自由的彼岸，并找到幸福与永恒，那时候我们会知道这一段短暂虚幻的日子，无论悲欢苦乐，贫穷富贵，生老病死，都微不足道。
应该会是这样的吧" k" s; @" k e) e y% v l
我到了家，屋里是漆黑的，李若应该已经睡了。我扔下钥匙，迫不及待地冲向洗手间。
洗手间里的灯竟然是亮着的，透过虚掩的门缝和水雾朦胧的镜子，我看到李若正从浴缸里跨出来，她身躯**，侧头斜身地用毛巾擦拭着湿漉漉的长发。她的身材姣好，浑圆的**和轻盈的腰肢，修长的腿和魅惑的姿态，叫我不由自地心猿意马。我的脑海中浮现出跟她欢好的景象，在白雾迷茫的浴室里，我粗野地把她按在盥洗台上，从后面进入了她的身体，她呻吟，挣扎，过头目光浪媚且爱恨纠缠地望着我
我想起了陈嫣。迷蒙模糊的镜中仿佛有个世界，一位神灵正透过我的眼睛静静地注视着我的偷窥，我的**，邪恶，失落与迷惑。
苍白的雾气渲染着我的世界，我在轻飘飘的歌声里猛然惊醒，急急忙忙地退自己的房间，我不敢开灯，那样会让我的神灵清楚地看见我，鄙视我，冷漠地嘲笑我。
此时此刻陈嫣在做什么呢？在跳舞，在唱歌，在就餐，在购物，在看电影，在街头漫步在我的枕边轻声地描述着幸福。
在某个世界里，大概会是这样的。
日子仍旧是一天一天悄无声息地过去。我再次在天井里撞见徐林已经是几个星期以后的事了，他从络上以每个两分钱的价格买了几十箱键盘，准备转手卖掉。快递员把纸箱层层地叠在了天井里，小林正气喘吁吁地往屋里搬。
我见到这样的景象自然是挽起衣袖上去帮忙，其间好奇地问起了利唯贪污公款的事。
“小林，利唯的事怎么样了？你跟律师说实话了吗？”我问。
小林停了下来，用衣袖抹了抹头上的汗水，摇了摇头，“没有，我什么也没说。”
“小林，利唯遇到你这样的人，算他走运了。”我拍了拍小林的肩膀，感慨地说，“那他现在怎么样了？还在研究所任职？”
“没有了。”小林说，“虽然没有证据告他贪污，但是研究所还是因为不恰当处理研究经费把他辞退了。”
“应该的，总该让他受些报应，不用坐牢已经是便宜他了。小林，你你总有一天会发大财的。”我说。
“为什么？”小林不解地问。
“因为你心胸宽广又够勤奋，大家都愿意跟你做朋友，有了人脉，自然就有财源。所谓好心有好报，就是这个道理。”
“阳哥你这么说，我倒不好意思了，其实我只是听你话，做了自己觉得舒服的事。利唯去坐牢，他的老婆女儿会难过，我也不会开心。与其把时间和精力用来恨一个人，不如用来做点小生意，改善一下生活，总算是实际又有用的事。”
“是的，小林，你说得对。祝你生意兴隆，一本万利。”我说。
“这真是一本万利了。”小林赧然地笑着说，“这些键盘的成本是两分钱，我在上卖九块九毛九一个，只要能卖掉一成，我已经是赚了。我这样做，算不算是奸商？”
我没有答他的问题，只是笑着离开了他的公寓。小林算不算是个奸商，其实我不知道，也不想去分，我只知道我乐于拥有这个朋友。
与徐林相比，康宏的世界显得封闭而狭小，他也在络上做些买卖，大概是采购零件组装电脑再卖出去。他原本就不太爱跟人说话，林菲和陈嫣走了以后他就更加的沉默寡言。我知道有一个女孩常常不远千里地从 la 飞来看他，他们是旧同学，说话时用的是家乡的方言，听起来亲切稔熟，没有负担。女孩的容貌身材都是一流的，见过她几次以后，我开始觉得，她就是康宏生命中的另一半。作出这个结论的时候我甚至没有去找爱情的踪迹，我只是隐隐约约地，看到了宿命的端倪。
日落布鲁斯(六十二)
平淡的日子日复一日，人人都忙忙碌碌，人人都来去匆匆。在你来我往，却是静默无声的天井里，布鲁斯街上的蓝调细弱而悠扬地响着，叫人平静，也叫人忧伤。
这天傍晚，我在天井里见到了一向不见踪影的老董。他今天格外的高调，摇头晃脑地唱着陕北民歌，见到我时，甚至喜笑颜开地打上了招呼。
“小孟，下班了？今天挺早啊？”老董说。
“董老师，你好。”我向他点了点头，“今天看起来是有什么喜事吧。”
“也算不上什么喜事，就是婷婷毕业了，今天就来了。”老董得意洋洋的说。婷婷是他女儿，多年以前老董跟老婆离婚以后就带着女儿来了美国，从上初中到现在，大约也有十几年了。父女俩相依为命，女儿是老董的心肝，也是他的骄傲，如今终于从医学院里毕了业，难怪老董欣喜若狂。
“是吗？婷婷已经毕业了？日子过得真快，你可算是熬出头了，今天晚上应该弄几个好菜，好好地庆祝一下。”我说。
“那是当然的，要不你也到我屋里来热闹热闹，咱们吃点喝点，就当是给婷婷接风。”老董热情地说。
“那好吧。”我说。我跟老董的交情并不深，但却不想在这种时候浇他一盆凉水。
我屋里换了衣服，去到老董的公寓，他已经在桌子上放好了碗碟，一共三副，看来今晚除了我并没有旁的客人。
老董正在厨房里做菜，他手忙脚乱地招呼我坐下，不一会的工夫就端上来他号称拿手的椒盐虾和其他的菜肴，七盘八碗，大多是冷盘。
一切准备停当却接到婷婷的电话，说是同学们约好出去庆祝，今天就不来了。老董显然很是失望，他尴尬地向我抱怨这孩子不懂事，不来也不事先打个电话，现在可叫他如何是好。
我识相地起身告辞，他却把我按住了，说是既然来了，就得吃上喝上，跟他聊聊天。我难却他的好意，只得再度坐了下来。
“董老师，这段时间很少看见你。”我一面接过他递给我的酒杯，一面说。
“我中国了。”老董说，“我母亲过世，我去处理后事了。”
“啊，真是对不起，提起了你的伤心事。”
“没什么，我母亲已经快九十岁了，走的时候也没一点痛苦，算是喜丧。”老董说。
“那现在一切都处理好了吗？”我问。
“基本上都处理好了，就是遗产的问题还没弄清楚。”老董说，“我母亲过世的时候把财产都留给我了，可我那几个兄姐妹不服气，天天跑来跟我闹。他们对我妈一个比一个差，二不要我妈，把她赶到三家，三又把她赶到四妹家，四妹嫌烦，性让她一个人出去单过，我妈算是寒了心了，怎么可能把财产留给他们？我跟你说，随便他们怎么闹，我也不会给他们一个子儿。”
老董义愤填膺，滔滔不绝地跟我诉说他的几个兄姐妹怎样不择手段地跟他争夺遗产。从争吵到上法庭，到兄反目绝交。我很惊讶他会跟我说起家事，以我跟他的交情，这要算是典型的交浅言深了。老董并没有喝多少酒，何以毫无顾忌地将家丑暴露在我眼前？清醒的时候我不明白，到我们都多喝了几杯，老董不胜酒力，趴在桌子上的时候，我却有些明白了。
他之所以会跟我说这些，只是因为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