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穿越时代

    很显然，玛格利特?米歇尔在写飘之前肯定没看过这些东西，或者就算看了也故意视而不见。

    还有一处值得注意的地方：在南北战争失败之后，强烈反对废奴的南方白人顽固派，组建了奉行白人至上主义的三党。这个三党乃是一个世界公认的种族恐怖主义组织，曾经犯下过无数罪行，并且到现在还有部分残余组织于美国南部存在，继续对有色人种实施暴力活动。但在飘中，却把三党描绘成保卫白人妇女的侠义团体，还长篇累牍地描写了三党带有传奇色彩的“英雄事迹”。按照这部小说的鼓吹，当时所有“真正的南方人”，包括女主角斯嘉丽和她的丈夫、朋友在内，几乎都参加了三党……

    ——这么看来，按照现代的观点，斯嘉丽这位女主人公的身份标签，似乎就应该是铁杆反动派后裔，**组织成员、极端种族主义者……外加武装恐怖分子女头目？是不是有点太劲爆了？

    遗憾的是，无论米切尔女士在飘一书之中如何妙笔生花，颠倒黑白，试图为残酷的黑奴制度披上一层温情脉脉的外衣，所谓“幸福的奴隶生活、和谐的奴隶社会”，都依旧不过是一个非常荒谬的的伪命题——除非受到暴力和死亡的逼迫，这世上怎么会有人乐意去做奴隶？而奴隶的生活又有何幸福可言？

    总之，奴隶社会是奴隶主的天堂、奴隶的地狱。而笔杆子则总是被掌握在“有良心的奴隶主”手里……

    因此，对于飘这本书中对昔日南方奴隶社会的过度美化，有一位黑人女作家艾丽丝?兰德尔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和愤慨，并且提笔写了一部同人小说风吹走了。该书以一个黑人女奴代替富家白人小姐斯嘉丽作为主角，重新演绎了一遍飘所讲述的故事，通过对飘中大量人物、情节和对话的改编，用辛辣讽刺的笔调，揭露了那些白人绅士在光鲜外衣之下的残忍、虚伪和堕落，从而表现出当年黑人奴隶的悲惨命运，以及黑奴们对这种不公正命运的抗争，故而一经出版就在美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看到这里，也许有人会说，美国黑奴已经被解放一百多年了，这种陈年旧事不提也罢。那么我就再举一个现代的例子：在印度的新德里，有个婆罗门种姓的女教授，家里很有钱，雇了很多仆人。前不久，她在博客日志上写了一篇附有照片的短文，吹嘘自己家对待仆人是何等的仁慈宽厚——具体来说，就是允许仆人在不当班的时候，和她一起待在客厅里，观看大屏幕液晶电视上播放的美国肥皂剧。

    但问题是，在看电视的时候，女教授自己坐在沙发上，仆人却必须跪在地板上。而那张长沙发最起码可以坐得下四五个人，旁边还有几张靠背椅……可仆人们却不能坐，因为他们是低种姓族群。

    这要是放在我们中国，简直是无法想象的事情——你让你家里的保姆有凳子不许坐，只能跪在地板上跟你一起看电视试试看，人家不气死才怪！

    然而，就算是这样的人格侮辱，在当今这个号称“民主自由”的印度社会，都已经算是宽容的表现。

    如果当前的中国社会也突然变成这副模样，那么某些节操匮乏的富人和“精英”，或许会对这种不平等的社会氛围很是喜欢，但是放在一般的人民群众身上，却恐怕会愤怒得要爆炸了！

    放到民国时代，恐怕也是一样：对于劳苦大众来说，那肯定是水深火热的地狱；而对于少数“精英”来说，那倒确实是能够肆意妄为的天堂！

    所以说，就整个社会的各阶层而言，民国有民国的好，新中国有新中国的好，具体就要看每个人的社会地位和个人收入而定，不能一概而论。

    而且，民国时代的旧中国社会，在两极分化、阶级对立、陈规陋习、漠视人权等问题上，恐怕比现在的印度社会还要更加糟糕得多，以至于黑暗到了我们现在难以想象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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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谁在怀念民国时代?
    二、是谁在怀念民国时代？

    上面已经说过，就整个社会的各阶层而言，民国有民国的好，新中国有新中国的好，具体就要看每个人的社会地位和个人收入而定，不能一概而论。

    那么，究竟是哪些人，在怀念那个“无比美好”的民国时代？

    请大家在这里先看两份工资单：

    1918～1919年，青年时代的**曾在北大图书馆担任管理员，而著名海归学者胡适则在北大当教授。

    ——毛图书管理员的月薪不过8块大洋，胡教授的月薪却高达240块大洋，两者相差30倍！

    事实上，当时的胡适虽然从海外镀了一层金归来，但在北大参加工作的时间还不长，名声也远不如后世，月薪还不算最高的。同一时期，北大中文系主任陈独秀的月薪为400块大洋，相当于毛管理员的50倍——再过几年，北大教授的月薪还要再翻一倍，平均达到500块大洋，而图书管理员的月薪却没怎么上涨。

    而更要命的是，胡适教授的240块大洋，一般来说每个月都能按时发放。而毛管理员的8块大洋月薪却总是被拖欠，直到离职也没能全部拿到手。

    据说他先后干了半年，最后却只拿了三个月的薪水，相当于减薪一半——我突然明白传闻中**仇视知识分子的原因了……

    嗯，此外还有陈独秀主席在日后为什么会右倾投降，而胡适又为什么坚持反。共立场，也可以从这份工资单上看出一点倪端——他们都是那个时代的既得利益者嘛！

    事实上，真正的问题还不止于此。平心而论，假如我们工薪阶层能够拿到2000～3000元的工资，基本满足温饱、接近小康，那么就算看到某位高级白领能拿十几万的月薪，是自己的几十倍，大家最多也就在私下羡慕一番，只要自己的日子还过得去，就不至于会发展到阶级仇恨的程度。

    可问题是，毛图书管理员的8块大洋月薪，在当时的实际购买力，到底有多少呢？

    由于民国时代战乱频繁，各地物价的变动幅度极大，光是米价就经常上下波动好几倍。基本上是越到后面的年代，通货膨胀就得越厉害。

    而且，城市与乡村、南方与北方的物价水平相差也很大。如果在比较的时候，有意无意地张冠李戴，用上海的收入去比山西的物价，用20年代的物价去比40年代的收入，用乡下丰收时节的粮米收购价去比大城市工人的收入（可参考多收了三五斗），就很可能得出一堆非常荒谬的结果——而这也是当代“历史发明家”们常用的一种移花接木之术。

    举个例子来说，前些年，河南乡下的白菜收购价一度跌到一毛钱一斤，让农民们赔本赔得欲哭无泪。可我们有谁在城里买到过一毛钱一斤的白菜？光是运费就有采购成本的好几倍了啊！

    同理，如果现在让人拿着上海的收入到青海的西宁去生活，也绝对会非常宽裕，但问题是根本办不到。

    回到正题，当**进北大担任图书管理员的时候，民国才建立了六七年，尚未进入最黑暗的年代，大洋的币值还算坚挺。根据民国经济史提供的数据，在1919年的北京消费市场上，一块大洋应该可以买20斤最差的糙米，假如按照米价来算的话，购买力大概相当于如今的40元人民币。

    而毛图书管理员的8块大洋月薪，只能折合如今的320元，还不够当代很多城市的低保标准。

    更要命的是，首都北京又是全国仅次于上海的物价高昂之地，毛管理员的8块银元月薪在湖南老家已经算是高薪，可在北京却实在是不经花——虽然这8个银元可以买到160斤米，可是他在北京除了吃饭，还要吃菜，要买衣服，要交水电费，要买煤球做饭，还要买报纸和火柴、香烟，尤其是还要交房租……

    当今的“北漂一族”，想必都对北京的房租之高昂深有体会。而**当年的北京房租水平，虽然没有眼下这般夸张，但同样也不会便宜到哪里去。

    ——现在的320元人民币，在不少地方应该也可以买到160斤米，可有谁能用320元的收入过日子？不信的话，让你到北京拿320元招募一个图书管理员试试看？恐怕就算是兼职的也招不到吧！

    而胡教授的240块大洋月薪，却可以折合为当今的9600元人民币，完全够得上现代大学的标准。若是放到那个烽火四起、饿殍遍地的民国年代，更是已经要归为富豪一类了！

    很显然，让劳动人民们拿着3000元工资看教授们月入96000元，与拿着300元工资看教授们月入9600元，绝对会导致两种完全不同的心情——前者还只是一般的羡慕，而后者就是恨得眼睛都要红了。

    ——富者有阡陌之田，从来都不是革命的理由；贫者无立锥之地，才是造反的原因！

    总之，在民国年间，大学教授是一个非常体面的职业。而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也是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大学教授们的工资水平远高于社会的平均工资，过着非常优越的物质生活。如此高薪之下，北京的大学教授和讲师们，自然有很多钱去逛琉璃厂，买书籍报刊，买古玩字画，生活充满了小资情调。

    北洋政府的那些军阀们，虽然外表看起来颇为粗野鲁莽，彼此之间总是打来杀去的，但对知识分子倒是十分的客气。哪怕在财政上捉襟见肘，也从来不曾亏欠这些专家学者们的薪水。就算是鲁迅这样总喜欢与执政当局闹别扭的刺头儿，教育部门也不曾扣了他的每月300银元高薪。

    而这些教授们的职位通常又很稳当，既不像商人那样可能因为投资失败而破产，也不像官员那样随时可能因为政权更迭而被无故罢免，还居住在治安相对良好的大城市里，不像乡下地主们那样要担心农民抗租、土匪劫掠、军阀勒索，堪称是铁饭碗中的铁饭碗。所以，他们的幸福生活常常让后人感叹不已。

    再回过头来看看当代，在如今国内的沿海一线城市，大学讲师的基本月薪通常在6000元上下，副教授8000元，教授10000元。而门卫、勤杂人员的薪水，最起码也有2000元左右。两者仅仅相差3～5倍而已。

    对于这样被大幅度缩小的收入差距，广大劳动人民认为是理所当然，甚至觉得这些教授的收入已经够高了，更何况在教育机关的编制内，很可能还有分房子之类平常人享受不到的优厚福利。

    如果在现代把大学门卫、勤杂人员这些人的收入，压缩到民国年代的标准，也就是原来的10%，月薪只有200元左右，而物价指数不变，福利待遇全无，此外还要时常拖欠薪水……我想他们应该就可以充分体会到当年**在北大图书馆里干活时的心情了——“……我对政治的兴趣继续增长，我的思想越来越激进……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摘自斯诺的西行漫记）

    所以，劳苦大众们就算对当今社会有些不满，也绝对不会怀念那个月薪320元人民币的民国年代。

    而当今的很多“砖家叫兽”们回顾历史，却觉得心里非常不平衡——在他们看来，时代在进步，知识应该更受尊重，知识分子的薪水也更应该与时俱进，跟愚民们拉开差距才对！

    哪怕是按照民国时代的“落后标准”，他们最起码也该拿2000元的30到50倍，也就是月薪6万到10万才算是合理啊！可现在政府才肯给民国标准的1/10！！真是太不尊重知识分子了！！！

    ——民国时期的大学教授，可以很轻松地在北京买一座四合院。而现代的大学教授，想要在北京弄个100平方米的三室一厅，都要几乎买到通州那边的地界上去了！

    对于这些人来说，当代社会给他们提供的待遇，远远不如民国年间的高标准，自然要满腹牢骚，并且无限怀念那个“美好的年代”。而他们又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也是最擅长玩笔杆子的一类人，自然有本事在笔下“发明”出无数描述民国时代美好之处的“新思维”、“新发现”了。

    ——正如我们在政治课本上学到的那样，一切问题从根本上讲都是经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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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什么是"民国范儿"?
    三、什么是“民国范儿”？

    好了，对于当代某些知识分子怀念民国的深层次根本原因，在上一部分已经有了初步的描述。那么，他们有关于提高自身经济待遇的要求，到底有没有一定的合理性呢？

    ……这个……该怎么说呢？尊重知识分子这个说法，应该是绝对没有错的。

    但有一点请大家先弄清楚，我们到底应该尊重怎样的知识分子？

    或者说，究竟是哪一类的知识分子，才能给我们这个社会真正地创造出财富和价值？

    近年来，国内学术界有个很时髦的名词，叫做“民国范儿”。大概意思就是说，民国时代虽是社会政治上的动荡乱世，却是人文精神上的蓬勃盛世——大师辈出、精英涌现，一个个都有着独特的人格魅力，自由的生活方式和高昂的精神气质，把这些民国时代的节操和风骨归纳起来，就是所谓的“民国范儿”。

    总之，从清朝上溯整个中国古代的那种士子之气，那股“以天下为己任”的博大胸怀，于民国时代的教育界和学术界犹有遗风。可惜随着眼下的社会风气日益浮躁，在如今我国的大学里，已经几乎没有那种清高不凡的氛围了。所以，过去那些充满古典中华士人风骨，又结合了近代西方进步思想的“民国范儿”，实在是我辈信仰空虚的现代人，应当仰慕和借鉴的经典对象！

    嗯，这番论述不能说没有道理。但不知大家有没有注意过一点，这些“很有范儿”的“民国时代精英人物”，如章太炎、蔡元培、陈寅恪、梁漱溟、梅兰芳、徐志摩、闻一多、鲁迅、张爱玲、梁启超……虽然确实是名声如雷贯耳，令人高山仰止，肃然起敬，可他们基本上都是搞社会科学的文化人，学的和研究的都是教育、、外语、历史、哲学、艺术之类，却很难找到什么工科和理科的人才。

    而我们比较熟悉的老一辈科学家，例如钱学森、李四光、竺可桢等等，几乎都是从国外留学回来，因为国内没有培养和扶持优秀科学家的条件，在民国时期也看不出什么很特别的“范儿”——这就有些奇怪了，以北洋军阀时代的教授待遇之优厚，大学经费之充足，难道就盖不起一个实验室吗？要知道，20世纪早期的科学研究，其所需经费还远没有后来那么庞大啊？

    事情的真相是这样的，在民国前期，北洋军阀统治时代的中国各所大学里，文科生和理科生的比例极度不平衡——学习文法艺术的文科生独占鳌头，竟然达到了学生总数的90%以上！

    而与之相对应的是，在大学里攻读工科、农科的学生却寥寥无几，连商科都没啥人，讲这些课程的教授也很少。只有医科稍微强一点，但也好得有限。

    唉，在当年北京的那些大学里，第一是文科，第二是文科，第三还是文科！

    除了医学和外语之外，如果你还要想学一点实用的先进技术，就只能到国外去留学了。而且在学成之后，也很难归国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只能留在海外谋生——旧中国的工业实在是太落后，海归的工程师和科学家除非是自己办厂创业，否则简直是毫无用武之地。

    总之，在民国前期的大学里，理科的情况真是叫做一个悲剧！据说就连学家政的女孩子都要比学工程技术的人更多！哪怕是在日后以“理科第一”而闻名全国的清华大学，当时的教学内容居然也还是以政法、和神学为主，每年的理科毕业生从来都不曾超过100人！

    上帝啊，民国时代的旧中国，明明最缺的就是现代化工农业，最落后的就是现代科学技术，但却偏偏只培养了这么少的一点儿理科大学生，其中很多最优秀的人才还要移民出国，对一个好几亿人口的大国来说有啥用啊！民国的工业要能发展得起来，那才是有鬼了！

    那么，民国时代的大学教育，为什么会办得如此不科学？明明国家在工业和科技上全面落后，急需建设现代化产业的科学技术人才。可是在大学里却把经费向文科极度倾斜，反而对理工科毫不重视？

    民国的大学教育之所以会出现如此怪诞的状况，自然是有着多方面的原因。

    事实上，在经历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后，民主与科学的观念，已经在中国的知识界深入人心，社会上一直都在强烈要求发展实用科学，培养实用人才。

    但问题是，当时的中国经济落后，人才匮乏，尤其是研究自然科学的人才更是奇缺。而且，文科大学只要有图书馆和教室，再凑齐了教师即可招生开办。理工科大学却必须购置大量昂贵的教学仪器设备（国内基本不能生产，从国外进口则需要天价）、教育经费要求更高，教师的聘请也极度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