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栋梁

顾野王是眼下无论南北都承认的训诂学大家，但是，正音之争涉及到“正统”，北方的学者不争一争，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问题还是出在李笠身上：若他开始就以征服者的姿态发布政令，以建康雅言为基础，修正出“全国版”的洛阳雅言，哪来那么多事。
但李笠想要集思广益，尊重北方学者的意见，所以召开讨论会来讨论，而不是自己乾纲独断。
既然他表明了“欢迎各方踊跃讨论”的态度，要以学术讨论来定洛阳雅言的标准读音，那么南北两方学者阵营间的学术讨论，演变为“地域歧视”，也就在所难免。
因为地域歧视这种事，自古以来就屡见不鲜。
三国归晋时，中原的士族，对江南地区人士的看法就带着明显歧视，文化上也是如此。
中原大乱之后，没有南下的士族，自认为算是留守故土，仍居中原之地。
而南渡的士族，则被北人认为是逃到“茹毛饮血”的吴越之地，和吴姓大族混居，血统不纯了。
语言自然如此。
北方士族、学者的这种心态，以及如今对雅言发音的争论，李笠觉得若用后世的某些事物来比喻，就类似于：
纯正的英语发音？那当然得是英式英语，美式英语那是土鳖暴发户才说的。
而英式英语，又分许多口音，爱尔兰口音、苏格兰口音，威尔士口音，都是乡巴佬口音。
英格兰地区的英语，当然才“正”。
然而英格兰地区的英语，又有很多口音，不同区域的口音区别很明显。
你要是说中部英语，譬如一口伯明翰腔英语，容易被嘲笑（伯明翰腔因为口音重，常被喜剧演员用于搞笑）。
若说的是中北部英格兰地区英语，譬如曼彻斯特、利物浦地区口音英语，也会被上流社会看不起，因为这是外地产业工人口音。
那好，说一口伦敦腔英语，总该纯了吧？
不好意思，你说的若是伦敦东区口音的英语，还是被上流社会看不起：伦敦东区，是工人区。
所以，最纯正、最代表上流社会的英语口音，是rp英语，牛津腔。
这才是上流社会说的贵族英语，代表着大英帝国...
反正很高贵就是了，侬晓得伐？
同理，现在北方学者阵营质疑南方学者“建康雅言为正统”的论据，就有建康雅言已经被粗鄙的吴语“影响”一条。
要说正统，那么请问，你们的建康雅言发音，到底是台城口音（台城即皇城），还是青溪口音（青溪是富贵人家聚居区）。
是城南长干里的口音（长干里如今多为平民聚居）？是城西石头城的口音？
亦或是侨置州郡三吴地区口音？
若说是台城口音，司马皇帝被刘皇帝取代，口音会不会受彭城话影响？（刘宋皇族据说源自彭城刘氏）
亦或是被京口口音影响？（宋武帝刘裕，是北府兵出身，北府兵长期驻扎京口等地。）
萧齐代宋，那么兰陵萧氏的口音，到底正不正啊？
毕竟南渡前的兰陵萧氏，不是什么显赫士族，南渡之后，兰陵萧氏族人聚集在侨置的兰陵，说话口音难免被当地口音（吴语）影响。
影响了两百多年后，建康那边的雅言，口音正么？
当然，南方学者的反击也很尖锐、刻薄：哎呀呀，北方士族服侍夷狄之君两百多年了，真是辛苦呢....
辩论辩到这份上，学术问题已经让位于地域歧视，李笠见白发苍苍的顾野王，和北方学者辩论辩得面红耳赤，忽然有些恍惚。
仿佛身处两军阵前，而诸葛丞相和王朗已经开始了骂战。
诸葛丞相骂着骂着，突然冒出一句话：我从未见过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王朗听后，气满胸膛，大叫一声，撞死于马下。
可眼下，他越看越觉得可能会倒地、气绝身亡的人，是白发苍苍的顾野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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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家年纪大了，心血管疾病隐患多，情绪激动的和别人高声辩论，鬼知道什么时候会爆血管。
真要是闹出人命，可不好。
李笠还指望顾野王帮他完善“拼音法”，所以这位老专家可不能出事。
他使了个眼色，负责维持会场秩序的礼官心领神会，赶紧把辩论缓一缓。
李笠让辩论双方先喝几杯茶，等气氛“冷却”下来，开始定调:
“朕听了多场辩论，诸位的观点，都了然于心，都觉得有道理。”
“那么，言归正传，朝廷要定洛阳雅言正音，首要目的，不是为了定谁是正统，而是....”
他环顾众人，语气平缓但中气十足的说：“而是为了中原一统之后，无论是河北、河南、江南、岭表...”
“亦或是荆襄、益梁，以及关陇、代朔地区，朕希望，天下各地的读书人，都能够以正确的发音，为洛生咏。”
“何为洛生咏？洛阳书生讽咏声，其实就是洛阳读书人的口音。”
“既然是洛阳雅言，那么，当然以河洛话为正音，如今诸位关于洛阳雅言中某些发音的分歧，朕以为，很好解决。”
“洛阳，已为朝廷收复，那么，有分歧的发音，就看现如今洛阳书生怎么发音，以其为正音。”





乱世栋梁 第一百八十六章 注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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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李笠随意用完晚膳，拿起一本厚厚的字书（字典），翻看起来。
书页有些残破，很明显是翻过许多次才有这样的效果，而且没有封面，整本书看起来，根本就不像是正规的出版物。
李笠一边看，一边呢喃着，不停地发出各种声音，对字书上的字，进行“拼音”。
试图根据这本“字书初稿”上的内容，学习这个时代字音的“切音法”（反切法）。
作为接受过义务教育的现代人，他实际上很不适应“古代”的反切法，总觉得有些违和。
加上古汉语里有不少字的读音，和现代汉语有出入，所以，这种违和感更强。
一切都在如今常用的反切法上。
此法，是用一个汉字或注音符号表示“声”，此字为“上字”。
再用另一个汉字或注音符号表示“韵”和“调”（此字为“下字”），把它们拼合成被注字的读音，这就是反切法。
譬如“缓”字，以反切法来注音，就是：胡管切。
“缓”字的读音，取“胡”字的声（h），取“管”的韵和调(uan)，然后拼合成（huan=h+uan）。
又譬如“哀”，乌开切。
“敖”，五劳切。
按照反切法来给汉字注音，需要动用的汉字（上字和下字），大概在千余个，繁多，难记难用。
是普及教育的一个拦路虎。
现在，训诂学权威顾野王，仔细研究了李笠“拼音法”的内容，根据现实情况，选择对原有的反切法进行改良。
改良之目的是去繁化简，把上下字简化为四百来个，而不是用闻所未闻的“拼音法”。
所以，初步改良后的反切法，相比原来的反切法，明显简化，为“简式反切法”。
熟练掌握四百字的读音，总比掌握一千多字的读音要容易些，在此基础上对其他汉字进行反切注音，学起来也容易些。
但李笠不满意，他认为用四百余字来作为声母、韵母，还是太多了。
所以，顾野王和其他有识之士，在四百余上下字的基础上，不断改进、简化。
现在的成果，已经把反切的上下字（声母、韵母）简化到三十八个：
声母字二十一个，韵母字十七个。
反切、拼音时，用的是“快拼”，即不讲究声母韵母的细节读音，快读、略过去就行了。
如此精简，李笠琢磨过后觉得效果很不错，只叹：专家果然是专家。
若是让他自己来弄“拼音法”，大概想破头都搞不出来切合实际的“拼音法”。
但是，这个三十八字“简式反切”方案出来后，引起了许多人的反对。
反对人士认为，过度简化上下字，如同饮鸩止渴。
为此，朝廷召开学术研讨会（结果都是地域歧视会），开了许多次，学者们吵来吵去吵出来的结果，是各方达成“妥协”。
妥协成果，是将“三十八字反切法”这极度简化的反切法，用于初学者“入门”，此为第一步。
等初学者掌握了这个“极简反切法”，便要更上一层楼，学习“六十八字反切法”，此为第二步。
两步依次走，第一步，适合启蒙，以及扫盲班。
学习效果，只要掌握数百个常用汉字的读音就行，不仅能写、能认自己的名字，还能大概看懂通俗读物，譬如报纸上的新闻。
写信时，能用简单的文字，表达自己要说的话，可以读信，看懂信中文字所要表达的内容。
还能大概看懂官府榜文（前提是官府榜文内容直白、没有生僻字）。
第二步，是“进阶”，适合读书人深造，掌握各种生僻字的读音，能读出各类典籍上生僻字、异体字的正确读音。
这就是李笠对教育的构想，一分为二：扫盲教育，知识教育。
但构想是否切合实际，得看实践的结果。
李笠翻看着这本被他翻得有些残破的字书，看着上面构成的重点，想起自己看过的许多报告，对改进注音法信心满满。
改良后的简式反切注音法，已经在不少学堂试行，与传统的反切法教育进行比较。
接受启蒙的少年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统计结果表明，学习“新法”的少年，掌握汉字读音的速度，比学习“旧法”的同龄人要快。
那么，这个“新反切法”作为一个折中方案，可实施性不错。
比起一步到位实行“拼音法”，这种改良过后的“新反切法”，更适合现实。
顾野王在给李笠的奏章里反复强调，反切法毕竟是延续多年的“主流注音法”，天南地北的读书人，都已经习惯了用反切法给字注音。
若是直接舍弃反切法不用，推行另一种注音体系的“拼音法”，只会事倍功半。
首先，师资人才不足，因为朝廷即便统一天下，急切间也拿不出那么多精通“拼音法”的人来担任“先生”，到全国各地进行教学。
其次，在现有反切法的基础上，推行“新反切法”，推广速度以及人们接受、适应程度，必然要比从头开始推广的“拼音法”快很多。
朝廷（皇帝）改革注音法的本意，就是让天下读书人更快、更好的掌握汉字注音方式，降低学习门槛。
在此基础上，正雅言。
那么，无论是“拼音法”也好，“简式反切法”也罢，只要能确保朝廷更好、更快的实现这一目标，就是好办法。
而不必拘泥于“创新”，不能为了创新而创新，却忽略了创新的本意。
李笠回想着这些年，顾野王为了改良注音法而做出的种种努力，忽然觉得很庆幸。
虽然梁国的国内矛盾尖锐，百姓生活艰难，但不可否认，梁武帝在文化上，给国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无论是文学，音律还是各类学问，梁国的文人，迎来了将近五十年的好时光。
所以，在此基础上，他“发明”的钢琴、管风琴，有大量现成的音律专家以及乐师加以完善，而仅仅知道原理的他，其实是没有能力完善这种复杂乐器的。
注音法的改良也是如此，他只知道“汉语拼音”，但并不知道如何将后世的“汉语拼音”，和这个时代的现实相结合。
是顾野王这样的学术权威，让他的构想变成现实。
他在文化上的各类“创新”，其实大多是提出“创意”，然后由成长于梁国时期的“业内专家”来进行完善。
那么，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在位期间，楚国在文化上的种种飞跃式发展，离不开梁国（梁武帝）打下的基础。
是梁武帝治下近五十年的太平时节，培养出来的文化人才，让他有了更进一步的资本。
想到这里，李笠不由得回忆起《魏书》作者魏收，向他说起的一段对话。
当初，东魏权臣高欢，纵容勋贵们贪污，负责整顿吏治的行台郎中杜弼，觉得这样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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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高欢点明现实：
黑獭（宇文泰）在关西（关中，指代西魏），经常利诱关东（指代东魏）诸将去投，如果我不让武勋们贪污，不给他们好处，他们真会跑去关西。
南边，那个姓萧的老头（萧衍），专门在衣冠礼乐上做文章，搞得有声有色，以至于中原士大夫认为萧老头的建康朝廷才是正朔。
你看，我若不放纵勋贵、高官们捞钱，武官就会跑去给黑獭卖命；
文官、士大夫会跑去和萧老头一起吟诗作赋、游山玩水，如此一来，朝廷还怎么维持下去？
这段对话（大意如此），说明梁国的“衣冠礼乐”确实搞得有声有色，对中原士大夫的吸引力很强。
以至于让东魏权臣高欢都有了忌惮。
梁武帝在位期间的文化成就，是实实在在的，奈何....
李笠把字书放下，拿起茶杯喝茶。
奈何，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漂亮的皮毛（文化），需要附着在坚韧的皮之上，梁国的文化繁荣，但百姓的日子却是水深火热。
所以，当国家矛盾尖锐到一个火星就能引爆的地步时，再繁荣的文化，也只会落得在大火之中烟消云散的结局。
可以想象，如果侯景真的如同历史上那样，攻破台城，祸乱江南。
梁武帝苦心经营了将近五十年的太平盛世，创造出来的大量文化财富，在战火过后，不可能剩下多少。
可以说，不能造福平民百姓的文化繁荣，终究不过是镜花水月罢了。
李笠提笔，在这字书的首页，写下大大的四个字：
以民为本。




乱世栋梁 第一百八十七章 诱之以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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汴水畔，开封码头一如既往的繁忙，大量船只靠泊，卸下各类物资，以满足开封城每日巨大的消耗需求。
秋天到了，各地丰收，运抵开封的物资，自然愈发丰富。
朝廷发行国债筹款修河淮运渎——通济渠，现在工程已经完成，所以自南方而来的物资，输送量比起之前增加许多。
除了各类物资，沿着运渎过来的还有大量流动人口。
各地那些无地可种的人，以及不满足于一辈子种地的人，纷纷涌向通济渠沿岸城、市以及商埠，要么乘船，要么沿着运渎徒步前往开封寻找机会。
他们有的是孤身一人，有的结伴而行，甚至有人拖家带口，满怀希望抵达开封，在天子脚下讨口饭吃。
对于这些外来人口，天子可不能置之不理，不能看着这些外来人口聚在开封后无依无靠，露宿街头，衣不遮体、食不果腹。
而且，大量抵达开封却无依无靠的外来人口，一旦在城边上形成了巨大的棚户区（贫民窟），那真是“有碍观瞻”。
码头边上，某食肆内，李笠坐在临街窗口，看着外面熙熙攘攘的人群，设想一下自己若是“进城务工”的百姓，要面对什么。
第一，人生地不熟，想要找个地方落脚，有个地方住，可不容易。
若有同乡接济，倒是可以从容些，可一旦同乡没地方安置自己，怎么办呢？
实在不行，露宿街头？或者借宿寺庙？
假如还带着妻儿老小同行，则更不容易。
第二，找工作，有经济收入，养活自己，解决吃饭问题，还要交房租。
李笠觉得，无论是那个时代，外来人口到了某地，必然面临这两个问题。
所以，开封城既然吸引了大量的外来人口，官府必须做些什么，给这些初来乍到的人，有个较为方便、安全的生存方式。
李笠的目光，随后转到码头上那些负责疏导外来人口“有序入城”的吏员们。
外来人口的管理，是个必须重视的问题，否则容易出事，因为哪怕是在后世，政府也不敢让大量外来人口处于“失控”状态。
所以，开封官府制定了一系列制度，并严格执行，确保涌入开封的大量外来人口，能够在官府的管理下，实现有序的居住、务工以及流动。
李笠现在，就是看这些制度的具体执行者——基层小吏们，是如何执行制度的。
因为再好的制度，也得靠人来执行，歪嘴和尚把好经念歪，这种事自古以来都是屡见不鲜。
那么，以李笠亲眼所见，码头上的小吏们，是如何疏导、管理刚抵达开封的那些外来人口呢？
第一步，拿着纸皮大喇叭，用不同方言喊话，宣扬官府的政策：
在城中无住处的人，可以到登记处登记，登记完后有福利：每人可领蒸饼一个，铜钱三十文，不限成年与否。
有便宜不占，那是天理不容，毫无疑问，这种喊话，必然引来大量旅客去登记处排队。
其中肯定有初来乍到者，他们登记信息后，领了食物和钱，至少心能定一些。
这就是“诱之以利”，让初来乍到的外来者，奔着免费食物和安置费，接受官府的管理。
而不需要小吏们严防死守，从大量客流之中，甄别初来乍到的外来者、执行“分流”工作。
第二步，对那些在登记处排队的人，宣传另一个政策：领了食物和钱的外来者，必须进入“特别通道”，接受官府的安排：
安置到“安居坊”暂住。
即官府提供为期五日的免费住宿，住在“安置坊”，每日有免费的一日两餐。
如此一来，纯粹是占便宜、但实际上有地方住的人，大部分会选择离开排队队伍。
剩下的人，基本上以初来乍到者为主。
第三步，官府会组织商家、作场，在安置坊招工，给刚在开封落脚的人们，以找工作的机会。
应募的人，其本人，或者家属（如果有的话），可以转到“廉租坊”居住，离开“安居坊”。
或者，外来者可以在五日时间，自己去找工作，然后搬出去。
也可以凭借用工证明，将自己和家人在“安置坊”的住宿时间，延长至十五日。
于是，来外人口进入开封的第一步（有地方住，有活干），顺利结束，官方的引导工作完成。
但是，制度若仅此而已，就会有不少漏洞。
李笠看了一上午，对码头处的“外来人口分流工作”很满意。
这项制度的宣传做得不错，运渎沿途各码头也做足了“预热”，所以许多抵达开封码头的人们，都知道去登记处登记，有钱拿，有蒸饼领。
小吏们并不用四处奔走，就能轻松引导初来乍到的外地人，到登记处前登记。
登记处前排起长龙，男女老少们依次领食物和钱，通关后进入安置坊，开始在开封的新生活。
如此一来，小吏们其实就起着维持秩序的作用，不用“念经”。
用利益来引导人们接受管理，这就是解决办法的另类思路，当然，前提是财政撑得住。
并且要有多项措施，堵住漏洞，譬如：
会有人反复冒充“新来的”，不停领取免费食物和安置费，并利用各种漏洞，在“安置坊”里混吃混住。
甚至，会有人专门组织一个“团队”，通过组织大量“外来者”去码头登记处冒领食物和安置费来发财。
一人登记后过关，可领三十文，事后，组织者和过关者对半分，再分五文给其他参与者，剩下十文，入组织者钱袋。
若一天组织三百人过关，组织者就能净赚三贯。
以此暴富不太可能，但轻松赚点外快，还是可以的。
所以，如何鉴别外来者到底是第一次来开封，还是反复来？
如何避免那些明明在城中有住处，却要冒充初来乍到者去领安置费、占便宜的行为？
李笠收起千里镜，慢慢喝茶。
这个时代没有互联网、电脑、摄像机、照相机以及各类识别软件，要想在码头这种客流量巨大的地方，有效、高效甄别一个人的真实身份，那是不可能做到的。
不过，部分做到，还是有办法实现，而且应对措施很简单。
譬如，登记处发的铜钱，是特制的铜钱，并非“贞元五铢”，只能在安置坊内使用，购买一些基本的生活用品。
对于真正的初来乍到、没有地方住以及工作的外来者而言，他们人生地不熟，有了免费吃住，很不错，这种限制并没有什么不便。
至于骗吃骗喝的混子，去街边扮乞丐行乞骗钱，都比在安置坊内混日子骗几个特制铜钱好得多。
人钻制度漏洞的动机，无非是以此牟利，当牟利收获高于钻漏洞成本时，亏本的生意，自然就没人做了。
李笠一边想，一边喝茶，杯中茶喝完，下意识说了声：“倒茶。”
说的是鄱阳话，毕竟他和正室黄姈、“首席侧室”赵孟娘都是鄱阳人，家里（宫里）常用语是鄱阳话。
很快，有人为他斟茶，对方那一双修长、白皙的手，以及可以用“晶莹玉透”来形容的手指，让李笠看了只觉赏心悦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