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饿的女儿

他对自己的命运一直是病态的悲观，但我却偏爱这种病态。将同病相怜，自以为是地转化为爱恋，制造出一种纯洁的、向上的感情，把我从贫民区庸俗无望中解救出来。有那么几天，我以为自己做到了，现在我明白自己彻底失败了。
好像我是他，而对面那张凳子坐着的是我，一个不谙世事的黄毛小姑娘，她说着，而我听着，不时插上几句话，鼓励她继续说下去。没有说话声，这个房间多么可怕，没有说话声，这个孤独的世界，末日般的黄昏正在降临。他的开水瓶，依然在靠墙的地方立着。窗外仍然是下课后学生的喧闹，远处打篮球的人在抢球，投球，在奔跑，从左边跑到右边，从右边跑到左边。生活照常，日子照常，不会因为少了他这么一个人，谁就会在意差了一点什么，早就有另一个教师在教历史课。好像只有我感到生命里缺了一块，但是天空和树木照旧蔚蓝葱绿。因此，他要走，要这么走，就由他走好了，他该有决定自己命运的自由，对不对？
我朝自己点头，在我点头之际，一种声音从我心里冉冉而升，就像有手指很轻地在拨弄我的心一样，这种有旋律的声音，就是我和他在那个堆满书的房间做爱时，他在旧唱机上放的音乐。江水在窗外涓涓不息地流淌，稀稀落落的阳光映照在我一丝不挂的身体上。他的脸贴着我的乳房，他含着我的乳头，牙齿轻轻咬着，叫我又痛又想念，我的眼睛既含羞又充满渴望，像是在祈求他别停下，千万别松开。他的手放在我的大腿间，那燃烧的手，重新深入那仍旧饥饿又湿热之处，仅仅几秒钟，我的阴道就向他难以抑制地展开。这身体和他的身体已经结成一个整体，就算周围站满了指责的人，我也不愿他从我的身体里抽出来。我记不清那乐曲叫什么名字，但那音乐美而忧伤，那音乐让我看到在人世的荒原之上，对峙着欢乐和绝望的双峰。
到这时我才想到，他为什么做到一字不留，不只是为了照顾我的反应，或是怕给我的名声留下污点，而是因为他清楚：他对我并不重要，我对他也并不重要，如果我曾经疯狂地钟情于他，他就得纠正我，用他沉默的离别。
那天傍晚，我一个人走到江边，把我日记中与他有关的记述，一页页撕掉，看着江水吞没，卷走。
这城市的风俗认为，吊死的人是凶鬼，和饿死鬼一样，得不到超度，也得不到转世，去不了天堂，而河流是通向地狱的唯一途径。无论在人世或是在阴间，他都是一个受难者，如果这江水真的流向地狱，他能收到由江水带去的这些他从未读到过的文字，他还会这样说吗——“终有一天你会懂的”？
3
近半月的时间中，一个男人早就离开现在却突然进入，另一个男人一度进入现在却突然离开，好像我的生活是他们随时随地可穿越的领地。
我是在这个时候坚定了要离开家的决心。
我知道自己患有一种怎样的精神疾病——只有弱者才有的逃离病。仰望山腰上紧紧挤在一块的院子，一丛丛慢慢亮起的灯光，只有逃离，我才会安宁。
轮渡停在对岸，迟迟不肯过来。守候在趸船里的人异常多。我在一个不显眼的角落站着。不知要到哪里去，也不知以后怎么办，更未去想我将去追求什么。离开就是目的，我背着一个包，里面有几本书和换洗衣服。我对自己说，你只要渡过江去，其他什么都不要多想。慢慢地，我真的安静下来。一旁一对看上去像老熟人的男女的说话声传入我的耳朵，东家长西家短，婆婆妈妈的事一大堆。
听说了吗，有两个劳改犯跑出来了。
不止这回了，想跑，又跑不脱，结果被逼到管教干部家属区，将就门口现成的劈柴斧头砍死人。
不对头，是专门跑去砍管教的，连家里的小孩也砍了。
逮到了没有？旁边有听者插话。
那还用得着说，早敲了沙罐！
不过这下子管教得对劳改犯好一点了。
不能手软，要管得更紧才对。“对敌人慈善就是对人民残酷。”政治口号很自然地从那男人嘴里滑了出来。
粗大结实的缆绳套在趸船的铁桩上，水手吹响了哨子，等对岸过来的客人下船后，我随趸船里的人一窝蜂地拥进船舱。那对男女抢到座位，仍在叽叽咕咕说着什么，他们的声音被机舱的马达声湮没。
渡船摇摇摆摆地等着，大轮船经过，浊浪卷上船面，人们惊跳着避开涌过甲板的水。我站在船舷边。舱里人真多，不时还有人从趸船里走进舱内。该是退水季节了，可江水还是浩浩荡荡，淹没了泥滩和陡峭的山脚，我刚刚下来的几步石梯，被浪拍击着。江水不像有退的意思，人都说很久都没有过这么凶猛的一江水了。沿江低矮倾斜的房屋，又静又害怕地耸立着。
渡船的锚从江里升起。水手又吹响了哨子，他跳到船尾，把缆绳从趸船上收回。
轮船离开趸船，掉头朝对岸驶去，船灯打在江面上，船像剪刀剪开江水，剖开的白浪翻卷，光束没照着的地方江水昏黄黝黑，波涛起伏。
4
母亲说我占三则顺，四川话里三和山同音，我生肖属虎，有山而居，大顺大吉。一旦出走，虎落平阳遭犬欺。母亲还说好多算命先生都一致认为我八字不顺，阴气足，若不靠山，诸事不利，灾厄难解。也许她是为了吓唬我，她可能比我更明白我的脾气。
但我喜欢三这个数字，包括所有三的倍数的数字，我相信我的生命和这个数字有某种秘不可宣的联系，十八岁就是三个六，我意识到这里有密码，却不知保存的是什么机密。
于是我又回到老问题上：当初，在我三岁时，母亲为何就挑中文殊菩萨，作为我的守护神？或许她早就清楚，我一生会受的最大的苦，就是“想知道”，知而无解救之道，必会更痛苦。
母亲可能比任何一人都了解我，她真是为我担心。
当天夜里我头枕包，睡在朝天门港口客运站拥挤的长条木椅上，周围全是拖包带箱的旅客。我蜷缩身子，一合上眼，幻象就跟上来：江上结满冰，我在城中心这边，就从上面走过去。想回到南岸去，但走了一半，冰就开始融化，冰裂开，咯咯咯响，白茫茫一片，竟没有一个活人，只有些死猫死狗从江底浮上来，我赶紧睁开眼睛，不是怕一年又一年死掉的人浮上来，而是怕我的家人追来。
已经是深夜了，如果他们今天没注意，那么第二天就会知晓。对于我的出走，他们会怎么想？母亲会痛骂，咒我，她不会茶饭不思的，她只会一提起我，就把我的背脊骂肿，她比家里任何一个人都更失望；很少发作的父亲，也会觉得这是种不容原谅的伤害，他白养白带大了我；四姐和德华一定幸灾乐祸，一边嘲笑父母喂了只没心没肝的小狼崽，一边高兴再也没人和他们共居一室，弄得他们过不了夫妻生活，或许，他俩已闹得一团糟的关系，会因为我的离去而缓和起来；三哥，长子，以一家之主自居，会暴跳如雷，认为我背叛了这个家，欺骗了这个家，会把与我有关的东西都扔到门外或江里，甚至会跑到生父那儿去闹，向他要人？而我生父，这个该为我的出生负一半责任的人，我再也不想见到他，他做我父亲的心性被我挫伤，不会再跟在我的身后，现在想跟也跟不到了。
你们闹去吧，我是不会在意的。
或许这都是我心地狭隘，只想别人对我不好的地方。但是无论他们高兴还是伤心，总之，不久他们就会习惯这个家没有我这个人。
行了，我在心里对自己说，不管他们现在怎么想，该是我另找栖身之地的时候了。想起晚上我往野猫溪轮渡去的时候，路过废品收购站，看见黑暗中站在小石桥上的“花痴”，她没有穿上衣，裸着两只不知羞耻的乳房，身边一切的人都不在眼里，虽然整张脸的脏和手、胳膊的脏一样，眼睛却不像其他疯子那么混浊。江风从桥洞里上来，把她那又肥又长的裤子鼓满了，她不冷吗？我走近她，有种想与她说话的冲动，她却朝我露出牙齿嘻嘻笑了起来。
我没有笑，我笑不出来。
我在长条椅上再也睡不着，微微依椅背坐了起来，大睁着眼睛。
到处是纸屑、口痰，也有不少外地逃荒要饭的人，白天上街要，晚上就上这儿来占着木条椅或一角墙过夜。客运站门口，一个胡子头发一样长、花白的乞丐，实际上不过只有四十来岁，流着鼻涕，涎着口水，不断地说：
“做点好事嘛，求求你了。”他逢男人喊叔叔，遇女人喊娘娘，还下跪作揖。
看着乞丐，我打了个冷战，莫非这是我的明天不成？我开始害怕。但不一会儿，我就否定了这种可能，我能使自己活下来。不管是谁，是男是女，都可以把我带走，我已经学会了诱惑与被诱惑。这个想法，让我最瞧不起自己，但这样做需要勇气。
他或她对我好，那是我好运；反之，算我倒霉，反正我对倒霉也不会不习惯。只要离开对岸山坡上那个家，只要一刀斩断以往的生活，就行了。在这一刻里，什么样的代价，我都甘心情愿。
我想得几乎脑袋炸裂，马上就要飞离我的肩头，就干脆盯着一只嗡嗡叫的苍蝇，几秒钟后，真做到了什么也不想。再几秒钟后，我倒在长椅上睡着了。





饥饿的女儿 第21章
1
随着秋日越来越深，天气逐渐转冷，我的健康状况日益变坏，睡不好已是常事，特别奇怪的是开始吃不下，经常恶心。在街上，只要看见有油腥的食品，就头晕，想吐。肚子饿，却不敢吃，吃什么吐什么，只能喝白开水，冲下小半个馒头就足够，不能再多吃了。两个月内，我瘦成了皮包骨。
我想我是支撑不下去了，只有去看医生。一位老医生摸了我的脉，稍稍检查了一下，就问我上个月来月经是什么时候。
他的大褂，一片白色拂过我的眼前，我摇了摇头。
“多久了？”他眼光马上变了，鄙夷地盯着我，花白头发的头快昂得往后折过去了。
我低下头心算，一个多月，不对，早过了两个月。我的声音吞吞吐吐，“大概两个月。”这的确是我未想到的，我紧张加害怕，额头上沁出汗珠。
“你才十八岁。”他转头看着病历卡，摇着头说道。他提起笔想写字，想想又搁下笔，向我说了两个字。
我是怎样走出那个房间的？我不知道。中医院大门只有几步又宽又长的台阶，我站在马路边的人行道上，一动不动，“未婚先孕”！从来，在我从小所受的教育里，比任何罪恶更耻辱，比死亡更可怕，我真想一头向行驶过来的公共汽车撞去，就在这时，一辆小车唰的一下停在面前，是送病人进医院的。我还是没动，车玻璃映出我的模样，那绝不是我。于是我走到车前镜边，看清楚了：脸生了层霜似的灰白，头发松散，脱落了不少，眼睛凹下去，出奇的大，不知是由于妊娠反应或是其他什么原因，两颊出现了斑点，老年人才有这样的斑点，我看不下去，掉转过头。
我不能死，我必须活，我的生命本不应该存在于世上，我不能结束自己。并且，我才刚开始明白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
我和历史老师一上床就怀孕，仅一次就有了小孩。
母亲当初怀我恐怕也是这样，一和男人睡觉，就怀上孕，她和袍哥头是这样，和我生父是这样，莫非我继承了母亲特别强的生育能力？是我们母女的基因如此，还是越贫穷的女人生育能力就越强，大自然给我们格外补偿？饥饿的女人，是不是自然就有个特别饥饿的子宫？母亲当初也想把我打掉，但最终还是生了下来。
这么说，我是不想要这小孩？
这念头一冒出，就让我吃了一惊。这是他的孩子，最好是个男孩，我希望是个男孩，长得和他一模一样，貌不出众，平平常常，但不要他那种近乎艺术家的神经气质，不要写诗，也不要会画一点画，不要沾上他父亲的任何命数，也不要学我幻想能写小说，梦想成为一个作家。让他成为一个最普通的人，越普通越满足于生命，越容易获得幸福。
我自己连基本的生存保障都不具备，更谈不上可靠的安全幸福，我能保证肚子里的孩子健康长大？
不用装傻了，我正在想法逃脱这个世代贫穷痛苦生活的轮回，为此目的，我必须倾注全部身心，决不能有任何拖累。一旦要孩子，我必须马上为他找一个新的父亲，将将就就成家糊口，我为之所做的努力不就全白费了吗？孩子会毁了我的一生。
又将是一个没父亲的孩子！无论我多么爱他，生活也是残缺的，这个社会将如不容我一样不容他，从我自己身上就可以看到他痛苦的未来。总有一天，我不等他问，就会告诉他，关于他父亲的一切，包括我。那时，他会仇恨整个人类整个世界，就像我一样。孩子有什么过错，要来承担连我也承担不了的痛苦？
下这个决心的时候，我才突然明白，我在历史老师身上寻找的，实际上不是一个情人或一个丈夫，我是在寻找我生命中缺失的父亲，一个情人般的父亲，年龄大到足以安慰我，睿智到能启示我，又亲密得能与我平等交流情感，珍爱我，怜惜我，还敢为我受辱挺身而出。所以我从来没有感到历史老师与我的年龄差，同龄男人几乎不会引起我的兴趣。
但是，三个父亲，都负了我：生父为我付出沉重代价，却只给我带来羞辱；养父忍下耻辱，细心照料我长大，但从未亲近过我的心；历史老师，在理解我上，并不比我本人深刻，只顾自己离去，把我当作一桩应该忘掉的艳遇。
这个世界，本来就没有父亲。它不会向我提供任何生养这个孩子的理由，与其让孩子活下来到这个世界上受罪，不如在他生命未开始之前就救出他。
2
第二天，我起了个早，到市妇产科医院门诊排队挂号。那个倾斜的小马路是卵石铺的，从大马路上分岔绕向医院，很陡，实际是一条不宽不窄的巷子，路两旁排满了小吃摊水果摊，摩托、滑竿与行人挤成一团。
雨飘了起来，街上顶块布、报纸的人在奔跑，雨点变大，人们慌忙地跑到屋檐下躲，但也有人什么也不遮，步子稳定地走着。我拿到了挂号单，在熙熙攘攘排队的人丛中，望了望门外，云层下的天空十分阴暗。当街的小吃店点起了蜡烛，烛光灼灼，煤炉上的热气映着人脸模糊地闪动。
我走到墙边的桌子前，拿起麻绳系住的圆珠笔往崭新的病历上填。临时取了个名字，岁数当然不能写十八，十八岁堕胎，不找家长，也要找户籍，查出是谁把我的肚子搞大，要判诱奸罪。年龄必须填二十五岁，反正这张脸，已人不人样，鬼不鬼样，眼睛更没了任何稚气。
地址单位两栏，也用假的。从头到尾撒谎，就我这个人是真的，就我肚子里孩子是真的。
坐在妇科门诊室外长凳上，我就明白自己刚才的做法并不多余，也幸亏在中医院挨过那个老医生一顿羞辱，受了教育，学乖了。
诊室有门却大敞着，挂了块布帘，那块布原先白色，不知用了多少年，暗灰了，也没换。进出门帘都是女人，男人都守在走廊长凳上，或在过道里来回走着抽烟。布帘不时掀开，想往里面看的人能看得一清二楚：有三张病床在同时检查，脱掉裤子的女病人躺倒在床上张开腿，每个床前也没个屏遮挡，大概觉得妨碍操作。
看到这情况。我脸通红，眼睛只能盯着我的膝盖，在长凳上坐立不安。
叫到我时，过道墙上钟已快到十一点，四十多岁的女医生取掉塑料薄膜手套，往床边垃圾筒里一扔。她匆忙地问我情况，我装得若无其事，说两个多月没来月经，怀疑怀孕了。她没多问什么，让我脱掉裤子检查后，说看来是怀孕，让我去抽血解小便化验。
“今天可不可以做手术？”我问。
“可以，”她低着头写病历，不耐烦地说，“去化验了再回到我这儿来。”
再多问一句，她就会高声训斥。
缴过费，等取了化验单重新回诊室，拿到医生同意下午做手术的意见书，我心里松了一口气。在走廊里没走几步，一个烫头发的年轻女子从长凳上赶到我身边，问：“要你证明没有？”
“没有。”
“你运气真好，看你样子老实，遇上龟儿子养的医生心情好。”她的眉轻描淡画过，长得漂亮又擅打扮的女人到这里一定会倒霉。她说，每回医生都要她出示单位证明，或者结婚证，每次她都要费尽脑汁弄张别的单位的证明。她说她已做过三次人工流产，她的男朋友不肯戴避孕套。
医院墙上张贴着计划生育的宣传画，包括避孕知识、性病等状况。等这位像找不到人说话的女子离开后，我就站在墙前，像是在等人，却是很仔细地看起来，再也不像不久前看《人体解剖学》时那么不好意思。
雨停了，天色依旧灰暗，手术室在另一座两层楼的房子里。我去的时候，那儿已等候着三对人，女的都有男人陪，走廊口写着“男同志止步”的木牌，不过是个样子，没人遵守。我找到对面一个位子坐下时，感到他们乜视的眼光，好像我是个怪人。男人在这儿，是一个必需，这是我未料及的。没过几分钟，又进来一个姑娘，脸长得圆圆的，头发剪得短，显得年龄很小，陪她的是个年龄大一些的女人，交手术单时，值班护士像个实习生，最多十八九岁，态度却学得极坏。那个由女人陪的圆脸姑娘问什么时间轮到她？护士眯了她一眼，吼道：“到一边去，这阵着急，乱搞时啷个不着急？”有女人陪也没有用。
万一要刁难，问我为什么没男人陪，我怎么回答呢？其他女的，临时还能拉一个来冒充，而我连假的也拉不到。那我就说，我是单位派到这城市培训学习，所以丈夫不在。他们才不在乎你要不要小孩，“计划生育”，打掉的孩子越多越好。同时他们又想维持道德，对非婚性行为必须羞辱，要你明白是沾了政策的便宜，中国式“共产主义”道德正在由于你打胎而败坏。
杀猪时才有那样尖厉的叫声，里面像是在活割活宰人，我吓得毛骨悚然，真想拔腿就跑。
“图痛快，就莫叫，想舒服呀，就莫哭。”
“到男人那儿去哭，莫在这儿撒娇，恶心不恶心呀！”
医生不紧不慢的声音传出来。不打麻药和止痛针就把子宫里孩子的胚胎，生拉活扯刮下来。暴力是最有激情的形式，男人们在手术门外手足无措，任何爱情在这种时候都没了诗情画意。当做完手术满脸泪痕的女人踉跄出来时，她的男人就一把将她扶住。女人有了男人这一扶，就是幸福的了。长椅上已经有几个在男人怀里哭泣的女人。
我的手里全是冷汗，心想，换一种死法或许比这强。护士到门口对着过道叫：“杨玲。”
没人应。她叫第二声时，我醒悟过来，这是上午我给自己取的名字，赶忙起身，往屋里冲去。“聋子呀，这边走。”她让我脱掉布鞋，换上门后的塑料拖鞋，每双拖鞋，不仅旧，而且脏得可疑。我犹豫了一秒钟，就换了。
门里左边抵墙，一条窄长板凳上趴着一个刚从手术台上下来的姑娘，下身未有任何遮盖的衣裤。两个不知是护士或是医生的女人坐在一张桌子前，管着病历，管着收钱，说街上卖的月经纸不卫生，得买医院的纱布棉花，说是消过毒的。
“脱掉裤子，上那张床去躺好！”收钱的护士命令道。
打着寒战，我剥下长裤，脱掉里面的短裤时，我的手指像冻麻了一样，半天脱不下来。“快点，装啥正经？”退去内裤后，我看了那人一眼，她连眼皮也未抬。
我躺在高高的铁床上，觉得这间屋子极大，天花板和墙上都飞挂着墙屑，长久没粉刷过了。三个像中学教室里那样的窗，玻璃裂着缝，没挂窗帘，外面是院墙，没有树，也看不到一角天空，哪怕是黯淡的天空。长日光灯悬在屋中央，光线刺人眼睛的亮。两张床，另一张空着。铁床上油漆剥落，生着铁锈。这个市妇产科医院据说抗战时就建了，怕是真给好几辈女人使用过。
“张开双腿！以前刮过没有？”一个戴着口罩的女医生坐在凳子上，一边问一边将一堆用布包起来的重物往我身上一放。那布的颜色和搭在我下半身上的布同样，是洗不干净的脏灰色。
“没有。”我说。
“把腿张开点！往边上些！”
她的每个不耐烦的命令都叫我心惊胆战，我看着天花板，手抓紧铁床冰冷的边。她打开压在我身上的布，叮当响起亮晃晃的手术器械。我不敢看那些钳子刀子夹子剪子。突然我想，现在翻身下手术台还来得及，我是要这个孩子的，不管我将要为这个孩子付出多大的代价，我是要他的，就像那天我想要他的父亲，把自己毫无保留地交给他的父亲一样，泪水顺着眼角往我两鬓流。医生身子移开，我突然看到房间一角，桌子上一个搪瓷白盘，搁了好多形如猪腰血糊糊的肉块，那上面也会放上我的孩子。是的，我这刻跳下来逃走，还不晚，拥有了这孩子，就等于拥有了他的父亲，等于他的父亲复活。我的双腿刚一动，一件冰冷的利器刺入我的阴道，我的身体尖声叫了起来，泪水从我的两鬓流进头发。这第一声自发的尖叫后，我就咬住牙齿，手抓紧铁床。
母亲说过她抬不动石头，快倒下时，就念毛主席的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要不然念佛，求佛保佑，就能挺住。我没有念语录的习惯，也没有念佛的本领，我只能更紧地咬着牙关，双手抓牢铁床。医生连个帮忙护士也不用，把用完的器械扔到一个大筐里，从我身上的布里取过来又一件器械，捣入我的身体，钻动着我的子宫，痛，胀，发麻，仿佛心肝肚肠被挖出来慢慢地理，用刀随便地切碎，又随便地往你的身体里扔，号叫也无法缓解这种肉与肉的撕裂。
知道这点，我的号叫就停止了。我的牙齿都咬得不是我自己的了，也未再叫第二声。我的眼睛里，屋中央的长日光灯开始缩短，缩小，成为一点，旋转起来，像个巨大的又白又亮的球向我垂直砸下来，我的眼前一团漆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