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饿的女儿

睁开眼睛，我看到了那个医生站在我面前，她取掉口罩，她长得其实挺漂亮，下巴有颗痣，很显年轻，最多也不过三十来岁，脱掉白大褂，她可能也是好妻子好母亲。她没有说话，她在想什么，我不知道。我的脸上和身上一样全是汗，嘴唇都咬破了，双手离开铁床，还恐惧得握成拳头，我觉得房间冷极了，像有很多股寒风朝我身体涌来。
我从床上滑下地，穿上塑料拖鞋，那被我自己杀死的孩子，我不忍心去看。我有一个强烈的预感，我不会再有孩子，一辈子不想再要孩子。没有一个孩子，会比得上这个才两个多月就夭折的孩子在我生命中的分量，我这样的女人，生出来的孩子只会比我更不幸，更难过长大成人这一关。
我一步一步往那条长板凳走，谁也没有扶我一把，我挨近长板凳，就侧身倒了上去，蜷成一团，手捂紧下部。
一个护士朝门外大声叫下一位做手术的。她对那儿的女人们训斥道：“刚才这人就不叫唤，你们学学她不行吗？”
“肯定脑子有问题。”另一个坐在桌子边年纪大的护士，“去，叫她快点穿好衣服走。要装死到马路上装去。”
“让她待着，等我写完手术情况再叫她走。”
不知过了多少时间，可能就三四分钟，我觉得手里多了几张纸，就尽力在长板凳上撑起身子看。子宫深度：十。有无绒毛：有。失血多少：多。有无胚胎：有。我看到这儿，还未看完，便唰唰几下把病历撕成碎片，目光发直，那些纸片跟着我的身体站起，掉在地上。我什么也没说，穿好裤子袜子，换上布鞋，也没看屋子里人的反应，扶着墙慢慢挪出了手术室。
3
温暖的水从头发淋到脚心，我擦着肥皂，不时望望墙顶那个桶的玻璃管水位到哪儿。公共浴室，一人一格，半边木门挡着，衣服放在门上端水泥板上。
也许是中国女人的体质，生小孩后要坐月子，必须躺在床上休息一个月，吃营养食品。流产等于小产，也一样得包头或戴帽子一个月，不能让风吹，风吹了以后就要落个偏头痛。这一个月漱口要温热水，不吃生冷食品，不然牙齿要难受；即使偶尔下床不要拿重物，不然腰和手腿都要酸痛。若要洗澡，得等月子结束。
我顾不上这些规矩，没几天，就跑上了街，直奔公共浴室去。
生平第一次花钱进浴室的我，在淋浴时，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安慰，好比亲人爱护着我照顾着我。裸着身体在水流中，哪怕瘦骨伶仃，也无比美好，我已好久不抚摸自己了，我从没抚摸那从未隆起过的肚子，待肚子里什么也没有，我才感到里面真的太空。
听说男浴室是一个大盆塘。女浴室却有二十个淋浴，管理人员是个胖胖的女人，一件薄汗衫短裤，穿了双雨靴，总在格子间的空道上走来走去。检查谁的水已完，就叫这人动作快点，到外屋穿衣，因为有人候着要洗。谁的水烫需要加冷，谁的水凉需要加热，她就那么跑来跑去调水温，地上滑溜溜的，雨靴踩着水吧嗒吧嗒响。浴室里热气腾腾，未遮全的格子门露出女人漂亮或不漂亮的腿和脚。
在这段时期，只要手里有了几文钱，我就拿了干净衣服，往浴室跑，去排队。好像是让我身上流过的水，冲走我要忘却的事，让它们顺着水洞流进沟渠，流入长江。
4
第二年夏天我临时决定参加高考，根本没有准备，却也去试了。这样的考试当然失败，最后两科，我都只答了一小半。我知道自己无望，我家的血液里早已注定我不可能和大学沾上边。
高考落榜之后，一所轻工业中专学校录取了我，专业是仅比当工人好一点的会计助理。学校在嘉陵江北边的一个乡镇。去或是不去？已尝到自由滋味的我，不愿被一个所谓的“专业”束缚，但两年学习毕业后，我就可以有一个稳定的职业，有一份三十多元的工资，生活也暂时有了保障。
去报到注册时，学校已开学两周。
两年时间很快过去。母亲在一次春节时往学校寄来一封信，里面夹了纸币，从不写信的母亲附了一张纸条：“六六，回家来过年。”就这么几个字，写得歪歪扭扭，“家”字还少了一撇。我收了作路费的钱，没有回家，也没给她回信。
毕业分配后，我有了一个工作，与两个姑娘共居一室，安放一张窄窄的床铺。我尽量争取外出，出差，请事假，后来干脆请了病假，说回家休养，实际上是只身逛荡在这个广袤无边的土地上。北方，走得最远的是沈阳和丹东，靠近朝鲜，南面是海南岛、广西，濒临越南，东边是长江下游一带，一个个城市，无目的地乱走，有目的地漫游。
我仅与二姐保持偶然的通信联系。她来信说，四姐夫德华死了，晚上肚子痛，发高烧，到南岸区医院，开刀以为是阑尾炎，打开才知是腹膜大面积感染，一开刀就没治了，死时很痛苦。
我很怕收到她的信，信里没有什么好消息。她的信说大姐已回到山城，和那个高个男子住在一起。回来前大姐和前夫打了一架动了刀子，小女儿吓得上去挡驾，脸被前夫划了一刀，破了相。大姐痛哭数日，精神崩溃。前夫告她，说是由于她上门打架，才导致他误伤了女儿。她被公安局抓去，在拘留所里关了两个月，出来后依然原样。三哥有了个女儿，五哥和一个农村女孩结了婚。
“前两天张妈死了，被丈夫气死的，”二姐写道，“你记不记得，就是那个当过妓女的？”
我当然记得。二姐的信从不问我在干什么，也很少提母亲父亲。她不必提，我清醒时更不想知道，我在梦里却不断回去，我看得见那个位于野猫溪副巷，和其他房子相连在一起的六号院子。
堂屋连接天井的门槛可能烂掉被扔了，天井青苔更多，两旁的屋檐下依旧挂晾着衣服，阴郁的天空，站在天井里才能望见，大厨房坍了，屋顶成了两大窟窿，灶神爷石像的壁龛剩个黑乎乎的坎。我家的灶上堆满了瓦片、砖和泥灰，已经无法生火了。有一天屋梁倾塌，整个大厨房几乎成了废墟。还好，自来水管接到院子里，再不用去挑水了。邻居差不多都是新面孔，一年又一年，有点办法的人家都搬离了，留下的原住户，他们的孩子长大，成家，也养了孩子，却没能力搬离。原住户，加上一些毫无办法立即搬进这儿的住户，依然十三家。
没了厨房，我家在堂屋用小煤炉烧饭。对门邻居程光头在往一个瓦罐浇水，瓦罐里堆了泥巴，有几株蒜苗，他嘴里念念有词，默坐运气。之后对我父亲说，那些蒜苗会生出延年益寿的花籽。
那间阁楼还是两张床，但布帘没了，一张床用席子盖着，不像有人睡的样子，我以前睡的靠门的一张床，铺着干干净净的床单，放的却是父亲的药瓶衣服和小收音机。父亲怕吵，图楼上清静，非要住上面。小桌子移到床边，放着茶杯。没有叶子烟，父亲抽了几十年的烟不抽了？
四姐又结婚了，住在婆家，新丈夫也是建筑工人。
野猫溪副巷整条街，各家各户的房门，白天仍不爱关门，家里来了客，门前照旧围一大串叽喳不停的邻居，看稀奇。若某家房门关着，一定在吃什么好东西，怕人碰见来分嘴，吃完门才打开。
一下雨，所有洗澡洗衣的木盆木桶，都移到露天蓄雨水。铁丝箍的木盆木桶，本来就得经年泡在水里，积下的雨水用来洗衣服，洗桌椅碗柜，最后洗脏臭的布鞋胶鞋。自来水还是金贵的。
还是那一条江，那一艘渡船，那些连绵叠嶂的山，那些苍白发着霉味的人，新一代工人顶了旧一代工人，生活一点也没有改变。
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在说，你必须背对它们。大部分时间我埋头读书，什么书都读。也一个劲儿地写诗写小说，有正儿八经地拿去发表，赚稿费维持生活，歪门邪道的收起来，不愿意给人看，更多的时候写完就扔了，不值得留下。
一段时期我沉溺于烟与酒里，劣质烟与廉价白酒，80年代中期南方各城市冒出成批的黑道诗人、画家、小说家，南来北往到处窜，我也在里面胡混。什么都不妨试试，各种艺术形式，各种生活方式，我的小包里或裤袋里始终装着安全套，哪怕没能用上，带上它，就感到了性的存在。爱情在我眼里已变得非常虚幻，结婚和生养孩子更是笑话，我就是不想走每个女人都得走的路。我一次又一次把酒当白开水似的喝，我很少醉倒，装醉佯狂，把对手，有时是一桌子的男士全喝到桌下去。
我结交女友大都是在贴面舞会上。我们为彼此装扮，为彼此剪奇特的短发式，穿着和男孩子差不多的最简单的衣服，夏天裙子里很少穿内裤，结伴而行去熟人和非熟人家的聚会。关上门拉下窗帘，黑了灯，图方便，也图安全。我从来没被警察抓去关上几天几月，也算够幸运的。偶尔也有公安局来查，被抓住盘问的人不多，大部分人翻窗夺门逃走。反正过不了多久，在另一城市又会碰到熟面孔。
西方的流行音乐成了80年代中国地下艺术界的时髦。我们跟着乡村音乐的节奏，怀里抱着一个人，慢慢摇，不知时间地摇，逃避苦闷和压抑。这时我可以过过幻觉瘾，好像快乐已抓在手中。
另一曲开始，听到猛打猛抽的迪斯科，一把推开对方，凶猛地扭动身体，鞋跟要把楼板踢穿，好像只有这么狂舞掉全部精力，才能催动我继续流浪。我的脸——早已失掉青春色泽的脸，只知道及时行乐的笑，已经不会为任何人，也不会为自己流一滴泪了。
有天晚上我喝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酒烧焦了我的身体，房间小而拥挤不堪，音乐声虽不太吵，但是空气混浊，我从双双对对相拥在一起的人里往门边挤，奔出房间，一个女友跟了出来。
黯淡的路灯照着乱糟糟的街，没有人走动，我只想一人待着，我腻味所有的人，包括我自己，我跑得很快，那位女友没能跟上。
穿过一条巷子，拉粪的板车从我身边的马路经过，洒水车的铃声在惬意地响着。我走下两步石阶，扶着一间房子的墙壁，突然疯狂地呕吐起来，酒混合着酸味的食物碎屑，从我嘴里往外倒。好一阵，等喘气稍定后，我从口袋里抽出一张纸，想擦擦嘴，却看到这是一首在地下油印杂志上的诗：
在灾难之前，我们都是孩子，
后来才学会这种发音方式，
喊声抓住喉咙，紧如鱼刺。
我们翻寻吓得发抖的门环，
在废墟中搜找遗落的耳朵，
我们高声感恩，却无人听取。
灾难过去，我们才知道恐惧，
喊声出自我们未流血的伤口，
出自闪光之下一再演出的逃亡。
要是我们知道怎样度过来的，
靠了什么侥幸，我们就不再喊叫，
而宁愿回到灾难临头的时刻。
我一边读，一边觉得舒服多了。这首诗，就像是专为我这样靠了侥幸才从一次又一次灾难中存活下来的人写的，我记得作者姓赵，或许命运真能出现奇遇，让我碰见他，或是一个像他那样理解人心的人，我会与这样的人成为莫逆之交，或许会爱上他，爱情会重新在我心里燃烧。或许，我的写作，早晚有一天能解救我生来就饥饿的心灵。





饥饿的女儿 第22章
1
离家多年，当我决定走得更远的时候，在1989年年初我回了一次家。
快到六号院子门口时，我才有点忐忑不安，不知家里人会怎样对我。父亲坐在堂屋家门口一小炉子边，他把几层外套重叠着穿，缩着腰，怕冷似的双手插在袖子里，正对着院大门。眼睛已完全看不见了，但能感觉是我，能听出是我的声音在叫他爸爸，他笑了。
母亲从屋里走出，手里的一节藕掉在地上，她变得很老，背更驼了。她说：“你回来做啥子，你还记得这个家呀？”话很不中听，但她看着我的神情告诉我，对我的回家她又惊又喜。
我把随身带的帆布小旅行箱放下，目光四下望着。这儿的一切，包括父母，与我想象的一样，只不过更为朽败，毫无新奇之处，也没有亲切的感觉。而我回来也不过是瞅上一眼，对自己曾经那么多年在这地方生活做个交代，有几分是为了看父母呢？
最多后天，说不定明天，我就走。
吃过晚饭，天就完全黑了。在屋子里，不管怎么弯着头，也看不到一点窗外掉尽叶子光秃秃的黄葛树。我脱了衣服上床，母亲在给五屉柜上的一尊佛规规矩矩作揖，嘴里轻轻念叨着什么。那是个和喝水杯子差不多大的瓷人，瓷人的面前放着一个小香炉。母亲信佛比以往更为虔诚，已把佛请到家里来。
母亲上床后，与我的身子挨得极近，我很不习惯往里面挪了挪，她扯过她的棉被给自己盖上。架子床靠墙一边横搁了一个窄窄的木板，上面放了夏天衣服和一个个用布包起来的小包袱。弄得一张床不伦不类的，而且稍不注意，一抬头，就会撞上。我忍不住说：“床下有箱子，还有五屉柜，都装不下了？”
“这你就不晓得了，把东西包起来，随时就可以走。”母亲说。
还不等我问她走哪儿，她就说，她准备好了，一失火，就可以拎走，先牵走我父亲，再拎包。
呼吸着母亲的气息，我想，她不过才六十二岁的人，脑子却真是老了。
我眼皮开始打架，粘在一起。奇怪，我在外每夜靠安眠药才能入睡，一回到家，不必服药，脑子马上昏昏沉沉。
母亲关了灯，她说这个月退休工资没领成，几家造船厂都发不起工人工资，退休工人连领一半退休金也不行。大冷天她去了好几次都白跑，有几百退休老人在公司大门口静坐。她怕冷，怕心脏犯病，没有去。公司若再不发退休工资，他们说要到朝天门港口去静坐。“那么冷，都是上了年龄的人，活不了几天，朝死里奔。”黑暗中，母亲自言自语，“我现在就是去一趟石桥广场买菜，人就累得不行。”
这几句我听清楚了，我对母亲说：“我要睡着了，明天我给你钱就是了。”
母亲想说什么，果真停了嘴。她那么说，不过是提醒我应当养家的一种方式罢了。
母亲也不问我的情况，在外边干些什么，她依然不把我当一回事。不过她问，我能说什么呢？假如我告诉她，她的第六个女儿靠写诗写小说谋生，她一定不会相信也不明白。我已经二十六岁，往二十七岁靠了，她也没有问一问我有没有谈对象，什么时候结婚。也可能她明白，我这种女儿的生活方式，还是不问为好，省得焦心。
2
第二天我醒来，就闻见烧香敬佛的大众牌卫生香，气味刺鼻。香炉上弯弯曲曲冒着三根白烟。父亲早起来了，摸下楼。面朝我站着，他喘得很厉害，在喝一种颜色很浓的药水。他看不见我，只是感觉到我站在门槛边。
母亲提着菜篮回来，她把白萝卜，还有几两猪肉一束葱，放在门外靠墙放的竹桌上。我过去帮母亲理葱上的须和黄叶，掏出钱给她。母亲把钱仔细地数了数，还了两张给我。我没推辞，就收下了。我对母亲说，我以后还会寄钱给她。
“一笼鸡不叫，总有只鸡要叫，”母亲说，“我知道你会最有孝心。”
“我明天一早就走。”我打断母亲。
母亲脸上的笑容顿时没了，嘴里却说：“你昨天晚上讲，我今天就多买点菜呀，你啷个不早点说嘛？”
父亲把炉子边上的扇子拿着，在对着炉子扇。母亲走过去，一把夺了下来，“火燃得又不是不好，扇啥子，瞎起个眼睛，尽添事！”
她是有气想对我发，但又不能朝我发，就对父亲发。人还是得长大，我想，起码长大了，母亲不能随便朝你发火。
整个下午和傍晚，家里空气都异常沉闷。晚饭时，五哥回来了一趟，他变得很瘦，人矮了一截，见了我仅说了句“你回来了”。连他都变得如此陌生，那么不用说其他姐姐哥哥了，我决定明天走是对的。我只想等到黑夜来临，盼望这一天尽快结束。
母亲洗了脚，迟迟不上床，墙上挂钟都快夜里十二点，整个院子的人都睡了，她还在翻箱倒柜，找什么东西似的。她一定是记忆出差错了，总找不着。
看着她着急的样子，我躺在被窝里说：“你要找的东西说不定就在我头上的包里。”她拍了一下自己的头，就爬上床，把边上一个布包取下。
我懒得看她，干脆闭上眼睛，准备入睡。
母亲叫我，我张开眼睛，见她手里拿着一只口琴，摊开的布包上是墨蓝色儿童绒帽。口琴和帽子都是我曾经见过的，她把口琴递给我。“你再也见不到他了。”她说这话时好像带着一种莫名的快感，仿佛是一个击中要害的报复。
“为什么？”我问，我知道母亲在说谁。
“他得肺癌死了。临死前他希望见到你和我，让他的老母亲去找你二姐，好不容易找到二姐，二姐却没有过江来叫我，即使叫了，你也不在。”母亲拿准我说，“即使你在，你也不会去的。”
“我不在。”我喃喃重复母亲的话。在1986年4月20日生父咽气的那一刻，三年前，二十四岁的我在哪里？在哪个城市潇洒地打发时光？可能和一群人在喝酒闲聊，哈哈大笑，正把身体倒向一个自认为爱我的男人的怀里？我想不起来，感觉脑壳上开始有东西在敲，我从被子里坐了起来，语气平淡地说：“人要死了，我还是得去的嘛。”
母亲俯下身的脸，我看不清楚，觉得她在冷笑，但是她的手抹了抹脸，那么说，她在流泪？
二姐写信从来没提这事，我相信她今后也永远不会给我讲这件事：生父的母亲，我的婆婆，为了儿子临死前想见我一眼，来找二姐。二姐却直截了当地说：“你不要来找我们家，不要来找我们家六六，我们家六六不会认你们的。”
二姐会一直守住这个秘密，如同她守着另一个秘密一样：曾代母亲收我生父按月寄给我的十八元生活费。
母亲后来知道了，也没有一句话责怪二姐。在这件事上，母亲心里一直很虚，她对我们家其他的孩子总是采取一种卑微的姿态，把一腔委屈和悲痛留给自己。
母亲说她有感觉，连续好些天夜里做梦，都梦见我生父像个小儿哭啼，责怪她不去看他。以前他在她的梦里不是这副样子，母亲便知道他已走了。
癌症晚期，没有医院肯收他，集体所有制的塑料厂付不出医疗费，家里人抬着他，一家家医院走，只有几张病床的一个乡镇小诊所算是开恩，收下他等死。他的妻子侍候了一段时间，也不干了，连火葬场都不愿去，她心里明白自己在他心里的位置。
“死的时候，他就叫我和你的名字，求他的老母亲再来找我们俩。”母亲停了停，说我生父平常连个鸡蛋都舍不得吃，他得肺癌是由于缺营养，身体差，在厂里长年做石棉下料。婆婆拉住母亲的手哭着说，他才四十九岁，我这种活够了的白发人不死，他啷个死了，老天爷长的啥子眼睛嘛？
3
或许从那以后，母亲就开始把佛请到家中，父亲和母亲也分开睡，母亲可能每夜哭醒？但她比以往更细心周到，照顾着比她大十岁的父亲，天一亮就上阁楼去，倒掉父亲的尿罐，提着烧开的水，为父亲泡上一杯茶，因为父亲的支气管炎，她硬是把父亲的叶子烟扔掉，让父亲戒了烟。父亲生病卧床不起时，母亲就把做好的饭菜送上楼，喂父亲，睡在父亲身边，怕父亲一口气喘不过来。她宁愿自己走在父亲后面，哪怕到时她一人无人照顾，若她走在父亲前头，没她，父亲怎么办？
她不爱父亲，却为父亲做从未为我生父做的一切，她的孤独，她的心事，只能向佛诉说，她没有一个听众，连她这刻对我说的，也是声音轻得不能再轻。知道眼瞎耳聪的父亲未睡着，听力出奇的好，隔着一层薄薄的楼板也没用，她不愿意伤害父亲，她认为自己伤害父亲已经够多的了。
口琴的冰凉，刺激着我好不容易在棉被里暖和过来的身体。我这个冷心人，不，一个冷血动物，伸过手去拿那顶墨蓝色的小帽，摸着面上的丝绸，里面的绒，帽子上被老鼠或虫咬坏的小洞。我闭上眼睛，想象当年生父怎样从他的裤袋里掏出这顶帽子，然后把它戴在我的小脑袋上的一串动作；站在严冬寒流中，他对母亲说风大，不要让我着凉了；我十八岁时，我们一辈子唯一的一次会面，他那副小心翼翼百般讨好，想讨我喜欢的种种情形。
他在城中心的最高点枇杷山公园，对我说过的话，当时我根本不在意，这时我却一字一音记起来了。
他说，尤其是你未来的丈夫，绝对不能让他知道，你的身世，你千万不要透露给任何人。不然你丈夫公婆会看不起你。以后一生会吃大苦，会受到许多委屈。
他说，在他跟着我时，他看到我受人欺侮，又不能奔过来帮我，心里直恨自己。
他说，你得原谅我没有尽到一个做父亲的责任，你得原谅你妈和我，你得对你妈好点，为了你，她太受苦了。
那个焰火齐放的夜晚，想起来真是灿烂。我当时感觉到那是一个节庆，不明白这座山城有什么可喜，想必是国庆节。为了确认，我在图书馆翻到1980年旧历八月二十三，母亲和生父记在心头的我的生日。原来那天正是十月一日，这个国家在庆祝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一周年的大喜日子。那天晚上最高级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设宴请外宾，柬埔寨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以及越南共产党亲华派流亡领袖黄文欢，俨然还是番王来朝的宫廷气派。
我把装订好的一册册报纸逆时翻，手指一触，泛黄的纸，一不小心就脆开一条缝。越接近1962年9月21日——我出生的那天，我的手越抖得厉害，纸的裂缝也就越大：那是个星期五，为旧历壬寅年八月二十三。那天发生最大的事，是声讨美帝国主义侵略罪行，我空军击落u-2美蒋间谍飞机，毛主席接见空军英雄。赞歌颂曲一片，云南烟区精选烟种，江西旱烟收成也好极了，我的家乡四川提供耕牛两万五千多头给缺牛区，广西中稻丰收，等等。越往我出生前大饥荒那些年翻，消息越是美好，生活越是美丽。这样的报纸太有价值，任何人想了解自己的祖国，想了解历史，应当经常翻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