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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宋

时间:2023-05-25  来源:  作者:阿越
王安礼微笑道:“我听那些举子议论道,这中间的作者,除开一个石越和桑充国,其余全是今春春闱的考生。六个人全部不过二十多岁。”
王雱在旁听到自己父亲和叔叔如此夸奖几个年轻人写的书,心里很不是滋味,他天性争强好胜的脾气,从来也没见过比他强的年轻人。自己家里,父亲王安石、二叔王安礼、三叔王安国,哪一个不饱学之士,可就是他们,在经义辩难之时,往往也会被自己问倒呢。此时听到王安礼掉起石越,不禁说道:“石越?就是那个石九变?‘莫问湘江桥下水,此生羞作无情死’的石越石子明?”王雱说的时候嘴角微翘,略带嘲讽之意,其实石越的词流传不在少数,他却偏偏取这一句咏儿女情长的来说,也实在是小气了一点。(作者注:此处所引之词句,与之前引“男儿心似铁、纵死亦千钧”,皆是作者几首小词中的句子,读者幸勿见怪。)
王安礼岂不知道自己这个侄子的性格,他也不说破,依然温和的笑道:“正是此人。石越石子明,最近开封府里最出名的人物之一呀。”
“愚兄也听说过此子,本以为不过一才子佳士,不料有这等才学。雱儿,这本书你要好好看看,当世若论《孟子》、《老子》,为父自有一点过人之处,但是若说这《论语》,只怕这石越天下无人能出其右了。”王安石其实颇有爱才之心,每恨这朝廷中的士大夫脑袋古板,自己常常没有什么干才相助,因此爱用些年轻人。这时候看到这石越等人的《论语正义》,从文章看来,实在不是一个泥古不化的人,心里不禁有了招揽之意。
王雱听到父亲这样说,便不敢不听,当下不太服气的答应一声:“是。”
……
《论语正义》初版刊行了三千册,当时桑俞楚和唐甘南计议,已经做了亏本的打算,不料一发行,立即好评如潮,一时间洛阳纸贵,三千册没几天就销售一空,外地的书商找上门来订货,开封府的书店又不停的来催,桑氏印书馆活字印书还没开始,雕版《论语正义》就先忙得不可开交了。那个新任的掌柜是桑俞楚一个得力的助手,也是桑家一个远房的亲戚,叫桑致财,三十多岁的男子,几络老鼠须,精明的小眼珠,真是人如其名,趁着这机会,他拼命结交各地的书商,为桑氏印书馆拉业务。石越呕心沥血的一部《论语正义》,被他当成了构建良好生意网络的大礼物。
而慕名来桑府拜访的举子更是踏破了桑家的门坎,石越总算是知道什么叫“人怕出名猪怕壮”,一接到名帖,他就赶快躲起来,让唐棣等人去“接客”。欧阳修、王安石、苏轼、司马光的同声夸奖,很快就通过各种渠道流传出来,石越等人的名气更加大了。虽然偶尔也有责难的声音出现,但在这汹涌的叫好声中,又有谁听得见呢?
春寒料峭的二月,一方面朝局动荡不安,在对青苗法的猛烈攻击中,王安石称病,几个新党的坚定分子坚持等着王安石上班才肯给各地的报告下批文,皇帝在压力之中终于做出让步,正式表态继续坚定的推行新法;王安石一回到政事堂,就毫不客气的中止了对他的好友司马光枢密副使的任命,他对年轻的皇帝说道:“司马光一向反对新法,若让他做枢密副使,是给朝廷中反对新法的人树一面旗帜,让他们全部聚在司马光的旗下。”但是他却没有想过,即便是把司马光贬出朝廷,这面反对新法的旗帜就会倒掉吗?另一方面,三年一度的抡才大典,礼部的省试在料峭微风中开始,数千的举子将在这个月里做一次至关重要的“战斗”,是荣是辱,全在此时。而石越《论语正义》的洛阳纸贵,在当时来说,只不过是一段小小的插曲,大多数人们仅仅将之当成一段二月的佳话,只有极少数的杰出之士,才能看出《论语正义》对将来可能产生的重大影响。
也是在这个春寒料峭的二月,唐甘南离开了寒冷的汴京,远赴温暖的江南杭州,创办真正意义上的棉纺工业。





新宋 第三节 终南捷径 上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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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棣是第一次参加省试,这是国家最重要的“抡才大典”,是各路的取解试不能够比拟的。便是一向豪迈的唐棣,进了考场也不禁变得拘谨起来。
礼部的考场非常之大,每个考生各有一桌一屉,桌子之间隔开一尺以上,并有木板相隔,每个人完全是在一个独立的空间之内考试。首先发下来的考卷是特制的宣纸,宽一尺二寸,长一丈零八寸,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二尺二寸,考生将在此填自己的姓名、籍贯、祖宗三代的情况,写好之后便加以密封,不能让人知道是谁的卷子,谓之“糊名制”。似唐棣这样出身于商人之家的,写这部分就显得底气不足,而如石越这样忘记了自己许多记忆的人,除非有人做保,否则根本不可能被允许参加考试。第二部分六尺八寸,是考生写策论的地方,必须用楷书做答,否则难免前途不妙。因为这一部的答题在交上去之后,会有专门的人另行抄写一遍交给考官判卷,防止考官认出笔迹来循私。若是字迹让那些抄写的人不认识,倒霉的终究是考生自己,那可是申诉无门的事情。第三部分一尺八寸,将有九个以上的考官在这里写评语盖上自己的印章。
所有这些数字,都不是随便拟定的,据说是合天人之变,不过唐棣显然不在乎这些。连考四场,举子们都得住在贡院里,哪有心思想这些呀。这地方实在不是人呆的地方。快点写完为妙。好在石越之前特意和他们几个说了一些要点,这出什么题目没有人能料得到,不过石越说的那几个要点听起来却是不错的。唐棣一边写一边想着石越说过的话:“无论如何要突出变法的中心,或为变法叫好;或者引经据典,指出变法实则是法先王,总之证明变法是于经典中有依据的;或者指出变法必有挫折,当知难而上,表明为之则难者亦易,不为则易者亦难的道理……但是有一点却需要注意,行文亦不可太直白,不能让人一眼就看出来你是为变法而写。”就为了这个曲折之意,他和李敦敏、柴氏兄弟在家里写了多少论文,几个人细细推敲过多少遍呀?
石子明所说的这些章程,有些唐棣明白,有些唐棣不明白。像为新法叫好,他是明白的,不过他本来不屑为之,这新法纵然是好的,执行起来也不好,这一点唐棣所深知,让他写这种违心之论,实在不痛快。不过石子明说若采用那个什么“议会制”其实也是变法,汉代的儒生说孔子作《春秋》是为汉代立法,其实也是一种变法,变法本身未必有错,有错的是新法推行不当,倒说得也不无道理……所以唐棣决定写一篇说明“法先王”必要性的策论,那个议会制,不就是“法先王之意”而来的吗?至于为什么行文不能太直白了,他就不太懂了,不过石子明说的,多半不会有错吧。
这主旨定下来,这些天做过这许多讨论,写过许多范文,算是没有白费。况且还有一部《论语》自己是理解从未有过的深刻。区区几篇论文,实在难不倒唐棣。几场考下来,文章做得花团锦簇,出了考场,长吁了一口气,连忙去找李敦敏、柴氏兄弟,却发现他们正兴高采烈的到处找他呢。看这神态,显见是考得不错的。
几个人会了头,正想着一起回去,却见*凤和一个人嘻笑着走了过来,仔细看时,那个人也是认识的,原来是曾经一起会过文的叶祖洽。二人看起来心情都挺不错,过来打过招呼,叶祖洽含笑说道:“唐兄,《论语正义》洛阳纸贵,科场想必也是春风得意了?真是好季节呀。改日相约一起去踏春如何?”这个叶祖洽是最灵珑的性格,他显见唐棣等人风头甚健,看起来前途无量,自然而然便有结纳之心。
唐棣对叶祖洽倒没什么恶感,只是想到石越之前交待尚有事要处置,便不敢答应,正待婉拒,却听到*凤酸溜溜的说道:“《论语正义》印刷装帧都是上上之品,虽未能尽道孔圣之意,却也颇有可采之处,将来诸兄必定赖此名留青史。”
唐棣本来觉得自己和*凤交情甚好,不曾料得他竟然说出这种话来。便是陌生人,也不好当面说这种表面上看来是赞扬,暗里却说不尽的不以为然之意的话语。他心头不禁有气,正要顶过去,不料柴贵谊先就忍不住了,冷笑道:“《论语正义》固然不足道,不过小弟听陈兄之意,却是自己能尽道孔圣之意,而《论语正义》颇有不足采之处,改日里还要请教陈兄的高明之见。”
李敦敏心里也很不舒服,却不愿意因此小事得罪叶祖洽,便冲唐棣说道:“毅夫,我等还有一点俗事,不如先行告辞,改日再来请教陈兄的高见吧。”他心里起了芥蒂,便不再称*凤的表字。
当下众人便告辞而去,把叶祖洽给丢在那里做声不得,心里暗怪*凤失礼,但是以他的脾气,却是无论如何不肯当面得罪人的。何况此时*凤脸色不佳,正在那啐骂:“小人得志!”他叶祖洽又不傻,哪里愿意去触这个霉头呀?
※※※
崇政殿说书吕惠卿最近心情甚好,自己被王安石赏识以来,王安石屡屡在皇帝面前推荐自己。自己官阶虽然不过七品,但是这却是个经筵美职,经常能见得皇帝,并在皇帝面前发表议论。凭自己的才学,也颇受年轻好学的皇帝的赏识。能做到省试的考官之一,显然皇帝已经认可自己的才学了,否则这个差事轮不到自己。前几天曾布那边又来消息,说自己内定为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这个官职听起来不怎么样,权力却重要,所有条例司制定的政策,自己都有覆核之权,而最重要的,则是这意味着自己进了新党的核心圈子。眼见自己一步一步接近大宋最高权力的所在地,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呀。
省试的阅卷已经结束,这些举子中有不少人还是挺有见识的,懂得夸赞新法。偏偏旧党有人不太知好歹,有一份策论做得花团锦簇,把皇帝吹成尧舜再生,新法那更是不世之良法,这样的文笔佳绝政治正确的文章,怎么可以不放在第一呢,他居然想把这篇文章放到三甲以后……为这个几乎和他争得面红耳赤,最后迫得主考官苏轼和李大临把这篇策论放在了第二。状元最后是由皇帝上钦定,这个叫什么叶祖洽的文章,皇帝绝无理由不欣赏,到时候这个人取了状元,自己就算有知人之明了。
吕惠卿想着这些事情,心情真是格外的愉悦。省试主考的差使还没有交,不过崇政殿说书的本职工作还需要做,这是殿试前最后一次向皇帝讲课了,以后自己再要在皇帝面前谈论学问,就会有另外一个更显赫的身份了。吕惠卿洋洋得意的微笑着,神情却显得很恭敬。他在心里又暗暗回想了一遍今天打算讲的《礼记》的一些要点……
“皇上驾到……”太监拖长声音的唱礼打断了吕惠卿的记忆,他连忙恭恭敬敬的站着迎接。崇政殿说书,官职虽微,实际上却是皇帝的老师,王安石甚至提出过要恢复古制,让臣子们坐着给皇帝讲课,但是没有人响应,虽然理论上他是对的,但最后连他自己都不敢坐,依然是站着讲课,皇帝坐着听。不过为了体现尊师重道,臣子们进了这里给皇帝讲课,就可以不要跪迎跪送。
年青的皇帝刚刚解决一次政治危机,心情显然也还不错。他进来坐好后,便冲吕惠卿说道:“吕卿,这次就给朕说说《论语正义》吧。”
吕惠卿本来可以拒绝,可是那不显得自己无知吗?他正需要皇帝的赏识呢。幸好他也看过这本正在风行的《论语正义》——王安石都夸赞的书,他哪里敢不看?他可是王安石的好学生呀。他一边把《礼记》抛到九霄云外,一边连忙回忆《论语正义》的内容。亏得吕惠卿是个高智商的人物,最竟然把《论语正义》的内容说得*不离十。
皇帝饶有兴趣的听着,直到他讲得差不多时方问道:“吕卿,你以为这《论语正义》是否尽如圣人本意?”
吕惠卿略一思忖,微笑道:“皇上,圣人之道如无边无际的宇宙,岂是我辈所能尽知。不过这《论语正义》亦有其过人之处,其中种种阐明,都得自圆其说。以臣之愚昧,不敢言其尽得圣人之意,也不敢谓其不可取。不过比之董子,则差相仿佛。”他不敢把话说满,但听皇帝口中有欣赏之意,便拿这本书和董仲舒的《春秋繁露》相比,算是一个折中。
“听说这《论语正义》是几个二十多岁的年轻士子所作?”
吕惠卿笑道:“臣不认识这几个作者,不过传闻如此。有一个石越石子明,小词写得极好。”
皇帝并不知道《论语正义》的作者有石越,他不过听内侍说起,便有点印象,加上有几个侍讲也时不时在他面前提到《论语正义》,今天心情不错,便叫吕惠卿讲上一讲。此时听到“石越”这个名字,便想起的确有这个词人,宫里的乐队也曾唱过他的长短句的。不禁笑道:“可是号称石九变的石越?想不到有此才学。”




新宋 第三节 终南捷径 中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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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问起其他几个作者,吕惠卿便一一说起。忽又想起一件事,他想讨皇帝高兴,也没深思就说了出来:“这几个作者,除开石越和桑充国之外,另四人皆是参加今春省试的举子,而且其才学果然也不错,揭名之后,臣见这四人皆得殿试,名单早已呈了上来,皇上届时可以留意。”
“哦?真有此事?此事也足以称为一段佳话了。”皇帝心情甚是畅快。
※※※
沉醉在春风得意之中的吕惠卿在皇帝面前做了个顺水人情送给唐棣等人,而唐棣他们的心情此刻也相当不错,一边享受着进入殿试的兴奋,一边呆在桑宅帮石越写另一部更为惊世骇俗的著论。
这一段时间来拜访桑府的人更加多了,而且身份也高了许多,苏轼毕竟是主考官之一,还要避嫌,因此只邀石越上他府上谈论过几次。而如曾布、王安礼等人就没什么顾忌的,这等人物上门,把桑俞楚唬得不行,他家到他这一代为止,所见过的最大的官不过是知府。石越却当没事人一样,只照着普通朋友一样的接待,那曾布和王安礼毕竟不是俗人,对此丝毫不以为意,反而觉得石越此人果然不是凡品。
石越深知曾布和王安礼都是与新法关系相当密切的人物,一个是王安石最坚定的支持者,新法的干将;别一个则是王安石的弟弟。虽然他早就知道变法必以失败而告终,但是任何一个想要有所作为的人处于他的境况,都会希望自己能够给王安石一点意见,帮助王安石摆脱变法失败的宿命。因此在和曾布、王安礼的交流之中,旁侧斜击的了解新党核心层的真实想法,是石越最用心的事情。
而曾布因为石越在《论语正义》中表现出的大胆与革新的思想面貌——虽然言必称三代古圣,但是其新的思想与内容是任何有识之士都能感觉到的。曾布私下里就对王安石说:“这是托先王之名行立法之实。”所以对于石越,他是抱着一种争取的态度来的,他希望帮助王安石招揽这个人才。在石越面前,曾布毫不忌讳的大谈王安石的抱负与才学,几乎把新法的大致设想合盘托出,希望凭此折服石越。
在桑府后花园的水榭之上,石越和略显瘦小的曾布把酒论政,桑充国等人则在一边作陪。
“石公子《论语正义》见解非同一般,在下冒昧,敢问足下以为方今天下大势如何?”酒过三巡,曾布不免要投石问路。
“诚如王相《本朝百年无事札子》所说,现今大宋,隐患重重,若励精图治,则是贤臣良佐大有为之日,非守成之时也。”石越小心的回答着。
“噢,那么以石公子之见,励精图治当以何为急务呢?”
“在下浅见,以为本朝之弊有三:冗兵、冗官、吏治。自当以此三者为急。”
“石公子所见未远,若依下官之见,则其关键只在理财。”这自然是王安石的论调,“夫国家不可以无兵无官,若有善理财之人,则财政之入足以解决这些问题。”
石越并不想争论,只微微一笑,不置可否,反问道:“曾大人,吏治的问题亦可依理财来解决吗?”
“吏治国家自有成法,只须依法而行,并无大碍。”曾布不以为然。
“然而在下却听说,要治理一个国家,就需要有贤臣,如若地方官长与各司主管不贤,虽良法不能行。”
“不错,这一个问题其实石公子与王相所见相差无几,石兄可知王相用什么法子解决的吗?”曾布故意问道。
石越苦笑问道:“这个在下倒是不知。”
“王相派遣四十多个提举官风行天下,地方官岂敢执行不力?”曾布洋洋得意的说道。
石越心里微微一叹,“靠四十个人就可解决执行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吗?”口里却勉强笑道:“果然是高见。”自古以来,良药苦口,忠言逆耳,石越和曾布相交未深,他决然不以肺腑相托的。
唐棣却是有侠义心肠的人,他在旁边忍不住冷言问道:“曾大人,这四十余人若是有一二奸邪之人,与地方奸吏上下其手,那么一路百姓,岂不要遭殃了吗?况且学生在江湖市井之中,也听闻地方官吏专以苛刻为急务,只怕有违王相本意……”
“毅夫,不过以偏概全。”石越见他还要说下去,怕他因言惹祸,连忙喝止。
曾布摆摆手笑道:“无妨,唐公子说的也是不错的。奸人自古皆有,不过以王相之明,他用的人,断不会有奸邪之辈。况且还有监察御史……”
“王相的才学,可与孟子相俦呀,而皇上是英明之主,与王相君臣相得,千古以来,唯刘先主之遇孔明可以相比。”曾布口沫横飞,大夸了一通王安石的学识。王安石治《老子》和《孟子》,那是出了名的有学问,当然也不算吹牛,说到精彩之处,也能让唐棣、李敦敏等人赞叹不已,只是石越这个现代人,对这些却天生免疫。
……
其后曾布又和石越做过几次长谈,虽然在私交方面来说,曾布对石越佩服之意越来越深,但是新法方面,终于只能貌合神离。石越小心翼翼提到的种种建议,曾布虽然表叹,却无不表示王安石以相当简单的手法“解决”掉了,面对这个对王安石崇拜到骨子里去了的人,石越也只能无话可说了。
石越故意装做不经意的说到自古以来变法,必然牵涉到多方利益,依时势的不同而不同,有时须猛有时须宽,宽猛相济才是上策。不料曾布一边赞同,一边却丝毫没想到是在说他们用法太“猛”了。石越又说到朝中旧党的阻力,应当想办法调和关系,才能让新法顺利推行。曾布则马上说要用“征诛”之术去四凶,新法方得大行于世,又自以为王安石和皇帝君臣相知,旧党不足道也,对于妥协,根本没有想过。
石越心里虽然大不以然,却终于不敢强辩,他知道自己立足不稳,此时要么附和王安石,要么就表示中立,否则的话难免终身受到打压,再无出头之日。若是一意表示反对,新党便是找个什么借口致他于死地也并非难事,毕竟他是没有功名的人。
此时眼见曾布这样的新法核心,无论你怎么敲醒,却绝无半点自省之意。你说新党内要小心有奸人,他们马上就认为有奸臣意图污蔑他们,是找借口攻击新法;你说老百姓认为新法不便吧,他们就说这是“流俗”,实在不足道,只要坚持下去,就一定能胜利;你说士大夫反对新法吧,他们就说这是“顽固、迂腐、不读书”,总之天下的道理一定是新党正确。
石越知道曾布将来会是保甲法的倡议人之一,就试探着对他说保甲法有可能会增加农民的负担,因为保甲法要求农夫经常组织训练,本来农民就要不少事情要做,平时还要做的点别的事才能补贴家用,何况有时候还要应募役之征,并不是到农时,要组织起来训练,就会让农夫们非常不方便了,何况还要担心小吏们趁机给农民找麻烦以勒索财物,还要考虑到农时繁忙的季节农民根本没有时间等等情况。石越说得非常的委婉,不料曾布却只不以为然的笑道:“子明过虑了,这等事情,只要立法周详,其利远大于弊,断不可因噎废食的。”看他的样子,是绝无多少认真考虑的意思的。
一个曾布已经如此固执于新法的正确,号称“拗相公”的王安石又当如何呢?石越对新党所持的有限幻想很快就破灭了。新党不足以依靠,旧党更不用说……虽然一腔热血,想要改变历史的转轮,但是此时的石越,也只有回到自己的计划之上,慢慢的积累自己的政治资本。
石越偶尔也会想到,曾布们可能是由于反对的声音太偏激而产生了强烈的逆反心,旧党们往往针对一些小事情就极力的扩大化攻击到新法的全部,而新党们由此也变得格外的护短,因此任何来自新党之外的意见都听不进去。如果自己进入新党之中,或者能有所助益。但是他终于不敢冒这个险……须知古今中外,政治立场是只能站一次的,一次站错,终身皆有污点。倘若自己成为新党的一员而无法改变王安石,那么自己想要反出新党,不仅旧党难以相信自己,而新党也会认为自己是叛徒,对付起自己来肯定格外的不遗余力。这种把命运寄托在一个靠不住的人身上的做法,实在不是石越的性格。
而与王安礼的交游更是坚定了石越的决定。因为王安礼行事谨慎、顾虑周详、议论明辩,便是石越都有点自叹不如,二人谈论古今大事,许多地方都很相契。王安礼做不到的事情,自己又有什么把握做得到。记得自己曾读书,说司马光写信给王安石,话说到“一旦失势,必有卖公以自售者”这样的份上,摆明了针对吕惠卿,可是王安石却置若罔闻,一点警惕的意思都没有,这样的性格又岂是别人劝得话进去的?
在曾布面前因为试探性的话题而感到失望的石越,由此刻意装出一种淡然的样子。读历史的他自然知道西方有史学家曾经把大约是古中国春秋战国一段时间称为人类历史上的“轴心时代”,现代文明的主要思想基本上都是在那个时代奠基的,而自轴心时代之后,就标志着人类正式进入了伦理社会。而在古代中国,伦理更是被强调到了一个过份的高度,在这样一个社会,崇高的道德声誉能给人们带来意想不到的利益,而淡泊功名无疑是一种非常崇高的道德素质。石越深深的明白,相对于才学,道德上的声誉更能够保护自己,并为自己积累足够的政治资本。其实就是在之前三十年以内的时间,便有一个成功的例子——当今的宰相王安石就是依靠道德声誉与才学声誉,二者互相作用,才积累了足够的政治资本,所以皇帝才会一再超拔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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