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宋

没想到皇帝却问我：“之前陈襄举荐你，他却上书陈青苗法之害，请废青苗法，你的看法如何？”
我到此时才知道举荐我的人是著名的陈襄，他在今年因为陈青苗法之弊而被贬出京师，这个我是知道的。抛开我对陈襄的钦佩不谈——他在举荐后竟然当没事发生一样，皇帝此时特意点明，必定有他的用意。
“臣此时方知是陈大人荐臣于陛下之前，青苗法利弊，非臣所宜言，然古人已有论述……”
皇帝大吃一惊，古人哪有什么青苗法呀，他很吃惊的看着我从袖子里掏出一本书递上，看得清了，却是民智印书馆最新印的《盐铁论》，我本来是想借这本书和皇帝讲讲炼铁的，没想到这时候做了道具。
皇帝哈哈大笑，“卿欺朕不读书吗？《盐铁论》中何曾言及青苗法？”
我故意大声回道：“臣不敢，《盐铁论》中的确没有说过青苗法，却说过官营盐铁于民生之害。”
但凡官营垄断的东西，质量往往粗糙，给百姓造成很多困扰，这种种弊病，是当年的贤良攻击盐铁专营政策的一大理由，皇帝当然不可能不知道。我这时候提出这个引子，是因为我知道新法的下一步，马上就是要由地方官去市集卖东西赚钱了。王安石对这种计划经济的喜爱，真是到了变态的地步，古往今来，没有做得这么过份的。
皇帝是聪明人，很快就是明白我的立场，但是却微笑不答。
我接着话题说道：“青苗法本是善法，然而一由官府主持，善法必成恶法，还请陛下明察。微臣以为，青苗法不必废除，也可以去其病而成其利。”
皇帝看我的眼光里都有点急切了，不过他还是矜持的保持着微笑。
“……臣以为，国家之弊，不在于岁入太少，而在于岁费太多。本朝文武官员兵丁士卒为历朝之最，且官员致仕后又有恩宠，月俸照常，而陛下又仁爱为怀，使得国家冗兵冗官虚耗国库。相公裁官精兵，实是良策。臣以为，如今之官吏，可减至二分之一，兵卒之数，一二十万足矣……”
皇帝吃惊的看着我这个比王安石还要激进的改革主张，打断了我说的话：“一二十万兵卒，国家秋防岂不荡然无存？”
我又向皇帝细细的解释着，我可能发明一种新的炼铁方法，并且向他描述了火枪的一些特点，希望皇帝给我一座铁山让我研究这些东西，至于费用可以由我自己负担，不耗国库一分钱，只是怕有嫌疑，希望皇帝能批准。另外我和皇帝讲到一种新的合作社体制，让地方的士绅三老族长公议，组成合作互济组织，由这些机构来推行青苗法，而一些被裁减的官员，可以让他们组成观风使，去这些合作社监督执行情况，并且和当地的父母官进行协调。我的本意是通过这种方法，把中国的行政体制推进到乡村，让帝国政府更有效率。
这一番解释，真是耗费时间。我上午进宫，和皇帝连饭都没有吃，一直谈到晚上。皇帝心思也较慎密，很多地方很问得很详细，我也不厌其烦的慢慢解释，力求皇帝能够明白这种方法的好处。其实中国古代本有这种合作互济社的雏形，宋代的常平仓就是一例，我的构想只不过是更加精密完善而已。
到晚上告退的时候，皇帝已基本接受我的意见了，但是他还是要我第二天上个详细的条陈。一方面是出于慎重，一方面他肯定要和大臣们商议，并且征求王安石的意见。
当天晚上，我把李一侠和段子介请来，开始详细这份奏折的写法。因为事先我并没有和他们通过，所以他们听到这个构想时，也是相当的激动。
技术性的细节问题一向是很累人的，不过这两人倒是真的有经世济用之材。很多地方能够提出不错的补充意见，就这样，由我构想，他们二人补充，段子介执笔，李一侠润色，若有什么地方有问题，马上就派人去询问学院里的学生，再仔细思忖下笔。一直写到第二天下午，这篇长达两万多字的奏章才算写完。这篇奏章即是著名的《以乡村合作互济社推行青苗诸法札子》，其中详细阐述了合作互济社的构成、地位、作用与优点，并举出了许多的事例进行推理分析……可以说完全是不厌其烦，因为内容也并不局限于推行青苗法，还涉及到把一大批级别较低的散官改为职事官的问题，所以行文之际，更加注意严谨。另外在札子中，我提出了把两分利减为一分利的主张。
当天晚上我即把这篇奏章递了进去，皇帝看了，赞赏一番，赏了锦袍玉带给我。我又请旨公开发行这篇奏章，也被恩准。
《以乡村合作互济社推行青苗诸法札子》很快以最快的速度印了出来，因为我这里的针对冗官的地方主要是向阶层较低且无职权白领俸米的散官们开刀，所以预料中受到的攻击会比较小。旧党对青苗法非议最多，而我这种措施被司马光赞为“老成谋国之言”，而三朝老臣韩琦也多有夸奖，可以说是受到旧党的一致支持。（旧党们非常重视“祖宗家法”，我的札子在他们眼里，虽然有一些改革，却和之前常平仓的本意更加相近，在旧党眼里，这已经是一种胜利了。）比较不利的是，这些话很伤王安石的脸面，他对我也开始有防范之意，只是在公开场合，他还是赞扬这一篇对策是“良策”，因为我在奏折里也是称赞青苗法本身是不错的政策，算是给足了他面子。
结果本来我以为会受王安石强烈反对的事情，竟然出乎意料之外的在朝野受到一致的好评。而我的声望此时如日中天，士绅们都称赞我有经国之材，百姓们高兴他们可以和熟悉的人打交道而不是面对那有理说不清的官家……《合作社札子》的单行本很快被大卖，甚至传到了辽国和西夏，辽主看了这个对策，竟然半天说不出话来……凡有眼光的，都知道这份对策可以有效的缓和大宋国内的矛盾，保证青苗法起到它应有的效果。
只是他们却想不到，这份对策有其更重要的意义，那就是标志中国有史以来，帝国政府第一次开始把行政之手伸到了乡村，虽然是自治性质的东西，却已经有了半官方的色彩。一次相当重要的变革，在无声无息中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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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宋 第七节 钢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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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皇帝很高兴的看到青苗法的争议渐渐平息，虽然新党和旧党争议依然存在，但是旧党和新党中有一些杰出者都注意到，有些问题，如果用不同的手段去执行，是双方都能接受的。可惜的是政治的智慧是不可能进步得这么快，就算有我这个推动者，也不可能。历史有其巨大惯性，这是个人的力量很难扭转的，特别是好些注意到这一点的人，都只是一些身处中低阶层的官员。因为身居高位者，对争论陷入太深了，很难跳出来客观的看待事情，便是如王安石、司马光这样有大智慧且人格无碍的政治家，也无法抛弃政治上深深的成见，盖因他们都是旋涡最深处的人。
我再一次很坚定的拒绝了皇帝给我的“参知政事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这个位置说白了就是宰相，但是我现在不适合做宰相，我还不想和王安石正面交锋。我现在的政治策略，就是紧紧的依靠皇帝和下层士子，我用大隐隐于朝的方式来赢得舆论的赞誉，用不断献策且免于朝廷纷争的方式来赢得皇帝的欣赏，用学院和学识来赢得下层士子的支持。我的政治地位在这样的策略下，必将不断的巩固。
皇帝很快批准了处于湖北境内的几座铁山给我，为了避嫌，我主动要求皇帝派工部的官员协助我。这一次我动用各种力量，雇佣了三千多名优秀的铁匠，随我一起前往湖北。湖北的铁矿至少在我之前的感觉中，是没什么名气的，我的想法还是在四川建立一个钢铁基地。但是目前为止，我的打算只能到此为止，一切等成功再说，毕竟湖北也算有一定的战略纵深了。
一行人浩浩荡荡的开往湖北的铁矿，我把这个地方命名为黑金。然后我就把铁匠中名气比较大的几个人叫来，向他们交待我的构想。
首先当然是要烧制耐火砖，然后在水流湍急的地方选炉址，再就是向他们解释着我理解中的铁炉，一个六人高的竖炉，用耐火砖砌成，椭圆型，十围粗左右，烟囱高耸入云。旁边炉子稍小，谓之平炉，中间用耐火砖砌成砖格以为蓄热室，烟囱处用生铁做了引风机，和竖炉平炉一样，皆用水车鼓风。平炉铸槽边又有水塔，做一工具控制水的快慢，以冷却铁水。在炉边又有旋梯，可以靠近观火。
我又细细说了炼铁与炼钢的一些事情，有人听到生铁可以直接炼成钢，当时就有不信之色。只是慑于我的威名，又是奉了旨的，也不敢反对。就只好按着我说的去思忖，有些铁匠也小心翼翼的提出一些经验之谈，我本来没什么实际经验了，也就鼓励他们去试。因为是皇帝钦准的，我同时让铁匠建了五座高炉，慢慢总结经验。
另外又叫一些人，去尝试把泥碳烧成焦碳。
虽然人力不愁，但是耐火砖的烧制，水车的制造都需要时间，当时我甚至想到如果水车制不成功，就用畜力鼓风了，不过这玩意倒没我想的复杂，这些巧匠们很容易就做出来了。
第一个月的五个高炉，最后竟然塌掉了四座，还有一座也不如人意，烧出来的那都不能叫生铁。几个铁匠顿时有了怀疑，不过李一侠和段子介倒是比我还能坚持信念，他们还没来得及见我，就被劝回去了。于是那些有点名望的铁匠就被聚到一起，开了个会，提出了许多细节上的修改意见。我因为有做玻璃的经验，倒是能够很坦然的面对这些失败。只要求他们尽力去试是了。
这些日子累的倒是段子介与李一侠，他们的雄心壮志，全在于此，真是比我还用心用力。我就每天喝酒，写写东西，筹划着另一件大事。相比起来，那个工部的叫杜子建的小官，倒还比我热心些。
总算老天爷对我不薄，或者也是因为中国古代在炼铁方面本身就有不错的基础，至少这个时代若论技术而言，中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在熙宁五年的三月份，第一炉生铁出炉了，一炉就炼出了三、四吨。然后在平炉用焦碳分开一炼，竟然就炼出钢来了。
（鸣谢酒徒……技术细节来自于酒徒的大作《明》）
就那一刻，欢呼声震彻大山，段子介和李一侠，还有那个杜子建，都高兴的跪到地上，大口大口的喝着酒，段子介更是不停用刀砍着地，放声高歌。
当天晚上，我宣布所有的工人都可以好好休息，狂欢一夜。
其实以当时的历史需要而言，中国所需要的铁是有限的，在历史上，每一年政府都要人为放矿工们的假，因为供远远过于求了。另外中国富铁矿较少，限制了中国在铁器时代取得更大的进步。但是我的到来改变了这一切，我将创造一个钢铁与火器的时代，所以铁器的批量生产，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因为钢的成色不一，还有改良的余地。所以仅仅在休息一天之后，我就要求铁匠们继续努力。做为了鼓励，我下令给铁匠们修建相当的舒适的房间，改善他们的伙食，并且增加他们的工资，并且许诺我将给他们的后代免费的教育。
这一切刺激着铁匠们不断的努力。我又要求他们去设计车床和钢管……这一次没有铁匠会怀疑我了，虽然这种工作的挑战性真还不是一般的强，但是迟早有一天会设计出来吧。不过现在还只能靠铁匠们用人工和简易的工具打造各种钢制工具。
到了熙宁五年五月份，也就是我离开汴京半年之后，我终于又回到了京师，只不过此时的我，还带了一大堆钢制的农具、兵器。
汴京城表面上看来并没有太多的变化，唐棣、苏巩和石福尽心尽力的帮我打点一切内外事务，有一件事情让石福尤其不快并且似乎对我有所抱怨，那就是终于出现一家和我竞争的印书坊，掌事的曾经在我的印书馆做了一年半，是一个叫赵青芹的小伙子，据说他家里也是个有钱的富商，对于这种商业间谍，我倒是很欣赏，至少他做为一个富家子弟能肯吃这个苦，就是让人欣赏的。赵记印书馆开张以来，抢去了我们不少份额，石福更在和李三朴、赵树福商议，怎么样挤垮对手呢。只是唐棣和苏巩对这种行为并不支持，所以才要等到我回来再做决策。
我否决了恶意竞争的可能性，我告诉李三朴和赵树福，和对手竞争，只有两个方法，一个是降低成本，一是提高质量。我是不会降低工人的开支，或者增加工人的劳动时间的；但是我们的对手就一定不会恪守八小时工作法，所以要在成本上竞争，只有鼓励新的发明。我告诉他们，任何工人都有可以提出任何技术上的改进措施，只要行之有效，我都会给以重赏，我将成为专门的技术组，那些出色的人可以到技术组去工作，工资比工人高百分之三十。另外对于袁枢和郭泰，因为他们不一定能够长期在印书馆供职，我已经要求他们从编辑、太学生中推荐新人，我要求我们印的书，在各方面都要强于对手。
短暂处理完这些事情后，第二天大清早我就带着钢制产品去见皇帝复命了。
因为那天并无朝会，我也希望可以低调，所以这次接见我，在场的只有皇帝和王安石两人。在侍卫们的监视下，我让人一一呈上钢制的农具和当时普遍使用的铁制农具，然后让皇帝和王安石亲自试一下。这种农具比我们此时使用的农具真不知要轻多少又要耐用多少，没一会，皇帝脸上就露出了笑容，王安石也忍不住很高兴。接下来就是精心打制的刀具，拿了一把普通的刀过来，一刀就给斩断了，皇帝噌的站了起来，嘴巴张得老大，王安石还能控制自己的情绪，但我也看到他脸上的肌肉在抽搐了。然后又侍卫把大理进贡来的宝刀呈上来，让两个侍卫大力互斫，结果不多久大理刀就出现了缺口。这种钢刀的质量，当世无匹。
当我详细的向皇帝和王安石解释着生铁产量，炼钢方法，并告诉他们这些都可以大批量生产的时候，连皇帝也意识到，这件事对帝国会产生多么巨大的影响。帝国有数以万计的官属铁匠，这些人一起动工，完全可以在一年之内把帝国军队武装到牙齿。本来有宋的兵器之费是相当巨大的，但是我这种生产方法，使得兵器费用反而会有所下降。
我看着皇帝的眼神，就已经很明白我本人现在在皇帝心中的地位有多重了。特别我是一个文人，并且明确表示我希望由朝廷来控制所有大规模的铁山和铁炉之后，皇帝对我更无一丝疑虑。
这时候我向皇帝上了一个条陈，说明我对钢铁生产及管理的看法。这个被称为《上皇帝言朝廷钢铁及钢铁制品生产及管理条例书》的札子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帝国钢铁生产的指导性文件。
在言事书中，我建议由朝廷成立专门的钢铁专营署，为工部诸曹之一。由工部在四川、湖南、安徽等处建立五到六个大规模钢铁生产基地。把黑金山的铁匠分往各个基地，负责技术指导。但是钢铁生产基地，朝廷派兵驻扎，以外五十里不许任何外人进入，凡向外国泄露生产机密者，即行处死。非工部主管官员，不得过问技术事宜。否则将受重惩。钢铁产品分为民用制品和军用制品，鼓励境内的商人向各基地订购农用制品，国家制定指导价，最高不得超过指导价位。军用制品则由兵部向工部订购。生产基地所得利润，百分之三十上交国库，百分之二十支付工人和官员工资，百分之五十用于扩大生产和技术改进。各个生产基地皆独立核算，其利润将成为国家考核管理官员的重要指标，而工人与官员工资，亦由其利润决定，数在百分之二十以内。另外奏请皇帝每两年向各个生产基地派三到四位御史轮换，负责监督官员之贪渎行为，并且对生产基地进行财务审计。另外又要求在每个钢铁基地成立钢铁制品技术开发司，把优秀的铁匠们集中起来，一起专门对产品进行研制和改进。最后则是有关于工人的福利待遇，包括八小时工作制，工人免费夜校，子女免费上学，科考不受歧视等等。
同时我亦提到对钢铁销售的管理，首先就是要求皇帝下令禁止私人向外国出售任何钢铁制品，违者处死。向外国的民用钢铁制品销售，由朝廷建立“管制钢铁制品专卖署”来统一销售。另外我又要求皇帝允许向私人销售武器，但是亦由专卖署来统一销售，每个购买者都必须详细登记在案，并在所购兵器刻上名字，若有遗失，须向专卖署申报记录，一人遗失四件兵器以上，专卖署将请地方官府调查，并通知各处禁止向此人出售兵器。
言事书中更涉及到许多的细节，我向皇帝估算了钢铁制品可能给帝国带来的利润，并提出了更鲜明的财政预算的构想等等。
这份并不算很完美的建议书，又给皇帝和王安石很大的冲击。他们还没有从前一次震惊中清醒过来，我却想到更深远的问题。对于很多的东西，他们不能理解，首先就不能理解我为什么给铁匠们如此好的待遇，然后又置疑为什么只有百分之三十利润上缴国库，然后就对要新成立这么多机构感到不可思议……我不得不耐心的向他们解释，反复强调提高工人积极性的好处，不断的说“仁者爱人”，又要细细的说明每一个新成立机构的好处，另外又要说百分之三十上缴国库是长远的打算，以及御史监督的必要性等等……
皇帝和王安石不知道，我是在为大宋建立一个现代行政管理制度慢慢的打基础，从最边缘的事情做起，从最新出现的事物做起，先不去触动旧的整个体制，却可以慢慢的削弱它们，并让人们慢慢对新的制度习以为常，然后再取代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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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宋 第八节 狙击新法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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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和王安石并没有马上全部接纳这些意见，但是我知道皇帝已经倾向于接纳了。他现在已经开始习惯于我总是对的，并且我想他一定不会忘记我和他说的那种更先进的武器。在几天后的另一次会面中，我向皇帝指出钢铁工业是那种新式武器能诞生并且列装军队的基础，我们需要一个成熟的钢铁工业。
皇帝对我建议提不出任何反对意见，虽然有些地方他觉得是多此一举了。另外保守派的几个大臣在读了这篇建言后，都表示支持。当时的保守派中有很大一部分并不是顽固派，而是稳重派，他们自然很能接受我的观点，我这份建言不仅可行，而且有“仁者之心”，司马光更是早就认为我是“少年老成”了。这个时候，就皇帝可能也有所察觉，我其实已经和保守派有了一种默契的战略同盟关系，他们需要我来牵制王安石不要在某些方面太激烈。另外因为我巧妙的提出设立新的机构，就没有什么祖宗之法可言，他们更不会过多的牵制我，何况我在他们眼里，和士大夫是一体的。
而钢铁事业的出现，虽然只是上缴百分之三十的利润，但是一些精干的大臣计算后，即便是按我提出的对国内市场那种过份低廉的价格，也能发现这百分之三十其实是相当可观的，王安石对此心知肚明，却出于种种原因不愿意明言，这种状况更让一些保守派大臣把这个利润说得更大声了。这个利润在头几年时间，可能达到数百万贯……而之后，我就希望籍此巨大的利益诱惑，引诱大宋朝廷制定海外倾销的政策了。
经过一个月的争论，皇帝终于通过了我的建议，所有的人都看到这个各生产基地的总管其实是一个大大的肥缺，而且工部的钢铁曹更是工部第一肥缺了。吏部这个时候，已经开始人潮涌动了。不过工部的人选，我向皇帝推荐了杜子建，这个人毕竟最熟悉我的想法，而且对我也更加信服。而段子介被皇帝赐进士及第，去了四川，我要他带着最好的工匠去主持攀枝花的钢铁基地，在那里我要造火枪。别的位置，就与我无关了，制度已经定下，只要官员不太差劲，就不会有大问题，何况我还有段子介这个样板在，如果他们干得差，更好让我将来把段子介推向更好的位置。
至于李一侠，我却暂时离不开他。刚刚替帝国打下了钢铁工业基础的我，这时候已经不得不正面和王安石新法交锋一次了。王安石的市易法连水果都要由政府来卖，这也是他一直不愿意明确支持我的钢铁制品民营的原因之一，这个原则和他的那些政策简直冲突太大。我估计管制钢铁专卖署在他看来，不过是我和他妥协的一种让步。
所以在六月份的时候，有感于免役法和市易法的祸害，特别市易法对我的利益造成直接的影响后，我频繁的和司马光、文彦博等名臣交往，商讨对策。文彦博对于市易法简直就是完全看不下去了。他不知道的是，如果没有我的出现，在这时候，王安石已经开始组建特务组织镇压舆论了。
另外，在八月的时候，按历史的正常发展，王安石将颁布方田均税法，这一系列的新法，包括五月份刚刚颁布的保马法，王安石成功的把国家的负担转嫁到了农民头上，导致农民大量破产。而方田方田，根本没有什么可行性，十几年也不会方清，只会给百姓更大的负担。王安石正是通过这一年的政策，把大宋国内的民怨激发到顶点，并且成功的引起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从而把北宋一步步推向灭亡的深渊。
李一侠替我不断的来往旧党名臣的府邸，讨论拯救黎民苍生的对策。在私下里，他甚至曾经给我出过主意，要求设置阴谋来陷害王安石。王安石的倒行逆施，旧党毫无应付之良策，现在整个大宋的清流，全部把目光集中到我身上。我这个时候如果不有所作为，毫无疑问会让天下失望。
这个月内，我的家人信使不断的往来地方与中央，收集资料。学院和太学的学生们也开始情绪激动起来，不少人开始抨击新法。王安石可能以“诽谤朝政”的罪名对付白水潭学院的谣言也不胫而走，我一点也不怀疑这个自负到变态的王相公真有可能不惜和天下士大夫为敌而封闭白水潭学院。
我说服了司马光等人放弃联名上书的提议，而改由各个大臣分别上表，以免加皇帝造成一个朋党的假象。我很明白年轻的皇帝对新法并无一定的政见，他倒是*理论的支持者，不管黑猫白猫，能抓到老鼠的就是好猫，正是因为旧臣们让他失望，而王安石又给了急功近利的他希望，他才会支持王安石的变法。而王安石的权位虽重，却也完全倚重于皇帝的权威，他受到旧党的攻击、百姓的怨恨、地主的指责，全天下皆不信任他，只要皇帝一道旨意，他就什么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