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宋

我让石福给他看了坐，让婢女上茶。那老人慌得不敢坐，我强要他坐了，他才又小心翼翼的坐了椅子的一角，那婢女给他上茶时，我看他都有点受宠若惊得全身微颤。
李一侠有点惊异的看着这一切，任他有多出色，也看不出我心里的一声叹息。这些善良的人们，想想这些，我的豪情又充溢胸间，我一定要让这些善良的老人有尊严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长者找我，可是有事赐教？”我待他喝了一口茶，才温和的问道。
孙守荣连忙站了起来，回道：“回老爷话，老爷说的玻璃，我们烧出来了。因为老爷之前说过，只要玻璃烧出来，不管什么时间，都要立即回禀老爷，故此小的不敢怠慢。”
我强抑着兴奋之情，轻声说道：“你坐下慢慢说。那玻璃在哪里？”
“是，”虽然答着，他却并不坐下，只接着说：“我让人抬了过来，就在外面。”
我连忙转身叫石福，石福早已答应着，让人把玻璃抬了进来。
我一看，却是一块平的玻璃毛坯，还有加工的余地。饶是如此，我那些婢女们眼里却已尽是惊异之色了，只李一侠显然之前知道，这时候却很平静。
我细细的看着这面玻璃，想着这些年投进去的金钱，又想着发明创造的艰难，真是百感交集。只要这毛坯能造出来，用不多久，真正的玻璃制品也就可以出来了，我的钱会越来越多，要怎么样使用，当更加慎重，我在心里暗暗提醒着自己。
当下我让人打赏了孙守荣，又告诉他，以后他在我庄园之外盖一间房子，我给他养老。他的家人赏十亩良田，若不想种田也由他。并外我又叫石福记着，我要给我家里的家丁长工，各个坊里的工人的子女办义学，我出钱请先生，给孩子们管中饭，让他们的子女全部来读书。
那老人感动得老泪都出来了，就是我家里的奴婢家丁们，也很高兴。我又叫孙守荣回去告诉他的伙计们，我明天会去看玻璃制造的过程，每个人都有打赏。
当下有几个家丁很主动的送着孙守荣回去。我叫人做了几样小菜，热了一壶老酒，和李一侠小酌。
李一侠显然不明白这玻璃为何让我这么看重，屁股没坐稳就开始发问了：“子明公，这玻璃又有何事值得如此看重？”
“无过兄有所不知，这玻璃成本低廉，售价却高，更有诸般妙用，若制成成品，利润可观，弟有意在全国办义学，让天下贫寒子弟，皆可免费读书识字，奈何力有不逮。若有这玻璃的利润，虽然不至于可以全国办义学，但建千所义学，毫无困难。”我微笑答道。
李一侠根本没有想到我有这样的打算，他有点激动的说道：“若真能如此，实乃上古以来未有之善政也。”这个时候，他甚至连佩服的话都说不出来了。
我却多想一层，说道：“办义学虽是善事，私人行之，却多有不妥之处。故此事仍需以朝廷名义行之，我只出钱，让陛下以内府名义兴办，则可免遭非议。君慎勿与外人言。”
李一侠想想果然不错，便道：“学生知道。”
稍停了一会，他又说：“学生回去拟个条陈，以免日后仓促。”
我笑道：“不忙，玻璃制品还没出来，无过兄也太急了。”
转了话题，又问他：“子誉兄可有信来？”
李一侠笑道：“方才子明公说学生急，现在学生又看子明公急了。子誉兄方往蜀地，一切妥当，也当在明年开春了……”
两人相视大笑。
第二天带了李一侠和石福去看玻璃制造，却见那炉的构造有点象我炼铁的高炉了，我只嘱咐着孙守荣把这个工艺流程详细记下来，我又几个出力最多的工人一起，交待了一些吹玻璃的构想，让他们想法做成各种东西。他们显见也有不少经验，一一答应着。这些人都知道我是有宰相衔的人，见我如此平易，都很感动，赏赐又很丰厚，一个个更是高兴得过年似的。他们不知道我心里还不好意思呢，这么好的发明，就给他们这么点赏赐。
我就等着他们把批量制造玻璃器具的工艺熟练了，就开始投资创办玻璃坊了。那天回来，我做梦都梦到自己在数钱……
接下来的日子真是难得的清闲呀，每日里在庄园里饮酒高会，偶尔接待一下工部钢铁专营署专门来求教的官员，杜子建是难得来了，他忙得要死，每里要派官员分往各处，催促监督生产基地的建设工作。这种大事，他万不敢办砸了。相当初不过是进士及第，在工部做个不入流的小官，现在却是炙手可热的人物，干得好，工部尚书都有希望，倘若差使竟然办砸了，虽然大宋不杀大臣，可丢官弃职是免不了的了。
我利用这段难得的时间，慢慢的写一些以后纲要性的文件，为自己梳理一个清晰的思路出来。唐棣、苏巩、王石在明年三月要参加明经科的科考，除了偶尔来见见我外，大部分时间都呆在太学里背五经，便连我那白水潭学院的学生，也有一些有资格参加明年考试的人，所以听说最近几个辩论日，辩论的多是儒家经义，我也只好苦笑摇头，总不能我说不让他们说辩论这些吧？那岂不是天下大乱，幸好现在离明年三月还有一段时间，倒不是个个人都这么刻苦，家里有钱的少爷们往往对新学更有兴趣，有他们的存在，学院暂时还没有变成书院。
也有一个让我意外的消息，听说沈括在我的学院主持过几次讲座。做为中国古代著名的科学家，沈括之名，如雷贯耳，史载从1067年开始，也就是就他三十六岁的时候，就开始在京师昭文馆编校书籍了，但是我却一直没有和他有过什么往来。前一段时间因为对郊祠的礼仪做了一些修改，为朝廷省了一大笔开销，对国库比较敏感的皇帝很开心的给他做了个提举司天监，现在已经开始主持汴河水利工程了，这可以是史上著名的水利工程，沈括有过许多的创举。我猜想学院请他来讲座，正是看中他的地理水利和天文历法方面的知识。因为在历史上，沈括是王安石新法的坚定支持者，并且做过权三司使，是王安石财政方面的重要助手，我顾虑着他可能在这一段时间和王安石有什么密切的交往并且很可能是旧党眼里的亲新党份子或者干脆就是新党，所以我在之前根本也没有想过要主动结交这个站在中国古代科学顶峰上的人物。毕竟我已经是一个政治人物，一举一动都有许多让人讨厌的顾虑。
没想到他居然愿意到白水潭学院来讲座，真是出人意料，对此我还是蛮高兴的。也许我真应当见一见他，毕竟他代表的是当时中国科技的金字塔尖，对于一些新技术的理解与运用，他一定较其他人远胜，倘若他能够站到我这边来支持我，那么于公于私，都是相当有利的。而且基于我对朝廷的了解，我知道现在为止，沈括还没有担任过重要职务，我也很有希望在王安石之前拉拢这个当时代最聪明的人。
不过暂时我还没有主动拜会他的想法，我想这需要一个安排。另外，我也有我要事先考虑的事情，在历史上，这一年也就是熙宁五年八月份的时候，首先是欧阳修逝世，因为欧阳修在生前受到王安石的排挤，而如同陈襄一样，欧阳修是一个很有人脉的大佬，所以他的逝世，无疑会让一些旧党在心里对王安石更加讨厌；祖宗之法，南人不为相，王安石南人也，地域上的偏见本已不堪，这种成见会越种越深吧。（另外就是朝廷会向欧阳修的《五代史》，这个业务皇帝多半会照顾我的。）而更重要的事情，是王韶在八月份将打一个胜仗，对于战争胜利有着饥渴感的年轻皇帝，这个胜仗很可能会使他恢复对王安石的信任，从而加重王安石的政治法码，让王安石扭转目前的不利情势，或者如历史上的进程一样，他会在八月份推行方田均税法。
这些事情我都需要考虑，旧党取得了对王安石的一个前所未有的胜利，但是这种政治上的胜利却不是依赖旧党所维护的政治传统取得的，这无疑会分化旧党内部的力量。须知祖宗家法对于北宋政治的影响较之后世英伦习惯法对法官的影响还要深，几乎是大部分士大夫和皇帝眼中治国的天然条例，根本容不得置疑，这是有宋一百余年来政治传统造成的，即便是之后会大言“祖宗不足法”的王安石，在开始时也要借祖宗之法行事，而庆历新政更是在“祖宗之法”的名义下进行的。但是因为王安石的破坏和我的出现，一部分有识之士会认识到祖宗之法是可以改变的，在历史上，就有一些虽然反对新法却也支持改革的人物，如苏轼就是典型；这一部分开明的保守派，是我需要团结的对象。而另一部分抱残守缺的死脑筋则是被迫绑到我的战车上，在两个改革者中选一个，他们肯定选较委婉的我而不是王安石，特别是在我取得了对王安石政治斗争的胜利之时，他们会更加依赖于我，从而让我得以掩饰我改革的本来面目。但是我却无法阻止这些极端保守派想要趁势追击王安石的想法，特别在欧阳修逝世的刺激下，有个别人跳出来找个借口攻击王安石，简直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而这无疑会使本来可以缓和的政局再次激化起来。
另一方面，王安石受此挫折之后，会不会利用王韶打胜仗的机会大举反攻，把那些极端保守派好好修理一顿以消心中怨气，也很难说。如果他果然如此，只会使政治斗争更加激化，那就不是我所乐见的局面了。而对于他可能推出的方田均税法，我也是很烦恼，如果听他施行，那么丈量土地的工程从此时开始一直到贾似道南宋灭国，大宋的对土地的丈量都不会完成，老百姓别想有安稳日子过。但是不实行吧，一来的确土地兼并严重是，二来把王安石逼到墙角，我还没有完全准备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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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宋 第十二节 沈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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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悠闲的我，因为过早的知道了未来要发生的事情，不得不让自己陷入烦恼，苦苦思索着如何应付那该死的方田均税法。直到有一天传来消息，说《清议法》已经颁布，我才暂时从这种烦恼中解脱出来。
然而等到我看到那道诏书的时候，却发现事情永远不可能如我想的那么美好，便如这《清议法》，首先三十到五十年后解密军机大事这一条就取消了，也就是说这些事情皇帝和大臣们没兴趣让天下知道；这个倒还罢了，让我哭笑不得的是拟议中的《枢密院旬刊》变成了《月刊》，而《皇宋月刊》变成了旬刊。至于让儒生到指定场所辩论朝政，更是没影没踪了。看着这个被从中间砍断的《清议法》，我才知道对于没有言论自由意识的人们来说，提倡言论自由是多么的困难。不过在诏令中，有一些句子暗示朝廷虽不提倡但也不追责儒生议论朝政，我想这可能也政治斗争的一种妥协吧。说真的，我还很怀疑发行这两本杂志和诏书，还是皇帝和王安石想挣钱，才做出妥协的。
本来我想在大坝上捅个眼，没想到这个眼又被堵上大半，只剩个沙漏了。也罢也罢，尽人事，听天命吧。我安慰着自己说，这总是聊胜于无。
正在那会做声不得的时候，石福来报，沈括大人来访。
我连忙到客厅相见，却见厅中站着一个中年人，脸微胖，长得也算眉清目秀。这人就是沈括？我嘀咕着上前，寒喧起来。
两人客套了几句，就分宾主坐下，我就问他来意，原来他是读了书院的几本教科书，一直想见我，没想到我却去了湖北炼铁，又听到炼钢有成……总而言之，就是他很佩服，就想来见见我。
我倒没想到沈括居然会成为我的追星族，肚子里暗暗得意，嘴里却不得不谦逊几句，又说了些沈括修水利，制礼仪的得意事迹，然后就开始闲扯起来。
据历史记载，这家伙几乎是个全才，数理化不用说，连生物天文地理全都懂，还会打仗，造兵器，炼钢，所以他一问问题，我就头痛。那几本书我编得多累呀，还有多少人帮忙才整出来。这一年多的时间我东奔西跑，心里想的不是赚钱就是政治斗争，怎么可能和这个被后世数学家称为“全世界数学史上找不到的，仅中国出了一个的”数学家谈数学呀，别看我是现代人，他一和我说算体积，我头都会变大多少倍。我高数早就扔了，初中数学当然也有他闻所未闻的，但是他擅长的地方我同样也不怎么灵光。
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最差的情况，我东扯西扯，故意找一些自己懂得多的地方说，一会说到化石，说到地壳运动，让沈括非常有兴趣。我看着他那高兴样，心里暗暗好笑：“我能不知道你的痒处吗？你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注意到化石的人呢。”我又和他说太阳历，简直让他感动得认我为知己，沈括主张废除太阴历改用太阳历，以适应农时，谁不知道呀？当时人们不采用，他还说以后一定会被采用，结果到九百年后英国人开始用了。这么出名的事我能不知道？不过我不傻，现在就算我是皇帝跟前的红人，我也不会帮你去主张什么太阳历的，采用新历法可是古代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包括礼制、传统、实用种种因素都要考虑，而且采用新历法实际上也是一种象征，象征着政治上的一种新气象，再怎么联想过份的都有，我这时候要帮你整这个，那不是告诉天下，我石越想变革旧制吗？
因为我地位比他高，知名度比他大，学问看起来也似乎比他强，他倒是蛮佩服我的。本来还觉得我这么年轻怎么知道这么多，见到我后才相信原来真有“生而知之者”，我猜他把我当圣人都有可能。我则一面肯定他对太阳历的认识，一面指出历法的改易是朝廷大事，需要极度慎重，他也只有点头的份。
留着他用膳之后，我们又说到计时的机器，他发明的漏壶很出名的，我却向他提出现代钟表的原理以及一种现代的计时方法，他蛮有兴趣的听着。完了我又让他改日去看我的印书坊的机器……总之种种新奇的东西和想法，我都一反平时的低调，在他面前口若悬河。两人一边喝酒一边议论，一直谈到日薄西山，他才依依不舍的告别。
我知道对付沈括这种人，让他对你死心塌地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佩服你。沈括是个聪明人，他能想出许多技术发明，并注意到许多的细节，都证明他是比较开通的人。所以他不是那种恪守古制的人是有理由的，他支持新法也是有理由的。另一方面，我也注意到，沈括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科学家，他懂政治，关心民生，实际上他的许多发明就为了改善民生而发明的。他也是一个军事家，一个出色的外交使节，当然这些这时候别人是不可能知道的，不过我却可以从这些推测到他的为人——我相信沈括本质上，也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他支持新法，是因为他认为新法可以帮助大宋富强，当然，我不排除有可能是王安石对他有知遇之恩，但这种可能性只能是一个促因。
当我出现在这个世界后，他的人生将会改变，特别是在他主动拜访我之后，我已经决意把他收到我账下。政治上的事情，他不是傻子，他现在还没来得及站队，至少没有陷入政治太深，他应当很明白我的政见较之王安石的政见孰高孰下……
当我决心要把沈括收归账下之后，我突然发现，我的面前一片开朗——在之前，我虽然自觉的参预历史的进程，努力改变着历史的方向，却从来没有想过，我不仅仅可以主动改变大历史的方向，也可以改变一些个人的命运……在北宋的历史上，有一群人，当新党当权时，他们被视为反对者而被贬斥；当旧党当权时，他们同样被视为反对者而被贬斥。这些人，并不是为反对而反对，他们反对新法，是反对新法在执行过程中的变样与新法敛财的本质，所以当新党当政时，自以为是的当权者听不见任何的意见而视他们为旧党；当旧党执政时，对于新法风声鹤唳的旧党敏感的反对着一切新法，拒绝任何改变，从而把他们视为意志不坚定者。这些人是历史的寂寞者，却也是当时士大夫阶层当中真正的精英，务实而理性，能够坚持自己的操守，虽然在政治立场上不够灵活，但是对于政策的理解却相当的灵活。从某个方面来说，正是因为这些真正的精英长期被打压而居于政治金字塔的中下层，才导致了北宋最终的覆灭。
这些人现在被视为旧党而遭受新党的打击，我相信凭我目前在政治上的表现，这些人应当是旧党中坚定支持我的一派，也就是说，这些人才是我真正的盟友，因为我们在政见上更加合契。而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大部分都不在京师，我现在要做的，就是用更巧妙的方法，把这些人聚集到京师来，让他们能够在朝廷中拥有更大的发言权，也许他们，才能更好的理解并实现我的意图。
当我想通这一节之后，我甚至觉得方田均税法都不那么让我烦恼了，如果王安石要闹，就让他去闹吧。我在方田均税法没有显示出它的危害时加以阻止，不仅会加剧我和新党的矛盾，而且也不会得到下层民众的有效支持，因为他们不会知道方田均税法的危害，甚至有一些有正义感的书生，可能还会认为方田均税法是良法，我的反对，反而会让我丧失掉这一部分原本支持我的儒生对我的信任感。
我一个人在那里带着坏意的微笑，婢女们在一旁窃窃私语，猜测她们的主人今天为什么会这么高兴，几个侍女远远的跟在我身后，望着我轻快的走出大厅，在院子里大喊：“石福，备马车。”
当时比较流行的交通工具是轿子，很舒适。不过我觉得那会让我变得软靡，也会让我慢慢的习惯高高在上的感觉，所以我一般不会乘坐这种玩意，我宁可骑着个驴子四处游玩……当然我并没有骑驴的机会，我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坐马车，结果就导致我家的轿夫是最轻闲的，而马夫则是最累的。
我的马夫叫石安，名字是我起的。虽然我并不想给他起名字，但是事实上我不这样做反而对他是一种伤害，而任何人如果伤害你的车夫，都是一件不智的事情。
做为一个现代人，当然知道马车没有轿车舒适，不过如果赶车的是个老手，那么马车坐起来还是很舒服的，而如果要加急赶路的话，虽然颠颇，却也别有一种风味。
石安的动作很快，我才走出大院，他和他的马车就停在我前面等候了。我提起衣襟上了车，两个小厮跟上来坐到石安的身后，我轻轻吩附一句：“去汴梁城。”
刚听到石安恭声应答：“是，老爷。”马车便挥鞭绝尘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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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宋 第十三节 汴京风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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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车跑得一阵，我吩咐石福把速度放慢下来，缓缓而行，我掀开窗帘观赏外面的风景。从道边的疏林中，隐隐能看见几间茅舍，远处的草桥静静的躺在细细的流水之上，几叶扁舟泊在河边的老树下之下，又有几个脚夫赶着一车煤球向汴京城走去……
这种画中风情，让人陶醉。倘不是因身处国家权力之旁，倘不是因为早已预知这个社会可能会走向的结局，单看这景象，谁忍心去打破这诗意般的宁静？但是帝国的喧嚣声渐渐入耳，这个注定是大改革的时代，是不能再允许社会如此平静下去了。
仿佛是为了证明我的感叹，身边渐渐传出来喧哗的声音，路上行人愈来愈多，有人骑着毛驴悠闲的漫步，有人坐在轿子上享受有钱人的特权，也有人欢声笑语，也有人愁眉不展，骑马的，挑担的，人们的方向只有一个，那就是汴京城。
一个小厮兴奋的指着远处依稀可见的一些建筑，对我说：“老爷，你看，那是咱家的印书坊……”我微笑着回应他，眼光所及，却发现一个骑在驴背的书生正拿着一本新书在读。
我对这个社会的影响，也许没有我想的那么大，但是总有一些如细细的毛毛雨，无声无息的沁入这片土地吧？
不知不觉之间，马车已经入城，汴河上粮船云集，船只往来，首尾相接，或由纤夫牵拉，或是船夫摇橹，有的满载货物，逆流而上，有的靠岸停泊，紧张地卸货。名为虹桥的大木拱桥上，人们熙熙攘攘，一路行去，就进入了城楼以内的街道，可以看见两边屋宇鳞次栉比，有茶坊、酒肆、脚店、肉铺、书店、庙宇、公廨……商店中有绫罗绸缎、珠宝香料、香火纸马……又有医药门诊、大车修理、看相算命、修面整容，各行各业，应有尽有。大一点的商店门楼扎着“彩楼欢门”，悬挂市招旗帜，招揽生意，街市行人，摩肩接踵，川流不息，有做生意的商贾，有看街景的士绅，有骑马的官吏，有叫卖的小贩。有乘座轿子的大家眷属，有身负背篓的行脚僧人，有问路的外乡游客，有听说书的街巷小儿，有酒楼中狂饮的豪门子弟，有城边行乞的残疾老人，男女老幼，士农工商，三教九流，无所不备。
回想起初到这个世界的情景，暗暗里也感叹着人生的际遇……
我让石福把马车停到汴河边的一座酒楼旁，下得车来，抬眼望去，只见市招上三个大字：“群英会”。我嘿声失笑，快步走了进去，两个厮连忙紧紧跟上。
早有酒保上来招呼着，我信步上楼，要了几碟小菜，一壶热酒，浅斟独饮，两个小厮却让他们另外叫了酒菜在旁桌吃着。
这个酒楼位置却是极好，临窗往去，正可见汴河景致，河的那一头只有稀稀的建筑隐在树林当中，于闹市中见雅静，颇具情调。
当我对窗浅斟，自得其乐之时，几个年轻人争辩的声音突然传来，循声望去，是在酒楼的另一侧靠窗处，几个戴着方巾，儒生打扮的年轻人在大声争论着什么……我倾耳听来，却依稀只听得几句“青苗……钢铁……边事”，原来是在议论时政。
我正微微摇头，把自己的心绪从那边收过来，却听到一阵脚步声，一个葛衣老头带着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孩儿上得楼来，看那打扮，不是说书的就是卖唱的，自到宋朝以来，从未有暇听过这些民间的曲艺，不料今日有此眼福，我不禁好奇的转向这爷孙俩。
却听那老人告了个罪，说过几句场面话，听得明白了，竟是说评书，那老头说几句书，那女孩儿或唱几声，或拉个小曲儿……说的故事却是当朝石相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