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鳞开

“假设我大明每年能开采的白银是二十万两，当然，事实是远远不到的。”朱慈烺道手指朝上指了指，意思是记住前面的话。这个估值是严重溢出的：“万历三十四年至今正好四十年，总共开采的白银是八百万两。”
崇祯听明白了朱慈烺的意思，也知道自己当政的十七年间每年银课收入不过两三万两，摇头道：“你这估得也太高了。神庙派矿监实乃饮鸩止渴，一时风光，却空前绝后。不足为例。”
朱慈烺却还有一份宫中数据，那是万历八年时候云南银课的数目，不足六万两。云南银课占全国银课六成，所以能够估算出当年全国银课收入为九万两上下。银课税率是三分抽一，所以当年大产额大约在三十万两左右——这是考虑了合理“贪污”的情况。因为万历八年是张居正执政的巅峰时期，官员还算是较为廉洁，但并不能杜绝贪污、假账、挪用、瞒产等各种官场陋习。
三十万两显然比二十万两高出了三分之一，但考虑到崇祯朝后期的银课愈发萎缩，国变之后根本没有收到云南的银课收入。所以用二十万这个数值信心指数更高一些。
“姑且按照二十万两算，”朱慈烺道，“也就是八百万两。这能否说明全国就这点银子呢？”
“当然不行，万历之前开采的银子呢？”崇祯在这点上脑子还是很清楚的。
“三千九百四十七万两。”朱慈烺报出了一个极为精准的数目。
崇祯双目圆瞪。
“这是最少数目。”朱慈烺旋即将洪武二十三年到正德十五年一百三十年间的银课数与银产量背诵出来注1，听得崇祯目瞪口呆。
“这都是宫中老档可查的数字，查不得的数目与贪污、私采的数目实在无从估算。”朱慈烺道：“就算加倍吧。我朝历代以来累计开采的白银就是八千八百万两。这却并非天下白银的总数。”
“还有国朝之前开采银子……”
“那些我都不去算他。只算大头，八千八百万两还要加上三亿两。”
“三亿两！这是天上掉下来的？”崇祯失声叫道。
“是海外得来的，而且集中在嘉靖朝之后。”朱慈烺道：“因为泰西有国名西班牙者。侵占了一块蛮荒之地，那里盛产白银。此外。东瀛日本在嘉靖朝发现了两座大银山，而且还改进了冶炼技艺，故而白银增产极大。这三亿两中，日本流入我朝的白银就占了一半，几乎是他们的全部产量。”
崇祯总算从震惊中回过神来，道：“那些银子呢？都落入了晋商之手？”
“还有徽淮浙闽粤等地的大商人。”朱慈烺道：“这些银子从沿海流入我国。先经手的是浙闽粤三省的海商，他们从内地收罗瓷器、生丝、茶叶等等中华物产，银子便流入了中原腹地。西北商用辽东山参、貂皮，蒙古的畜牧、皮草等北货，将银子揽入怀中。其中有一部分被东虏和蒙鞑抢走。然后通过张家口晋商购买铁器、粮食。唔，辽镇当年也是晋商一样的角色，主要是贩卖粮食。”
崇祯听得头昏脑胀，重重一拳捶在扶手上，痛得暗中咬牙。
“所以晋商除了购买湖广的粮食、日本的俵物、江南的歌妓等等奢靡日用之物之外，并没太多地方用这些银子。于是，他们就在家宅底下挖个地窖，将白银窖藏起来。人同此心，晋商如此做，其他的大商家难道会有例外？所以大明这三亿八千万两银子，不知道有多少都是被藏在地窖之中的。”
“难怪我大明有如此之多白银，朕却完全没有银子可用！”崇祯恨恨道。
“父皇，关键不在地窖，而在我大明的税收。”朱慈烺道：“我大明以农立国，朝政收入全靠农税。而父皇从儿臣刚才描绘出来的那条白银走动的路径来看，可有哪一步是走到农民手中的？”
“购买湖广的粮食？”
“湖广的土地都是宗藩、豪强地主所有，真正的农民能拿到什么银子？能交够田税就不错了。非但如此，我大明有两三百亩地、雇得起长工的中小地主都没银子。其家人也得下地干活，逢年过节或是农忙时才能吃上白米。”朱慈烺道。
崇祯一想也是，突然有个念头在脑中飞撞，却始终抓不住它。终于，仿佛闪电劈过，一片黑暗之中让崇祯看到了四个大字：“一条鞭法！”
“一条鞭法以实物折成现银纳税。看似方便了国家统计征收，也丰富了国库，但农民手中的确没有银子啊！”朱慈烺叹道：“故而有御史说山西丰年都要卖妻儿才能纳上税，这未必是空穴来风。盖因朝廷只收白银，农民得将收成卖了才有现银。可是没到收获之际，谷价必然被商人压低。故而收获甚至不足以偿还耕种时借的青苗钱。”
崇祯听得大汗淋漓，脸上腾起两团红晕：“宋时王安石用青苗法，我朝可行乎？”
朱慈烺摇了摇头：“王安石用的青苗法，本出于晚唐藩镇敛财之术，事实也证明想法虽好，却不易执行。聚敛之官以此放出高利贷，反倒害苦了百姓。”
“以你东宫官也做不好？”崇祯忍不住问道，甚至失去了政治敏感性：法理上的东宫官只是一小撮皇太子的私人助理罢了。所有的地方官都是朝廷命官。
“知易行难，非十数年难尽其功。”朱慈烺道：“父皇。咱们别跑偏。重点还是说说银子的事。”
“对对，刚才说到百姓手里没有银子。快想想，如何让百姓有银子用，朝廷又能征得上税！”
——你当我什么都懂么？我也是要私下准备很久才能在您面前侃侃而谈装得无所不知啊！
“父皇，”朱慈烺笑道，“咱们要说的是，张家口到底有多少银子。”
崇祯没有得到自己要的答案，但对这个问题也的确很有兴趣。
“现在抄到的现银只是第一批。两千五百万两。因为官兵不是土匪，更不是东虏。不可能有屠杀抄家，或是斗米买命之类的暴虐之行，所以周遇吉也需要时日慢慢办事。”朱慈烺道：“根据目前推测，整个张家口，叁仟伍佰万两银子是应该有的。”
朱慈烺只想到晋商如今没有取得皇商地位，也就没有原历史时空中独霸长芦、河东两个大盐场。也没有垄断乌苏里、绥芬等地的山参市场，所以家产或许不如原历史时空中那么丰厚。
然而朱慈烺却忽略了一点，在乾隆过河拆桥抄没张家口之后，晋商仍旧手握巨资，以至于在晚清时控制了一亿两以上的白银流转。而且范氏在康熙平准噶尔部叛乱时。负责转运粮草，价格只是清廷官方转运的三分之一，为国库省下了数亿白银，但自己蒙受了极大损失。
从这上面也能看到范氏的底气，竟然能以一家之力负担起灭国之战的后勤转运任务。
五月二十五日，朱慈烺拿到了周遇吉送来的最终收获报表，整个张家口被拆成了一组组冰冷的数据，却让人看得热血沸腾。
“此番光复张家口之战，擒拿通虏之家三十三户，首恶皆以正法，余从家眷皆分发教坊司、苦役营。收缴赃款……”朱慈烺读到此处，故意停了停。
崇祯的双眼迸发出灼热的目光，仿佛要将儿子融化一般。
“赃款现银肆仟又肆佰万两！”
崇祯登时头晕目眩，幸福得几乎就要昏阙过去。
——天下八分之一的银子竟然都在张家口！
——天下八分之一的银子竟然都归我所有！
——祖宗立国以来，谁见过这么大笔银子！
——慢着，一群商人就能有这么多银子，这大明到底是谁的天下？
崇祯猛然间从云端跌入了深渊，张口结舌，一个字都说不出来。(未完待续。。)
ps：注：文中引用的明朝历代银课数尚有争议，大致就是如此这个数值，请大家不用较真。对于嘉靖九年之后流入中国的白银数量，三亿两是最低估算，较为主流的貌似是三亿五千万两，小汤采用三亿两这个有根据的数字，有百分之七十的信心指数。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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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鳞开 四八九 祸乱初平事休息（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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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职场中，最基层的办事员需要知识；中层管理人员需要知识和阅历；高层管理人员需要知识、阅历、人脉；达到了合伙人、老板的位置，这些要素就全部都要为思想让步。
思想的来源就是思考。
大明到底是谁的大明，作为皇帝、皇太子这样的老板、合伙人，到底该如何引领这个庞大的帝国，如何确定正确的方向和策略。
这些绝不是靠知识和年资阅历就能解决的问题。
崇祯对知识的渴求在整个中国历史都排得上号，十七年的皇帝职业也给他积累了一定的阅历和见识，起码现在对于党争更加敏感了。然而关于帝国、皇帝、天下四方……这些务虚问题上的思考，崇祯还停留在最低级的阶段：人云亦云。
圣人云，则亦云。
圣人说天子当胸怀天下，为万民君长，长养百姓，视百姓如赤子。所以崇祯也只是在脑中一遍遍重复，从未再深一步去思考：百姓到底分了几种，各类百姓之间如何平衡。一碗水端平，有人渴死有人呛死，雨露雷霆到底该如何分配……
这回的四千四百万两赃款打开了崇祯思考的大门，让崇祯发现自己面对天下事竟然如此陌生。曾经只知道没银子的日子难过，现在真有这么多银子，却发现自己竟然不会用！
当年九百多万辽饷砸下去，连个水花都没有，最后吴襄竟然说只有三千精锐能够勤王，而且还得先拿百多万的军饷出来。
这四千四百万的银子，该怎么用？
“这些银子，你可有甚想法？”崇祯问道。
“儿臣已经与阁部商议了主意，准备用这笔银子开办一家银行。”朱慈烺道。
“银行？”
“是发行宝钞的衙署。”朱慈烺道：“其位与户部持平，又独立行事。”
“宝钞一向是户部发行，为何要独立出来？”崇祯问道。
“因为宝钞这个名字不能用了。”朱慈烺叹了口气。
大明的宝钞几乎与后世的金圆券齐名，简直遗臭万年。
太祖高皇帝当年沿用宋、元制度。以为宝钞可以节省人力和金属货币，却根本不知道纸币诞生本意是解决流通不便、以及市场货币流通量不足的问题，进而错误地认为通行宝钞就是一座挖不尽的金银矿。
大明通行宝钞作为一种不可兑换纸币，本身不能换成真金白银，靠的是官府权威和信用。而官府竟然不许百姓以宝钞纳税，一定要缴交实物，这简直是要将宝钞推向绝路。
更绝的是。残旧宝钞要兑换新钞另要加钱，就连纸币替代天然货币减免自然损耗的功能都剥夺了。
光是如此还不能说明国初的“经济掌舵人”的花样作死。为了保证宝钞的地位，朝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禁止白银流通，直到嘉靖之后大量白银涌入才渐渐解禁。这就导致了市场一边需要宝钞，一边宝钞又因为信用不足而持续贬值。
如此种种原因相叠加，宝钞除了作为一种货币符号。在宫中也指代帝室用的手纸。
估计百姓们也这么看。
天启年间就有人提出重新发行宝钞，以解决国库不足用的问题。崇祯十六年，蒋臣在国家最为难的时候旧事重提，得到了崇祯皇帝的支持，升为司务，参与宝钞发行事宜。只是很快就迎来了甲申国变，连制造宝钞的木材都没买到就流产了。
崇祯帝听皇太子有意要发行宝钞。很是奇怪：“既然已经有了银子，为什么还要发行宝钞？”
当然是赚取利息！
朱慈烺本身不是金融、经济专业出身，对于货币市场的了解只能算是小瓶子水晃荡。但他知道一点，铸造银币、金币就是为了掺入其他廉价金属，博取面额与实际成本之间的孳息。比如用半两的白银掺上铅，铸造出来的银币上写着“一两”，当做一两白银流通，朝廷就赚了去除成本之后的银子。
这种小聪明很早就为古人所用。王莽将之做到了极致，小小一枚铜钱上可以当五、当十地用，最终导致经济崩溃，被史家冠以剥削百姓的恶名。
纸币比金银币成本更低，所以本身能取得的孳息也就更高。薄薄一张纸，你说它能当一百两银子用，它就是一百两银子。傻子都知道这是一本万利。甚至是几乎近于无本买卖的大好事。
关键是得有人信。
“为了日后溢出本金发行，首先得建立信用。若要建立信用，无疑是用真金白银换钞票最有说服力。”朱慈烺道：“给百姓一两银子的钞票，就要让他能够切实换到一两银子。而且还要真正让他相信钞票能够当银子用！如此过个十多年，百姓觉得钞票和银子没区别了，自然就会使用钞票。”
“如果百姓拿了钞票就换成白银，最后国库里岂不是只有一堆废纸？”崇祯大为不解。
“所以重点还要流通。”朱慈烺道。
这回张家口抄到的银子并非奸商的所有资产。因为东虏逃窜之前，已经将大量货物出售给他们，真正带走的是白银、粮食、布帛等日用品。周遇吉抄到的白银，只是奸商为了购买夏粮的留存款，还有很大一部分古董、文玩、家私都在仓库里堆着。
“儿臣以为，可以去江淮、湖广一带采购粮食、棉布，令其运至张家口囤积。商人势必不愿空车而回，正好将缴获的赃物库存低价卖给他们，但是只收钞票。”朱慈烺道：“为了获得钞票，这些商人只能从银行兑换，或者接受朝廷用钞票购买粮食和棉布。”
崇祯的手指忍不住轻轻跳动，总算理清了钞票流通的示意图。
“这只是流通的一个方面，如果朝廷收税只收钞票，则农民只能将收获的粮食卖给官仓，获取钞票。只要官仓收粮的价格公道，又有多少农民肯低价将粮食换成银子？”朱慈烺道。
崇祯脑中不由将皇太子提出的钞票与大明通行宝钞做了一番对比。发现通行宝钞只有两个环节，制造、发行。而这种钞票却形成了一个从官府到民间，继而又从民间回到官府如此循环不息的回路。
——只从易理上分析，钞票周而复始，生生不息，更符合大道循环往复之理。
崇祯心中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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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鳞开 四九零 春来雨露宽如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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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十九年六月初，辽东与云贵的战事仍旧处于相持阶段。
相比辽东不断增兵增饷运送大炮火药，朱慈烺反倒更担心云南那边。
先是，张献忠放弃重庆进入贵州，继而其义子张定国（李定国）、张文秀（刘文秀）率部进入云南，扩大声势。四川总兵官刘宗敏挂了平西将军印，率忠贞营追入云贵，克期剿灭献贼。
云南看似边陲，然而其白银产量占了全国银产量的一半，近乎吝啬的皇太子实在难以忍受如此宝地沦在敌手。只是忠贞营的战斗力与战斗意志还是堪忧，或许还存了一份养寇自重的心思，所以云贵战事久拖不决。
好在云贵地处高原，土地贫瘠，没有足够的粮食养活太多的人，这也保证了张献忠不能扩军，不至于使西南局势溃烂。
在中央方面，第一、二两期共五百名河南行政学院肄业的学员按照考试成绩分入舍人科，又从舍人科中挑选办事勤勉者十数人，升为文华殿舍人。东宫侍从室这个临时机构在短暂的三年之后，悄然退出历史舞台，恐怕只有日后历史学生写论文的时候才会偶然触及。
这回挑选的文华殿舍人还有一个共性，都是平日与户部有工作往来之人。朱慈烺拨出更更多的时间与他们灌输各种经济概念，作为即将到来的货币改革的生力军。而现在作为朱慈烺币制改革先锋大将的，却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小主事，蒋臣。
蒋臣是安庆府桐城人氏，后世安徽这个名字就来源于安庆与徽州。在那个地方，最多的就是家和商人。朱慈烺对蒋臣的文采不感兴趣，但从蒋臣所进呈的《足国三议》中还是能够看出他对国家经济所进行的思考。
“殿下，若要行钞票，手艺上的确不成问题。”蒋臣已经是第二次登上传说中的平台了。在崇祯朝，平台召对属于皇帝的特别问对。充满了机会和危险。比如袁崇焕就是在此处一飞冲天，受帝解袍相加，恩宠无双；也是在此处被捕，打入诏狱，寸磔于市。
“万历时朱墨套印法已在江南传开，色泽分明。如今较少有人能做四色套印，银行只需将能够进行四色套印的作坊买回来。再严禁民间用朱墨套印之外的套印法，伪造的问题便无需担心。”蒋臣道。
朱慈烺点了点头：“油墨和棉纸我已经分别让陕西和苏州去试做了，应该不会耽误太久。”
“如此更加可靠了。”蒋臣放心道。
纸币防伪与纸币流通是孪生兄弟。宋元时以严刑峻法来抑制伪币，朱慈烺非但要从法理上扼杀伪币，技术上的垄断也是必须的事。想他前世，国家为了防止伪币。连彩色复印机都要控制，何况这个时代还没能做到技术上的明显代差。
用先进的四色套引法、以棉短绒为材料制造的钞票纸、用焦油配置出的油墨，分别来自三个省份的最高级别的保密技术，三管齐下，让制造假币的可能性降到最低。
尤其是陕西的油墨，其原料是石油。提炼猛火油之后留下的焦油在别处不可能有，属于朝廷控制物资。分量都是要入册的。除了纸币厂和朝廷控制的印刷厂能拿到油墨，民间印刷作坊不可能拿到，除非他们肯花海量的资金去研究煤焦油。
对油墨的控制会影响金属活字印刷的推广普及，但相对文化的进一步爆炸，纸币显然更为重要。朱慈烺有时候甚至觉得有必要将所有印刷作坊都收归公有，就如前世的国家一样。但考虑到江南民间的抵制，终究还是将这个计划放在了后面。
“最初发行纸币，范围一定要控制好。建立信用为第一等要务。宁可慢些，不能求快！”朱慈烺关照道。
蒋臣觉得皇太子对纸币过于谨慎，划定的流通范围也太过狭窄，根本不能体现出纸币的优越性。像这种利器，就应该拿到南直去大量抛洒，换回白银……然而皇太子划定的范围是：军中与犯官，以及少部分职官。
张家口属于“特区”。是民间商贩唯一可能换取纸币的地方。
朱慈烺有自知之明。首先是他的经济金融知识不足以自成一家，充任货币之父。其次是通货带来的社会影响实在太过巨大，必须严格控制货币发行量。他虽然背得出发行量的计算公式，即：商品价格总额除以同一单位货币的平均流通次数。但是这两个关键的数值又是如何来的，他就完全不能揣摩和统计了。
军中较为封闭，战士不到退役或者因伤转业看不到自己饷银，故而用钞票与银子的效果一样。朱慈烺决定先设立军中特供商铺，只收钞票，让战士习惯用钞票购物，建立对钞票的信心。作为最忠诚于自己的力量，战士对钞票的抵触和怀疑应该是最少的。
犯官从最初就领取粮票形式的生活费，直接换取粮食，并没有听说有大的瑕疵和纰漏。如今用钞票给他们增发半薪，对他们来说钞票若是能用，则是福利改善；若是不能用，自己也没损失，继续煎熬生活，等待脱罪之日，所以犯官群体的排斥性也不会过大。
最后便是少部分东宫侍从室出身的职官。
他们原本都是小知识分子阶级，在原来大明体制之下绝不敢想象能够穿上官袍。这些人跟着皇太子走已经有了一定的惯性，就算不信任纸币，也该信任皇太子；就算连皇太子都不信任，也得装出信任支持的姿态。用钞票可以优先买到马车和平板玻璃，少量的官窑瓷器，以及平价粮食，这对于他们来说应该足够了。
只是为了保证他们的办事积极性，朱慈烺仍旧决定以奖金的方式发放钞票，其他俸禄不变。这也是沿用国朝惯例：官员的工资中有白银、实物，以及少部分的宝钞。
张家口有大量积存的货物要出手，满足流通环节的必要因素，故而属于特区。商人卖了粮食布帛等生活必需品之后，收取了钞票，转而在张家口再花出去换成他们需要的廉价货物，没有任何风险，但信心就是在这个循环中得到了建立。
“殿下，能否提前将钞票缴税办法通告全国州县，即便他们见不到钞票，也该有个印象，以免未来失据。”蒋臣道。
若是有商人将钞票带出了张家口，而偏偏又跑去本地官府那里纳税，如果能够缴纳成功固然是平安无事。如果当地官府不认识钞票，那麻烦就大了。
“待样钞做好之后，可以每县发一套，让县中有个底子。”朱慈烺道：“你可以向姚桃要些人，但主要还是得自己培养些人。大明两京十三省，十五个分行行长得谨慎甄别，确定人选。”
分行设在省级布政司，下面的府县还有支行、营业所，如何保证人力资源的充沛才是最大的问题。蒋臣面色凝重，缓缓躬身称是，接下了这个沉重的任务。至于向姚桃要人，蒋臣想了想还是算了，那个年轻的女官比最护窝的母鸡还护窝，根本不容别人从她手里挖走任何一个有一技之长的人。
或许可以考虑一下西商的账房。
蒋臣将主意打到了那些被发配苦役营账房先生身上。张家口有巨大金额的货物交易量，理所当然也有足够数量的账房先生，以及符合社会生态需求的学徒数量。这些人对数字和规矩并不陌生，只要稍加训练就可以启用，打入苦役营实在浪费。
尚未冠名挂牌的银行是部寺一级的衙门，用这些囚徒难免伤害朝廷颜面，而且他们的确助纣为虐，罪有应得，因为一技之长而减罪免刑说不过去。更何况他就算想要，也未必能够从苦役营里挖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