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说老实话，我烦透了这一切。”保尔坦言，“无非就是那么几个问题，每天得回答五遍。您的祖母是不是疯子？你的曾祖父是否得过风湿病？天知道他得过什么病，我压根儿就没有见过他！这也就算了，他们每个人还试图劝我承认患过淋病，或是某种更难以启齿的疾病。坦白说，我真恨不得敲敲他们的秃脑袋。让我安静地独自呆会儿吧！一个半月如果老是这样没完没了地研究我，那我真的要变成扰乱社会治安的疯子了。”
耶路撒冷齐克面带微笑，专挑一些逗趣的话来回答保尔。没过多久，她已经挽起保尔的胳膊，一面走一面讲着奇闻趣事，带他去见外科医生。
看来今天不必检查了，离吃中饭还有一小时。保尔在睡眼朦胧中似乎听见了脚步声，他还是闭着眼睛。“来人以为我睡着了，就会自己走开。”但他想错了，那人吱呀一声坐了下来，淡淡的香水味表明是个女性。保尔睁开眼，最先看到的是耀眼的白色连衣裙，黝黑的小腿和羊皮便鞋，然后是头发剪得跟男孩似的脑袋、一对大眼睛和两排整齐的牙齿。她抱歉似地笑着。
“对不起，也许我打扰您了？”
保尔不言语。这有些不礼貌，但他还是希望坐在身旁的人走开。
“这书是您的吧？”她翻了翻小说问道。
“对，是我的……”
又是一阵沉默。
“同志，请问您是‘公社战士’疗养院的吧？”
保尔不耐烦地稍微欠了欠身子，心想：“她是从哪儿冒出来的？我没的休息了，大概马上会问我得的是什么病。我还是躲开为妙。”保尔这样想着，硬梆梆地答道：
“不是。”
“但我好像在哪儿见过您。”
保尔站起身来正准备走，后面忽然传来一个浑厚而响亮的女音：
“朵拉，你怎么躲到这儿来了？”
这女人头发浅黄，体态丰满，黑黝黝的，穿着疗养院的浴衣，坐在藤摇椅的边沿上。她瞟了一眼保尔。
“同志，我们在哪儿见过面的。您是不是在哈尔科夫工作？”
“是的，在哈尔科夫。”
“您做什么工作？”
“开运粪车的。”
两个女人哈哈大笑，倒使保尔吓得打了个寒战。
“同志，您这可算不上礼貌吧？”
他们的友谊就是这样开始的。朵拉在哈尔科夫市党委常委工作，她后来每每回想起初次相识的可笑场面。
午后，保尔在“塔拉萨”疗养院的花园里看歌舞表演，意外地遇见了伊万·扎尔基。
说来也怪，使他俩见面的，竟然是一场孤步舞。
一个胖歌女搔首弄姿地唱了一首《消魂之夜》。之后，有一男一女跳上舞台。
男的半裸，戴一顶红色圆筒高帽子，大腿周围摆动着彩色扣环，上身却穿着白得刺眼的胸衣，还套着一根领带。总之他是想打扮成野蛮人，但搞得不伦不类。女的长得并不丑，但浑身飘荡着许多碎布条条。一撮新经济政策的暴发户站在疗养员的圈椅和铁床后面。他们伸长牛脖子，吆喝着捧场。这对男女在他们的起哄声中扭着屁股跳起了孤步舞。戴傻瓜圆筒帽的胖子和女人紧贴在一起晃扭着，做出种种猥亵下流的姿势，场面十分粗俗，不堪入目。一个肥头大耳的胖子在保尔背后看得呼哧呼哧直喘粗气。保尔正要转身离开，忽然有人在紧靠舞台的前排站起，厉声怒斥：
“不准再卖淫了，给我滚出去！”
保尔认出那是扎尔基。
钢琴不弹了，小提琴尖叫一声，也没了声响。舞台上的那对男女也停止了扭摆。站在椅子后面的那些暴发户悻悻地发出嘘声，向扎尔基骂道：
“捣什么蛋？好戏全给搅了！”
“整个欧洲都在跳！”
“去他妈的，太可恶了！”
这时，来自“公社战士”疗养院的观众，切列波维茨县的团委书记日巴诺夫，像一个闯荡江湖的侠客，把四个手指伸到嘴里吹出尖厉的口哨。其他疗养员纷纷效仿，就像是一阵狂风把台上的一对男女刮下了台。报幕的小丑就像是见风使舵的堂倌，马上向观众宣布他们这个歌舞团即将离开。
“一根小香肠，沿街碌碌滚！对你爷爷说，快去莫斯科！”在众人的笑骂声中，一个身穿疗养服的小伙子编了一段顺口溜，轰走了小丑。
保尔找到在前排的扎尔基。俩人在保尔的房间里谈了很长一段时间。
如今伊万·扎尔基是一个地区党委会宣传鼓动科的负责人。
“你还不知道吧，我已经有了妻子，而且不久便会有个儿子或女儿了。”扎尔基说道。
“哦，那她是谁？”保尔感到突然。
扎尔基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小照片，递给保尔。
“你认识吗？”
照片上是他和安娜。
“那么杜巴瓦呢，他去了哪儿？”保尔更觉惊讶。
“他在莫斯科。他被开除出党后离开了共产主义大学，现在在莫斯科高等技术学校学习。听人说他又恢复了党籍，但这没用的，他是无可救药了……你知道潘克拉托夫在哪儿吗？他现在当上了造船厂的副厂长。至于其他人的情况，我就不是很清楚了。大家分散在全国各地，要是能欢聚一堂畅谈往事，那该多好。”
朵拉走进保尔的房间，随他同来的还有几个人。来自坦波夫地区的大高个子检查员把门关上了。朵拉看了看扎尔基胸前的勋章，问保尔：
“你的这位同志是党员吗，他在哪儿工作？”
保尔不知出了什么事，就简单介绍了一下扎尔基。
“那就留下他吧。有几位刚刚从莫斯科来的同志，要给我们说说党内的近况。我们决定借用贵处开个会，也可说是内部会议吧。”朵拉作了一番解释。
除了保尔和扎尔基，与会的几乎都是老布尔什维克。莫斯科市监察委员会委员巴尔塔舍夫谈了以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首的新反对派的一些情况。
“在这节骨眼上，我们必须坚守在各自的岗位上。”巴尔塔舍夫最后说，“我明天就赶回去。”
在保尔房间里开会后的第三天，疗养员们都提前出了院，保尔也是疗养期没满就走了。
他在团中央并未呆多久，便被委派到一个工业区担任共青团地委书记。市里的团员积极分子听到他的首次讲话，是在一周以后。
深秋。那天保尔同两名陪同乘上地区党委会的汽车，去离城里很远的一个区。汽车翻进了路边的沟里。
车上的人都伤得不轻。保尔的右膝盖被压坏了。几天后，他被送进了哈尔科夫外科医院。医生为他诊断，检查肿胀的膝盖，看了x光片后主张立即手术。
保尔表示同意。
“那就明天早上吧。”主持会诊的胖教授拍板，然后走了。其他的医生也跟着他离开。
不大的单人病房里明亮而干净，散发出一种保尔忘却已久、医生所特有的气味。保尔环顾四周，全部的摆设只有一只铺着干净桌布的床头柜和一张白色的凳子。
医护人员把晚饭送来了。
保尔不想吃饭。他靠在床上写信。腿上的阵痛影响了思考，胃口也没了。
保尔刚写完第四封信，房门被轻轻拉开了。一个白衣女医生来到床前。
保尔从夕阳薄薄的余辉中看出，她描着细细的眉毛，长着黑色的大眼睛。她一手提皮包，一手拿着纸和铅笔。
“我是你的责任医生，”她说，“今天轮到我值班。现在我跟您提些问题。无论愿意与否，您得说出详细情况。”
女医生嫣然一笑，这使得“审问”不太令人反感了。保尔整整讲了一个小时，不仅连自己，而且连祖宗三代的事情也都说了出来。
几个戴着大口罩的人在手术室里头。
镀镍的手术器械闪闪发光，长长的手术台底下放着一只大盆。保尔在手术台上躺着，教授很快洗完了手。在保尔身后，手术前的准备工作迅速进行着。他扭过头望了望。护士在放置手术刀和镊子，病房责任医生巴扎诺娃给他解开腿上的绷带。
“别看，柯察金同志，这会刺激您的神经的。”她低声吩咐。
“医生，您是说谁的神经来着？”保尔不服气地笑笑。
几分钟后，保尔的脸部已被厚厚的面罩遮住。教授说：
“别紧张。这是氯仿麻醉。您用鼻子深呼吸，同时数数试试。”
面罩底下传出低闷的、静静的声音：
“好。也许我会说点粗话出来，所以先说一声抱歉。”
教授被逗笑了。
开始的几滴氯仿麻醉液散发出阵阵令人窒息的怪味。
保尔深深吸了一口气，同时开始数数，并尽量数清楚。保尔个人的悲剧就这样进入了第一幕。
阿尔焦姆差点儿没把信封撕成两半。不知是什么原因，他展开信纸时，竟有一种忐忑不安的心情。头几行字映入眼帘，他就飞快地往下读。
阿尔焦姆：
我们之间难得写信，每年也就一两次而已。不过次数多少都不重要。你说你已经搬到了卡扎京的机车库附近，全家都离开了舍佩托夫卡，为的是告别过去。我理解你所说的过去，指的是斯乔莎和她们家的那种小私有者的落后心理之类的东西。像斯乔莎这种类型的人，可不是轻而易举就能改造过来的，恐怕你不一定能成功。你说“年纪大了，学习起来困难”，但实际上你学得相当不错。可你却一口回绝脱产当市苏维埃主席，这似乎不太妥当。你为夺取政权斗争过吧？那现在就应该掌握政权。明天就接过市苏维埃的工作，开始行动吧！
下面说说我自己吧！我的情况很糟糕。我时常住院，动了两次手术，流了不少血，消耗了不少精力，而且谁也说不准这将拖到哪年哪月。
我现在不上班了，给自己找了份新活儿干——当病员。我承受了种种苦楚，到头来只落得个右膝僵硬，身上被缝了几针。最近医生还发现，我可能要为七年前脊椎骨受的暗伤付出极高的代价。只要能恢复工作，我决心忍受一切。
我觉得生活中最可怕的事就是掉队。我简直不敢再往下想了。正因为如此，我才什么都不拒绝，但情况仍不见好转，病情反而越来越严重。第一次手术后，我刚能下地就恢复工作，谁知很快又进了医院。观在我拿到了迈纳克疗养院的住院证，明天就动身去叶夫帕托里亚。别担心，阿尔焦姆，我没那么容易送命，我现在足以一人顶仨。咱们还得多多工作。哥哥，你自己要保重，别一下子干得太猛。否则以后党得花大力气给你休养。岁月给我们经验，学习使我智慧，可不是让们到每所医院去做客的。握你的手。
保尔·柯察金
当阿尔焦姆皱眉阅读弟弟的来信时，在医院里保尔正在和巴扎诺娃告别。女医生把手递向保尔，问道：
“明天您就出发去克里木吗？那么今天您待在哪儿呢？”
保尔回答说：
“朵拉同志过会儿就到，我会一直在她家待到明天早晨。到时她送我去火车站。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第5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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朵拉经常来探望保尔，所以巴扎诺娃认识她。
“柯察金同志，我们约好了，临走前您得见见我父亲。还记得吧？我已经把您的详细病情告诉了他。我想让您接受一次他的检查。今天晚上就可以进行。”
保尔马上答应了。
当天晚上，巴扎诺娃带着保尔来到她父亲宽敞的工作室。
这位著名的外科专家仔细地为保尔做了检查。巴扎诺娃也在，她还带回了x光片和所有的化验单。专家不仅回答了女儿的问题，还用拉丁文说了许多话。巴扎诺娃听得脸色苍白。保尔察觉到这些。他望着教授那有些谢顶的大脑袋，注意着他敏锐的目光，竭力想从中知道点儿什么。然而教授始终不动声色。
保尔穿好衣服。巴扎诺夫教授很绅士地与他道别，说需要去参加一个会议，他的女儿会告知保尔检查结果。
巴扎诺娃的房间格调高雅，精致脱俗。保尔倚在长沙发里耐心等着。但是女医生正犯着难，她不知道该如何开口，怎样解释。因为父亲告诉她，保尔体内那目前的医学水平尚无法治疗的致命的炎症正在日益加重。教授不同意再进行外科手术：“这个年轻人有瘫痪的危险，但我们却无法阻止这一悲剧的发生。”
做为医生和朋友，巴扎诺娃觉得不能实话实说。她揣度再三，决定向保尔透露一小部分实情。
“柯察金同志，我相信在叶夫帕托里亚做治疗会对您的病症帮助很大。到秋天时您就能回到工作岗位上了”。
她这样说，但她忘了保尔那正注视着她的目光有多锐利。
“从您的话里，或者更准确些，从您那无法说出的话里，我已经完全了解了我病情的严重性。您该没有忘记，我向您请求过，一定要告诉我真相。不必隐瞒，不用担心，我不会被吓昏，更不会绝望地去自杀。我只是希望知道自己的将来。”保尔表达他的愿望。
但巴扎诺娃还是很巧妙地扯远了话题。
到了当天晚上，保尔仍未了解实情，不知道自己今后会怎样。临别在即，巴扎诺娃轻轻说道：
“柯察金同志，别忘了我们的友情。在生活中什么事都可能发生。如果您需要我，需要我的帮助或是建议，那就来信吧。我会尽我一切努力的。”
从窗口，她注视着身穿上衣的保尔那高大的背影，目送他拄着拐杖，吃力地从大门口走向一辆轻便的出租马车。
又一次来到了叶夫帕托里亚。人们头上顶着绣金边的小圆帽，脸膛黝黑，噪门粗大。旅客们经过十几分钟的汽车车程，就到了“迈纳克”疗养院——一座石灰砌成的二层楼房。
值班医生带领新来的人去各自的房间。
“同志，您的疗养证是哪个单位的？”他停在十一号房间门口，问保尔。
“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那您就和埃布纳同志一块儿住这间吧。他是德国人，想找个俄罗斯室友。”医生边解释边敲门。
屋里传来不纯正的俄语。
“请进。”
保尔走进房间，把手提箱放下。他转过身，看到床上一位金发男子正眨着一双漂亮有神、仿佛会说话的蓝眼睛。他正和蔼可亲地冲保尔微笑着。
“古腾摩跟，格诺赛。对不起，我想说，你好。”他改用俄语，同时朝保尔伸过手去。他那手指细长的手苍白而缺少血色。
几分钟过去了，保尔坐在德国伙伴的床边，两人正在用“国际通用语”交谈——其实语言不很重要，主要是靠些单词，配合手势、表情进行猜测在了解对方。总而言之，他们用上了国际语中约定俗成的全部表达方式。
保尔已经知道德国工人埃布纳在1923年的汉堡起义中大腿中弹，这次再次被迫卧床是因为早伤复发。他虽然病痛难耐，而始终斗志昂扬。这立刻赢得了保尔的敬重。
保尔感到格外高兴能有这么好的一位病友同住。他不会从早到晚发愁哀叹自己的病情，相反，在跟他待在一起时甚至连自己的痛苦也能抛到脑后。
“可惜的是我一句德语也不懂。”保尔暗自遗憾。
花园的一个角落里，一张藤桌周围放着几把摇椅和两辆轮椅，有五个人会在每天治疗后在这里泡上一整天，他们被其他人称作“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埃布纳半躺在轮椅上。另一辆上坐的是被禁止步行的保尔。另外三个人，分别是：爱沙尼亚人魏曼，一个大胖子，在克里木共和国贸易人民委员会工作；年轻女郎玛克塔·带琳，来自拉维脱维亚，是个外表像是才十八岁，有一双深褐色眼睛的姑娘；列杰涅夫，西伯利亚人，身材魁梧，两鬓斑白。很显然，这五个人来自五个民族：德意志、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俄罗斯和乌克兰。玛尔塔和魏曼会说德语，埃布纳就请他们做翻译。埃布纳和保尔同住一室，他又因和玛尔塔、魏曼有共同语言而亲近，而保尔则是因国际象棋与列杰涅夫相识。
保尔曾是疗养院的国际象棋“冠军”，这是在英诺季夫·帕夫洛维奇·列杰涅夫到来之前。这个冠军称号是他在激烈的争夺战之后从魏曼手里夺来的。平日少言寡语的胖小伙子魏曼输棋后，一直心里不平衡，不服气，窝一肚子火。好在不久后，一个长相比他老五十岁，真实年龄却年轻得多的魁伟的老头儿入院。他向保尔邀战。保尔没有心存戒心，开了个后翼弃俗局。而列杰涅夫挺进中卒回应。作为一场“冠军”与新来棋手的比赛，观众自然有很多。然后在第九步时保尔发现，对方的小卒正在以不可阻挡之势稳步进军。他这才明白，自己遇上厉害角色了，不该轻敌。
大战了三个钟头，保尔竭尽全力也未能挽回败局，不得不认输。他比所有观棋者更早看出比赛的结果。他看看列杰涅夫，对方正冲他微笑，显然他也早明白保尔败局已定。魏曼丝毫不掩饰对保尔吃败仗的希望，不过神情紧张观战的他始终什么也没发现。
“我一向是战斗到最后一秒钟的。”保尔说。
只有列杰涅夫懂得他的话。他赞许地点点头。
五天里两人共下了十盘棋，结果是保尔七负二胜一平。
魏曼高兴极了：
“太谢谢您了，列杰涅夫同志，您终于把他杀了个落花流水了。活该！我们这些老将都被他打败了，可他终究输在了一员老将手里。哈哈哈！……”
“如何，输棋之后感慨良多吧？”他转而讽刺被人打败的保尔。
虽然保尔丢了这个“冠军”的荣誉称号，但他却结识了列杰涅夫，这位成为他后来的知己的令人尊敬的老者。输棋也并非偶然，保尔在象棋战术上只略懂一二，所以碰上真正精通于此的高手，失败也就是必然的了。
巧的是保尔出生那年正是列杰涅夫入党那年。他们恰好代表着布尔什维克近卫军的老一辈和年轻的一代。一个做过多年地下工作，蹲过沙皇的监狱，生活阅历和政治经验十分丰富；一个拥有大好的青春年华，八年的战斗历程比得上好几个人的一生。一老一少都是伤病缠身，但内心始终是火热的。
埃布纳和保尔的房间一到晚上就成了大家的俱乐部，成了传播政治新闻的发源地，每天都异常的热闹。魏曼酷爱黄色笑话，总想一吐为快，不过他会遭到玛尔塔和保尔的围攻。玛尔塔擅用巧妙辛辣的冷嘲热讽让他闭嘴。如若还不行，保尔就会给他当头一击：
“魏曼，至少你该听听大伙儿的意见——恐怕你的‘幽默’不受欢迎。我可真不明白，你这么一位好同志怎么会开口闭口就讲这种……”保尔大吐不满。
魏曼眯着小眼睛，噘起厚嘴唇，满脸嘲弄地环视一周。
“看来我们得在政治教育委员会下设上一个道德督察处，让柯察金担任督察长。玛尔塔身为女同志是天然的反对派，我可以理解。那么柯察金试图装成共青团里一个纯朴无邪的乖巧小男孩……说实话，这种鸡蛋教训母鸡的情形我实在看不惯。”
在一场关系到共产主义伦理道德的激烈辩论战后，黄色笑话问题被提到原则问题的高度来讨论了。玛尔塔把不同的观点翻译成德语讲给埃布纳听。
“黄色笑话不太好，保夫鲁沙说得对。”埃布纳说。
魏曼只得就此认输，他嬉皮笑脸地扯开了话题，后来也没再听他讲过这种笑话。
保尔从玛尔塔的外表判断以为她才十九岁，是共青团员。结果在一次谈话中他吃惊地得知，玛尔塔已经三十一岁了，1917年入的党，是拉脱维亚共产党机关内一名积极的工作人员。1918年，白匪曾抓住她判处枪决，后来苏维埃政府用白匪俘虏换回了她和另几名同志。如今她在《真理报》工作，并念完了大学。保尔不知道她用什么方法，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这个来看埃布纳、身材娇小的拉脱维亚姑娘已经成为“五人小组”里的重要成员了。
另一个拉脱维亚人等格科特是地下工作者，他爱扮鬼脸跟玛尔塔开玩笑：
“亲爱的玛尔塔，你那可怜的奥佑尔正像只热锅上的蚂蚁在莫斯科急得团团转吧？这怎么能行呢！”
每天清晨，总有响亮的公鸡的报晓声赶在起床铃一分钟前响起。埃布纳的鸡叫学得堪称一绝。疗养院的工作人员找遍每一个角落也没找到这只雄鸡，这令埃布纳颇为得意。
月末，保尔的病情加重了，他不得不整日卧床，埃布纳十分难过。他很喜欢这个性格开朗从不愁眉苦脸的小伙子，可惜本应朝气蓬勃的他偏偏过早地失去了健康。他从玛尔塔那里得知，医生对保尔的未来不抱希望。埃布纳听了焦急万分。
一直到离开疗养院，医生都没允许保尔下地行走。
保尔没有在别人面前表露出痛苦，只有玛尔塔从他苍白的脸上看了出来。在应该出院的一周前，一封来自乌克兰共青团中央的信通知保尔延长假期两个月，还说根据疗养院的诊断书他的健康状况不允许他恢复工作。同时，还随信汇来一笔钱。
如同当年跟朱赫来学拳击，经受住第一拳时一样，保尔承受了这第一次打击。当年他被击倒，但他马上就站了起来。
他很意外地收到了母亲的来信。信上说她有个老朋友，叫阿尔宾娜·丘察姆，住在一个港口，有十五年没见面了。她的住处离叶夫帕托里亚不远，因此母亲关照儿子要去她那里看看。这封偶然来信对保尔此后的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一周后，病友们热情地把保尔送到码头。临别时，埃布纳热烈地拥抱和亲吻保尔，像对待亲兄弟一样。玛尔塔没有露面，保尔没能向她告别就离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