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高启明

要是今天发行流通券的是大明而不是澳洲人，那他高举一定是避之不及，甚至要运用一切资源去破坏，因为明廷在宝钞上，在很多事情上都给了商人们足够的教训：官府的话信不得。可是澳洲人不同，流通券在海南已经运用多年，并无不妥；澳洲人素来又有重诺守信的好名声。高举对他们还是信得过的。
他此刻并不言语，只等汹汹的讨论缓一缓，各家都发表了议论却又没有结论的时候才开口道：
“高某倒有个看法，说出来请诸位斟酌，”他说，“这澳洲人的新流通券刚刚发出来，好坏虽还不晓得，不过我们总要往好的地方去想，不能往坏的地方去想。钞票发出来固然人人要用，但利害关系最密切的是我们商户，流通券信用不好，第一个倒霉的还是我们商户，所以我们要帮流通券做信用。流通券站得稳，咱们的生意才好做。不然市面纷乱，行情一日三变，大伙还怎么做买卖？”
这话和刚才满堂都是“趋利避害”的言论相比，顿时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众人顿时都安静了下来。
“唷！”米老板道，“看不出高公倒还有这番大道理说出来！”
高举不理会他隐隐约约的讽刺，道：“大家请想一想，这流通券在琼州府已经用了四五年了，亦未听闻有什么不妥之处；澳洲人素来又是最讲信用。断然不会短视到行杀鸡取卵之事。”
这话有理有据，众人倒也无法反驳――在座的去过海南乃至临高的人不少，事实胜于雄辩。
高举接着又说道：“做生意怎么样的精明，十三档算盘，盘进盘出，丝毫不漏，这是小聪明。要紧的是眼光，生意做得越大，眼光越要放得远，大伙都是做大生意，眼光一定要看大局。”
他说着给自己点着了一支雪茄，缓缓吐出烟圈：“如今明国内忧外患，风雨飘摇。秦失其鹿，天下英雄共逐之。诸位请想，这天下英雄里，谁实力最强？谁得本事最大？”
大明要亡，元老院要争夺天下，这是谁都知道的事情。但是还没有人这么明白的说出来。众人闻言都是一凛，有些恍然大悟的感觉。
“……我们做生意的宗旨，就是要帮元老院打胜仗！”
“高老爷，”有个商人微皱着眉，语音嗫嚅：“你的话我还不大懂。”
“那我就说明白些。”高举答道，“只要能帮元老院打胜仗的生意，我都做，哪怕亏本也做，这不是亏本，是放本钱下去。元老院打了胜仗，时世太平，什么生意不好做？到那时候，你是出过力的，元老院自会报答你，做生意处处方便。你想想看，还有比这更赚钱的生意吗？”
“这话说得是，”开口的是粮行的丁掌柜，“纵然不给咱们什么好处，只要道路平静，百姓和熙，这买卖便做得。”
高举见有人附和，趁热打铁道，“不说将来的事，就说眼前的：元老院自从肃清了闽越海面的海盗，如今福建的糖、茶、瓷和各种山货，不用绕路走江西下五岭，直接走海路来广东，价钱降了一半多――你们都想想，是不是这个理？”
这番话虽然并没有完全说服商贾们，但是至少没有刚才那么强烈的抵触感了。高举软硬兼施，最终各家行会的会首们同意配合新币发行，全面使用银元和纸币。
梁辰龙坐着轿子回到家中，虽然高举说了那一番话，他依旧心神不安。梁辰龙的茂康钱庄在钱业中只是一家小同行，规模不大，但是他是梁家的同族族人，凭着这层关系，经常为缙绅们做些上不得台面的银钱交易往来。所以在缙绅中关系深厚，当上了银钱业公会的会首。
澳洲人进了广州，茂康的生意受打击最大。因为他家与南北两京的银钱业的业务往来密切。广州易帜，城里的缙绅们有的逃亡，有的蛰居，南北交通也断绝了。茂康与两京的汇兑和放款业务几乎全部中断。眼下只是做一些本地的业务维持。
他来到自己办事起居的外书房，匆匆擦过一把脸，连丫环奉上的茶水也来不及喝，便铺纸研墨，动手写起信来。(未完待续。)





临高启明 第一百四十七节 发行前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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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是写给他的恩主梁公子的。梁家一直是他的后台，也是他的重要大客户。币制改革这件事一透出风来，就引起了梁公子很大的兴趣，要他时刻注意澳洲人的动向。
信件里，他详细的写了会议的过程和大家的态度，特别是提到了高举不遗余力的为澳洲人站台吹嘘的态度。看起来澳洲人这次币制改革是势在必行。会议上大家已经初步达成了协议，各行业公会按照规模大小和资本雄厚程度，分摊兑换新币的额度。钱业公会分摊额度最大，要兑换二十万元银元，这个数字公会内部认为还可以接受――毕竟澳洲人给出的兑换条件还算公正，算份量还算成色。白银换银元，说起来也不算吃亏。
然而梁辰龙也把自己的担忧在信里写了上去，他担心白银兑银币只是第一步，下一步就是要他们接受一定数额的银元流通券。
写到这里，他深深的叹了口气，想到下一步必然还要涉及到收兑到的铜钱将换成辅币券的事情――这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情。铜钱虽然不怎么值钱，好歹也是钱啊，换成纸片他还真觉得肉痛。
写完信，他将信件封好，摁上密押，叫来一个心腹，小声吩咐了几句。
信照例不送到梁府上，而是送到访春院去找月婉姑娘那里，月婉是梁存厚“梳拢”的，等于是他养在行院里的外室。很多不易光明正大的事情，都是通过她那里接头。
仆人领命去了，梁辰龙望着他的背影，不由得吐出一口气来。
刘翔坐在办公桌，看着桌子上的最新人口统计表，根据广州警务系统建立起来之后进行的第一次户籍登记资料，他第一次知道了广州特别市的确实人口。
按照过去明朝留下的南海、番禹两个附郭县的行政区划，加上城外预计将要划入“郊区”的范围，包括河南岛等地，户籍人口一共二十八万三千七百人。包含了所有在广州有固定住所的常住人口。不包括诸如关帝庙人马这样的“浮浪人口”――这部分人口至少也有一万多。
新得户口登记不做非农和农业的区分，因为在17世纪这两种人口之间的区分并不是那么泾渭分明。除了城里的伙计店员工匠农忙的时候还乡帮忙，乡下的农民短时间进城来做工，在广州城里还住着有不少货真价实的农民，在城里种地。因而只做职业大类登记――毕竟在这个时代，一个人从事的职业基本上是终身制的。
户籍人口数字不包括疍民的人口，河泊所接收来得疍民数据很老，还是张居正时代的统计。按照这个过时的数据，在河泊所登记的疍民有二万二千人。但是留用的河泊所的老吏说，疍民的数字远远不止这些。由于他们居无定所，漂泊不定，所以很难确切统计人数，不过长期在广州城外西江和珠江水面活动的疍民不会少于四万人。
要彻底弄清楚疍民有多少人，除非让他们上岸定居。1950年广州市政府的第一项大规模实事工程就是修建疍民住宅，让疍民上岸居住，从而第一次控制住了这个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的群体。
控制疍民，让他们登岸居住编户齐民，对珠江水系的上上治安有莫大的好处，甚至对广州的治安都有好处：自古以来江河湖泊就是不法分子的天然隐匿地。
但是现在刘翔的广州特别市政府无力这么干，他只好暂时放弃控制疍民的企图。把主要精力放在新货币的发行上来。
新货币的信用，关键在于购买力能否得到保证。刘翔很清楚，一旦开始发行新币，钞票的发行就会象破堤的洪水一样。
一是广州的市面上本身的货币流通需求。这个数字到底有多少，谁也没有底――大明没有统计局，也没有现代意义上的银行，到底有多少银子铜钱在市面上流通，谁也弄不清。财金省只能粗略的估计大约需要流通券大约一百万元。财经省唯恐不够，已经下令在香港造币厂加印数百万元的钞票。其次是广州市政府开销。广州市政府的开销比起过去的广州府来说，膨胀了一百倍都不止。新建许多机关并且维持运作，迅速膨胀的公职人员，收容的旧人员，救济灾民，市政工程……外加有增无减的军费需求。都急剧放大了需要投放市场的新币数量。刘翔和财经省特派员小组粗粗估算之后，已经对新货币的通货膨胀产生了忧虑。
刘翔拿起另一份秘密报告，这是最新的广州粮食库存统计。取消牙商，建立两个大宗货物批发市场之后，强制性的规定所有大宗粮食交易必须在市场内进行销售。外来的长途贩运粮商，成批出粜粮食的农户和地主，本地从事批发零售业务的粮行、粮店，都要在市场内进行。元老院的经营粮食的国有企业，合作社和大昌米行也在市场内开设了营业所。作为经营和干预粮食贸易的窗口。
同时，通过工商联合会和同业公会对城内的从事粮食批发、零售的大小粮食行粮店进行库存统计，这么一来，市政府算是大致弄清楚了广州的大宗粮食存底，贩运商、本地批发商、零售商的糙米总库存大约有2600吨。这个数字，大约可以供应整个广州市场一个月。
2600吨按照市政府过去对人口的估算，连一个月都支撑不了。不过林佰光认为过去的估算不科学。虽说总人口估计和统计的差别不大，但是每人每个月14公斤的吃粮数量偏高了。首先老人和小孩吃不了这么多，其次城市居民每个月供应11公斤勉强也够了。这城里的贫困人口占到了一半以上，他们的日常吃粮根本达不到月11公斤的水平。此外，广州的大户人家大多有相当数量的存粮――这在当时是惯例，大户人家往往囤积够全家上下食用二三个月的粮食。此外他们还能从近郊的佃户手里得到粮食供应。粮食供应不成问题。由于到缙绅大户的户籍登记中还包括了大量的奴仆，每户的人口少则二三十人，多则数百人，可以说减轻了相当一部分的供应压力。
另外，过去广州的一府两县留下的官库粮仓，没收“逆产”中的粮食，零零碎碎加起来也有七八百吨。这部分粮食中已经有一部分被拨出去作为广州市政府的人员工资和经费使用了。现在还有大约200吨
除了这些本地粮食，广州大世界的仓库和香港岛的上的仓库里，还储存着这三个月来从东南亚和海南运来的糙米10000吨。这是刘翔和财经省扣在手中的王牌。为得是应对粮食投机。
每次重大的币制改革，几乎都伴随着粮食等生活必需品的投机狂潮。特别是广州城这样的情况，就算从来没当过商人的刘翔也知道是粮食投机的好机会。
广东的粮食需要广西供应，两广的六七月是早稻收割的时间，往年粮价到这个时候应该是下跌的，但是广东本身缺粮，而广西目前还在大明的治下――梧州已经设下了水卡严禁一切船只上下行――通过梧州的粮食贸易也停下了。通常情况下，仅仅梧州粮食水运停运这个消息就足以引发粮价暴涨。
幸而元老院在取缔牙商清理牙行欠款这两件事上得到了潮汕粮帮的投桃报李，潮汕帮在市场上粮食批发价虽有小额上涨，却始终保持稳定。潮汕帮也动用起自身商帮网络的优势，从广东其他地方调运粮食供应广州。这大大减轻了粮食供应压力。让在广州全权主管经济和货币政策的陈策不至于大规模动用储备，而是偶尔通过合作社抛出少量粮食抑制下粮价的上涨幅度。
不过，仅仅依靠潮汕帮的“回报”是不够的，商人道德是趋利性的，他们现在牺牲利润，即是出于感恩的投桃报李，也是因为知晓元老院的暴力机器远非大明可比。但是，一旦利润够大，无论是良心还是畏惧都不在话下。所以在遏制投机，保证币值这事上要立足于元老院自己。
除了在香港岛储备大量粮食，企划院同时从各地区向香港岛调运食盐、棉麻布匹、腌干海产品和茶叶，随时可以调入广州来平抑物价。
为了有足够的渠道来投放，除了批发渠道，在零售渠道上商业合作社、大昌、万有在广州全市范围内通过接收盘让、直接买进等方式突击开设支店四十多家，零售网络基本覆盖整个广州市区和近郊主要市镇。为了保证乡镇供给，改装了流动售货船二十艘，全部配备了店员和货源，在已经基本平靖的乡镇下乡流动售货。郑尚洁指示售货船，也可按照行情收购农村土产，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为货币下乡做好前期准备。(未完待续。)




临高启明 第一百四十八节 税务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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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融方面，德隆银行除在市区的分行之外，在各信用社支店开设专柜，准备收兑白银、铜钱，做好存款和放款的准备。在德隆广州分行的石室金库内，准备好了收存杂银和铜钱的木桶和箩筐。特别是预备了大量的银行票据，财经省准备新币制推行之后，就开始全面推行银行间对公账户结算，以减少现金的使用。
刘翔指令警察局和郑尚洁通过工商联合会对广州的日用品存货、销售额和物价情况情况进行了秘密调查，涉及种类包括纺织品、肉类、水产品、食盐、茶叶等十几种。同时为了保障币改期间对市场数据能够进行实时分析，还预备在广州大世界内筹建区域数据处理中心，处理每日采集到的数据。作为广州的财经小组研判的依据。
最后，是广州市税务局的组建。在刘翔不遗余力的千呼万唤之下，五道口终于给他派来了税务局局长。
就在大世界“里世界”的一间元老专用套房里，艾志新元老打量着镜子里的自己，精干的短发，精心保养的钛架细框眼镜，手腕上的瑞士手表，配上最高级的白色荷兰细麻布做得衬衣和浅色卡其布长裤，衬托出一种金融精英的“雅皮士”风味。
可惜没有真正的皮鞋，这特供布鞋好虽好，穿着未免有点太文艺。艾元老不无遗憾的想到。
他再一次打量了自己，确定一切都妥帖无误，这才转身。恭候在一旁的生活秘书艾懿心立刻将一只高仿boss公文包递给了他。
“谢谢。”他接过来，这只从兰度的渔船来捞出来的包虽然只是a货，但是做工精湛，用料考究，并不输于正品行货。很受艾元老的喜爱――艾元老过去在国税局工作的时候也是一个以爱好精美物品著称的时尚人士。
艾懿心打着手势，问他是不是要出门？这位年轻的生活秘书姿容身材都堪称上乘，奈何是个哑巴――幸好她的失声是后天的，不是聋人。省却了艾元老学哑语的麻烦。
当然，要不是这个生理缺陷，这位可评为a级的女仆也不会在毕业的时候只被定为d级。以至于某些毒舌元老叫他“接盘侠”。
接盘就接盘，艾元老对此并不在意。艾懿心虽然不会说话，刚到临高的时候还是个文盲，但是学习能力很强，毕业的时候各项学习成绩都是名列前茅。到他手下几年，自学加上他的指点，已经是五道口的归化民干部中专业能力最强的人之一。要不是她是艾元老的女仆，他很可以提拔她担任一个重要的领导岗位，现在他只能满足于让她担任自己的私人秘书――不仅是“生活的秘书”。
艾元老在五道口长期负责财税工作，五道口体系里，财税工作一开始并不被重视。这也是无奈之举，不管是临高县还是琼州府，都不是富庶之地，农业尚且落后，更不用说工商业了。所以元老院的财政收入，很长一段时间靠得是“战利品”和“贸易”。后来逐渐开展的征收的，也主要是田赋和渔业税。海关虽然制定了进出口税和停泊税之类的税种，但是为了鼓励进出口贸易，很多是免征或者减征的，形同虚设。
一直到临高的工商业繁荣起来，税务部门才算是真正开始活跃起来，税务部门的归化民干部们也才第一次领会到“元老院万税”――征税这件事，大明即使在17世纪也是落后于国际先进水平的――税种之多，税率计算之复杂，都远远超过了他们的想象，给了他们一次结结实实的观念冲击。
现在艾元老就带着他在海南――主要是在临高――锻炼出来的税务队伍降临到广州来了。
“晚上不用做饭，我会在局里吃。你把行李收拾下，明天一早搬到局里宿舍去。”艾志新吩咐道，“市政府总务处会派轿子和力工，你要听他们安排。不要一个人随便出门，现在广州城里可不太平。”
艾懿心点了点头。
艾志新要去的地方是税务总局广州分局――说是广州分市，其实这个分局还代行广东全省的税务工作，大致伏波军能在哪里建立统治，税务工作就要开展到哪里。自然核心区、绥靖区和治安区之间的政策各不相同。
要说权力，艾志新得到的授权之大，堪称空前绝后。除了海关关税之外，整个广州乃至广东的所有工商税、农业税、渔业税……的征收全部在他的手中，专卖工作也在他的管理之下。在税种、税率和征收办法上有在“不违反大方向的前提下便宜行事”的权力。
自然他得到这么大权力也是有代价的，那就是要在极度复杂的环境下完成税务工作――这担子可不轻。不但事情千头万绪，而且还要在人员机构都极度匮乏的情况下完成工作。同时，他还得配合好陈策的财经工作小组发行新币的工作。税务征稽不仅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更是稳定货币的重要手段。通过税收可以有效的强制商户收取和使用新货币。
艾志新就在这样的环境下被轿子抬进了盐课司：现在门口已经挂上了两块牌子：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分局和财政省专卖局广州分局。五道口的财政收入里，食盐和烟草专卖也是一项重要收入，目前专卖局没有元老负责，亦是由税务局代理的――从广义上来说专卖也是一种税收。
他一路上已经习惯了积水和阴沟在六月的阳光下散发出来的臭味，此刻一下轿，却觉得空气一阵清凉。盐课司衙门是个老衙门，几乎和大明的历史一样长，而最近一次修缮也是嘉靖朝的事情了。这里墙高屋深，院落宽广，里面还有不少百年老树，郁郁苍苍。
因为广州刚刚平靖不久，各主要出入口还有国民军的士兵站岗。艾志新联系到自己进城的时候轿子旁边还有日本人卫队的武士护送，就知道自己面对的局面有多复杂了。
税务局和专卖局的工作人员已经在仪门相迎。甬道两旁自然分出了两群人。左边的是以胡学凡为首的归化民工作人员，一部分是从海南调来的，一部分是过去广州城工部属下的万盛号租栈的工作人员。这些是艾志新的税务局的基本队伍。右边的是投向后经甄选后留用的旧人员，衙门里户房的书吏、书手、粮差、河泊所和盐仓的大使、各色书办胥吏……形形色色，从未入流的官，到胥吏等级最低的“隶”，一应俱全。
胡学凡作为税务局公务员中级别资历最高者对新首长的到来表示了欢迎。随后，由盐课司的老吏带路去了办公室。
办公室设在一个还算齐整的小院落里――随着老吏走过那些高大的建筑才发觉这些房屋已经破败不堪，年久失修的墙壁上斑斑驳驳，长满了青苔和霉斑，屋顶上满是蒿草，有的还长出了小树。他听老吏说，这里有一部分房屋年久失修，早已锁闭不用。一些老的盐仓已经坍塌。
这里可真够阴森森的。艾志新想。
办公室兼宿舍的院落已经收拾的干干净净，布置上了家具和各种日用品。艾志新关照随行的办事员将自己带来的文件箱打开，整理装架。自己抓紧时间又将城工部送来的有关财税工作的情况汇编阅读了一遍。
广州的财税情况比较复杂，这不仅是因为明朝的财税体系本身就很混乱，而元老院本身在广州和珠三角地区多年征收“合理负担”和“渔业税”，还在广州大量销售私盐。
过去艾志新在临高就研究过大明的财税政策，不过琼州府实在太穷太落后了，当地衙门在税收上的具体实践少得可怜。现在看着广州府的税务资料，不禁有些大开眼界的感觉。
大明不太重视工商税，除了田赋和盐课之外，其他税收统称“杂色”。而这杂色的征收，即混乱又复杂，虽然有明文的“部例”，到了各地却又是各行其是。
这其中对地方来说最重要的税收是商税，其性质类似清代的“厘金”。只不过商税是有定额的，每个州县都有具体的商税额度，有的高得出奇，有的低得可笑。至于这个额度当初是以什么依据制定的，已经无人知晓了。
官府派出胥吏在道路和渡口拦路收税，税率倒是很低，但是征收面极广，任何东西都可以课税，甚至一只鸡，一篮青菜也要交税。实行的是重复征税原则。也就是说一个农民带着蔬菜去市场贩卖的，路上要经过几个税卡就得缴几次税。
派去税卡征税的胥吏和书办不但没有收入，还得完成额定的税金收入。于是商税的税卡就成了一种变相的包税制度，税吏税丁贪腐和勒索商民也就是必然的事了。结果就是民怨很大，征收的税金却微不足道，大量的税金层层中饱食，流入了私人的口袋。(未完待续。)




临高启明 第一百四十九节 工商业税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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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出现了征得的税款不能抵偿征税成本的问题，以至于一些地方干脆取消了商税的征收，由田赋中浮收来补足。广州的商税虽然没有取消，却也半死不活。取而代之的是地方商税。
倭寇平定之后，闽越两布政司另外设立了独立于原来户部商税体系之外的税课司局，在桥头和渡口设立税卡，税率由地方制定，收入用来支付军饷和地方防务，这些银子不由上交户部，所以地方衙门比较热衷于征收。不过，即使热衷征收，征收额度在艾志新看来也是微不足道，不能和广州这样的商业繁荣的大城市的地位相提并论。特别是他看到广州府下属的一个市镇，商税的收入只有区区170两，就知道里面的猫腻大得出奇。因为那个镇每年向元老院缴纳的“合理负担”就有450两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