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马掠三国

    一时之间，高郅的耳朵里只有笔尖划破白纸的唰唰声，一行行体悟，仿佛金石一般透过纸张镌刻在纸张之上。

    提起毛笔，挥毫泼墨，笔走龙蛇，毫无停顿，竟然是一气呵成。

    一个个文字落于纸上，好似鼓槌敲打在鼓面之上，发出轰轰的响声。当最后一个字落在诗筏上，一个个字共振起来，仿佛是百面战鼓齐鸣。

    不多时，一封书信洋洋洒洒而成，交给家仆，快马而去。

    “走吧！”

    司马朗起身与高郅转头一笑，两人一前一后，奔驰在宽阔的大地之上，如两只空中雄鹰一般，似要展翅飞向天空一般。

    韶华易逝，要不在这大世上走上一遭，谁能心甘情愿的离去！




八百八十四 河内司马氏
    在经过一番商讨过后，派家丁往返寄回书信的司马朗，最终还是选择答应高郅的邀请，正式决定，出仕于并州势力，跟随在高郅的麾下，也算是初步的加入到了吕布的麾下。

    至此，高郅算是为吕布拉拢到了两个世家才子，荀家、司马家，而且，还都是势力放眼大汉都数一数二的家族。

    要知道，此时的汉末豪强横行地方，牢牢把控着清议、学术、乃至于仕宦之途。

    光武皇帝仰南阳、河北等豪强之力方才中兴汉室，虽屡有抑豪强兼并之策，但还是不可避免的造成了地方豪强势力的膨胀。

    东汉是依靠豪强地主而建立起来的政权，逐渐形成所谓的“衣冠望族”(世代做官)或有名望的姓族，散布在各州郡。在反对宦官的斗争中，他们互通声气，互相支持。宦官失败以后，士族内部的矛盾便加剧了。

    士族势力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不断强大，直接威胁到了皇权，于是东汉才屡屡出现皇帝亲近阉宦，特许宦官干政以打击士族的局面。

    宦官与士族的权力斗争延续了近百年，最终以士人出身的袁绍带兵入宫杀尽宦官而告终。

    只是这么一来，朝局平衡被打破，士族在没有了宦官等宿敌之后，开始了内部的争权夺利，由是造成了董卓入京收拾朝堂的结果。

    董卓起初也是选择与袁氏合作，四处征召，也是希冀士族能给予他政治上的支持。

    只可惜董卓出身边鄙，家世不显，被排斥在士族圈子之外，任命州郡的士子也屡屡背叛。

    尤其在信任的士人伍琼、周毖屡次哄劝董卓礼待士人，征召士人为官，却导致士人就任地方后起兵反叛后，董卓便撕破了脸，公开与关东士族为敌。

    这也是东汉两百年、灵帝驾崩期年之间所发生的前因后果。

    一啄一饮，皆有定数。

    世家的强大，在东汉末年，是非常显著的。

    荀家就不必多说了，单说说这河内司马家。

    司马，是周朝的官职，掌管全国兵马的大元帅。所以司马氏，是以官职为姓氏的世家。

    上古时有人重黎，为司掌天地之官，唐尧曾抚育重黎之后，同宣王时，有重黎之后程伯休，官至司马，执掌国家军队，佐政辅国，权势重大，程伯休父克平许方，立下大功，周王室允许他以官职为姓，其后遂成司马氏。

    九曲黄河，绵延万里，因长河而得名的地方更是数不过来，知名的就有河套、河西、河东、河南、河北……

    河内，就是汉代河内郡，也是司马家族的根基之地。

    按照司马懿本人的说法，他们这支司马氏郡望在河内郡，起源是秦末反秦战争中的赵将司马卯。

    在反秦战争中，赵将司马卯平定当年殷商旧地，颇有战功，项羽封其为殷王，王河内，都朝歌。这里的河内不是越南那个河内，而是今天河南焦作。

    汉高祖二年，刘邦兵出关中，东向与项羽争衡天下，从临晋渡过黄河，攻下河内，俘获殷王司马卯，置河内郡。河内郡的疆域规模在秦汉时期一直保持稳定，基本上没有变化。

    从地理位置而言，河内处于天下之中，南倚黄河，北缘太行山脉，山河所围，交通便捷，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东汉光武帝更是据河内为根本之地，进而争衡天下，完成了东汉的中兴。在政治文化上，河内是殷人故地，自先秦以来一直是中原文化的中心之一。

    河内郡为殷商故地，民风彪悍，尚任侠，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此地民风“任侠为奸，不事农商”。

    两汉时代，中国文化经历了一个由武转文的变化过程，河内郡也不例外。司马氏自认赵将司马卯为先祖。

    而司马氏先世中，较为可靠的人物是司马懿的高祖司马钧。

    司马钧，是司马卬的第八世孙，官至征西将军；其子司马量，官至豫章太守；其孙司马儁，官至颍川太守；重孙司马防，历任洛阳令、京兆尹；司马防有八子，次子为司马懿，八子俱是名士，因每人的字中都有个’达’字，故时号’八达’。

    司马钧的事迹散见于《后汉书》各处，综而言之，司马钧在永初元年以从事中郎的身份，随车骑将军邓骘出击西羌，其后司马钧的仕途似乎颇为顺利。至元初二年司马钧再次出现于史籍中时，己经是以左冯翎行征西将军的身份，都督诸军攻打先零羌。

    但在此次战役中，司马钧却因战场渎职而下狱自杀。

    西北羌乱是东汉一代之大患，而从所见的司马钧事迹而言，其主要活动都与平定羌乱有关，带有强烈的军事色彩，并未发现有沾染儒风的迹象。

    加之其传说中的先祖为赵将司马卯，或许可以据此推定司马氏家族前期更多的是一个军功家族，儒业非其所长。

    但是，最迟到司马钧孙子司马儁时，河内司马氏家族己开始受到了儒学传统的熏习。

    《三国志·司马朗传》记载：“朗祖父儁，字元异，博学好古，倜傥有大度。”

    从博学好古，可以看出司马儁已经成为博学儒士，而倜傥有大度，则说明其家族的豪侠底色好在身上。

    司马氏家族在河内郡非常有势力，所以《三国志》还说了“乡党宗族咸景附焉”。

    但值得注意的是，司马氏家族虽然“由武入文”，但其家族风貌与两汉传统的经学世家尚有不少区别，所尚之学亦非狭义的经学。

    汉儒治经强调师法，重视章句之学，专守一经，累世相传，形成了许多世守一经的经学家族。

    也是算得上司马家族的一种转变。

    当然了，转变都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变化的，即便开始转变，司马氏家族依然存有地方豪族的色彩。

    清素儒者可自守而不足以聚众，而司马氏却是为乡党宗族所景附，能为众心所服者往往需要将略与财力，这正是地方大族的基本特征。



八百八十五 宗氏
    当然了，司马家在河内的地位，确实稳固如土皇帝，不过，他们的统治，不在于地主土豪地那种压迫，而是润物细无声的掌控。

    比起对地方的控制，他们更注重的是文学与名声的培养。

    说起文学，东汉经学世家的产生与经学在汉代，特别是东汉的兴盛发展密切相关。

    在东汉经学传授提倡“家法”，并由此逐渐形成“家学”，累世传经，汉代提倡通经取仕，这样经学世家与入仕结合，由累世经学而至累世公卿，最终形成了经学世家。

    比如说汉末著名的汝南袁家治《孟氏易》，弘农杨家世代治欧阳尚书。

    可以说在东汉顶级的家族必须是治经的。

    相对而言，汝南袁家的名声不如弘农杨家。

    颍川荀家的名头，就一定能够压颍川陈家一头。

    河内司马氏，同样做到了郡内翘楚。

    司马家族博学好古的风气与专守一经的经学世家存在着学风新旧的区别。

    司马氏家族与汝南袁氏、弘农杨氏这些典型的汉代经学世家有所不同，也许，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将司马氏家族视为东汉后期兴起的新兴文化家族似乎要显得更为合适。

    一方面来说，在文化特质上，司马氏家族，属于东汉新兴的文化家族，崇尚博学兼通，经史并重，体现出东汉学术的新风气。

    另一方面，在社会地位上，司马氏家族则是东汉末年至魏晋时期河内的地方大族，其婚烟、交往网络皆根植于地方社会，与河内乡里，亦是有着密切的联系。

    说起来，司马氏家族能在汉末的乱世中崛起，正是借助了乡里评论以及四方名气的培养，获得名士的称誉，最终跻身曹魏的政治名单之中，登上中央的政治舞台。

    司马懿出身于这样一个学术与政治资源都很丰富的家族，日后成为权倾天下的权臣，三代经营，最终夺取曹魏政权，也就不难想象了。

    相比较司马氏家族的雄厚家族资源，开创魏国的曹氏家族其实相比起来要寒微的多了。

    陈寅恪先生曾经把司马氏夺取曹氏政权解释成为儒家豪族夺取非儒家寒族的集团政治斗争。

    纵观历史，司马懿本人从建安十三年以曹操丞相文学掾的身份初登政治舞台开始，在曹魏政权中先后历仕三朝、两受顾命，并于正始十年发动高平陵之变，独揽朝政，为司马氏代魏奠定基础。

    而论起来，司马懿出身于河内的地方大族，在曹魏政权中初期的活动，也得到了河内在朝势力的帮助。

    毕竟一开始，在曹操时代，司马懿在政治上并不引人注目，也未能获得重用，这主要是由于其加入曹操集团的时机偏晚，当时曹操即将完成统一北方的大业，其政权吸纳人オ的工作已经基本完成，并没有给司马懿留下多少施展才华的空间。

    当然，随着司马懿在曹魏政权中地位的日益提高，司马氏家族的交往圈与婚姻圈，也同样水涨船高，随之改变。

    后期的司马懿他长期在中央的仕宦生涯，大大拓展了他的人际网络，与曹魏亲贵密切的交往、共事、联姻关系，使得司马爵的权势网络深深地植根于曹魏政权的内部，形成了“三祖之寓于魏世”的特殊政治局面。

    也正是通过司马懿数十年仕宦生涯的经营，其在曹魏政权中积累了广泛的人事资源，并与颕川荀氏、陈氏这样具有全国性声望的政治家族建立了关系，其婚烟网络也突破了乡里地域的界限，先后与泰山羊氏、东海王氏这样的两汉名族经学世家联姻。

    这一权势网络的编织形成，标志着司马氏家族从一个地方性的大族逐步成长为在曹魏政治中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政治家族，司马懿在曹魏政权中所积聚的力量对于魏晋之际的政治变化具有深远的影响。

    不过，司马氏家族的发达并不始于司马懿，而是从东汉初年就开始了，强大的地方势力资源加上儒学的学术地位，再加上精明的政治抉择，导致了司马氏家族日后的崛起，也成为司马氏家族日后绵延发展的重要原因。

    司马朗的身上，其实也能看得出来，家室之优势。

    大声无音，大象无形。

    说起来，除却荀攸之外，司马朗算是高郅招揽到的第二个气质型美男了。

    这也侧面体现了他们二人的博学，一个人长时间的浸润之后，不由自主整个人的气场就彻底变了。

    一个人的气质，跟其处的环境教育，真的是息息相关的。

    打一个不大恰当的比方。

    十九世纪末正是满清王朝的尾声，而与此同时，我们的国家的文明，因为闭关锁国的错误政策，还依旧处于最落后最愚昧的状态。

    当时有些先进人士先睁开眼睛看这个世界，离开了清朝，前往西方留学。

    这些人在西方学习工作生活了十几年，然后返回了国内。

    那个时候清朝已经灭亡了，中国进入了北洋军阀统治的时期，依旧是落后愚昧的。

    这个时候，这群先进人士的精神面貌是完全不一样的，隐隐有一种凌驾于众人之上的感觉。

    这就是先进文明带来的精神气场。

    当然，随着其后数十年来的改革创新，国家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尤其是进入了新世纪，从海外留学归来的人，除非世界的顶级名校，否则已经没有什么优越感了，因为这个时候，我们的人民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同样的，正所谓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文士的交谈圈也只可能会是文士，而不是屠夫，因为谈不来。

    司马氏和其他世家，同样有着紧密的联系。

    如果我们尽可能地撇开晋代史臣所欲提供给我们的历史虚像，考量司马懿进入曹魏政权之初的种种细节，则可注意到在曹操征辟司马懿一事中，起了关键作用的是曹操的重要谋士荀彧。

    正是是在他的举荐之下，司马懿才得以被曹操辟举为丞相文学掾。

    司马氏与荀氏在政治上结合，对于魏晋时代政治局势的转折具有重要意义，而与荀氏家族的交游，是司马懿初登政治舞台后最重要的收获之一。



八百八十六 文谋
    中国有句古话：“胜者王侯败者贼寇。”

    纵观历史，往往军略政治，胜，往往胜于谋略；败，也往往败于谋略。

    由此也就产生了“谋士”这一特殊的社会阶层：学识渊博而不屑于吟诗弄文，足智多谋而不屑于玩弄诡计，成就大业而不屑于贪图小利。

    他们善于谋划军国大事，热衷于成就一番安邦定国的大事业，同样也大多善于谋划自己的身后之事，能够做到功成身退，善始善终。

    各方诸侯麾下都有为其出谋划策之人，从广义上说这些人都可以称之为谋士，其中出类拔萃和出谋划策的主要人物则可被称之为谋主。

    简单点说一个诸侯麾下谋士可以有很多，谋主则可被视为首席谋士，无论是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要珍贵得多。

    自古以来，如果在争霸的道路上，能够拥有一个好的谋士，往往可以有一个不错的开端，甚至再加上几分运气，就能成就一番新的天地。

    往往历史上这样的例子也是数不胜数，比如说春秋时期，那个时候特别有名的管仲，张仪和苏秦都是特别有才的人，他们的每一句话都可以导致这个国家能否覆灭。

    再看东汉，沮授和田丰是袁绍麾下最重要的两位谋臣，但是堪称袁绍首席谋士和谋主的当属沮授无疑：两人原先都是冀州牧韩馥手下谋士，虽然能力出众但却未能真正得到重用，直到袁绍入主冀州后才受到袁绍重用。

    相对而言袁绍更为重用沮授：首先，沮授一来就高屋建瓴地提出了平定河北的策略，这个相当于诸葛亮的隆中对和鲁肃的榻上策，袁绍日后平定河北基本上都是按沮授提出的策略一步步进行；其次，第一个提出类似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也是沮授；最后，袁绍封沮授为监军、奋威将军监统内外，封田丰为别驾，从地位上看，田丰也不如沮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