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宋末之山河动

    城外江面宽阔，而鄂州城自古便是军事重镇，屯驻着重兵，所需粮草辎重皆需从长江水运输入，所以修有港口，既供商船来往停泊，也供战船出江演练，并建有迎来送往的馆舍和税亭。而赵昺发现此时的汉江下游呈现散流状，主流大概是后世的汉阳龟山以南入长江，而夏口也不是今日武汉市的汉口，却应在汉阳一带。

    “王猛，朕听说武昌鱼甚是美味，你遣船看江上的渔家可有收获，去买些来尝尝鲜，切不要惊吓到他们！”勘察完城西地形后，已经时至正午，赵昺下令泊船于江左水缓之处，忽然想起这里当是盛产武昌鱼之地，便让其去买。

    “是，陛下！”王猛答应一声道，令一艘龙船脱离编队去买鱼。

    “呵呵，陛下对下属深厚，皆能视之为友，难怪军中上下皆称陛下易于相处！”三人落座有人送上茶来，谢枋得笑笑道。

    “呵呵，朕自幼便在军中厮混，身边的侍卫有的已经追随多年，他们尽心尽责，不惜以性命相护，朕与他们早已形如兄弟一般，私下也便随便了些！”赵昺有些不好意思地讪笑着道。

    在这个时代由于特别重视礼仪，其实直呼其名是一种十分不不礼貌的行为，而作为现代人的赵昺初来乍到时很是出了几回丑，好在那时年幼便遮掩过去了。不过渐渐的也明白了，在人际交往中，平辈之间，相互称字，则认为是有礼貌的表现。下对上，卑对尊写信或呼唤时，可以称字，但绝对不能称名，尤其是君主或自己父母长辈的名，更是连提都不能提，否则就是“大不敬”或叫“大逆不道”。

    名一般用作谦称、卑称，或上对下、长对少的称呼。在多数情况下，提到对方或别人直呼其名，被认为是一种冒犯。平辈之间，称其字一般是在比较正式的场合，或对比较尊敬的人以及私交一般的人的称呼，一般很正式。而对于自己的挚交好友是可以直呼其名的。你想想，你跟你最好的朋友是不是也很随便，直呼绰号不用避讳

    赵昺和手下的卫士之间是上下级之间的关系，但是私下里直呼其名也并无多大关系，可今天却当着臣子的面直呼其名就显得多有不妥。好在并无其他人在，他的解释也算是合情合理，不过还是颇为尴尬，让人觉得自己不懂礼数，显得轻浮。

    “陛下，鄂州东城易守难攻，这城西和城南如何呢”文天祥却也没想那么多，指着几上的地图言道。

    “朕以为城南不易于用兵。”赵昺的手指在城南划了一下道。

    “陛下，臣以为城南长堤延袤达数里之长，南北向的跨度至少五里以上，而敌军多屯于城东偏北之地。城南防守相对薄弱，现又有水军相助，正可在此破城。”文天祥却反对道。

    “朕刚刚看过，鄂州城南长堤内民居稠密，人口密度很大，与主城几已合一。而居民以经商贸易者为主，露天堆积大量竹木类货物，极易发火灾。南北向跨度虽大，可民居密布难以展开兵力，水军以火炮支援射程不够，而火箭弹失准则会落入民宅则会引发大火，百姓难免会有大量伤亡，不利于我们日后稳定人心。”赵昺言道。

    “陛下所言不虚。”谢枋得接过话言道，“据地方史载，淳熙四年十一月辛酉，鄂州南市火，暴风通夕，燔民舍千余家；嘉泰四年八月壬辰，鄂州外南市火，燔五百余家。而在另一场大火中，南市焚万室，客舟皆烬，溺死千计！”

    “光宗绍熙三年十二月甲辰，鄂州火，至于乙巳，燔民居八百家，市井楼帘无存者。由于鄂州地狭而人众，故少葬埋之所，近城隙地，积骸重叠，多舆棺置其上，负土他处以掩之。贫无力者，或稍经时月，濒于暴露，过者悯恻焉。乾道八年，有以其事言于诸司，于是相率捐库钱付胜缘寺僧，治具焚瘗。先揭榜衢路，许血肉自陈，为启圹甃甓，举而藏之，具书姓字于外。如无主名者，则为归依佛宝，一切火化，投余骨于江。其数不可胜计。可见损失伤亡之惨重！”

    “当年鄂州号称十万人家，四成在南城草市，可见不虚。”文天祥点点头道，默认了陛下所说。

    “那我军只有从东破城了！”谢翱言道。

    “四城相较，东城外便于排兵布阵，但城壕宽十数丈，城边却只有不足三丈之地，即便渡过城壕，也难以立足，且攻击之时火炮难以实施有效的支援。且敌军队大部屯于城东，便于增援，强攻之下难免伤亡惨重。却也非是最佳地点。”赵昺言道。

    “北城有湖环绕，难道陛下要效仿泉州之战以水军直接登城”文天祥想了想道。

    “鄂州不比泉州，此处屯兵近五万，泉州只有兵万余，依靠吊厢输送兵力上城速度太慢，在重兵拦截之下难以夺取立脚点，且湖边水浅，又无潮水助涨，恐怕战船难以靠近城边。”赵昺想了想道。

    “陛下不会是想从城西破城吧”说了半天，四面城墙被小皇帝否决了三面，文天祥琢磨下问道。

    “文相也以为从城西破城可行”赵昺听了一脸兴奋地道。

    “啊是吧！”文天祥听了愣了下，心想就剩下城西，不是也是了，也只能含糊的回应道。

    “文相，朕是如此想的。西城之内是官署和各司衙门的驻地，从此处攻城可避免伤及百姓；另外城西城外的堤街不足一里，正在城上敌军弓箭的射程之外，城内却在火箭弹的覆盖范围之下，可以有效杀伤敌军；此外长堤以我们的中型战船平齐，可以趁敌躲避之际靠港登陆直取城门。”赵昺说出了自己的计划。

    “陛下，臣并不精于军事，但臣觉得可行。阳逻堡一战，敌万余水军尚未出战皆被火箭弹尽歼，只怕他们早已被吓破了胆，一旦实施火炮覆盖，只怕爆炸声一起便四处奔逃了。”文天祥点点头道。

    “呵呵，陛下是不是早在炮击阳逻堡之时就已经想到了此节，以此震慑敌军，欲不战




第726章 明心见性
    几个人都眼巴巴的看着谢翱，想听其下文，可他却卖起了关子，喝口酒，又吃了口鱼，这才言道:“当年半山先生约东坡先生一起填词赋诗，便托东坡先生代买几条武昌鱼以酒助兴，其欣然答应，上鱼摊拣大的鳊鱼买了几条。”

    “这东坡先生就是个饕餮转世，走哪吃哪，决计不会如朕一般不识真假！”赵昺邀大家一同举箸吃鱼。

    在前世他就知道苏轼这货不仅文采飞扬，而且觉得是个标准的吃货，可其政治上站错了队，导致仕途坎坷，北从南贬到北，又从北贬到南，连琼州都没放过。但其心态好，走到哪都能设法寻到美味，满足口腹之欲，什么东坡肉、东坡肘子、东坡酒等等。以致后世开饭店的都愿意借其点名气，扯上点儿关系，以致在民间其吃名比诗名还大。而半山先生就是王安石，其是个工作狂，对生活品质要求不高，所以赵昺断定是苏东坡能识真假武昌鱼。

    “陛下这次却猜错了，是半山先生。”谢翱笑笑言道。

    “哦，这到奇了！”赵昺也笑了，将鱼刺吐到渣盘中道。

    “半山先生当时见东坡先生买来的鱼直摇头，称其中有假。东坡先生却迷惑不解，等鱼蒸好后，便与此法验证，直到最后一条鱼的鱼刺扔进清水后，只见水中连翻出了三个油花，才称此鱼是真。陛下请看，这两条鱼的刺投入水中后才泛起数个油花，臣才以此断定鱼皆是真的。”谢翱轻笑着言道。

    “嗯，朕明白了，半山先生还是个有心之人。”赵昺听罢点点头道，他知道武昌鱼之所以好吃，除了肉质细嫩外，还脂肪丰厚为其它的鱼所不及，熟了以后才会那么多油花，其正是利用武昌鱼这个特点分辨真假的。

    “文相、皋羽，今日得陛下赐宴，背对大江，面对敌城数万雄兵，似有当年诸葛孔明与周郎巡江赤壁运筹帷幄，大败曹兵之意。我们当此也效古人同饮一杯！”谢枋得举杯道。

    “陛下……”见赵昺也端起杯子，文天祥知道小皇帝向来不饮酒的，关心地道。

    “今日高兴，朕小酌一杯无妨！”赵昺摆手道。

    四个人在这大江之上面对强敌吃鱼喝酒竟然别有一番滋味，尤其是赵昺眼见城上敌军虎视眈眈，却不敢派兵相扰，心中居然升起了股豪情，不知不觉居然连饮了数杯。他起初以为这绍酒是酿造酒，未经过蒸馏，度数不会太高，可他再次失算了。一者自己年龄尚小，二者这么多年从未喝过酒，再者没有料到这老酒后劲儿十足，竟有了些醉意。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谢枋得喝了也不少，席间吟唱起苏轼的大作，而赵昺居然不顾身份以箸敲击随声附和。

    “陛下最喜哪一句”唱毕，谢枋得饮口酒问道。

    “当然是谈笑间，樯撸灰飞烟灭。此句最是让人豪情倍增，其它多了些书生意气，却少了男人阳刚之气！”赵昺说道。

    “陛下自幼领兵征战沙场，自然倾爱金戈铁马，却没有体会其中意境！”谢翱醉眼朦胧的摇摇手道。

    “呵呵，皋羽先生所说不虚，朕作的辞赋至今被几位师傅视为弃履，从不敢拿出示人！”赵昺笑着承认了自己的弱点，拿起温好的酒给其他三人一一斟上道，“朕仍然有些不明白，据朕所知东坡先生与半山先生势如水火，又怎么会在一起吟诗赋辞呢”

    赵昺这孩子当了皇帝后对正史兴趣寥寥，已然不敢相信，起码不敢全信了。因而对野史、笔记兴趣多多，他觉得其中虽有夸大，或是加入了自己的臆想，但是有些东西还是可信的。为此他收集了不少这类东西，一是从中查找些线索，二是解闷，就当猎奇故事消遣了。

    王安石和苏轼都是名动一时的大人物，因此很多闲人的笔记记述了两人逸闻轶事。两人在朝辅政意识形态及文学风格的迥然不同，导致个人是非恩怨不断，所谓文人相轻，苏王犹烈。忆昔苏东坡刚参加制举时，锋芒毕露，在制策中全面地提出了自己对朝政的看法，众考官都欣赏东坡的“文义灿然”，将其列为高第。而王安石以知制诰的身份却认为苏东坡的许多观点，与自己以前向皇上所上的万言书意见相左，便斥责苏东坡之文为全类战国文章。

    二人的初次交锋，可谓带有火药味儿，王安石的做法明显是断苏轼入仕之途。而苏东坡任监官诰院时，主管官吏凭证文书的颁发，对王安石好为大言诡论行为非常不满，在对刘敞的祭文中予以隐约讥刺，后来更是竭力反对王安石的变法。由此王安石十分恼怒，把苏东坡视为强敌，必欲与他逐出朝廷而后快，苏东坡因此备受变法派的打击排挤。

    熙宁二年苏东坡上疏论贡举之法不当轻改，神宗非常欣赏其主张，当天接见后想让苏东坡修中书条例。而王安石则竭力阻拦，并力荐吕惠卿担当此任。神宗又想让东坡修起居注，王安石却说东坡不是“可奖之人”。王安石还多次劝神宗贬黜东坡，神宗未听，王安石就说对待东坡必须像调教“恶马”那样，“减刍秣，加笞扑，使其服贴乃可用”。

    从政见上的相互排斥发展到卖弄学问调侃对方，这是二个大文士的习惯，见面相互挖苦、贬低成风。有一次，两人来到一片碑林，见一处石碑有点倾斜，王安石便说:“此碑东坡想歪！”苏东坡当即反唇相讥道:“当初安石不正！”。二人峙才傲物，互不相让，由此可见全盘。

    又有一次，王安石考虑到以前苏东坡曾写过《进策》二十五篇而力倡改革，想请他协助自己主张政见，王怀抱一线希望亲自拜访苏东坡。当时，苏在书房与几名青年学者讨论王的《字说》一书，王安石高兴地说:“这是老夫为补救许许慎《说文解字》的不足而写，如‘坡’、‘笃’两字，明明是会意，许公竟解作形声。吾以为认为‘坡’者，土之皮也；‘笃’者，以竹鞭马也……”

    不过到了徽宗年，蔡京掌权为了打击元祐派，将苏轼定为



第777章 缘由
    在前世人们谈论起穿越，往往喜欢选择宋朝，认为这是最好的时期；若是能过还有选择的话又会选择仁宗朝，以为这个时代政治清明，国家富强，即无外患，也无内乱。事实也确实如此，其被称为中国史上最仁慈的皇帝之一，谥号为仁宗也不是白来的。

    宋仁宗十三岁时登基，做了四十二年皇帝，除去刘太后前期垂帘听政的十二年，单独执政三十年。这几十年，只有同西夏有过阶段性的战争，其余的日子可谓天下太平，是北宋历史上政治、经济、文化空前繁荣时期。在这时期君子满朝，名相辈出。吕夷简、文彦博、欧阳修、范仲淹、韩琦、富弼、杜衍、包拯等同朝为官，王安石、司马光也崭露头角。更因为宋仁宗宽容厚道，喜欢纳谏，所以这一时期各种思想异常活跃。

    而赵昺也曾十分迷惑在大宋在仁宗事情步入最为辉煌的时期，但其后为何又会出断崖式的坠落，迅速从辉煌走向了衰落，其间除了出现几次短暂的复苏外，直至亡国再未能重现昔日的盛况。但在他当了皇帝后，不仅亲自参与朝政，且通过不断的学习及经验积累，他却发现仁宗创造了历史上的辉煌同时，也为亡国留下了隐患。

    赵昺十分清楚有人的地方就会有左、中、右之分，亦就会有争斗。在太祖实施以文治国的策略后，新的士大夫阶层开始崛起。这些人锐气十足，在学术渊源、文章风格、禀性气质和从政作风等方面都表现出新特点:因为初出茅庐，他们在政治上较少顾忌；又因多供职于台谏、馆阁，故每每自视清流，自诩为朝廷正气的表率，形成了遇事敢言、奋不顾身的行为特征。

    由于新晋阶层在政治立场上带有浓厚的人伦道德色彩，提倡正统，崇尚名节，敢于对现实发表批评意见，不但矛头直指因循墨守的老人政客，而且在人主的意志面前也具有相对独立性。当内忧外患日趋严重时，他们当中的优秀分子自然成为果敢的政治改革者，成为体现士大夫政治传统和道德理念的中流砥柱。

    以这批人在各个领域的活动为开端，宋代一贯的“右文”政策从此才具有了实质性意义:士大夫作为饱受人文教育而有志于仕途的阶层，是体现文化统一性的决定性人物。他们既是王朝合法性的解释者，又是辅佐皇帝施行合乎道德和礼法之治的实践者。在强邻环峙的宋代，士大夫政治的高度发展具有更为现实的意义，有助于增强正统国家观念、文化统一性和凝聚力。宋朝利用文化传统的优越地位，与强邻作持久抗衡。

    宋真宗时，自我夸耀式的封禅活动即已表现出这种冲动，仁宗以后则转化为士大夫更为热诚的对古典传统的复兴，这对宋代政治及思想文化的影响都是深远的。在这种背景下，士大夫在政治实践中标榜恢复先王之道和贤人政治，要求官吏在对上级和君主负责的同时，也要注重民本，关心民瘼，甚至倡言“民贵君轻”，提倡为政以德，强调官员自律。

    不过新进士大夫在政治舞台上也暴露出自身难以克服的弱点，言论强于行动，目标重于手段，意气多于理智；自负固执，我行我素；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易于结党，结果授人以柄，也招来人主的猜忌；始则以朋党自任，终则以朋党相争，是非混淆，敌我不分，虽一心想铲除小人，却易为小人所误。彼等虽夙志以天下为己任，却也为其仕宦生涯设下重重障碍，最终难以有所作为。

    在历代人心目中，朋党是围绕私利而组成的集团，无道义可言。同党之人为遂其私欲而不择手段，肆意诬陷非党之人，污染官场风气，扰乱统治秩序。对统治者来说，朋党现象是不祥之物，朋党兴则国衰亡。由于这种观念已深入人心，无论何人，一旦被指为朋党，不仅意味着政治生命的完结，而且也会在道义上背上恶名。因此，以朋党之名攻击政敌，历来是官僚政治集团斗争的可怕武器。

    在这种宽松的气氛中，这些思想活跃的新晋士人阶层却对“党”有了新的理解，便试图打破这层禁锢，却不知道自己打开了潘多拉盒子，将党争这只魔鬼给放了出来。他们提出不仅小人有党，君子亦有党这一惊世骇俗的见解，最著名的当数欧阳修，他认为，君子行守道义，爱惜名节，如果君子们联结起来互相扶持，在修身和治国上都更能相得益彰。

    而赵昺发现不仅仅是欧阳修一人有这种想法，如范仲淹、司马光、苏轼、秦观等名士也有类似的言论，与以往的党争相比，宋代被视为朋党者更注重道义之争，并试图扭转传统观念，为朋党正名。可见君子亦党的观念在已经在士人阶层形成了主流，使的仁宗年间的朋党之争具有了新的内容和意义。它先是表现为新进士大夫为自身利益和抱负而与权臣之间展开的斗争，继而演化为新进士大夫内部的分裂和相互攻讦。

    所以欧阳修等人的努力非但未能为朋党正名，反而造成严重后果。首先，他不但自认是朋党，而且把朋党作为“君子”的专利。这就意味着人们对朋党的议论并非空穴来风，进而使人们得出结论:凡主张改革、拥护新政者，皆为朋党。最后他把臣僚分为君子和小人，凡赞成其观点者即为君子，反对者则是小人，这无疑是在公开制造分裂和紧张气氛。

    这些弊端在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中都得到了充分展现，对立双方都无法超越传统认知的局限，遂使这些论争重新陷入“义利之争”、“君子与小人之争”的思维窠臼，既无助于实现兴利除弊、挽救危机的目标，又使得统治集团陷入无休止的恩恩怨怨、分裂争斗之中，亦使的过去以礼义廉耻、忠孝气节的圣人之言来澄清官场风气、指导官员行为的道德准则随之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