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阙

    可几十年下来，天人灾异之说，完全被后学儒生们玩坏了。一部分人是相信确有其事，另一部分人则机智地发现，在朝廷也接受这一观念后，只要一有灾异，他们便能抓住它大作文章。

    为政者和皇帝宁信其有，便会下诏反思，并选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者，策问为政之方，而朝野诸儒亦纷纷藉灾异议论朝政，表达自身的施政主张，以此左右人事或政局变动。

    比如今上始元五年，十一月壬辰那天发生的日蚀，就让博士们做了好几年的文章，不仅让皇帝赦天下，放松决狱听讼，还罢了儋耳、真番两个郡--至少他们认为是自己的功劳。

    而始元六年夏天的大旱大雩，则被博士们用来说服太仆杜延年劝大将军召开盐铁之会，罢榷酤官，虽然距离他们希望的彻底废除盐铁尚远，但也是不小的进步。

    灾异完全依托于五经，想怎么说就怎么说，这是博士和贤良文学们手中最大的利器。

    虽然五经七家博士都在谈天人灾异，但最精通此道的是三家：《公羊春秋》、《易》、《尚书》。

    “于《易》而言，雷应在二月之后出现，其卦曰‘豫’，向天下宣扬阳气上升，繁殖生长的讯息，万物随之从地下冒出；而到了八月，雷应该带领万物隐藏入地，隐藏起来是为了孕育根茎果核，保藏幼虫，避开寒冬时期的盛阴之害。而雷在冬日出现，这是灾异啊！”

    说话的是《易》博士田王孙，坐在他对面的分别是《公羊春秋》博士赢公，《尚书》博士夏侯胜，三人身后还有三五个博士弟子，虽然大冷天的地板很冰凉，却依然跪坐得笔直。

    这是一场小型会议，三家要商议出个结论，才能将他们认为冬天打雷代表的灾异公之于众，在一些问题上逼迫朝廷做出改变让步。

    田王孙每说一句，他的三个弟子都会立刻记录下来。

    这汉朝博士传经，门户之见极重，原来的单本经传已不足解读，在经传之下，还分“师法”“家说”。

    比如公羊春秋一家，本是齐地公羊氏口口相传，胡毋生、董仲舒从公羊氏所学，将其录于竹帛，又加以解说章句，定了义理，胡氏公羊、董氏公羊便是两大师法。

    但他们的弟子又对老师所传之学有自己不同的态度和看法，虽然不能明着篡改，但可以继续发挥啊，于是就在注解之下再行注解，这就叫“家说”。

    “师法”重传授，明本源，“家说”重立说，争派别。

    于是孔夫子那一万多字的《春秋》，公羊高为其作传增加到几万字，胡、董为之添加义理，增加到十几万字，如今几十年过去了，胡、董的弟子们又各传家说，多的竟已扩充至百万字！

    他们各立门户，互不沟通，甚至互相排挤。在一些细微之处，矜奇炫博，大加解释。比方说，彼辈能为了《公羊春秋》上某一篇目区区五个字，能有二三万言的注释。

    新晋弟子们别说贯通五经了，能一辈子学完一经的师法、家说已经不易，皓首穷经一辈子，人都读傻了，脑子里哪还有空余去接纳新鲜事物。

    按照规矩，传经者绝对不能更改老师的学说，掺杂异说。否则，就成不了博士，即算当上后也会被取消没《公羊春秋》的博士赢公，作为胡毋生最年轻的弟子，骄傲地继承了胡氏师法。

    他能够将那十多万字的胡氏义理一字不漏地背诵出来，由此击败有些衰败的董氏公羊诸子，成了公羊博士。这也是董仲舒津津乐道的“大复仇”不再被强调的原因——赢公作为公羊大弟子的弟子，不喜欢，也不能讲二弟子家的义理。

    话虽如此，但董仲舒的天人灾异之说太得人心，于是被赢公、田王孙在内的诸位博士，改头换面放进了自己所传的家法中。

    开了个头之后，田王孙却停住了话语，看向旁边一位跃跃欲试的白衣青年：“至于意味着何种灾异，孟喜，你来说说吧。”

    孟喜大喜，应诺膝行而出。

    这种三家集会，也是让弟子们磨练的好机会，孟喜是经学世家，其父孟卿在《诗》和疏氏《春秋》上造诣颇深，只是以为《礼经》内容太多，《春秋》又烦杂，便让孟喜追随已当上博士的田王孙学易，希望混到博士弟子的名额。

    田王孙喜欢孟喜的聪明劲，今日便想让他出出风头。

    但没想到，一向喜欢大言自誉的孟喜，刚开口就惊得众人目瞪口呆。

    “当是时，鲁隐公以其弟年纪幼小，故摄位，代其主持国政，公子翚见鲁隐公居位已久，劝他不如索性正式登基，好名正言顺，鲁隐公既不许，公子翚惧而与鲁桓公共谋，遂与鲁桓公共杀鲁隐公。天见其将然，故正月大雨水而雷电也！”

    孟喜指着外头的雨水和雷鸣，仿佛看透了天机，兴奋地说道：“依我看，大司马大将军虽名辅政，实则摄位，虽然天子已经行了冠礼，但国政一从于霍氏，与鲁隐公久久占据君榻颇似。”

    “元凤三年（前78年）正月，泰山有异象发生，一块百仞大石自己立了起来，又有无数白乌鸦聚集，赢公的弟子，鲁地大儒眭弘推演《春秋》，认为汉帝应该普告天下，征求贤能之人，把帝位禅让给他，而自己退位封得百里之地，就像殷周二王的后代那样，以顺从天命。”

    “孺子住口！”

    “孟喜，不得胡言！”

    一听眭弘之名，以及“禅让”之说，赢公就慌了，田王孙也大惊，要去捂孟喜的嘴巴。夏侯胜则站了起来，立刻去看外面有没有别人偷听。

    但孟喜还是一边躲着老师，一面将大胆的话说了出来。

    “我以为，当时眭弘所言汉室当禅之人，乃大将军霍光也。当时大将军闻言，竟杀了眭弘，禁止此说，颇类鲁隐公不从公子翚之言。如今冬日大雷，不过是昔日重演，是预示着，真正的天子即将夺回大政。”

    “吾等圣人弟子，当从天子，共诛欲重用孝武暴政，以中原奉四夷的霍氏啊！”

    ……

    ps：第二章、第三章在晚上。




第192章 三天不打
    “汝等都记住了！”

    在当场将孟喜以“改师法”的罪名驱逐出师门，并取消他博士弟子身份滚回家去后，田王孙满脸严肃地对弟子施雠等人教训道：

    “大将军刚直不阿一心为国。”

    “圣天子授以国事毫无猜忌。”

    “他们的关系犹如周公与成王，任何胆敢挑拨离间的人，定是像管、蔡一样心怀不轨，将如同那妄言天子禅让的眭（sui）弘一样，死于非命！”

    而另一头，差点被孟喜拉下水的赢公也在不厌其烦地向弟子们解释道：“勿要听那孟喜胡言乱语，眭弘是董仲舒的弟子，不是我的弟子！”

    “那些‘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的话，也是董仲舒教他的，绝不是我！汝等万不可听信！”

    类似的话，三年前眭弘出事时，赢公已经跪在大将军面前磕头解释过无数遍了。

    眭弘先从董仲舒，董仲舒死后又投到自己门下，是一位融汇齐学、鲁学的奇才，有弟子一百多人，在鲁地影响很大。可他却偏偏一头撞到了铁板上，前无古人地提出了“汉当禅让”的话来。

    赢公也搞不懂眭弘是为了迎合正如日中天的霍光，率先劝进，还是真以为汉家天子该让位给什么“公孙氏”。

    霍光似无篡位之意，震怒之下以妖言惑众大逆不道的罪名诛杀了眭弘。

    万幸赢公当时以自己的师法、家说力斥禅让之说，将所有锅都甩到董仲舒的徒子徒孙身上。

    朝廷从此深恶董生之说，开始加以打压，这就让赢公所传的胡氏公羊坐稳了博士之位，但也让民间的公羊弟子开始弃公羊而学榖梁。

    有了先前的教训，赢公再提及天人灾异时，是十分谨慎的，也不敢发表什么意见了。没办法，春秋里对灾异的描述太详细了，虽然天人感应本就是借与古代相同的灾异映射现实，可有的现实，却万万提不得。

    那孟喜，就是又一个想要步眭弘后尘的“聪明人”。

    好在还有精通《洪范五行传》的夏侯胜主持大局。

    夏侯胜方才目睹了孟喜的闹剧，此刻大摇其头：

    “幽赞神明，通合天人之道者，莫著乎《易》、《春秋》，然汝等只知寻章问句，犹察伯乐之图，求骐骥于市，而不可得。”

    和先后进过两家门派的眭弘一样，夏侯胜也为学精孰，所问非一师，跟过以《尚书》及《洪范五行传》说灾异的大儒夏侯始昌，也从欧阳氏尚书。

    他汇集诸家学问，自己开宗立派，创立了“大夏侯尚书”的家说。

    夏侯胜最擅长的，就是以阴阳灾异推论时政之得失，又能巧妙避开那些不能碰的现实政治。

    比如霍光的代天子行政，又比如已经难以挽回的西域都护府设立。

    但可以往朝廷不太关注的方向努力啊，他们最擅长的，就是灵活变通。

    于是夏侯胜开始推演五行：“按照洪范之说，土干火，则多雷，土为中原，火为南方。这冬日雷鸣的灾异，就应在南方！”

    田王孙和赢公面面相觑：“南方何处？”

    南方那么广袤，还不是由着夏侯胜随便指？他肃然道：

    “应在交趾刺史部。”

    田王孙明白夏侯胜的用意了：“今年大将军不是才罢了象郡，将其划归郁林、牂牁么？”

    “既然天降冬雷，给予人间警告，说明光裁撤一个象郡，还不够！”

    夏侯胜看向身后的众弟子，唤了其中一位年轻英才的后生。

    “贾捐之！”

    “弟子在！”贾捐之出列，他字君房，乃是洛阳人，除了从夏侯胜学《尚书》的博士弟子外，还有一个身份，那便是贾谊的曾孙。

    “将你的那篇雄文，念给田、赢两位博士听听。”

    贾捐之没有议郎桓宽那么好的记性，展开藏在袖中的简牍，郎朗诵读开来，开篇就是四个字：

    “《弃珠崖议》！”

    ……

    “腐儒败坏国事啊！”

    在典属国，负责南方事务的人是满口蜀郡方言的小吏张匡，他气呼呼地来到任弘面前，将一份差点被他一刀斩断的简牍递给西安侯。

    “西安侯，你看看，这些儒生又写了什么！”

    任弘只瞥了一眼，便笑道：“不就是《弃珠崖议》么，贾谊曾孙贾捐之所作，确实是好文笔啊，早上朝议时，其师夏侯胜激动地当众读了一遍，怎么传到这了？”

    这文确实是有些水平的，那贾捐之先叙述了三代殷周的幅员，什么“越裳氏重九译而献，此非兵革之所能致”，最后发挥黑秦政治正确，拿秦朝做反例：

    “以至乎秦，兴兵远攻，贪外虚内，务欲广地，不虑其害。然地南不过闽越，北不过太原，而天下溃畔，祸卒在於二世之末，《长城之歌》，至今未绝。”

    而后再以相似度套路写有汉以来的史事，文景时的克制轻徭薄赋、仓库粮食陈陈相因，与汉武时期的开拓和财政困难，重徭厚敛又是一个对比。

    总结下来就是一句话：大汉财政上的困难，各地连绵不断的叛乱，都是疆域太大、不停征战的缘故。

    然后就开始数落经济上拖中原后腿的交趾刺史部诸郡了，认为那儿耗费了太多的钱粮和精力。尤其是珠崖郡，隔着大海不便治理，蛮夷数十年间叛乱了十多次。如今虽然暂时安分了，但迟早会再闹事，届时发大兵镇压，将会死伤惨重，耗费钱财，不如索性弃之为妙！

    “臣愚以为非冠带之国，《禹贡》所及，《春秋》所治，皆为无用之地。骆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习以鼻饮，与禽兽无异，本不足郡县置也。”

    “如今圣天子欲开西域而击匈奴，当效仿元鼎时平津侯建言，罢西南夷、沧海而专事朔方。愿遂弃珠崖，专治中原，抚恤关东为上。”

    就是最后这句话让张匡怒不可遏：“西安侯早知道了？”

    他愤愤道：“彼辈说，满朝文武都被这篇奏疏质问得讷讷无言，颇服其理，大将军让御史大夫明日组织集议。于是诸儒四处抄写这篇文章散播，想要争取舆情。”

    任弘却依然笑着，心中暗道：“舆论有屁用啊，尤其是公知清流的舆论……若是霍光重视此事，早就中朝开会拍板了，甩给御史大夫府，便是觉得此事无关紧要，让儒生们随便闹腾。”

    但张匡却不明白这道理，他这几日帮任弘筹划在交趾刺史部诸郡引进珠崖的棉花种植，忙得家都没回几次，却不想方案才刚刚拟好，那群甚至连珠崖在哪都不清楚的博士，竟要弃了珠崖。

    张匡切齿道：“吾等在这苦思让交趾刺史部安定繁荣的法子，想着如何引入棉花织布开源，而他们呢，除了嚷嚷着弃守节流，还能想出什么法子来？孝武时多少将军、士卒千辛万苦打下来的土地，子孙视之却不甚惜啊。”

    在任弘看来，那贾捐之的上疏有一定道理，国家扩张太大太快，确实会将力量分散。想要开发边境落后地区，中原肯定要输送人力物力过去，势必造成关东的不平——打匈奴也要我们出血，开发岭南也要我们出力，凭什么！

    再加上这年代的医疗水平和交通状况，官吏贪腐，每一次移民和进军，都足以造成许多白发人送黑发人，妻离子散的人间悲剧。

    这也是任弘希望，交趾刺史部能早点遍种棉花的缘故。如今中原对岭南的需求，只有象牙犀角玳瑁翠羽香料等奢侈品，不考虑大一统的情怀，确实是长安的达官贵人为了获得奢靡之物，往岭南堆人命。

    可若有朝一日，长安的平民也能买一件棉布深衣，幽州并州的士卒能穿着塞了岭南棉花的棉袄守卫烽燧呢？

    到那时，不单是岭南需要中原，中原也需要岭南，单纯政治上的捏合，将变成经济上的密切拥抱。

    “至于隔着海的珠崖，谁说没用？可以作为海上丝路的补给站，还能和西域一样，作为流放圣地啊！就该让儒士们也去体验一下天涯海角蓝天沙滩椰子树的美景。”

    今年，大将军霍光为了专事西域，便裁并了象郡，除了为朝廷省钱外，也欲让博士贤良文学们消停会。岂料他们竟得寸进尺起来，今日打个雷要弃珠崖，明天下个雨，说不定就要弃整个交趾刺史部，弃港澳广州所在的南海郡了！

    这便是让任弘最不舒服的地方，这文章明明能好好说事，却非要和冬雷牵扯上关系。

    董仲舒往学说里塞的私货，不仅帮助儒家成了唯一被认可的官方学派，也打开了儒学神学化的大门。

    “董生当年便欲借辽东高庙火灾，证明上天在警示孝武皇帝，此文为主父偃盗走后上呈孝武，孝武令董生弟子吕步舒评价文章，吕步舒不知此乃董生所作，认为甚愚……”

    虽然闹了这出乌龙后，董仲舒几乎身败名裂，董氏公羊再未能登堂入室。不过天人灾异说，早已深入人心。

    任弘就曾听说过，易、尚书和赢氏公羊的弟子，在描述汉武朝史事时，基本是这样的套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