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水行周

    杨济觉得这种对话很累，皇后揣着明白装糊涂，他也是如此，然后双方说一些绕来绕去的话，真是累得慌。

    皇后无端端召他入宫，不问别的却问玉米，又扯到佛学典籍，其实都是为了之前太史丞傅奕上表奏请罢佛一事。

    皇后现在求助于他，杨济不好装傻，又不想介入，两难之际，就只能旁敲侧击，尽可能化解皇后心中的忧虑。

    很明显，当今天子不信佛，甚至对于佛教有些负面看法，这种看法一是源自其本人的好恶，其次是源自一国之君的本能反应。

    历尽历史的杨济，当然知道历史上的“三武一宗灭佛”，也知道出现这种事的根本原因在于佛教过度发展（佞佛）之后，对国家构成了直接的威胁。

    僧人数量剧增、大量寺庙出现，信徒不断向寺庙捐赠田产，无数铜料被铸造成佛像，直接导致国力衰退。

    加上确实有败类败坏佛门清誉，所以不出事才怪。

    杨济是佛门信徒，当然不想看到灭佛一事重现，但他根据种种迹象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宇文温不太可能灭佛，最多就是时不时敲打一下。

    现在，就是借题发挥的时候，到了一定程度，自然就会收手，所以，皇后没必要心急如焚。

    杨济知道皇后是想动员他去劝谏皇帝，但杨济觉得皇帝既然不打算灭佛，他又如何阻止一




第五百三十五章 是，或不是
    春寒料峭，乍暖还寒，倒春寒的天气让人极易生病，差点因为昼夜温差大而着凉染病的杨济，一边喝着汤药，一边看报纸。

    报纸上刊载着各类新闻，如今已是邺城常见的印刷品和消息载体，人们通过看报纸，可以知道许多时事，所以成了有钱人家的必备读物。

    自去年年末到现在的数月时间，邺城报纸的发行量大涨，原因是一个令人关注的话题:朝廷是否应该罢佛。

    这一切，源自去年年底，《梁书》初稿完成、天子读过之后，对梁武帝不得善终，以及江南百姓在侯景之乱伤亡惨重之事颇为感慨。

    于是，有官员上表称崇佛祸国殃民，奏请天子罢佛。

    上表的官员不止一个，而反驳的官员也不止一个，双方就此话题展开多次辩论，朝廷又召集各地高僧齐聚京城，让这些高僧对“佛教乱梁”的质问进行正面回答。

    高僧前往邺城需要时间，而在这段时间里，邺城内各方对于是否罢佛的辩论越来越多，其辩论内容，经朝廷许可，刊载（转载）在各大都会的报纸上，广而告之。

    所以，越来越多的人关注这一事件，越来越多的官员甚至僧人参与到这场大辩论之中。

    杨济作为旁观者，目睹了整件事发生及发展过程，他碍于身份，不太好公开表明立场，却对整件事的幕后主使之动机，摸得一清二楚。

    幕后主使，当然就是天子，其动机，当然不是仅仅有感于梁武帝崇佛却不得好死。

    杨济很清楚，许多信佛的官员之所以在此次辩论中表现活跃，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担心天子以“佛教乱梁”为借口，再行罢佛（灭佛）之事。

    当年，周国就有一次灭佛，若是再来一次可不妙，因为当今天子手段了得，光是持续十几年压低粮价、布价的能力，就让大家“不寒而栗”。

    若这位铁了心灭佛，保不齐使出什么“绝户计”，届时中原佛教必然迎来一场浩劫。

    然而，杨济本人不认为天子要灭佛。

    天子很讲究“实用”，也意识到百姓需要精神上的寄托，而朝廷又不可能让道教一家独大，所以，此次借题发挥，不过是找个由头敲打敲打中原佛教罢了。

    现在，许多高僧抵达邺城，随后以太史丞傅弈为首、主张罢佛的官员们，于昨日和这些高僧辩论。

    辩论内容，刊载在今日发行的报纸上，于是“邺城纸贵”。

    杨济现在看报纸，就是要看辩论过程，看着看着，他发现发难的傅弈等人，采取了一种很特别的策略:不和佛门信徒在经义上辩论，只问“是”或“不是”。

    那些和傅弈一起声讨“佛教乱梁”的官员，似乎心有灵犀，思路出奇的一致:全都死咬梁武帝崇佛却不得善终、江南百姓崇佛却家破人亡两件事，以为“苦主”鸣不平的方式，质疑佛祖为何不显灵。

    高僧们一开始，当然要以因果报应、转世轮回来解释，这些官员不纠缠于因果报应、转世轮回到底存不存在，直接就反问:

    既然因果前世注定，百姓今生命运已定，那么，要朝廷何用

    是不是百姓可以不缴纳租庸调、不服劳役

    是不是不需要朝廷修路搭桥，改善民生不需要兴修水利、抗洪救灾、赈济灾民不需要操练军队，清剿贼寇、抵御外敌

    是不是说父母官可以不理事务，不体恤治下百姓生活疾苦不用劝课农桑，不用教化百姓

    是不是朝廷应该罢铜钱，好让大家把铜都用来铸造佛像以示虔诚礼佛之心

    各种发难，不离一个意思:既然今世已注定，那么朝廷就不需要存在了

    一连串的问题后，傅奕来了个总结:这些问题，你们只需回答“是”或“不是”。

    提问者一开场就把话题扯到这种地步，在场高僧还有信佛的官员，谁敢直接说“是”

    首先那些信佛的官员不敢这么回答，不然就是逆臣；其次，那些高僧也不敢这么回答，否则就是妖僧。

    所以，他们众口一致说朝廷行仁政是积德，和佛祖普度世人的做法类似。

    天子勤政爱民是积德，父母官爱民如子是积德，官军保护百姓是积德，官府兴修水利、铺路搭桥、赡养孤老同样是积德。

    只有今生积德，才有好来世。

    所以，答案当然为“不是”。

    面对回答，主张罢佛的官员又问:天子要勤政爱民，父母官爱民如子，官军保护百姓，官府兴修水利、铺路搭桥、赡养孤老，是否该征收租庸调和商税、矿税

    只能回答“是”或“不是”。

    很明显，高僧们只能说（选）“是”。

    于是第三个问



第五百三十六章 求生欲
    夜，宇文温正在行宫书房里看奏章，奏章堆积如山，虽然奏章为不同的官员所写，但其上所写内容全都是关于梁武帝萧衍治国之得失。

    宇文温精心酝酿的一次行动，如今取得丰厚战果，太史丞傅奕等人发起的“罢佛运动”，经过不断地铺垫、预热，如今渐渐靠近顶点。

    梁武帝崇佛却不得好死，梁国百姓崇佛却家破人亡，这两个话题在宇文温的操作下，演变为一个舆论风暴的风暴眼:是否可以说，佛乱梁国

    这个论点一旦成立，那就意味着灭佛可以开始了。

    天地即将剧变，佛门子弟再也坐不住了，无数高僧还有虔诚信佛的官员，纷纷站出来“喊冤”。

    然而，傅奕等人在辩论时，以“是”或“不是”的套路，避开经义的辩论，将佛门子弟善辩的优势压制，死咬梁武帝不得好死、梁国百姓家破人亡两件事，把佛门的声誉往死里弄。

    这种发难，导致反对罢佛（灭佛）的人们只能另外想办法辩解，官员们纷纷上表、写奏章，几乎是绞尽脑汁向天子分析为何梁国会走向末路。

    这些说辞，大多把责任甩给梁武帝，宇文温对此丝毫不觉得意外。

    甩在梁武帝身上的“黑锅”，大致可以归纳为两点。

    第一，任人唯亲，宠溺宗室，然而正是亲人（宗室）出卖了他。

    第二，纵恶，放纵宗室、高门士族为所欲为，于是梁国国内矛盾激化。

    宠溺宗室，可以说是萧衍针对刘宋、萧齐宗室自相残杀乃至“自灭满门”教训的矫枉过正。

    与此同时，他虽然用寒人掌机要，用清贵的官位将世家大族架空，但却对宗室、士族的违法乱纪行为视若无睹，几近于让宗室、士族为所欲为。

    什么叫为所欲为

    晚上，宗室带着私兵在建康城里蒙面拦路抢劫，残杀百姓，官府就当没发生过。

    宗室、士族子弟欺男霸女，夺人田产、家业，苦主无处伸冤，事情闹大了实在不像话，朝廷就装模做样处罚一下，处罚措施简直就是隔靴挠痒。

    与此同时，庶民百姓只要犯了罪，用法极严，如该从坐，不论老幼都不得免；一人逃亡，全家人都被囚禁罚作苦工。

    萧衍对宗室十分宽容，宽容到什么地步

    梁天监四年，梁军北伐，魏国震动，魏国上下均认为兵强马壮的梁军，为百数十年来未有的劲敌，前线魏军不敢正面交锋。

    然而，萧衍舍韦睿等名将不用，用窝囊废弟弟萧宏为北伐主帅。

    某日，率军驻扎洛口（淮水一线）的萧宏，因为夜里忽有暴风雨，吓得心惊胆颤，于是不顾一切率数骑夜奔，弃大军不顾直接逃回建康。

    将士不见主将，纷纷溃散南撤，器械、粮草全部遗弃，被魏军反扑，伤亡惨重。

    一场轰轰烈烈的北伐，就这么戛然而止，形同笑话一般，但萧宏却没有受到惩罚。

    萧衍很仁慈，对于宗室、士族、权贵来说，是“慈父”，然而，对百姓不是这样。

    所以，当侯景起兵反叛时，许多人响应，因为许多百姓已经恨透了大梁朝廷，恨透了骑在自己脖子上拉屎的宗室，恨透了敲骨吸髓的士族。

    而这时，那些平日里享受着慈父关爱的宗室，要么是白眼狼，拥兵不动作壁上观，要么认贼作父，转投侯景麾下。

    所以，“泣血上奏”的官员们纷纷喊冤:众叛亲离的萧衍，落得饿死台城的下场，和佛祖有什么关系呢

    江南百姓遭此大祸，是身为天子的萧衍失职，是魔王转世的侯景作孽，和佛祖又有什么关系呢

    是萧

    衍治家无方、治国无方，才有了引狼入室、众叛亲离、江南生灵涂炭的悲惨结果，真的和佛祖没关系啊！

    有官员“泣血上奏”，为佛教伸冤，说正如盐必不可少却绝不能多吃那样，梁武帝崇佛本来没错，但是他把握不住度，导致佞佛的结果，这不是佛祖的本意，怎么就要佛祖承担责任呢

    一个人不听劝，吃盐吃多死了，官府总不能因此怪罪卖盐的店家蓄意杀人吧

    这个人吃盐吃多死了，留下孤儿寡母被人欺负，横尸街头，这确实很惨，却不能怪罪卖盐的店家害人家破人亡吧

    宇文温看



第五百三十七章 火候
    下午，宇文温又在看奏章，这奏章，是中书舍人萧瑀所写，萧瑀在奏章里，向宇文温讲了个一典故。

    那年，是梁国普通初年，天竺的达摩禅师渡海而来，抵达建康，当时已经开始崇佛的梁帝萧衍（萧瑀在奏章里以先祖代称）十分高兴，召见了这位异域高僧。

    随后，萧衍向达摩禅师问了三个问题，第一问:“朕即位以来，造寺、写经、度僧不可胜数，有何功德”

    达摩禅师回答:“并无功德”。

    萧衍本来有向对方展示自己崇佛作为的意思在里面，闻言惊问:“何以并无功德”

    达摩答:“这只是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随形，虽有非实。”

    萧衍又问第二个问题:“如何是真实功德”

    达摩道:“净智妙圆，体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于世求。”

    萧衍再问道:“何为圣谛第一义”达摩答:“廓然浩荡，本无圣贤。”

    萧衍持论二谛，即“立真谛以明非有，立欲谛以明非无”，听了达摩的“廓然无圣”，错愕之余十分不解。

    连连碰壁，萧衍未免烦躁，话锋一转，盯着达摩忽然厉声一问:“对朕者谁（在我面前的人是谁）”

    达摩回答:“不识（我也不认识）。”

    话不投机半句多，萧衍兴致高昂的接见达摩，结果两边完全说不到一处，于是萧衍便认为达摩是“言过其实”、“徒有虚名”。

    达摩也不多说，离开建康，而萧衍随后得高僧点拨，醒悟过来，想再请达摩来点拨自己，结果达摩已经乘坐苇舟渡江北上，此即为“一苇（舟）渡江”。

    萧瑀的高祖父就是萧衍，所以他不可以对先祖进行直接或过多批评，却以这个例子，来向天子、便宜姊夫宇文温解释，为何当年先祖崇佛，却不得善终。

    萧瑀认为“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先祖（萧衍）当时不明佛法，以为只要广造寺庙、传抄佛经，剃度大量僧人，就是积累功德。

    殊不知方向错了，越努力，就会距离目的地越来越远。

    萧瑀认为，佛祖感受到了先祖的崇佛诚意，所以派遣达摩禅师到中原，为误入迷途的先祖指点迷津。

    很遗憾，先祖对于达摩禅师的一片苦心未曾领悟。

    达摩禅师当面指出他广造寺庙、传抄佛经、剃度大量僧人、布施许多钱财，只是积福德而不是功德，把福德当做功德，实际上是一种错误的执念。

    所以达摩禅师想破他这种执着，就说先祖此举没有功德，说“净智妙圆，体自空寂”才是功德。

    先祖不解，反倒心生不快，认为达摩祖师信口胡说。

    达摩禅师又说“廓然无圣”意图点化先祖。

    然而先祖误解此意，反倒愈发迷惑，由此愈发觉得达摩禅师胡说。

    达摩禅师接二连三点化，结果却接连被先祖误解，以至于无话可话说。

    机缘已尽，达摩禅师只能无奈离去，一苇渡江。

    所以，萧瑀认为佛祖并没有袖手旁观，奈何天意如此，先祖在错误的路上越走越远而不自知，空耗无数钱粮，却未能积累功德，以至于引狼入室。

    天子都误解了佛法，百姓又如何能分辨是非梁国君臣、百姓诚心礼佛，却不得要领，当战火燃起时，谁也没法置身事外。

    乱梁的是侯景，不是佛教，太清之难生灵涂炭，这不是佛祖的错，也不是先祖和百姓们崇佛的错。

    错的，是那些响应侯景的逆臣；错的，是打开建康城门、引狼入室的萧正德；错的，是见死不救、拥兵不动的那些宗室；错的，是当时的江南僧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