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隋

越王有些诧异,没想到元文都竟鼎力支持,而杨恭仁和崔赜也没有反对,但看到樊子盖的脸色愈发难看,甚至连眼睛都痛苦的闭上了,他忽然便有了不详之念,难道这里有名堂？越王想了片刻,还是下了决心,伊阙必须夺回来,叛贼必须剿杀,否则就算杨玄感没有叛乱,东都危机没有扩大化,此事也很难长久瞒下去,一旦被人密告了圣主和中枢,东都如何交待？
越王命令一下,杨恭仁和崔赜立即开始执行,先拟定详细的攻击部署,然后以越王的名义火速下达。
越王命令,各军务必于初五子夜前渡过洛水和伊水,完成攻击前的部署,初六上午,各军向伊阙展开攻击,齐头并进,齐心协力,务必一战而定。
右骁卫将军李浑接到命令的时候,正在指挥诸鹰扬于甘洛城西南方向与叛军激战,而叛军主力则云集甘洛城一线,做出了强渡洛水,猛攻柏亭、蒯乡之态势,这使得洛水两岸的气氛非常紧张,武贲郎将周仲和河南令达奚善意都亲临前线观察敌情,敦促帐下诸鹰扬做好阻击准备。
李浑看完命令就笑了,他正打算与李风云暗中联手,先把周仲吃掉,所以今日联盟主力云集甘洛城,做出了渡河态势,然后今天晚上李风云便要诈败而走,以诱使周仲渡过洛水,置其于死地,但周仲未必上当中计,未必会渡河攻击,吃掉周仲的难度非常大,哪料到东都竟然“默契”配合,关键时刻做出了五路大军联手围剿叛军之策,如此一来周仲想不死都难啊。
李浑马上秘遣亲信传讯李风云,告之东都围剿之计,让其提前做好应对准备。
武贲郎将周仲在接到越王命令之前,已经先接到了樊子盖的密信,心中早有定计。樊子盖当然不会把尚书都省的激烈博弈告诉周仲,他只是把自己的担心委婉地告诉了周仲,提醒他小心防备,千万不要因为大意而遭小人暗算。周仲知道伊阙战场的背后有高层的博弈,所以一直都很小心,虽然李浑数次敦促他渡河攻击,与其联手夺回甘洛城,但他就是不从,百般搪塞,迟滞不前,现在得到樊子盖的提醒,他就更加小心了,除非叛军放弃甘洛城,退回伊阙,否则他绝不渡河,至于越王的命令,当然要阳奉阴违了。
河南令达奚善意率先渡河了,倒不是因为他遵从越王的命令,而是元文都强烈要求的,要求他从远离战区的位置渡河,然后与费曜的先头小股部队会合,天亮后就打着费曜的旗号缓慢向伊阙战场推进,不到迫不得已不要与叛军接触,至于费曜则打着达奚善意的旗号跟在后面,做做样子而已。
河南赞务裴弘策与樊子盖反目后就再也没去皇城露过面,名义上带着军队去洛口仓了,实际上直到现在他还在城外按兵不动,以各种理由推迟出发时间,摆明了就是阳奉阴违,但东都就是没人敢以强权压他。
河东裴氏是传承千余年的大豪门,今日它在中枢核心层里就有黄门侍郎裴世矩和御史大夫裴蕴两位权势倾天的大权贵,由此可见它在东都政坛上的份量,但这个庞然大物的背后也隐藏着很大隐患,而这个隐患便是内部的分裂。裴世矩这一房原来效力于山东高氏齐国,裴蕴这一支则效力于江左,而原效力于关陇的本堂子弟,因为政治上的保守立场,与关陇本土贵族集团一直结盟合作,结果可想而知,当然遭到了圣主和改革派的遏制和打击,现在只能靠司隶大夫裴操之和河南赞务裴弘策勉强支撑。
裴弘策一度官至将作监,也就是官制改革前的将作寺的最高长官将作大匠,但随着齐王杨喃的的“坍塌”,他“临危受命”出任河南内史赞务,实际代替齐王杨喃主持河南内史府政务之后,他就被变相赶出了中枢,“将作监”名存实亡,仅仅保留了做为高配京畿行政长官的品秩而已。
然而,裴弘策终究是河东裴氏的中坚力量,再加上代代传承、与生俱来的、流淌在河东裴氏血脉中的“变通”之术,还有圣主和改革派也的确需要拉拢这个本属于关陇贵族集团的大豪门,裴弘策还是赢得了圣主一定程度的信任,只是圣主的有限信任所产生的利益和大豪门的根本利益相比还是悬殊太大,裴弘策也难以改变自己的政治理念和政治立场,于是裴弘策在这场风暴中的选择也就可想而知了。
裴弘策接到越王的命令后,马上下令拔营起寨,连夜向偃师前进。
偃师在京师东部,而伊阙在京师南面,裴弘策这是背道而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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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隋 第四百四十六章 樊子盖的坚持
六月初六,清晨,东都留守樊子盖、观国公杨恭仁和越王府长史崔赜联袂赶至澧au）河入洛处的蒯乡小城,亲临前线指挥伊阙一战。
上午,武贲郎将周仲陈重兵于柏亭,一改之前的消极防御,积极做出渡河强攻之态势,有效牵制住了甘洛城一线的叛军。
右骁卫将军李浑在黑夜的掩护下,把帐下全部军队集结于显仁宫东南方向,于天亮之后开始倾尽全力向伊阙口方向攻击前进。
与此同时,打着武贲郎将费曜旗号的河南令达奚善意,也率军于天亮后出现在伊水河畔,兵锋直指鹿蹄山,而打着河南令达奚善意旗号的费曜部,则于天亮后沿着洛水一线迅速向甘洛城推进。
李风云迅速做出反应,急告各军统帅,官军意图很明确,试图切断甘洛城和伊阙口之间的联系,然后再以重兵包围甘洛城,一旦甘洛城失守,甘洛城一线的联盟军队全军覆没,伊阙口也就无力坚守了。李风云命令,马上放弃甘洛城,乘着官军还没有合围之前,火速撤回伊水,于鹿蹄山和伊阙口一线设阵阻击,不惜一切代价坚守伊阙。
联盟军队全线后撤,战局立即发生变化,而这种变化显然不利于冲在最前面的李浑。其他友军都还没有进入战场,都还没有与对手接触,李浑如果继续冲下去,必然与对手展开激战,甚至有被对手包围的危险,而他被包围之后,友军是坐山观虎斗还是积极支援？显然前者的可能性更大。
李浑命令停止攻击,立即拉开与叛军的距离,确保自身之安全,同时急报位于蒯乡的前线指挥部,建议他们敦促其他各部加快推进速度,现在各军不是齐头并进,而是他一个人孤军深入了。
蒯乡接到李浑的报讯后,才知道战局已经发生了变化,叛军全线后撤了,分割围歼之策尚未实施就失败了,这足以说明一件事,机密泄露了,否则叛军不可能在李浑刚刚展开反击,在周仲陈兵柏亭刚刚摆出渡河之势,在裴弘策、费曜和达奚善意尚未进入伊阙战场之际就“逃之夭夭”,不过现在不是追究机密泄露的时候,而是要针对战局的变化马上拿出新对策。
杨恭仁很郁闷,站在地图前叹了口气,“叛军正在退守伊阙口,几万叛贼一旦据险而守,短期内我们很难夺回伊阙口。”
“现在时间对我们来说太宝贵了。”崔赜看了一眼神情沉重的樊子盖,低声说道,“若黎阳兵变,反贼直杀东都,而西京那边又虎视眈眈,再加上伊阙口的贼帅韩相国,我们就不是腹背受敌,而是三面受困了。”
樊子盖面无表情,心里充满了无奈、无力和无助的颓丧情绪。
一直以来他都以为派系之间的明争暗斗源自政见不同,虽然争的都是权力和财富,但不会去动摇根本,去损害中土、王国和统一大业的根本利益,毕竟只有把“蛋糕”做大了,大家才能获得更多,然而这一次他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自己的想法错了,或许是改革已经触及到了大多数贵族的切身利益,他们从“蛋糕”中获得的份额越来越少,或许是连续发动的对外战争极大地损耗了国力,“蛋糕”日渐缩小,已经严重危及到了既得利益集团的根本利益,于是他们“穷凶极恶”了,毫不犹豫地突破“底线”,用尽一切手段去攫取私利,为此不惜摧毁统一大业,不惜颠覆国祚。
放眼看去,眼前都是自私自利的疯狂之徒,有些甚至都已失去理智,比如黎阳的杨玄感和李子雄,他们就失去了理智,而杨恭仁、杨浩等人为了一己之私利,欺上瞒下,到如今都不愿透露他们所掌握的机密,而崔赜、元文都、郑元寿、李浑等人更是阴险狡诈,一个个都是幕后推手,东都危机正是在他们的蓄意推动下迅速扩大并失控,至于西京那边就更不要提了,蓄谋已久,不但要摧毁取代他们京师地位的东都,还要摧毁改革,甚至还要摧毁圣主和国祚,他们的想法实际上很简单,当初我帮你建国,是要建一个对我有利的国,现在这个国对我不利了,我当然要摧毁它,然后重建一个。
事态已不可控,樊子盖已十万火急奏报圣主,但远水救不了近火,圣主回来需要时间,而在这段时间里樊子盖必须守住东都,必须把危机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否则后果难以想像,统一大业轰然崩溃都有可能。
然而,樊子盖心有余而力不足,他周围的“敌人”远远多于“朋友”和“兄弟”,昨天才拟定的剿敌计策,一夜过后就不能用了,可见内部“敌人”之多,这仗已没办法打了,更重要的是,这样下去如何坚守东都？只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伊阙这一战如果还没开始就结束,对东都权威的打击太大,对樊子盖本人来说就是公开的“打脸”了,毕竟他这个东都留守可是货真价实的东都最高军政长官,至于实际掌控的权力有多大,那只有他自己知道,而在表面上,现在就连卫府都“俯首听命”,右骁卫将军李浑、武贲郎将费曜和周仲都听他的指挥,所以这一仗如果虎头蛇尾,樊子盖必定成为东都笑柄,权威一泻千里,说话再也没人听了。
樊子盖懊悔不迭。韦云起这一招太毒了,而元文都的“顺水推舟”愈发阴狠,怪不得当时杨恭仁和崔赜都闭紧了嘴巴,始终一言不发,原来他们都知道这一招不仅会消耗东都的军队,还可以置樊子盖于死地,迫使他不得不“拱手称臣”,不得不把权力交出来,老老实实的做一个“配角”。辅臣当然要有辅臣的觉悟,怎么能主弱臣强,主臣颠倒？可惜樊子盖“觉悟”得太迟,现在进退两难了。
“观公可有对策？”樊子盖也很果断,该变通的时候要变通,宁折不弯也要看什么时候,此刻与一大帮大佬正面冲突于事无补,倒不如退一步,静观其变,伺机而动,或许便能一击得手,于是主动放低姿态,再一次向杨恭仁做出妥协之势。
这一次杨恭仁没有推诿搪塞了,手指地图说道,“有两个对策。其一,各路大军火速推进,李将军猛攻伊阙口,周郎将猛攻鹿蹄山,以牵制伊水北岸叛军之主力,而费郎将则乘机率军渡过伊水,偷袭前亭。前亭是叛军后撤豫州的唯一退路,前亭若失,叛军被困伊阙,一旦粮尽必全军覆没,所以贼帅韩相国看到前亭告急,必定弃守伊阙,全线后撤,但反过来,若贼帅韩相国以重兵驻守前亭,费郎将攻击受阻,战局就此陷入僵持,则于我不利。其二,以李将军攻伊阙口,周郎将攻鹿蹄山,把叛军压制于伊水一线,以河南令达奚善意守洛水以北,以费郎将增援偃师,以裴赞务支援洛口仓,加强京师东线防御,若黎阳叛乱消息不实,则集中兵力剿杀伊阙叛贼,反之,则可兼顾京师东、南两线防御,给东都赢得应对危机的充足时间。”
樊子盖仔细权衡利弊后,选择了兼顾东、南两线防御之策。他确信黎阳叛乱了,杨玄感正向东都杀来,所以伊阙这一战只能速战速决,若不能速战速决,东都必定陷入两线甚至是三线作战之窘境,兵力根本不够,因此选择兼顾东、南两线防御是唯一的办法,这样最起码不至于让杨玄感从京师东线长驱直入,最起码可以给东都赢得更多的加固城防的时间。另外裴弘策阳奉阴违,接到命令后不但没有南下伊阙,反而东进偃师了,摆明了要与他樊子盖对着干,为缓和矛盾,“将计就计”把他赶至洛口仓也是一件好事。
当然了,这实际上还是杨恭仁在郑元寿离京当天对东都防御所做调整的“改进版”,樊子盖选择了妥协接受,而杨恭仁也给了樊子盖面子,不至于让他因为伊阙一战的失利而颜面无存。
樊子盖的选择在杨恭仁和崔赜的预料当中。
这位寒门出身靠政绩一步步走到权力顶层的大佬,为官为人都很刚直,如果不是圣主的提携,他的仕途也就止步于封疆大吏了,而事实证明他的这种性格和为政风格虽然有助于圣主以强硬手段推行激进改革政策,但在危机时刻的极其复杂的政治博弈中,不够变通的缺陷就不好了,甚至会加重危机。这一次樊子盖如果痛痛快快地以手上的权力来换取几大势力之间的合作,就不会激化与裴弘策之间的矛盾,更不会给韦云起“落井下石”的机会。从当前形势来分析,东都最终还是要固守待援,既然固守,防守兵力当然越多越好,而若想防守兵力多,实际控制军队的几大势力就必须齐心协力,不能互相拆台互相算计,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给予他们足够的利益,给予利益的前提是分享权力,结果樊子盖拒不妥协,于是危机必然严重。
危机严重了,樊子盖再妥协就迟了,很多事情都不可收拾了,但他不是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而是归罪于对手,把怨恨记在别人头上。
“既然叛军已主动撤回伊阙,而我们在伊阙战场上的目标也调整为压制叛军于伊水一线,那我们是否可以把更多主力调至京师东线？”樊子盖主动提出了一个建议。
杨恭仁和崔赜四目相顾,眼里都不由自主地掠过一丝阴戾,这个人不可救药了,圣主信任他的忠诚没有错,但委以留守东都之重任实在是大错特错。
“伊阙战场由公全权负责。”樊子盖继续说道,“河南令达奚善意增援黑石关,周郎将率军驻防柏谷坞,隔洛水与偃师费郎将互为支援,如此可确保偃师防线之坚固。”
这个建议听上去不错,本来五路大军攻打伊阙,现在把其中四路大军都调到了京师东线,东线防御确实得到了极大的加强,但南线防御呢？就靠李浑一个人？李浑帐下有上万精锐,实力的确不俗,但问题是,你把矛头对准了李浑,李浑怎么想？你这不是摆明了要把齐王杨喃和杨玄感拉到一起吗？你蓄意陷害齐王,就是陷害李浑,李浑焉能善罢甘休？退一步说,就算李浑忍气吞声,不惜代价把贼帅韩相国压制在伊阙,双方打得两败俱伤,你的如意算盘得逞了,但李浑伤痕累累了,我们拿什么坚守东都？东都方圆几十里,有南北两个外郭,有皇城和宫城,独孤盛和费曜的军队加在一起最多守住皇城和宫城,外郭怎么办？难道就靠裴弘策和达奚善意的京畿地方军？难道你不知道这些地方军都是由京畿地区的乡团宗团组成,而这些乡团宗团大部分都是弘农杨氏的附庸,一旦他们临阵倒戈,岂不把东都拱手相送？
杨恭仁闭紧了嘴巴,他已无话可说。说什么？樊子盖的目的很简单,紧紧抓住周仲不放,无论如何都要控制一支军队,有了军队他就能保住自己的话语权,名义上他妥协了,实际上他根本就不想妥协,他一定要牢牢掌控东都。
崔赜手抚长须,欲言又止,最终还是一声低叹。
午时,周仲率部渡过洛水,急速向鹿蹄山推进,很快便与李浑部形成了齐头并进之势。
同一时间,打着河南令达奚善意旗号的费曜也调转方向,向鹿蹄山急速推进。
初六日黄昏,李浑部在距离伊阙口五里外安营扎寨。周仲部在鹿蹄山西北方向五里处扎营。费曜和达奚善意会合于伊水,在鹿蹄山东北方向扎营。
伊阙战场上,官军对叛军形成了三面包围之势。
樊子盖、杨恭仁和崔赜准备离开蒯乡回城,新的命令将在子夜前下达,明天伊阙战场就只有右骁卫将军李浑一个人战斗了。
就在这时,越王急令,河内、荥阳均有急奏,速回皇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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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隋 第四百四十七章 东都的疑惑
河内郡主薄唐炜并临清关令再次越级报奏,临清关所在的新乡县亦越级报奏,河内郡府的报奏姗姗来迟,但终究还是来了,并呈送主薄唐炜、新乡县及临清关告急文书,所有讯息证明,礼部尚书杨玄感、左御卫将军李子雄、武贲郎将王仲伯、汲郡赞务赵怀义等一大批军政官员,于六月初三日在黎阳举兵谋反,黎阳就此失陷,永济渠就此中断,南北运输大动脉就此断绝,东征战场及北疆边防就此失去了粮草辎重的支撑。
荥阳太守郇王杨庆紧急报奏。
延津尉于初四日黄昏接到大河对岸延津关令的报警,说初四上午河内郡主薄唐炜强行接管了临清关,并下令关闭临清关,断绝了永济渠,原因是礼部尚书杨玄感在黎阳举兵谋反了,接着唐炜又派人强行接管了延津关,关闭了津口,断绝了连接大河两岸的水上通道。
这条水上通道是连接荥阳和河内的官方通道,不但是运输通道,也是驿站传递通道,必须保持日夜畅通,没有特殊情况两郡皆无权关闭,否则东都要追究责任的,但消息传到郇王杨庆手上后,这位宗室大臣首先想到的不是一条津道断绝的后果,而是永济渠断绝的后果,这里面牵扯的势力太多、利益太大,所以他必须弄清原委,不能随意报奏,以免捅出不可收拾的“马蜂窝”。
但就在这时,坐镇浚仪城的荥阳都尉崔宝德急报,白发贼的军队突然从通济渠一线急速后撤,并从济阳方向渡过济水,沿着黄河故道火速北上,极有可能进入大河一线。崔宝德从各渠道打探来的消息分析,白发贼突然撤离通济渠北上大河,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齐王出动了,齐王稳定了齐郡局势后,马上西进中原剿杀白发贼,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黎阳的杨玄感出动了,渡河支援白马城,进入大河南部剿贼,迫使白发贼不得不集中兵力于大河一线对抗杨玄感
杨庆当即预感到黎阳出事了,河内郡主薄唐炜的消息可能是真的,杨玄感可能举兵谋反了,而杨玄感谋反后的首要目标肯定是东都,东都危机轰然爆发,但这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齐王杨喃借机杀进东都,那局势就彻底失控了。
杨庆很谨慎,还是决定缓一缓再奏,因为不论是杨玄感谋反,还是齐王西进,都是牵一发而动全局的大事,不能胡乱猜疑,必须拿出绝对证据。杨庆当即急书东郡郡府和济阴郡府,询问两郡局势。不知是巧合还是天意,他的书信送出去不久,东郡郡守独孤延寿和济阴郡守韦保峦的书信就先后送达荥阳。
东郡郡守独孤延寿并没有被叛军困在白马城中,而是先一步撤到了白马山上。白马山与黎阳仓隔河相望,近在咫尺,所以独孤延寿理所当然向杨玄感求援,双方保持着密切联系。然而,初二日,双方联系中断了,初三日独孤延寿看到有大量叛军渡河,且没有遭到杨玄感的阻击,当即意识到黎阳出事了,随即派人乔装白马观的道士下山打探,结果听说杨玄感举兵谋反了。独孤延寿惊疑不定,没有证据他不敢奏报东都,考虑到杨玄感若如果谋反了十有**要打东都,而打东都就极有可能取道荥阳,于是十万火急报警荥阳,说最近谣言满天飞,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请郇王杨庆小心防范。
济阴郡守韦保峦也是十万火急报警,初四日彭城太守董纯部署在泗、菏一线的军队全部进入了济阴郡,并沿着菏水两岸急速推进,不出意外的话,五天后他们将抵达通济渠。另外韦保峦还从济北郡获得消息,齐王的主力大军已离开历城,正沿着济水西进济北。韦保峦据此做出推断,齐王要西进中原了,而且目标肯定是东都,因为这次为齐王冲锋陷阵的是彭城太守左骁卫将军董纯,而董纯主掌徐州军政大权,之前帮助齐王戡乱齐郡已经是越权越界严重违法了,现在更无法无天,直接进兵中原,这要追究起来就是谋反的大罪,董纯为何连自己的性命都不要？答案不言自明,齐王要铤而走险,要一条道走到黑了。但是,韦保峦没有直接证据,齐王的军队还在齐鲁境内,而董纯身在何处他更是一无所知,一切都是猜测,所以他不敢奏报东都,只能报警荥阳,请郇王杨庆防患于未然。
杨庆大汗淋漓了。综合各渠道的消息来判断,一场大风暴来了,而发起风暴者就是齐王杨喃和礼部尚书杨玄感,这两人一旦联手攻打东都,夺取皇统,必定天崩地裂,山河变色。
然而,这一切都是推测,到目前为止都是道听途说,都没有直接证据,所以杨庆也不敢奏报圣主和行宫,只能报警东都,请东都务必小心防范,虽然齐王杨喃和杨玄感联手已经很可怕了,但如果再加上西京,那不要说东都抵挡不住,就连圣主都有可能一败涂地。
同时杨庆向东都求援,以荥阳目前的镇戍兵力,肯定挡不住齐王杨喃,这不是兵力多寡的问题,而是人心相背的事情。中土军政两界的中下级官员对高层博弈基本上知之甚少,而圣主发动的新一轮皇统之争更是扑朔迷离雾里看花,很多世家豪望都云里雾里,更不要说普通贵族了,所以在大多数官僚和军民的心目中,齐王杨喃是当今中土唯一的合法的皇统继承人,天下皆知,优势太大,所以齐王杨喃如果利用圣主远在数千里之外的东征战场上鞭长莫及的情况下发动军事政变,基本上势如破竹、摧枯拉朽、挡者披靡,东都根本挡不住他,至于天堑防线对他而言更如纸糊一般不堪一击。杨庆也只能求个心安,不论结果如何,我这个姿态要做出来,我还是支持圣主的,反对父子相残,更反对以武力手段血腥厮杀。
六月初六日的深夜,东都皇城,尚书都省,酷热窒闷的大堂内,上至越王,下至中央大员,个个大汗淋漓,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来。
礼部尚书杨玄感举兵谋反,匪夷所思。
弘农杨氏是关陇贵族集团汉姓六大豪门之一,尤其中土统一后,弘农杨氏的房系中诞生了皇族,使得它超越了韦氏、裴氏、柳氏、李氏和杜氏,稳居关陇贵族集团汉姓六大豪门之首,而以弘农杨氏为首的河洛政治集团,也一跃与关中、陇西、河东四大政治集团相比肩,在关陇贵族集团内部形成了汉姓四大政治集团鼎足而立的格局。这样一个庞大的政治集团,在两代皇帝极尽恩宠扶植之下,以老越国公杨素为首的一帮大权贵们几十年的苦心经营下,其实力已达到了一个让人“高山仰止”的地步,尔今,它竟然背叛了圣主,背叛了与它血脉相连的皇族,谋反了,兵变了,为什么？目的又是什么？这里面又隐藏着什么惊天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