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隋

裴世矩感觉自己找到了答案，但这个答案太荒谬，理智告诉他，这不可能，然而他的心里却有一个“执念”挥之不去，让他心存幻想。
李平原，你当真还活着？
蓦然，裴世矩想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如果李平原还活着，那么所有知道李平原真实身份的人，比如李百药，比如崔弘升，比如李子雄，就必然会对李平原的所作所为做出错误的解读，误会李平原的背后有自己的存在，误会以自己为的政治势力正在进行某种政治布局，以谋取未来之政治利益。
而这，正好可以解释齐王为何自降身份与贼合作，可以解释李百药为何愿意辅佐齐王，也可以解释刘炫、孔颖达乃至李子雄等声名显赫之辈为何与贼为伍。
裴世矩反复分析推演，不祥预感越来越强烈。他太熟悉李平原了，而一旦假设李平原还活着，并且李平原就是白贼，那么再仔细推敲白贼的展轨迹，白贼与齐王、李百药三者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以及突如其来的“齐王北上”之策略，便不难现这其中有个幽灵般的身影，而这个“身影”的行事风格与李平原太像了。
只是，李平原这个“幽灵”一旦暴露，大白于天下，裴世矩就不幸“躺枪”了，百口莫辩，圣主肯定误会裴世矩背叛了他，后果不言而喻。
裴世矩做出决断，“帮助”封德彝度过眼前“难关”。
封德彝受杨玄感连累遭遇“政治危机”，裴世矩本来就打算帮一把，一则封德彝久居中枢，权势显赫，在山东贵族集团中影响力很大，关键时刻裴世矩的确需要这样的“助力”，另外裴世矩是北齐旧臣，而山东贵族集团中北齐旧臣势力较大，所以裴世矩与山东贵族集团之间利益密切，这个忙必须要帮，否则他会失去太多
现在封德彝向他提供了“齐王北上”这个直接影响到中外大势走向的重要讯息，价值巨大，而有关白贼的秘密更是给了他意外之喜，虽然他的猜测都是一厢情愿的自我臆想，但白贼这股反叛力量与齐王以及河北人之间到底有何关系，是否会影响到中外大势的走向，却必须马上弄清楚，以防止中枢做出误判。在中枢，谁先掌握别人不知道的讯息，谁就掌握优势，而“齐王北上”这个讯息对裴世矩这位主掌外交事务的中枢核心决策者来说，更是至关重要，所以封德彝这个人情很大，裴世矩收下了，并给予回报。
然而，如何才能“帮助”封德彝度过“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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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隋 第六百二十一章 裴世矩的悲观
封德彝写这封信的真正目的，是想知道中枢核心决策对未来一段时间中外局势的具体解读和相应对策。
当然，就目前中外局势而言，第三次东征只能是一种假想，是高层在倍受挫折和倍感屈辱后的情绪泄，没有实际决策和执行的可能性。高层之所以有第三次东征的争议，主要还是在某些人、某些派系的蓄意引导下的政治“吹风”，一种有针对性的政治试探，为可能制定和实施的决策进行政治舆论上的准备。
圣主和中枢核心层在公开场合尚未提及第三次东征，但某些人和某些政治势力出于个人和集团利益考虑，已开始和准备打着中土和国祚利益的大旗，积极为第三次东征造势和创造条件了。
封德彝要度过难关，先就要投圣主之所好，讨圣主之欢心，为此他必须弄清楚圣主现在想什么，要什么，而能给他答案的，也只有裴世矩等廖廖数人。
裴世矩看完这封信也就知道封德彝的政治立场正在生微妙的转变，迫于自身危机的严重性，他不能不紧急变通，转身自救，其坚决反对动第三次东征的立场正在松动。
裴世矩有些失望，更感无奈。
目前行宫最高决策层中，他是反对动第三次东征的，门下省长官纳言苏威也反对，内史省的萧也反对，但其他人要么主战，要么观望，整体而言反对力量较为单薄。这也是圣主滞留涿郡的原因之一，一旦形势有利于动第三次东征，他可以利用行宫内主战力量较大的优势，先在中枢形成决策。决策即成，趋势已定，舆论已上风口，那时再回东都，即便遭遇巨大阻碍，反对声如潮，但若想推翻既定决策，否决圣主和中枢的主战立场，那等于公开打他们的脸，严重损害他们的威权，那就不是策略争议，而是政治博弈，是政治风暴，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了。而这肯定是两京在饱受杨玄感兵变之乱后再难承受之局面，最后反对力量只有妥协。
圣主的如意算盘打的好，而行宫内的主和派感觉势单力薄，此刻中枢核心人物之一的封德彝突然立场松动，影响必然很大，这不禁让裴世矩十分颓丧，有一种大势已去、无力回天的强烈不详感。
不过裴世矩能理解，能谅解。
在中枢里封德彝的为官之道让人叹为观止。政治上的不倒翁历来罕见，原因无他，你背信弃义、三心二意、卑鄙无耻，搞到最后都臭不可闻了，谁还用你？所以政治上的不倒翁无一不是天赋异禀的权谋高手，智慧太高，神乎其技。你赞他的时候心有不甘，但你骂他的时候，却又不得不佩服他，自叹弗如。
裴世矩现在就有这种感觉。封德彝的政治敏锐性太可怕。齐王北上明显就有利于动第三次东征，背后肯定有宇文述、来护儿、周法尚的推波助澜；裴世矩是解决西北危机的关键，而西北危机的化解也肯定有利于东征的继续。虽然这两个举措都是双刃剑，但只要成功，圣主和中枢也迫切需要它们的成功，则中外局势的展就在圣主和中枢的控制之中，则动第三次东征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封德彝抓住了解决当前中外危机的要害，当然能预测到未来大势的展方向。
当然，危机的化解与第三次东征的动既无因果也无必然关系。
裴世矩积极西行，其目的就是想阻止第三次东征的动，毕竟相比起来，在高句丽和远东诸虏已经可以用外交手段臣服的情况下，完全没必要动武，还是把有限资源用于经略西土为佳，利用西突厥人的力量，平分西域，稳定西疆，遏制和削弱大漠北虏，以最小代价换取最大利益，利国利民，这才是正确展之路。然而，改革和保守的矛盾成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阻碍，圣主和中枢不得不止步于“阳光大道”，选择了“险恶间道”，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稍不小心就会堕入万丈深渊粉身碎骨。
裴世矩从中看到了深重危机。封德彝立场的松动代表行宫内的政治风向正在向主战倾斜，圣主的政治“吹风”正在生作用，很多观望者将在中外危机渐渐好转后做出选择，而这个选择很不乐观，尤其杨玄感兵变失败后导致的扩大化的政治清算，人人自危，生死之危不但会彻底堵住贵族官僚的嘴，也会严重恶化国内政局，有人愤怒、有人畏惧、有人盲从、有人用心险恶，上上下下都会失去理智和冷静，这种恐怖局面下什么匪夷所思荒诞离奇的事都有可能生，更不要说第三次东征了，就连南北大战都有可能打起来。
裴世矩权衡良久，回书封德彝。
他有打算亲自去西北一趟，主动承担起解决西北危机之重任，以图说服圣主和中枢投入更大力量经略西土。他的目的很明确，在未来趋势的预测和相应对策上，坚持既定立场不变。
接着他告诉封德彝，杨玄感很快就会败亡，但两京局势马上就会剑拔弩张，西京为减轻压力和转移矛盾，必然向圣主和中枢妥协。这个妥协所产生的最大影响不是政治上的，而是军事上的，军权会更集中，卫府最高一级统帅将被忠诚和支持圣主的主战派所占据，由此产生的结果不言而喻。
至于原因是什么，无须裴世矩赘述，点拨一下即可。
以西京为大本营的保守势力，与以东都为大本营的改革派，厮杀到了今天这个局面，可谓两败俱伤，基本决裂，即便勉强妥协，也不是为了各自舔好伤口再战，而是被外因所束缚，腹背受敌。一个受困于西北危机，一个在东征战场上连遭重挫，不得已而休战，接下来一个去消极防御，确保根本利益不受损失，一个去继续东征甚至进行南北大战，以逆转自己在政治军事上的失败，稳固自己的执政地位。如此一来，妥协的底线是，各干各的，西京实际控制西北军，而东都则赢得了卫府，圣主和中枢从此可以不受阻碍如臂指使的操控军权。
裴世矩只字未提齐王，其意思很直白，齐王北上肯定影响到南北关系，但影响不到中枢未来决策，而直接影响到中枢未来决策的是此次西京对东都有多大程度的妥协。
裴世矩对西京的影响力很大，这次他不经过西京，直接由灵武赶赴西土，从根源上解决西北危机，名义上是解决中土与西突厥之间的冲突，实际上是在两京之间进行斡旋。裴世矩不过西京，就是给西京一个明确暗示，圣主和中枢虽然不会承认自己在西土策略上的错误，但也不会把责任全部推给西京，最多在追责的时候做做样子，雷声大雨点小，轻描淡写，而且圣主和中枢会马上调整西土策略，给予适当的资源支持。
当然，前提是，西京在正确解读了裴世矩的暗示，知道东都方面已经做好了妥协的准备后，必须默契配合，率先、主动、积极向东都妥协，给足圣主和中枢面子，维护中央威权，继而各取所需，中央以让度西京一些权力来减少改革派在朝堂上遭遇到的重重阻力。
在这个政治交换中，西京占了很大便宜，捞足了实惠，西京挟西北危机以胁中央的目的达到了，所以西京没有理由拒绝。当然，东都也没有吃亏，虽然圣主和中枢对西京的控制力有所削弱，但巩固和加强了中央威权，改革派对国政的控制力更强了，未来只要中外局势稳定，改革进程必然会加快，而这正是圣主和中枢所希望看到的。
当天晚上，封德彝在焦虑之中接到了裴世矩的回信。
一字一句认真看完，封德彝不禁暗自叫好。裴世矩不仅谋略高，更贵在高屋建瓴、高瞻远瞩，着眼处都在未来十年、二十年之后，这份天赋即便是封德彝也是自愧不如。
再读第二遍，字斟句酌，反复思量，封德彝的情绪就低沉了。裴世矩此趟西行，居中斡旋，缓和斗争，看似暂时解决了危机，实则却是拉开了两京决裂的帷幕，而两京决裂也就意味着国祚分崩，中土有再次陷入分裂和战乱之危。
西京与中央对抗，中央退让，西京坐大，这个影响太恶劣，其他地方势力会迅跟进仿效，中央日渐式微，臣强君弱，后果是什么可想而知。
裴世矩没有办法解决眼前危机，他能延缓危机的爆，所以对未来很悲观。既然未来很悲观，那第三次东征也罢，南北大战也罢，是否还值得期待？而这是不是他只字不提齐王，不提东征和南北关系的原因所在？
封德彝第三次研读这份信，度极慢。裴世矩隐晦告诉他很多有关未来的讯息，但哪些可以帮助封德彝，哪些对封德彝毫无用处，却需要他自己去甄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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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隋 第六百二十二章 心急火燎
裴世矩西行，齐王北上，这些措施都有利于圣主和中枢在“外部”创造继续东征的最好条件，而在“内部”，宇文述、来护儿、周法尚和屈突通等卫府统帅们只要以最快速度围剿杨玄感，迅速稳定了东都政局，圣主和中枢便具备了发动第三次东征的基本条件。
第三次东征一旦取得胜利，持续三年的对外战争完美“收官”，中土以强悍国力和百折不屈之精神，最终还是征服了远东诸虏，独霸了远东利益，这必将对南北关系产生正面的、积极的影响，而中土与西突厥人结盟合作，联手遏制和夹击大漠北虏之举措，又必然会对东。突厥人形成严重威胁，于是形势逆转，大漠北虏在腹背受敌、两线作战之窘境下，不得不妥协让步，南北之间的紧张关系必然因此而缓解，南北大战的爆发时间也必将因此而推迟。
所以封德彝对未来趋势的分析和推演较为乐观，对裴世矩的悲观情绪不以为然。实力决定一切，只要圣主和中枢赢得了东征的最后胜利，在南北对峙中占据了一定优势，那么中土的未来就应该很乐观。
当然，也不排除未来形势越来越恶劣，毕竟凡事都没有绝对，第三次东征也有可能失败，南北大战也有可能提前爆发，两京也有可能彻底决裂“大打出手”，国祚也有可能陷入崩溃之危，但封德彝在自身危机的重压下，不得不有意识地“忽略”这些可能存在的不利因素，不愿再以最恶劣局势为基础来全面评估和考量如何最大程度维持中土和国祚利益，而是首要保障自身、家族和所在贵族集团的利益，为此封德彝必须“强迫”自己改变对未来趋势的判断，“要求”自己对中土的未来充满信心，“要求”自己与圣主和中枢的激进立场保持高度一致，竭尽全力推动历史的车轮行进在最高决策层所预期的轨迹上，不让它有丝毫的偏差，唯有如此才能两全其美，既能维持自身、家族和所在贵族集团利益，又能保障中土和国祚利益。
封德彝知道自己突然改变立场，必然会影响到中枢的政治“风向”，对苏威、裴世矩等中枢“和派”会造成冲击，但裴世矩接受了他的“求助”，把西行之策告诉了他，进一步明晰了未来趋势。
裴世矩明确告诉他，做为山东人，封德彝没有选择。当中土内部的两京政局由对峙走向决裂，当中土外部局势由三强鼎立变为两虎夹一狼之势，则中外矛盾双双激化。在内山东人的对手是关陇人，因此封德彝只能坚决支持圣主以对抗愈行愈远的西京，而在外山东人的敌人是大漠北虏，所以封德彝也只能与圣主齐心协力，倾尽全力阻御南下入侵的大漠北虏。
封德彝很快做出决断，支持发动第三次东征，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积极创造有利条件，以推动圣主和中枢在今年年底或者明年初做出第三次东征之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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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初三，凌晨，涿郡留守段达接到了鹰扬郎将侯莫陈巍的急报，大吃一惊，遂急召留守府官员连夜商量对策。
侯莫陈巍急报，巨马河南岸有数万叛军陈兵以待，而他手下只有一千余人，双方兵力悬殊太大，又有河道为阻，虽然做了一下渡河尝试，但根本过不去。经过多方打探，最终证实，这是叛军来自大河南部，以齐鲁诸贼为主，其贼帅便是恶名昭彰的白发贼。
另外斥候在易水河两岸也发现了大量叛军，上谷首府易城已被叛军包围，易水上游的五回城已经失陷，太行山要隘蒲阴陉口亦告失守，陉口以北的楼亭要隘也已沦陷。蒲阴陉是跨越太行山南北两麓的重要通道，这条通道的断绝意味着连接代、雁、冀、幽之间距离最短的一条大道“瘫痪”了，而在它北面的飞狐陉、灵丘道的安全也失去了保障，这必将对北疆镇戍的安全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
叛军威胁到北疆镇戍的安全，与叛军祸乱河北，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对中枢来说，叛军祸乱河北，属于内政，派军队围剿就可以了，但叛军祸乱北疆，必然影响到边陲镇戍，影响到南北关系，一旦处理不慎，北疆形势大乱，长城内的诸种部落乘机叛乱，塞外北虏则乘机南下寇边，内外夹击，长城防线就岌岌可危了，形势就严峻了。
对于侯莫陈巍的急报，段达深信不疑，留守府其他官员也是一样，原因很简单，这些讯息肯定来自范阳卢氏等豪门世家，凭侯莫陈巍一个小小的鹰扬郎将无论如何也打探不到这些消息，而卢氏等豪门之所以到此刻才放出消息，肯定与河北豪门有某种“默契”，以达到他们所需要的目的。
留守府很快做出决策，马上调集军队南下剿贼，先把上谷郡的叛贼剿杀了，把易城之围解了，把蒲阴陉、楼亭和五回等太行要隘夺回来，确保灵丘道、飞狐陉、蒲阴陉等重要通道的安全，确保白发贼不会越过太行山逃亡代燕，继而影响到北疆镇戍。
但问题是，留守府能派出多少军队？
涿郡以太行山为界，北部为燕，南部为幽，各有镇戍大军，其中燕北镇戍军不但在正北方向承担了防御大漠北虏之重任，还要在东南燕山一线防御奚、霫、契丹等东北诸虏，所以燕北镇戍军绝对不能抽调，而幽州这边的镇戍军虽然数量上要多一些，但首府蓟城乃大运河的北方终点，是战略物资的重要囤积地，其卫戍力量绝对要保证，另外之前副留守、武贲郎将陈棱已经带走一万大军南下驰援东都了，剩下来的兵力本来就不多，现在圣主和行宫又暂住临朔宫，留守府理所当然要加强保护，如此算下来，留守府基本上抽不出兵力南下剿贼了。
怎么办？当然向圣主和中枢求助了。现在圣主身边有内府三侍五府的五千余禁卫军，有外府一万余隶属于左右翊卫的宿卫营兵，还有今年刚刚募兵新建的，不在十二卫府建制之中的，直接听命于圣主和中枢的一万骁果军。
段达“盯上”了骁果军。如果圣主和中枢能够看到白发贼祸乱河北、威胁北疆的真实意图，那么结果就难以预测了，但不论结果是什么，涿郡留守府都没有必要自作主张积极剿贼，以免冲动冒失自取其祸，所以目前守府在兵力上“捉襟见肘”的状况“最好不过”了，不出意外的话圣主肯定要调用骁果军，这样段达就逃过了“风口浪尖”，不至于在圣主和齐王这对父子的激烈交锋中白白做了牺牲品。
段达心急火燎，焦虑不安，但他做为一位地方长官，想亲自面奏圣主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只能按照法定程序呈递奏章，耐心等待圣主诏令或者圣主的召见。然而目前形势很严峻，巨马河距离蓟城也就三百里左右，如果白发贼头脑发热不顾死活，带着叛军一窝蜂地杀向临朔宫，那事情就一发不可收拾了，甚至最后连他的脑袋都保不住，毕竟圣主一怒之下杀几个官员泄愤也是稀松平常。
段达没有耐心更没时间等下去，所以他再次通过私密渠道，连夜密报封德彝，请求封德彝的帮助。之前封德彝答应了，帮他把高阳突遭叛军攻击的奏章以最快速度呈递圣主，但两天过去了，行宫那边一点消息都没有，这让段达既郁愤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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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初三，黎明前，封德彝刚刚睡下不到一个时辰，就被近侍从睡梦中叫醒。
封德彝睡眼惺忪、懵懵懂懂地打开段达的密报，只扫了一眼，便从榻上一跃而起，睡意全无，神色颇为紧张。他万万没想到局势变化如此之快，难道自己的推断是错误的？难道齐王根本就没有打算北上戍边？难道齐王失去了理智，要孤注一掷，要父子反目？抑或，还是白发贼或者其他人居心叵测，关键时刻给齐王挖了一个大坑，要攻打临朔宫，要借刀杀人，要逼迫圣主对齐王痛下杀手？
封德彝有些“混乱”，匆忙洗漱后，直接找到了内史侍郎虞世基。
虞世基政务繁忙，日理万机，睡眠时间非常少，天不亮就起来审阅奏章了。看到封德彝匆匆而来，表情严肃，神情紧张，虞世基顿时意识到出了大事。封德彝在中枢的资历很老了，大风大浪见得太多，遇事向来镇定，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很难得看到他如此紧张。
“景公，有何急奏？东都那边的？”虞世基请封德彝坐下后，马上问道。
“东都那边无事，是上谷出事了。”封德彝急切问道，“会稽公，日前段留守的奏章，可曾呈递圣主？”
虞世基目露惊讶之色。上谷出事了？上谷能出什么事？
“已经呈递圣主了。”虞世基皱眉说道，“但圣主要审阅的奏章太多，可能尚未批奏。景公，上谷出了什么事？”
“白发贼到了上谷，数万叛军包围了易城，攻陷了蒲阴陉，兵锋直至涿郡。”
“白发贼？”虞世基吃惊了，“消息从何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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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隋 第六百二十三章 借刀杀人
八月初三，晨曦初期之刻，正在留守府忧心如焚的段达接到了诏令，圣主紧急召见。
段达喜出望外，飞奔临朔宫觐见圣主，把白发贼攻打高阳、祸乱上谷、威胁行宫等突发事件详细告知，至于白发贼为何神不知鬼不觉地出现在河北北部，为何在圣主和行宫抵达临朔宫时“突起发难”，这背后是否隐藏着不为人知的阴谋，等等，所有以此为基础而进行的分析和推测，段达只字未提。
段达是圣主“旧臣”，对圣主忠心耿耿，深得圣主的信任和倚重，但正因为如此，他更要谨守臣子的本份，不能在圣主面前指手划脚、说三道四、论人长短，更不能当着圣主的面“妄议”齐王，干涉君主“家事”，触犯了政治上的大“忌讳”。
圣主一直在认真聆听，神色很平静，看不出情绪上的变化。段达禀奏完毕，毕恭毕敬等待圣主指示。圣主视若不见，坐在那里凝神沉思，眼神有些飘忽。
忽然，圣主开口说道，“河北贼祸再度猖獗，戡乱力度必须加大，以防局势恶化。”圣主不动声色地看了段达一眼，问道，“爱卿曾在河北剿贼，对河北局势较为熟悉，面对今日河北混乱之局，爱卿有何建议？”
段达迟疑不语。今日河北是混乱之局？圣主此言一出，河北承受的压力就大了，很明显圣主要“报复”河北豪门世家了。
不过想想也正常，白发贼本来在齐鲁为祸，后来又劫掠通济渠，现在突然渡河北上，转战千里到了河北北部的上谷和河间一带，迎头与圣主相“撞”，打了圣主一个措手不及，摆明了就是要给圣主和中枢一个“大巴掌”。而从目前局势来看，白发贼显然已经攻陷了高阳宫，接着又抢占了蒲阴陉，准备好了逃亡之路，如果白发贼全身而退，这个巴掌就算结结实实打在了圣主和中枢的脸上，打得圣主和中枢“鼻青脸肿”，“灰头灰脸”，十分的难堪，圣主焉能不怒？焉能不把怒气发泄在河北人头上？再说白发贼悄无声息转战千里，明显就得到了河北人的“掩护”，虽然没有证据证明此事与河北人有直接关系，圣主和中枢只能打落牙齿和血吞，但彼此心知肚明，圣主打击报复也在情理之中，河北人也只能摇着牙忍了，总不能与圣主反目成仇吧？
段达踌躇良久，反复思量，这才小心翼翼地回道，“圣上，河北贼祸再度猖獗，与逆贼杨玄感兵变有直接关系。当河北讨捕大使崔弘升率军南下驰援东都之际，大河南北两岸的叛贼们也闻风而动，顺势而起。白发贼正是利用这个机会渡河北上，贼帅韩相国也是利用这个机会祸乱通济渠，甚至就连江淮、江南都有叛贼蜂拥而起。臣以为，叛贼虽多，但不成气候，不足为虑，之所以此起彼伏，一则我卫府主力都在远征战场，地方镇戍力量单薄，二则地方官府与地方势力斗争激烈，戡乱倍受掣肘，短期难见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