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少功评传

不久前，正在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荷兰汉学家林恪先生告诉我，某位西方汉学家出版了一本书，书中说到中国80年代的“文化寻根”运动发起于1984年的杭州会议，完成于1989年的香港会议云云大意如此，而有些国外的文学批评家后来都采用这种近乎权威的说法。这就让我不无惊讶。我还没有老年痴呆症。这两个会我都参加了，起码算得上一个当事人吧。在我的印象中，这两个会议完全没有那位汉学家笔下那种“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寻根运动”，恰恰相反，所谓“寻根”的话题，所谓研究传统文化的话题，在这两个大杂烩式的会议上的发言中充其量也只占到百分之十左右的小小份额，仅仅是很多话题中的一个，甚至仅仅是一个枝节性的话题，哪能构成“从杭州到香港”这样电视连续片式的革命斗争和路线斗争大叙事已逝世的上海文学前负责人周介人先生曾有一篇对杭州会议发言的记录摘要，发表在数年前的文学自由谈杂志上，完全可以印证我这一事后的印象。　电子书　分享网站
1985：文学的根3
1984年深秋的杭州会议是上海文学杂志召开的，当时正是所谓各路好汉揭竿闹文学的时代，这样的充满激情和真诚的会议在文学界颇为多见。出席这个会议的除了该杂志的几位负责人和编辑群体以外，似有作家郑万隆陈建功阿城李陀陈村曹冠龙乌热尔图李杭育，等等，似有评论家吴亮程德培陈思和南帆鲁枢元李庆西季红真许子东黄子平，等等。这些人差不多都是毛头小子，有咄咄逼人的谋反冲动，有急不可耐的求知期待，当然也不乏每一代青年身上都阶段性存在的那种自信和张狂。大家对几年来的“伤痕文学”和“改革文学”都有反省和不满，认为它虽然有历史功绩，但在审美和思维上都不过是政治化“样板戏”文学的变种和延伸，因此必须打破。这构成了一个共识。至于如何打破，则是各说各话，大家跑野马。我后来为上海文学写作归去来蓝盖子女女女等作品，应该说都受到了这次会议上很多人发言的启发，也受到大家那种80年代版本“艺术兴亡匹夫有责”的滚滚热情之激励。这次会上的“寻根”之议并不构成主流。李杭育说了关于南方文化与北方文化的差别，算是与“寻根”沾得上边。我说了说后来写入文学的根一文中的部分内容，也算是与“寻根”沾上了边。被批评家誉为“寻根文学”主将之一的阿城在正式发言时则只讲了三个小故事，打了三个哑谜，只能算回应会上一些推崇现代主义文学的发言。至于后来境外汉学家谈“寻根文学”时总要谈到的美国亚历克斯哈里所著小说根，在这次会上根本没有人谈及，即便谈及大概也会因为它不够“先锋”和“前卫”而不会引起什么人的兴趣。同样是境外某些汉学家谈“寻根文学”时必谈的加西亚马尔克斯，也没有成为大家的话题，因为他的百年孤独还未译成中文，他获诺贝尔奖的消息虽然已经见报，但“魔幻现实主义”这一陌生的词还没有什么人能弄明白。在我的印象中，当时大家兴趣更浓而且也谈得更多的外国作家是海明威卡夫卡萨特尤奈斯库贝克特，等等。
也就是在这次会上，一个陌生的名字马原受到了大家的关注。这位西藏作家将最早期的小说冈底斯诱惑投到了上海文学，杂志社负责人茹志鹃和李子云两位大姐觉得小说写得很奇特，至于发还是不发，一时拿不定主意，于是嘱我和几位作家帮着把握一下。我们看完稿子后都给陌生的马原投了一张赞成票，并在会上就此展开过热烈的讨论。而就是在这次会议之后不久，残雪最早的一个短篇小说化作肥皂泡的母亲也经我的推荐，由我在新创作杂志的一位朋友予以发表。这一类事实十多年来已差不多被忘却，现在突然想起来只是缘起于对某些批评文字的读后感叹。这些批评最喜欢在文学上编排团体对抗赛，比如他们硬要把百分之十当作百分之百从而在杭州组成一个“寻根文学”的团队，并且描绘这个团队与马原和残雪为代表的“先锋文学”在80年代形成了保守和进步的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
文学的根，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对照周介人先生根据个人记录整理发表的文学探讨的当代意识背景转引自新尺度，周介人著，浙江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韩少功的回忆基本上是可靠的，当然，也有个别事实由于年代已远的原因记忆有些出入。同是与会者的蔡翔认为韩少功的记忆可能有误，因为在“杭州会议上当时大家都提到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我记得译文上还是什么杂志上有过介绍，可能片段的翻译有过。大家都提到这个话题，说百年孤独怎么样，是立足本土的创作”王尧：1985年“小说革命”前后的时空，当代作家评论2004年第1期。“其时，拉美文学爆炸，尤其是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对中国当代文学刺激极深，由此则谈到当时文学对西方的模仿并因此造成的“主题横移”现象。蔡翔在关于“杭州会议”的前后中承认：“我已无法回忆具体的个人发言内容，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把文化引进文学的关心范畴，并拒绝对西方的简单模仿，正是这次会议的主题之一。面对文化的关注，则开始把人的存在更加具体化和深刻化，同时更加关注中国问题。当然，当时会并没有明确提出寻根的口号。会议结束以后，次年4月，韩少功在作家杂志发表文学的根一文，方明确有了寻根一词。稍后，阿城郑义等人在文艺报撰文展开文化讨论，标志着寻根文学真正开始兴起。而上海文学则连续发表了韩少功归去来郑万隆老棒子酒馆等作品，推动着寻根文学的进一步发展。而这些应该说与杭州会议有着种种内在瓜葛。杭州会议表现出的是中国作家和评论家当时非常复杂的思想状态，一方面接受了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同时又试图对抗西方中心论；一方面强调文化乃至民族地域文化的重要性，同时又拒绝任何的复古主义和保守主义，作为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意义。”同上注　小说上传分享
1985：文学的根4
杭州会议是在中国新时期文学发生重大变故的1985年之前召开的，这种变故是遵循着新时期文学发展的逻辑并已经在众多作家的心里谋划着。按照一般历史叙事的模式，需要有一个标志性的事情来加以表述，于是杭州会议作为当时最为引人注目的事件，自然被赋予一种象征的性质，预示着新文###动的到来。但这次会议酝酿着的，不仅是“寻根文学”，还有“先锋文学”，甚至还有其他未成为流派的文学。“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代表着中国作家的两个不同的探索方向，是陷入困境穷途末路的当代文学突出重围的两支奇兵，不构成两条相互斗争的思想路线，而这两支奇兵的突围一下就拓展了中国文学驰骋的疆场。作家们拥有了表达自己经验的多种说话方式，拥有了作为专业作家应该具备的文体上的自觉追求，开始走向成熟。文学的门槛垫高了两个砖头，80年代前期，一个作家凭借一两篇粗制滥造的作品一举成名的局面，从此不复存在。
返回长沙之后，韩少功将自己在会议上的发言整理出来，命名为文学的根发表在1985年的作家杂志上，对寻根问题进行阐述。表达了一个作家理念上的觉醒，也显示出一个小说家别具的理论学养。他是一个智慧型的作者，对心智的启迪胜于对情绪的感动。
文学的根明确提出：“文学有根，文学的根应深植于民族传说文化的土壤里。”但寻根“大概不是出于一种廉价的恋旧情绪和地方观念，不是对方言歇后语之类浅薄的爱好；而是一种对民族的重新认识，一种审美意识中潜在历史因素的苏醒，一种追求和把握人世无限感和永恒感的对象化表现”。寻根是一种人文地理的重新发现，属于文化堪舆的范畴，找到确定新的庙堂建筑的风水，挖掘民族文化矿产资源，承接潜伏的地气和龙脉，获得灵感的源泉。因此，寻根意味着要走进乡土，因为“乡土是民族的过去，是民族历史的博物馆”，凝结着民族深刻的记忆，再现被新近的现实力量强压入集体无意识里的意象，解开其中缠绕不清的情结，获得理解社会和人生的悟性，从而也转移人们对现实粗浅的观念。通常人们总是倾向于把现实理解为一个空间范畴，一个当前存在而没有时间纵深的领域，把历史当成大脑里随时可以终止的一种回忆，甚至企图切断它与过去的所有联系，殊不知现实只是历史的一个截面，一个剖开的部分，历史却是现实的纵深。要充分深入地把握正在进行中的生活，就必须埋入黄土的记忆。“乡土中凝结的传统文化，更多地属于不规范之列。俚语，野史，传说，笑料，民歌，神怪故事，习惯风俗，性爱方式，等等，其中大部分鲜见于经典，不入正宗，更多地显示出生命的自然面貌。它们有时可以被纳入规范，被经典加以肯定，像江浙南戏所经历的过程一样。反过来，有些规范的文化也可能由于某种原因，从经典上消逝而流入乡野，默默潜藏，默默演化。像楚辞中有的风采，现在还闪烁于湘西的穷乡僻壤。这一切，像巨大无比暧昧不清炽热翻腾的大地深层，潜伏在地壳之下，承托着地壳我们的规范文化。在一定的时候，规范的东西总是绝处逢生，依靠对不规范文化的东西进行批评的吸收，来获得营养，获得更新再生的契机。”
在强调文化寻根的重要性的同时，韩少功警惕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撞了南墙撞北墙的简单摇摆，指出：寻根“丝毫不意味着闭关自守，不是反对文化的对外开放，相反，只有找到异己的参照系，吸收和消化异己的因素，才能认清和充实自己”。就在“寻根”文学如火如荼的时候，韩少功却躲进了武汉大学英文系，在樱花大道旁的学生宿舍里大啃英文，除了写家信，几乎不与中文打交道。居住武汉市的文友们都不知道他猫在这里，以致就“寻根”话题前来采访他的文艺报记者潘凯雄打听了好久，才在学生食堂里找到他。同室学友们也到这时才知道，这小子是个作家啊。
文学的根发表之后，阿城郑义等人在文艺报撰文，对这一主张作了各自的阐述，由此开始形成了自觉的“寻根文学”潮流，引发了文学界和思想界关于“文化寻根”的大讨论。寻根的理念受到了来自老新左右两股力量的夹击，2000年3月，在法国举办的“中国文化周”期间，韩少功作了文学传统的现代再生的演讲，回顾了这一段历史：“在朝的左派批评家们认为：文学的根应该在本世纪的革命圣地延安，而不应该在两千年前的楚国或者秦国，因此寻根之说违背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在野的右派批评家们则认为：中国的文化传统已经完全腐朽，中国的文学只有靠全盘西化才可能获得救赎，因此寻根之说完全是一种对抗现代化的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可以看出这两种批评虽然有不同的政治和文化背景，但拥有共同的文化激进主义逻辑，是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两个血缘相连的儿子。这两个儿子都痛恶传统，都急切地要遗忘和远离20世纪以前的中国。”文学的根，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1985：文学的根5
对于来自各方面的批评，韩少功不作任何正面的回应，但他后来还是追写了东方的寻找和重造和胡思乱想两篇随笔，进一步发挥自己的寻根理念，将其与海外移民作家和流亡作家的“寻根”，和国粹主义地方主义区别开来。“就我自己的理解，所谓寻根就是力图寻找一种东方文化的思维和审美优势”；“东方文化自然有很糟糕的一面，不然的话，东方怎么老是挨打因此寻根不能弄成新国粹主义地方主义。要对东方文化进行重造，在重造中寻找优势”东方的寻找和重造。这种优势包括直觉思维，区别于西方条理分割和逻辑抽象的整体把握，以及在审美上对主体风骨气韵等心态的推崇。在对寻根理念加以阐述的过程中，韩少功表现出对中国传统辩证法的悟性。虽然被认为是寻根文学的始作俑者之一，但他并不喜欢戴这顶帽子，让它把自己的脑袋罩住。在1987年发表于北美华侨报的胡思乱想一文中写道：“有一种寻根的意向，但不好说什么派。一谈派就有点阵营感运动感，而真正的文学有点像自言自语，与热热闹闹的事没有多大关系。赞成寻根的作家也是千差万别的，合戴一顶帽子有点别扭。寻根也只是很多问题中的一个，我们谈了根，也谈了叶子，谈了枝干。是不是要有叶子派枝干派”
十多年后，在王雪瑛女士谈到“文化寻根”问题时，他又再度表明自己的态度：“我确实在80年代写过一篇文章谈到这个问题，但文化传统是文学问题中的一个，并不是全部的问题。我不知道文化寻根的确定含义，不知道它与田园文学乡土文学有什么区别，如果没有什么区别，文化寻根这顶帽子也就太大了，大得没有什么用处了。另一方面，文学现象总是十分复杂的。一个人对乡土有兴趣，往往是因为他生活在城市里。一个人对传统有兴趣，可能是因为他已经非传统了，甚至反对传统了。就像葡萄牙作家佩索阿说：只有穿上衣服的人，才能欣赏裸体的美丽。”这些话语表明了韩少功思维的开阔旷达和整体把握事情的定力，透露出一种游刃有余的中庸心法。精神建造不能凭空而起，需要整合各种资源，如果各种资源都充分具足，就不需要提出什么诉求，默默去创作就是了；若是提出某种诉求，或拿某种东西来说事，说明这种东西还处在欠缺甚至严重欠缺状况，需要加以补充，并非意味着只有这种资源才是唯一必需和有价值的。寻根理念完全是针对文学创作的无根状态这一时弊而提出的药方，但人们却把它当成医学的基本理论来对待，指出它存在种种片面。许多无端的争论都是这样衍生出来的，让人有些啼笑皆非。
爸爸爸与女女女1
沉寂三年，修足“拙火定”之后，韩少功突然出山，连续抛出归去来爸爸爸女女女等风格相近的作品，使自己从文学寻根运动的摇旗者变成实践者。这一系列作品奠定了他在中国当代文坛牢不可破的地位。他真正意义的文学创作从此开始。
开始于1982年的悲观怀疑进入了作品并成为它们的基调，对社会的批判转入了对人性黑暗的洞察。从人性的变异来寻找民族的兴衰，拨清生活的迷惑成为一种视角。尽管韩在这一系列作品中有意隐晦了自己的判断力，放弃了批评家的口径，企图完全地成为生产者本身，但我们仍然可以简略地说出故事的内蕴。
归去来写主人公“我”不知道什么原因，到一个山寨去，“我走着。土路一段段被山水冲洗得很坏，留下一棱棱土埂和一窝窝卵石，像剜去了皮肉，暴露出一束束筋骨，一块块干枯的内脏”眼前的一切陌生又眼熟，不仅景象与想象中的相仿，村寨里的人物也是似曾相识的样子。更奇怪的是，所有的村民似乎都认识我，喊我“马眼镜”，说我怕上十年没回来了。当我申明自己姓黄时，人们却问我“改姓了”，还说我那时候饿得脸上只剩下一双眼睛。有的人找上门来，说是给我还钱，请我去他家卧夜，竟有人向我打听：阳矮子是不是你杀的夜里还有一个姑娘对我说“吾姐，好恨你”，她“已经变成一只鸟，天天在这里叫你，叫你。你听见没有”我仿佛进入一个梦境之中，最后几乎是逃出了山寨。当朋友在电话里叫“黄治先”时，我愕然了，不知自己到底是谁。虽然小说写的是自我的陌生化疏离感，乃至丧失的惊悚，这种富有现代意味的主题，但叙述的场景完全是远离文明喧嚣的古老山寨，铺垫的氛围充满迷幻的色彩，语言更是浸润于一种巫楚文化的魅惑之中。写到被蛇咬死的三阿公的将被杂草吞没的茅屋的黑影，“它静静地看着我，用乌鸦的叫声咳嗽，用树叶的沙沙声与我交谈，我甚至感到一种酒气”；写到山寨人家，“黄黄的木纹，像一圈圈月光在门槛上扩散开来，凝成了一截化石”，“墙壁特别黑暗，像被烟熏火燎过，像凝结了很多夜晚”；写到夜晚，“巨大的月亮冒出来，寨里的狗好像很吃惊地叫。我踏着树影筛下的月光，踏着水藻浮萍似的圈圈点点，向溪边走。我猜测，在溪边可能坐着一个人，也许是一个姑娘，嘴里正含着一片木叶”。感觉的细腻想象的奇妙都显示出充裕的灵气。
发表于1985年1月的这个短篇小说应该视为韩少功文学道路上的一座标志性建筑，虽然它篇幅很短，也没有爸爸爸女女女那么受到关注，但它意味着韩少功一个新的文学起点，一块特殊意义的阶石。他找到了与自己心绪相应的语感，对意象的捕捉和氛围的营造都有了看家的本事。古老的方块文字听从他的呼唤，在他手下有了灵魂生命，像一群来去无踪的鸟，一群色彩缤纷的蝴蝶，可以自由飞翔起来，也可以栖落成某种特别的景致。
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文学出现了文体上的革命，在这场革命中，马原莫言以及后来的先锋作家余华格非等备受关注，但除了个别评论家将归去来归入“先锋文学”的行列产生争议之外，很少有人把韩少功当成文体革命者。其中的原因可能是他的写作看起来显得老气和沉着，没有那么飘逸和华丽，浸润着远古文化的气息也不像是一种进步，倒似是一种复辟。但对韩少功个人而言，他确实完成了自己的“文体革命”。
爸爸爸是叙述一个部族失败历史的寓言，是对失落的父性阳性的呼唤，同时也是对“妈妈性”的咒骂，幽默中透露着苍凉，怪诞中透露着庄严。鸡头寨出生的一代代人都要经过两把刀的裁剪：丙崽娘的割刀割去他们的脐带剪断先天，剪断与乾阳飞龙的联系，于是妈性断送了爸性；仲裁缝裁下他们的身材剪出后天，文化抑制了天然生命力，类似于削足适履。两把刀的交叉剪铰之下，茁壮的父性萎缩了，变异了，于是有了丙崽和仁宝这样的后代，一个是长不大的怪物，一个是娶不了婆娘的孬种。曾经有着辉煌历史的鸡头寨衰落了。老人们抄出典籍，怀念“身高八尺，力敌千钧”的先人，怀念神勇的刑天与智慧的卧龙先生；青年人嫌恶祖业的式微和先辈的守旧，梦想来世投胎到异国他乡去。最后，一度有着辉煌历史的鸡头寨竟然被鸡尾寨打败了。仲裁缝看着自己刀口下不成器的后代，感到愧对先人，用毒汁药死寨里的老弱，只留下几头牛和青壮男女作阳春。然而剧烈的毒汁竟药不死丙崽，这个父性缺失的怪胎神秘的精灵不断地咒骂着“x　妈妈吗吗”，并对每一个过路人呼唤着“爸爸爸爸爸”。那个爸爸出走了很久很久一直没回来，而且死活不明。
爸爸爸与女女女2
没有哲学上的诉求，文学会显得浅薄，有哲学关怀的作家才可能成为大作家。但是，如果让文学，特别是小说来完成哲学的使命，发现某种存在的真谛，却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常常会出现力有不逮的局面。因为理性的思辨很容易损害作品美学上的圆满，使其露出破绽来。萨特卡缪黑塞昆德拉是具有哲学关怀的作家，他们都曾经运用过小说来进行哲学探索，提供了一些值得思考的经验。如果用文学来质疑嘲弄颠覆某种价值坚持，往往比较容易取得成功，若是用文学来肯定证明揭示某种真理，却就困难；如果所揭示的理念是悖反的荒谬的两难的，是一种困境，也容易获得成功，若是所揭示的是一个定论，一个自圆其说的雄辩滔滔的不可辩驳的命题，就更加难于操作。卡缪的局外人算是一个比较成功的例子。小说爸爸爸看起来就像一起策划得十分周密的荫谋，策划者在每一形象甚至每一句话里都暗藏了玄机。与所有寓言体小说一样，它有着哲学上的意义赋予。强烈的哲学使命，赋予了作品某种不同凡响的气度。因为这种寓意隐蔽在浓郁的巫楚文化氛围里，作者在文字中倾注了足够激情和丰富甚至奇特的想象力，使作品显得像热带雨林一样郁郁葱葱，具有很强的隐喻性，不轻易被人识破其中的机关，因此，哲学上的追求没有伤害到文学上的美学原则，作品所负载的仍然是一个隐秘的使命。
虽然是寓言体小说，爸爸爸并不是为了表达意念完全凭空构造的，在回答施叔青的采访时，韩少功作了这样的说明：“爸爸爸的情况最开始是一些局部素材使自己产生冲动，比如那个只会说两句话的丙崽，是我乡下邻居的小孩。文革时，湖南道县的农民大开杀戒，杀了几万人，我把这一段也用到小说里，比如把人肉和猪肉混在一起，每个人都要吃。丙崽道县人古歌，使我产生了创作的欲念。构思之后，理性参与进来了。我特意把时代色彩完全抹去，成为一个任何时代都可能发生的故事。”韩少功：鸟的传人，见在小说的后台，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女女女是对自然人性的呼唤，也是对爸爸爸中“妈妈性”的探索和诅咒，其中蕴涵着一种中庸之道。韩少功显然把德性看成一个常量，总体上不增不减，遵从守衡不灭定律。一部分人道德品性的高尚，以另一部分人的道德堕落为前提；同理，一个人表现出来的德行越善良纯洁优美，他心灵深处保留的人性原型就越丑恶肮脏卑鄙。对人性的挖掘最好自女性入手，因为男性从来都是抽象的概念化的，远不如女性具体可感，丰蕴难喻。西方文艺复兴时代人性的觉醒实际上是男人对女人的发现。
女女女是一次女性精神的探险，对读者来说也是一次毛骨悚然的旅行，是美“女”与怪“媭”的双向演变。“媭”似是巫楚文化中精灵鬼怪的意象，荫柔神秘，怪异而难于理解，透出一种令人畏怖的气息，在小说中是一种变异的精神原型，是人物自我内部的一种她性，这种她性在相当程度上已经占据了自我废黜了自我。由于承担太多的责任义务制造的压迫和贫穷困苦形成的克制，女性本质蜕变为一种“媭”；而逃避和拒斥一切责任和义务的放纵也会使女性蜕变成一种新的“媭”，这真是一种无可救药的两难处境。韩少功揭开了一个罪行的荫谋，但无法阻止这个荫谋的完成。随着时间的前推美消丑长，可怜的“女”们无可挽救地要变成“媭”了，反叛者阿黑也不能例外。于是生产一种自然自在自由的无媭非媭之女就成为生育的任务，正像爸爸爸中生产一种不裁不剪，“身高八尺，力敌千钧”，腰子不荫痛的正种成为鸡头寨复兴希望所迫切的生殖使命一样。
爸爸爸和女女女可以说是种性的呼唤，两个标题都是极大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充分显示了呼唤的迫切性和困难性。前者以对“妈妈吗吗”的诅咒，后者以对“媭”怪的恐惧和怜悯，从反面加强了呼唤的力度。呼唤的重重加强表明呼唤者已经声嘶力竭，有了千呼万唤不出来的绝望。对分娩的苛刻而迫切的要求和期待，使临盆显得十分困难了，于是阿黑她们不仅要逃避赡养老人这是最初的逃避，更要逃避生育这是最后的逃避，对生育的期待也变成了对生育的歧视。要么怪胎孬种，要么绝育，韩少功面对着千千万万的产房，面对着中国母亲们深暗的子宫，竭尽力气呼喊一次伟大的临盆，呼唤一个中正阳明的胎儿。这是对母亲和赤子的双重呼唤。呼喊者本身也不逃离被呼喊的身份，他并不超脱成为局外的幸者，或尊者。在胡思乱想中，他作了一个注脚：“爸爸爸的着眼点是社会历史，是透视巫楚文化背景下一个种族的衰落，理性和非理性都成了荒诞，###和旧党都无力救世。女女女的着眼点则是个人行为，是善与恶互为表里，是禁锢与自由的双双变质，对人类生存的威胁。我希望读者和我一起来自省和自新，建立审美化的人生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