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竹杂记

“日东人士疑予于知命之年尚复好色，齿高而兴不衰，岂中土名士从无不跌宕风流者乎。余笑谓之曰，信陵君醇酒美人，夫岂初心。鄙人之为人狂而不失于正，乐而不伤于淫，具国风好色之心，而有《离骚》美人之感，光明磊落，慷慨激昂，视赀财如土苴，以友朋为性命，生平无忤于人，无求于世，嗜酒好色，乃所以率性而行，流露天真也，如欲矫行饰节以求悦于庸流，吾弗为也。王安石囚首丧面以谈诗书，而卒以亡宋，严分宜读书钤山堂十年，几与冰雪比清，而终以偾明。当其能忍之时，伪也。世但知不好色之伪君子，而不知真好色之真豪杰，此真常人之见哉。”他们这种名士派的才情本来我别无什么意见，但是这篇辩解文章读了觉得很不愉快，文情皆浮夸不实，其人至多可比袁子才，若李笠翁郑板桥还是赶不上了。在东京招待王氏的诸友人中有冈千仞者，于明治十七年甲申（一八八五）来中国游历，著有沪上苏杭燕京粤南等日记共十卷，总称“观光纪游”，于丙戌分三册出版，其中有关于王氏的纪事可供参考。卷四沪上日记九月八日条下云：
“访紫诠，小酌。曰，余欲再游贵邦，不复为前回狂态，得买书资则足矣。余笑曰，先生果能不复为故态乎。紫诠大笑。紫诠不屑绳墨局束，以古旷达士自处。李中堂曰，紫诠狂士也，名士也。六字真悉紫诠为人。”卷一航沪日记六月八日条下云：
“过乐善堂，晚餐。吟香曰，紫诠数说头痛，如不胜坐者，恐瘾毒。”又九日条下云：
“张经甫葛子源范蠡泉姚子让来访。谈及洋烟流毒中土，余曰，闻紫诠近亦嗜洋烟。子源曰，洋烟盛行或由愤世之士借烟排一切无聊，非特误庸愚小民，聪明士人亦往往婴其毒。”此言王氏吸雅片，而辩护者又托辞于志士以此遣愁，此说最无聊，也极不可信。信陵君的事我们不知道，若平常一文人或下第或罢官，便自以为宇宙间最大冤屈，沉溺于酒色，或并吸大烟，真者已可笑，假者无非饰词纵欲耳。《晋书》记文帝欲为武帝求婚于阮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如此之事可谓不得已，但岂平常的人所能模仿。卷七沪上再记十二月七日记在聚丰园与王紫诠晚餐事云：
“洋烟盛行，酒亭茶馆皆无不具。曰，吃烟守度不必为害，其人往往保六七十寿。又曰，吃烟过度为瘾，可畏，唯不受他病。此皆顺为之辞者。”所云“曰”者，盖皆紫诠之词也。又二十三日与寺田望南访紫诠，晚会于聚丰园，来者八九人：
“望南观诸君就床吃洋烟，讶甚，曰洋烟果不可遏乎。紫诠曰，遏之极易。问之，笑曰，吃者杀之莫赦。又曰，洋烟何害，人固有以酒色致病而死者，以酒食之乐有甚于生者也，其死于烟毒何异死于酒色。此言虽戏有一理。”照这两节看来，王氏的吃烟的态度更是明白，这已经不是排闷而完全为的是享乐了。冈氏系王之旧友，弄词章而又谈经济，对于中国的洋烟深恶痛绝，日记中屡见，乙酉一月二日记与望南参观烟窟事云：
“入室内，男女横卧吃洋烟，颜无人色，为行僵尸间之思。一人炽炭，大釜煎物，恶臭满室。望南问何物，曰制烟膏也。望南色然曰，此胜母里，盍回车。”卷二苏杭日记八月一日条下云：
“余私谓非一洗烟毒与六经毒，中土之事无可下手。”则又决然下断语，持与王紫诠的话相较，觉得此二游记的著者盖不可同日而语矣。冈氏所云六经毒，不独指科举制艺，并包括考据义理在内，可谓有识。王氏在同光之际几为知识界的权威，但脱不去名士才子气，似乎终于是一个清客，不过在太平之时专门帮闲，乱世则帮忙而已。六月廿四日。





苦竹杂记 关于焚书坑儒
《雅笑》三卷，题李卓吾汇辑，姜肇昌校订并序。卷三有坑儒一则云：
“人皆知秦坑儒，而不知何以坑之。按卫宏《古文奇字序》，秦始皇密令人种瓜于骊山型谷中温处，瓜实成，使人上书曰瓜冬实。有诏下博士诸生说之，人人各异，则皆使往视之，而为伏机，诸儒生皆至，方相难不决，因发机从上填之以土，皆压死。”眉批有云：
“秦始皇知瓜冬实儒者必多饶舌，岂非明王。”又云：
“儒者凡谈说此等事原可厌，宜坑，秦始皇难其人耳。”这究意是否出于李卓吾之手本属疑问，且不必说，但总是批得很妙，其痛恶儒生处令人举双手表同意也。金圣叹批《西厢》《水浒》，时常拉出秀才来做呆鸟的代表，总说宜扑，也是同样的意思，不过已经和平得多也幽默得多了。为什么呢？秦之儒生本来就是明朝秀才的祖宗，他们都是做八股和五言八韵的朋友，得到赋得瓜冬实的好题目怎能不技痒，如或觉得可厌，“扑”也就很够了，那么大规模地伏机发机未免有点小题大做了。秦始皇的小题大做也不只是坑儒这一件，焚书的办法更是笨得可以。清初有曲江廖燕者，著《二十七松堂文集》十六卷，卷一有《明太祖论》是天下妙文，其中有云：
“吾以为明太祖以制义取士与秦焚书之术无异，特明巧而秦拙耳，其欲愚天下之心则一也。”后又申言之曰：
“且彼乌知诗书之愚天下更甚也哉。诗书者为聪明才辨之所自出，而亦为耗其聪明才辨之具，况吾有爵禄以持其后，后有所图而前有所耗，人日腐其心以趋吾法，不知为法所愚，天下之人无不尽愚于法之中，而吾可高拱而无为矣，尚安事焚之而杀之也哉。”又云：
“明制，士惟习四子书，兼通一经，试以八股，号为制义，中式者录之。士以为爵禄所在，日夜竭精敝神以攻其业，自四书一经外咸束高阁，虽图史满前皆不暇目，以为妨吾之所为，于是天下之书不焚而自焚矣。非焚也，人不复读，与焚无异也。”我们读了此文，深知道治天下愚黔首的法子是考八股第一，读经次之，焚书坑儒最下。盖考八股则必读经，此外之书皆不复读，即不焚而自焚，又人人皆做八股以求功名，思想自然统一醇正，尚安事杀之坑之哉。至于得到一题目，各用其得意之做法，或正做或反做，标新立异以争胜，即所谓人人各异，那也是八股中应有之义，李卓吾以为讨厌可也，金圣叹以为应扑亦可也，若明太祖与廖燕当必能谅解诸生的苦心而点头微笑耳。秦始皇立志欲愚黔首，看见儒生如此热心于文章，正应欢喜奖励，使完成八股之制义，立万世之弘基，庶乎其可，今乃勃然大怒而坑杀之，不惟不仁之甚，抑亦不智之尤矣。中国臣民自古喜做八股，秦暴虐无道，焚书以绝八股的材料，坑儒以灭八股的作者，而斯文之运一厄，其后历代虽用文章取士，终不得其法，至明太祖应天顺人而立八股，至于今五百余年风靡天下，流泽孔长焉。破承起讲那一套的八股为新党所推倒，现在的确已经没有了，但形式可灭而精神不死，此亦中国本位文化之一，可以夸示于世界者欤。新党推倒土八股，赶紧改做洋八股以及其他，其识时务之为俊杰耶，抑本能之自发，或国运之所趋耶。总之都是活该。诸君何不先读熟一部《四书味根录》，吾愿为新进作家进一言。（七月）
附记
《文饭小品》第六期上有施蛰存先生的《无相庵断残录》，第五则云“八股文”，谈及廖燕的文章，云《二十七松堂集》已有铅印本，遂以银六元买了回来。其实那日本文久二年（一八六二）的柏悦堂刊本还不至于“绝无仅有”，如张日麟的铅印本序所说，我就有一部，是以日金二圆买得的。名古屋的其中堂书店旧书目上几乎每年都有此书，可知并不难得，大抵售价也总是金二圆，计书十册，木板皮纸印，有九成新，恐怕还是近时印刷的。中国有好事家拿来石印用白纸装订，亦是佳事，卖价恐亦不必到六元吧。十一月廿五日，校阅时记。
清初梁维枢仿《世说新语》撰《玉剑尊闻》十卷，卷七伤逝类下有一则云：
“金乌临西舍，鼓声催短命。泉路无宾主，此夕谁家向。”二诗用意几全相同。案蓝玉被诛在洪武二十六年，即西历一三九三年，大津皇子于朱鸟元年赐死，当唐中宗嗣圣三年，即西历六六六年也。《怀风藻》有大津皇子小传云：
“皇子者净御原帝之长子也，状貌魁梧，器宇峻远，幼年好学，博览而能属文，及壮爱武，多力而能击剑。性颇放荡，不拘法度，降节礼士，由是人多附托。时有新罗僧行心解天文卜筮，诏皇子曰，太子骨法不是人臣之相，以此久在下位，恐不全身。因进逆谋，迷此诖误，遂图不轨，呜呼惜哉。蕴彼良才，不以忠孝保身，近此奸竖，卒以戮辱自终。古人慎交游之意，因以深哉。时年二十四。”《日本书纪》云：
“皇子大津及长辨有才学，尤爱文笔，诗赋之兴自大津始也。”其后纪淑望在《古今和歌集》序中亦云，“大津皇子始作诗赋。”《书记》成于养老四年，当唐玄宗开元八年，即西历七二〇年，所言当有所据。《怀风藻》序题天平胜宝三年，当玄宗天宝十年，即西历七五一年，则列大津第三，其上尚有大友皇子河岛皇子二人，序中叙天智天皇时云：
“旋招文学之士，时开置醴之游，当此之际，宸翰垂文，贤臣献颂，雕章丽笔，非唯百篇，但时经乱离，悉从煨烬，言念湮灭，轸悼伤怀。”大友河岛均天智天皇子，大友嗣位，会壬申乱作被害，天武天皇代之而立，大津则天武子也。林罗山文集载《怀风藻》跋云：
“本朝之文集者，《怀风藻》盖其权舆乎，诚是片言只字足比拱璧镒金也。虽纪淑望之博洽，称大津皇子始作词赋，而今《怀风藻》载大友皇子诗于大津上，然则大友先大津必矣。”《大日本史》亦云：
“天皇（案弘文天皇，即大友皇子）崩时，大津皇子年仅十岁，天皇之言诗先大津可知矣。”这所说的话大抵是不错的，天智时代诗赋或者已很发达，因为壬申之乱却悉毁灭，一方面大津皇子或者也确有才华，可以当作那时代的首领亦未可知，虽然在《怀风藻》所录的四首里也看不出来。但是，临终一绝总是很特别的东西。《怀风藻》一卷共诗百十六首，以侍宴从驾与燕集游览占大多数，临终之作只有一首，而这正是大津皇子的。释清潭在《怀风藻新释》中云，虽是平平之语，却哀哀之极。在此八十年间六十四人中，大津皇子即非首出的诗人，亦终是最有特色的一个了。他的辞世诗在七百年后不意又在南京出现，可谓奇绝。我们仔细思索，觉得可以想出一个解释，这正如金圣叹临刑的家信一样，可以说是应有而未必实有的。这当然是属于传说部类，虽然其真实性与历史有殊，其在文艺上的兴味却并无变动，往往反是有增而无减也。（七月）
附记
十月三十一日上海《立报》载大佛君的《近人笔记中几笔糊涂账》，末一节云：
“近日某君记湖南名士叶德辉绝笔诗，谓叶在临刑时索笔纸写五言一绝，诗为慢擂三通鼓，西望夕阳斜，黄泉无客店，今夜宿谁家。此亦张冠李戴者欤。盖叶以农运方兴，稻粱粟麦黍稷，杂种出世；会场扩大，马牛羊鸡犬豕，六畜成群一联贾祸，则为事实。至于上述诗有谓系金圣叹临刑之口占，有谓系徐文长所作，虽不知究出何人手笔，但成在叶氏之前则可无疑，况此诗又并未见佳也。”此与孙诗甚相似，唯又说是叶大先生作，则又迟了五百年了。徐文长金圣叹二说未曾听过，存记于此，以广异闻。廿四年十一月三日记于北平。




苦竹杂记 煮药漫抄
永井荷风随笔集《冬天的蝇》中有一篇文章，题曰“十九岁的秋天”，记明治三十年（一八九七）他十九岁时住上海的事，末题甲戌十月记，则已是五十七岁了。起首处云：
“就近年新闻纸上所报道的看去，东亚的风云益急，日华同文的邦家也似乎无暇再订善邻之谊了。想起在十九岁的秋天我曾跟了父母去游上海的事情，真是恍有隔世之感。
在小时候，我记得父亲的书斋和客房的壁龛中挂着何如璋叶松石王漆园这些清朝人所写的字幅。盖父亲喜欢唐宋的诗文，很早就与华人订文墨之交也。
何如璋是清国的公使，从明治十年（一八七七）顷起，很久的驻扎在东京。
叶松石也是在那时候被招聘为外国语学校教授的最早的一个人，曾经一度归国，后再来游，病死于大阪。遗稿《煮药漫抄》的头上载有诗人小野湖山所作的略传。
每年到了院子里的梅花将要散落的时候，客房的壁龛里一定挂起何如璋挥毫的东坡的绝句，所以到了老耄的今日，我也还能暗诵左记的二十八字。
梨花浅白柳深青 柳絮飞时花满城
惆怅东栏一树雪 人生看得几清明
何如璋这人大约很见重于明治的儒者文人之间，在那时候刊行的日本人的诗文集里，几乎没有不载何氏的题字或序以及评语的。”
《煮药漫抄》我很有运气得到了两本，虽然板本原是一个，不过一是白纸一是黄纸印的罢了。此书刻于光绪十七年（一八九一），去今不远，或者传布不多，故颇少见。书凡两卷，著者叶炜号松石，嘉兴人。同治甲戌（一八七四）受日本文部省之聘，至东京外国语学校为汉文教师，时为明治七年，还在中国派遣公使之前。光绪六年庚辰（一八八〇）夏重游日本，滞大阪十阅月，辛巳莫春再客西京，忽患咯血，病中录诗话，名之曰“煮药漫抄”者纪实也。小野湖山序之云：
“余向闻其婴病，心窃悯之。顷者福原公亮寄示《煮药闲抄》一册云：是松石病中所录，以病不愈去，临去以属余者，海涛万里，其生死未可知，子其序之。余见书名怆然，读小引益悲，因思公亮之言则复不胜潸然也。”据此可知荷风所云病死于大阪的话不确，卷末松石识语时在乙酉（一八八五），前有朱百遂庚寅（一八九〇）序，松石正在江宁，“隐于下僚”也。松石以诗人东游，比黄公度还早三年，乃《漫抄》中了不说及日本风物，只有一二人名而已。湖山翁叙其再来时事云，“流寓平安浪华间，身外所赍，破砚残毫耳。”今阅诗话，不免惜其稍辜负此笔砚，未能如黄君之多拾取一点诗料回来也。
何如璋是中国派赴日本的第一任使臣，黄公度就是跟了他做随员去的。《日本杂事诗》后有石川英的跋，其一节云：
“今上明治天皇十年（光绪三年）大清议报聘，凡汉学家皆企踵相望，而翰林院侍讲何公实膺大使任。入境以来，执经者问字者乞诗者，户外屦满，肩趾相接，果人人得其意而去。”荷风所云见重于儒者文人之间大约也是事实。但是前后不过七八年，情形便大不相同了。光绪十年甲申（一八八四）中法之役，何如璋在福建与其事，冈千仞在沪上日记（《观光纪游》卷四）中纪之曰：
“八月廿八日曾根俊虎来，曰明日乘天城舰观福州战迹，因托木村信卿所嘱书柬寄何子峨。信卿坐为子峨制日本地图下狱，冤白日子峨已西归，故嘱余致意子峨。何意此战子峨管造船局，当战发狼狈奔窜，为物论之所外。人间祸福，何常之有，为之慨然。”又曰：
“九月十八日闻曾根氏归自福州，往见问战事。曰，法将孤拔将六舰进战，次将利士卑将五舰在后策应，事出匆卒，万炮雷发，中兵不遑一发炮，死伤千百，二将奏全捷，徐徐率诸舰出海口。战后二旬，海面死尸无一检收者，洋人见之曰，殆无国政也。问何子峨，曰，造船局兵火荡然，见子峨于一舍，颜无人色。其弃局而遁，有官金三十万，为溃兵所攫去，其漫无纪律概类是。”文人本来只能做诗文，一出手去弄政事军务，鲜不一败涂地者。岳飞有言，天下太平要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我觉得现在的病却是在于武人谈文，文人讲武。武人高唱读经固无异于用《孝经》退贼，文人喜纸上谈兵，而脑袋瓜儿里只有南渡一策，岂不更为何子峨所笑乎。（七月）




苦竹杂记 刘青园常谈
近来随便翻阅前人笔记，大抵以清朝人为主，别无什么目的，只是想多知道一点事情罢了。郭柏苍著《竹间十日话》序云：
“十日之话阅者可一日而毕，阅者不烦，苟欲取一二事以订证则甚为宝重，凡说部皆如此。药方至小也，可以已疾。开卷有益，后人以一日之功可闻前人十日之话，胜于闲坐围棋挥汗观剧矣。计一生闲坐围棋挥汗观剧，不止十日也。苍生平不围棋不观剧，以围棋之功看山水，坐者未起，游者归矣。以观剧之功看杂著，半晌已数十事矣。”这一节话说得极好。我也是不会围棋的，剧也已有三十年不观了，我想匀出这种一点工夫来看笔记，希望得到开卷之益，可是成绩不大好，往往呆看了大半天，正如旧友某氏说，只看了一个该死。我的要求本来或者未免稍苛亦未可知，我计较他们的质，又要估量他们的文。所以结果是谈考据的失之枯燥，讲义理的流于迂腐，传奇志异的有两路，风流者浮诞，劝戒者荒谬，至于文章写得干净，每则可以自成一篇小文者，尤其不可多得。我真觉得奇怪，何以中国文人这样喜欢讲那一套老话，如甘蔗滓的一嚼再嚼，还有那么好的滋味。最显著的一例是关于所谓逆妇变猪这类的纪事。在阮元的《广陵诗事》卷九中有这样的一则云：
“宝应成安若康保《皖游集》载太平寺中一豕现妇人足，弓样宛然，同游诧为异，余笑而解之曰，此必妒妇后身也，人彘之冤今得平反矣，因成一律，以‘偶见’命题云。忆元幼时闻林庾泉云，曾见某处一妇不孝其姑遭雷击，身变为彘，唯头为人，后脚犹弓样焉，越年余复为雷殛死。始意为不经之谈，今见安若此诗，觉天地之大事变之奇，真难于恒情度也。惜安若不向寺僧究其故而书之。”阮云台本非俗物，于考据词章之学也有成就，乃喜记录此等恶滥故事，殊不可解，且当初不信林庾泉，而后来忽信成安若以至不知为谁之寺僧，尤为可笑。世上不乏妄人，编造《坐花志果》等书，灾梨祸枣，汗牛充栋，几可自成一库，则亦听之而已，雷塘庵主奈何也落此窠臼耶。中国人虽说是历来受儒家的薰陶，可是实在不能达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的态度，一面固然还是“未知生”，一面对于所谓腊月二十八的问题却又很关心，于是就参照了眼前的君主专制制度建设起一个冥司来，以寄托其一切的希望与喜惧。这是大众的意志，读书人原是其中的一分子，自然是同感的，却要保留他们的优越，去拿出古人说的本不合理的“神道设教”的一句话来做解说，于是士大夫的神学也就成立了。民间自有不成文的神话与仪式，成文的则有《玉历钞传》，《阴骘文》，《感应篇》，《功过格》，这在读书人的书桌上都是与孔教的经有并列的资格的。照这个情形看来，中国文人思想之受神道教的支配正是不足怪的事情，不过有些杰出的人于此也还未能免俗，令人觉得可惜，因此他们所记的这好些东西只能供给我们作材料，去考证他们的信仰，却不足供我们的玩味欣赏了。
对于鬼神报应等的意见我觉得刘青园的要算顶好。青园名玉书，汉军正蓝旗，故书署辽阳玉书，生于乾隆三十二年（一七六七），所著有《青园诗草》四卷，《常谈》四卷，行于世。《常谈》卷一有云：
“鬼神奇迹不止匹夫匹妇言之凿凿，士绅亦尝及之。唯余风尘斯世未能一见，殊不可解。或因才不足以为恶，故无鬼物侵陵，德不足以为善，亦无神灵呵护。平庸坦率，无所短长，眼界固宜如此。”又云：
“言有鬼言无鬼，两意原不相背，何必致疑。盖有鬼者指古人论鬼神之理言，无鬼者指今人论鬼神之事言。”这个说法颇妙。刘本系儒家，反释道而不敢议周孔，故其说鬼神云于理可有而于事则必无也。又卷三云：
“余家世不谈鬼狐妖怪事，故幼儿辈曾不畏鬼，非不畏，不知其可畏也。知狐狸，不知狐仙。知毒虫恶兽盗贼之伤人，不知妖魅之祟人，亦曾无鬼附人之事。又不知说梦占梦详梦等事。”又一则列举其所信，有云：
“信祭鬼神宜诚敬，不信鬼神能监察人事。信西方有人其号为佛，不信佛与我有何干涉。信圣贤教人以伦常，不信圣贤教人以诗文。信医药可治病，不信灵丹可长生。信择地以安亲，不信风水能福子孙。信相法可辨贤愚邪正，不信面目能见富贵功名。信死亡之气疠疫之气触人成疾，不信殃煞扑人疫鬼祟人。信阴阳和燥湿通蓄泄有时为养，不信精气闭涸人事断绝为道。信活泼为生机，不信枯寂为保固。信祭祀祖先为报本追远，不信冥中必待人间财物为用。似此之类不一而足，忆及者志之，是非亦不问人，亦不期人必宜如此。”此两则清朗通达，是儒家最好的境地，正如高骏烈序文中所说，“使非行己昭焯，入理坚深，事变周知，智识超旷，何以及此”，不算过誉，其实亦只是懂得人情物理耳，虽然他攻异端时往往太有儒教徒气，如主张将“必愿为僧者呈明尽宫之”，也觉得幼稚可笑。卷三又论闱中果报云：
“乡会两闱，其间或有病者疯者亡者缢者刎者，士子每惑于鬼神报复相骇异。余谓此无足怪。人至万众，何事不有，其故非一，概论之皆名利萦心，得失为患耳。当其时默对诸题，文不得意，自顾绝无中理，则百虑生焉，或虑贫不能归，或忧饥寒无告，或惧父兄谴责，或耻亲朋讪笑，或债负追逼，或被人欺骗，种种虑念皆足以致愚夫之短见，而风寒劳瘁病亡更常情也，恶足怪。若谓冤鬼缠扰，宿孽追寻，何时不可，而必俟场期耶。倘其人不试，将置沉冤于不问乎。此理易知，又何疑焉。人每津津谈异，或以警士子之无行者，然亦下乘矣。犹忆己酉夏士子数人肄业寺中，谈某家闺阃事甚媟，一士摇手急止之曰，不可不可，场期已近，且戒口过，俟中后再谈何害。噫，士习如此，其学可知。”在“乡闱纪异”这类题目的故事或单行本盛行的时候，能够有如此明通的议论，虽然不过是常识，却也正是卓识了。卷一又有一则，论古今说鬼之异同，也是我所喜欢的小文：
“说鬼者代不乏人，其善说者唯左氏晦翁东坡及国朝蒲留仙纪晓岚耳，第考其旨趣颇不相类。盖左氏因事以及鬼，其意不在鬼。晦翁说之以理，略其情状。东坡晚年厌闻时事，强人说鬼，以鬼自晦者也。蒲留仙文致多辞，殊生鬼趣，以鬼为戏者也。唯晓岚旁征远引，劝善警恶，所谓以鬼道设教，以补礼法所不足，王法所不及者，可谓善矣，第搢绅先生夙为人望，斯言一出，只恐释黄巫觋九幽十八狱之说藉此得为口实矣。”以鬼道设教，既有益于人心世道，儒者宜赞许之，但他终致不满，这也是他的长处，至少总是一个不夹杂道士气的儒家，其纯粹处可取也。又卷三有一则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