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竹杂记

我离开预科后还在东京住了四年，却不曾再见到市河先生，民国八年及廿三年又去过两次，也不去访问，实在并无从探听他的消息。今年春天偶读永井荷风的《荷风随笔》，其第十三篇题曰“市河先生之《烬录》”，不意地找到一点材料，觉得很可喜。其文有云：
“纪述震灾惨状的当时文献中我所特别珍重不置的是市河泰庵先生之《烬录》。
先生今兹已于正月为了宿痾易箦于小石川之新居。我在先生前但有书翰往复，又因平生疏懒不曾一赴邸宅问病，遂至永失接謦欬的机会了。
《烬录》一书系先生以汉文记述在饭田町的旧居游德园为灾火所袭与其家人仅以身免时的事情，分编为避难纪事，杂事片片，神主石碑，烹茶樵书等十余章，于罹灾后二年付印以分赠知人者也。卷尾记云：此稿于今兹九月十二日起草，旬日而阁笔，秋暑如毁，挥汗书之。词句拙陋杂驳，恰如出于烬中，因曰‘烬录’，聊以供辱问诸君之一笑。”又云：
“泰庵先生名三阳，江户时代著名书家市河米庵先生之孙，万庵先生之嗣子也，其学德才艺并不愧为名家之后，世所周知，不俟谫劣如予者之言矣。”文中引有《烬录》避难纪事一部分，今节录于下：
“大正十二年九月一日朝来小雨才霁，暑甚。将午，时予倚坐椅，待饭至，地忽大动。予徐起离褥启窗，先望库屋，意谓库去岁大加修缮，可以据焉。踌躇间震益大，见电灯摇动非常，乃仓卒旋踵至庭中。……时近闻爆音，忽又闻消防车之声，盖失火也。须臾消防车去，以为火熄，岂意乃水道坏，消火无术可施也。内子以铁叶桶盛水来，乃投盐于中连饮之，曰，桔槔倒，以手引绳而汲，故迟迟耳。予曰，荒野氏如何？曰，幸免，但对面之顷屋瓦皆坠，某头伤来乞水。予曰，何处失火？曰，齿科医学校也。予时立而四顾。……黑烟益低，火星之降者渐多，遂决意作逃计。内子曰，不携君物乎？予此时贪念全绝，忽忆及一书箧适在库外，皆曾祖父集类，乃曰，然则携此乎。内子遂挈之出，弃箧，以儿带缚之，此他虽几边一小物举不及顾。盖当时余震至剧，予若命内子入内，万一有事，恐有不堪设想者，且事急，率迫之际得脱此一函，亦足多矣。逃计既定，虑门前路隘有堕瓦之危，乃破庭前之篱以出。吾庭与邻园接，邻园为崖而多树，故吾庭平日眺望旷敞，知友皆羡焉。今予等缒枝排莽而下，下至半途右顾，忽见火焰，盖在吾庭之右有人家楼屋，故庭中不见火也。……至晓星小学校前，满街狼狈，有跣足者，有袜而巾者，有于板上舁笃疾者，偶有妇人盛装而趋者，红裳翩飘，素足露膝不知也。予病中不喜着裈，此时一衣一带一眼镜耳，以故徐步之间尚颇恐露丑，心中独苦笑。”想像市河先生那时的情景，我亦不禁苦笑，其时盖已在给我们教书十五年之后，据荷风说先生于昭和二年病故，则为地震后四年，即民国十六年也。
《烬录》原书惜未得见，只能转抄出这一部分，据云原本用汉文所写，荷风引用时译为和文，今又重译汉文，失真之处恐不免耳。（四月）





苦竹杂记 我是猫
我在东京的头两年，虽然在学日文，但是平常读的却多是英文书，因为那时还是英文比较方便，一方面对于日本的文学作品也还未甚了解。手头有几块钱的时候常去的地方不是东京堂而是中西屋，丸善自然更是可喜，不但书多而且态度很好，不比中西屋常有小伙计跟着监视。我读林译说部丛书的影响还是存在，一面又注意于所谓弱小民族的文学，此外俄法两国小说的英译本也想收罗，可是每月三十一圆的留学费实在不能买书，所以往往像小孩走过耍货摊只好废然而返。一九〇六至八年中间翻译过三部小说，现在印出的有英国哈葛得与安度阑二氏合著的《红星佚史》，有丁未二月的序，又匈加利育珂摩耳的《匈奴奇士录》，有戊申五月的序。这种书稿卖价至多两文钱一个字，但于我却不无小补，伽纳忒夫人译屠介涅夫集十五册以及勃阑特思博士的《波阑印象记》这些英书都是用这款买来的。还有一部译本是别一托尔斯泰的小说《银公爵》，改题“劲草”，是司各德式的很有趣味的历史小说，没有能卖掉，后来连原稿都弄丢了。戊申以后遂不再卖稿，虽然译还是译一点，也仍是译欧洲的作品，日本的东西没有一篇，到后来为《新青年》译小说才选了江马修的短篇《小小的一个人》，那已经是民国七八年的事情了。
但是，日本报纸当然每天都看，像普通的学生们一样，总是《读卖》与《朝日》两种新闻，此外也买点文学杂志，这样地便与日本新文学也慢慢接近。四年前我为张我军先生的《文学论》译本写一篇小序，有一节云：
“不过夏目的文章是我素所喜欢的，我的读日本文书也可以说是从夏目起手。我初到东京时夏目在杂志《保登登岐须》（此言子规）上发表的小说《我是猫》正很有名，其单行本上卷也就出版，接着他在大学的讲义也陆续给书店去要了来付印，即这本《文学论》和讲英国十八世纪文学的一册《文学评论》。……夏目的小说，自《我是猫》，《漾虚集》，《鹑笼》以至《三四郎》和《门》，从前在赤羽桥边的小楼上偷懒不去上课的时候，差不多都读而且爱读过，虽然我所最爱的还是《猫》，但别的也都颇可喜，可喜的却并不一定是意思，有时便只为文章觉得令人流连不忍放手。夏目而外这样的似乎很少，后辈中只是志贺直哉有此风味，其次或者是佐藤春夫罢。”
上文末尾所说的话仔细想来或不十分确切，只说他们两位文章也都很好就是了，风味实在不大相同，盖夏目的文章特别是早期的很有他独自的特色，这或者可以说是英国绅士的幽默与江户子的洒脱之和合吧。他专攻英文学，又通和汉古典，同了正冈子规做俳句与写生文，把这个结果全用在小说上边，这就成了他一派作品的特种风味。《我是猫》与《鹑笼》中的一篇《哥儿》，我自己很




苦竹杂记 和文汉读法
梁任公著《和文汉读法》不知道是在那一年，大约总是庚子前后吧，至今已有三十多年，其影响极大，一方面鼓励人学日文，一方面也要使人误会，把日本语看得太容易，这两种情形到现在还留存着。
近代的人关于日本语言文字有所说明的最早或者要算是黄公度吧。《日本杂事诗》二卷成于光绪五年（一八七九），其卷上注中有一则云：
“市廛细民用方言者十之九，用汉言者十之一而已。日本全国音惟北海道有歧异，其余从同，然士大夫文言语长而助词多，与平民甚殊，若以市井商贾之言施于搢绅，则塞耳退矣，故求通其语甚难。字同而声异，语同而读异，文同而义异，故求译其文亦难。”八年后即光绪十三年（一八八七）又撰成《日本国志》四十卷，其三十三卷为学术志之二，文学一篇洋洋四千言，于中日文字问题多所论列，大抵预期中国文体变革最为有识，其说明日文以汉字假名相杂成文之理亦有可取，文云：
“日本之语言其音少，其语长而助辞多，其为语皆先物而后事，先实而后虚，此皆于汉文不相比附，强袭汉文而用之，名物象数用其义而不用其音，犹可以通，若语气文字收发转变之间，循用汉文，反有以钩章棘句诘曲聱牙为病者。故其用假名也，或如译人之变易其辞，或如绍介之通达其意，或如瞽者之相之指示其所行，有假名而汉文乃适于用，势不得不然也。”这两节都是五十年前的话了，假如说得有点错误本是难怪，但是我读了甚为佩服，因为他很能说明和文的特点，即文中假名部分之重要，以及其了解之困难是也。本来日本语与中国语在系统上毫无关系，只因日本采用中国文化，也就借了汉字过去，至今沿用，或训读或音读，作为实字，至于拼音及表示虚字则早已改用假名，汉字与假名的多少又因文章而异。正如黄君所说，今上自官府下至商贾通行之文大抵两者相杂各半，亦有“专用假名以成文者，今市井细民闾巷妇女通用之文是也”。日本普通文中所谓虚字，即天尔乎波等助词与表示能所等助动词，固然全用了假名，就是动词形容词的语尾也无不以假名写之，这差不多已包含了文法上重要部分，汉字的本领便只在表明各个的名词动词形容词的意义而已。其实也还只有当作名词用的汉字可以说是自己完全的，若动词形容词必须将语根语尾合了起来才成一个完整的意思，所以这里汉字的地位并不很重要，好像裸体的小孩连上下身是个整个，这只是一件小汗衫而已，我们中国人习惯于用本国的汉字，多少又还留下认方块字的影响，以为每一个字就是整个，便容易误会日本好讲废话，语尾原是不必要的废物，可以干脆割掉丢开了事。在我们的立场去想，原来也是莫怪，不过若想用了这种方法去了解日本文字，那未免很有点困难了。黄君用了好些比喻，如译人，绍介，瞽者之相等，委曲地说明假名在和文中重要的职务，这是我觉得最可佩服的地方，而《和文汉读法》却也就在这里不免有缺点，容易使人误解了。
《和文汉读法》我在三十年前曾一见，现今手头没有此书，未能详说，大抵是教人记若干条文法之后删去汉字下的语尾而颠倒钩转其位置，则和文即可翻为汉文矣。本来和文中有好些不同的文体，其中有汉文调一种，好像是将八大家古文直译为日文的样子，在明治初期作者不少，如《佳人之奇遇》的作者柴东海散史，《国民之友》的编者德富苏峰，都写这类的文章，那样的钩而读之的确可以懂了，所以《和文汉读法》不能说是全错，不过这不能应用于别种的文体，而那种汉文调的和文近来却是渐将绝迹了。现在的日本文大约法律方面最易读，社会与自然科学次之，文艺最难，虽然不至于有专用假名的文章，却总说的是市井细民闾巷妇女的事情，所以也非从口语入手便难以了解。从前戴季陶院长还没有做院长时曾答人家的问，说要学日文二年可以小成，要好须得五年，这话我觉得答得很好。《和文汉读法》早已买不到了，现在也少有人知道，可是他们的影响至今还是存在，希望记住几十条条例，在若干星期里学会日文的人恐怕还是很多。我想说明一声，这事是办不到的。日文到底是一种外国语，中间虽然夹杂着好些汉字，实际上于我们没有多大好处，还是要我们一天天的读，积下日子去才会见出功效来。我不怕嘴快折了希望速成的诸君的锐气，只想老实说话，将实情报告各位，据我想还是慢慢地往前进为佳，盖时光实在是“快似慢”，一年半载便是空闲着也就倏忽地过去也。
黄公度既知和文的特色，对于汉文亦颇有高明的意见，如云：
“周秦以下文体屡变，逮夫近世章疏移檄告谕批判，明白晓畅务期达意，其文体绝为古人所无。若小说家言，更有直用方言以笔之于书者，则语言文字几几乎复合矣。余又乌知夫他日者不更变一文体为适用于今通行于俗者乎。”在那时候，日本文坛上的言文一致运动尚未发生，黄君乃能有此名言，预示中国白话文的途径，真可谓先觉之士矣。乃事隔四十八年，中国又有读经存文的呼声，此足见思想文化之老在那里打圈子，更令人觉得如黄君的卓识为不可多得了。（六月）




苦竹杂记 日本话本
中国人学日本文有好些困难的地方，其第一重大的是日本文里有汉字。这在不懂汉字的西洋人看来自然是一件大难事，既学日本话，还要记汉字，我们中国人是认得汉字的，这件事似乎不成问题了。这原是不错的。但是，因为我们认得汉字，觉得学日本文不很难，不，有时简直看得太容易了，往往不当它是一种外国语去学，于是困难也就出来，结果是学不成功。这也是一种轻敌的失败。日本文里无论怎样用汉字，到底总是外国语，与本国的方言不同，不是用什么简易速成的方法可以学会的。我们以为有汉字就容易学，只须花几星期的光阴，记数十条的公式，即可事半功倍的告成，这实在是上了汉字的大当，工夫气力全是白花，虽然这当初本来花得不多。我常想，假如日本文里没有汉字，更好是连汉语也不曾采用，那么我们学日本文一定还可以容易一点。这不但是说没有汉字的诱惑我们不会相信速成，实际上还有切实的好处。汉字的读音本来与字面游离的，我们认识了读得出这一套，已经很不容易，学日文时又要学读一套，即使吴音汉音未必全备，其音读法又与中国古音有相通处，于文学者大有利益，总之在我们凡人是颇费力的事，此外还得记住训读，大抵也不止一个。例如“行”这一字，音读可读如下列三音：
一，行列（gioritsu），
二，行路（k?r?），
三，行脚（angia）。又训读有二：
一，行走之行云yuku，
二，行为之行云okonau。此字在中国本有二义，自然更觉麻烦，但此外总之至少也有一音一训的读法，而在不注假名的书中遇见，如非谙记即须去查字典，不能如埃及系统的文字虽然不懂得意义也能读得音出也。因为音训都有差异，所以中国人到日本去必得改姓更名，如鼎鼎大名的王维用威妥玛式拼音应是wang-wei，但在日本人的文章里非变作o-i不可，同样如有姓小林（kobayashi）的日本人来中国，那么他只得暂时承认是hsiaolin了。这样的麻烦在别的外国是没有的，虽然从前罗素的女秘书miss black有人译作黑女士，研究汉学的soothill译作煤山氏，研究日本的basil hall chamberlain曾把他自己的两个名字译作“王堂”，当作别号用过，可是这都是一种例外，没有像日本那样的正式通用的。有西洋人在书上纪载道，“日本人在文字上写作cloud-sparrow，而读曰lark。”日本用“云雀”二字而读作hibari，本是普通的事，但经人家那么一写便觉得很可发笑了。
假如日本文里没有汉字，那些麻烦便也可以没有，学话的人死心塌地的一字一句去记，像我们学英法德文一样，初看好像稍难，其实却很的确实在，成功或较容易。不过这话说也徒然，反正既成的事实是无可如何，我们只希望大家不要太信赖汉字，却把日本文重新认识，当作纯粹的外国语去学习，也就好了。我在这里忽然想起友人真君前日给我的一封信来，文曰：
“前偶过市中，见车夫状者多人，诵似日文而非日文之书，未细审之也。乃昨日在市场发见安东某书局发行之《日本话本》一册，始悟前所见者之所以然。此种为殖民地土人而编之书，究不知尚有几许耳。拣呈吾师，以供一慨云尔。”与其说是慨叹，倒还不如说是好奇，想要知道这册洋泾浜的日本话教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颇出我意外，实在却也应该是意中的，他的学习法正是完全把日本话当作外国语看，虽然其方针与目的原不大高明。这是一册十六页的小书，题曰“中国口韵日本话本”，内分十五类，杂列单字，间有单句，用汉字注音，不列原文。光绪年间在上海出版的有好些《英语入门》之流大抵也是如此，盖原意是供给商人仆夫等用，不足深责，其教话不教文的办法与学文不学话的速成法也是各有短长，但可以借镜的地方却也并不是没有。如杂语类中云：
“空你知三抱你买一立马绍。”一看很是可笑，不知说的是什么话，但上面记着中国话云：今天同去游游吧。这里可注意的，“散步”一语老实地注作“三抱”，比我们从文字入手的先想起散步再去记出它的读法来或者要直截一点。又如下列的两句：
“南信你及马十大”，你来做什么。
“懊石代古大赛”，告诉。
这里可以看出口耳相传的特色来。第一句nani shini kimashita，说起来的确多变作nan shinni云云，第二句oshi?te kudasai，平常说作osete，虽然新村出的《辞苑》里还未收入这个读音。这里来恭维《日本话本》不是我们的本意，但觉得那种死心塌地一字一句照音学话法倒是学外国文的正路，很足供我们的参考。我想如有人要学日本话，会话用书须得全部用假名，词类连书，按照口音写下去，所有汉字都放在注解里，读本也可以照这样的做，庶可救正重文之弊。但是，只为读书而学日本文也是可以的，学话自然非其所急了。然而现在的日本书还是以话为基本，所以学文也仍须从学话入手，不过不单以说话为目的罢了，若多记文法少习口语，则大意虽懂而口气仍不明，还不免有囫囵吞枣之嫌也。（七月）




苦竹杂记 文字的趣味一
学外国文的目的第一自然是在于读书，但是在学习中还可以找得种种乐趣，虽然不过只是副产物，却可以增加趣味，使这本来多少干燥的功课容易愉快地进步。学外国语时注意一点语原学上的意义，这有如中国识字去参考《说文解字》以至钟鼎甲骨文字，事情略有点儿繁琐，不过往往可以看到很妙的故实，而且对于这语文也特别易于了解记得。日本语当然也是如此。日本语源字典还不曾有，在好的普通辞典上去找也有一点，但这在初学者不免很是困难罢了。
近代中国书好奇地纪录过日本语的，恐怕要算黄公度的《日本杂事诗》最早了吧。此诗成于光绪己卯（一八七九），八年后又作《日本国志》，亦有所记述。今举一二例，如《杂事诗》卷二“琵琶偷抱近黄昏”一首注云：
“不由官许为私卖淫，夜去明来人谓之地狱女。又艺妓曰猫，妓家奴曰牛，西人妾曰罗纱牝，妻曰山神，小儿曰饿鬼，女曰阿魔，野店露肆垂足攫食者曰矢大臣，皆里巷鄙俚之称。”
艺妓称猫云云今且不谈，只就别的几个字略加解说。饿鬼读如gakki，系汉语音读，源出佛经，只是指小儿的卑语，与女曰阿魔同，阿魔（ama）即尼之音读也。矢大臣（yadaijin）者即门神之一，与左大臣相对立，此言列坐酒店柜台边喝碗头酒的人。山神（yama no kami）亦卑语，《日本国志》卷三十四礼俗志一婚娶条下云：
“平民妻曰女房，曰山神。”注云：“琼琼杵尊娶木花笑耶，姬为富士山神，以美称，故妻为山神。”此说盖亦有所本，但似未当，山神以丑称，非美也。狂言中有《花子》（《狂言十番》译本作“花姑娘”）一篇，爵爷道白有云：
“她说，我想看一看尊夫人的容貌。我就把罗刹的尊容做了一首小调回答她。”又云：
“还有这件衫子是花姑娘给我的纪念品，给罗刹看见了不会有什么好事的。”这里的罗刹原文都是山神。《东北之土俗》讲演集中有金田一京助的一篇《言语与土俗》，中云：
“盛冈地方有所谓打春田的仪式。这在初春比万岁舞来得要略迟一点，从春初的秧田起，以至插秧，拔草，割稻，收获种种举动都舞出来，总之是一种年中行事，豫祝一年的农作有好收成也。
盛冈俗语里有好像打春田的娘子这一句话，所以演这舞的土地之神是年青美貌的一位处女神。可是在一年的收获完了的时候，说是土地神上到山上去，变为山神了，舞了后那美丽的假面拍地吊了下来，换了一个漆黑的丑恶可怕的女人脸，退回后台。据说那就是山神的形相。
据本地的人说，土地之神是美丽而温和，山神乃是丑而妒，易怒可怕的女神。”后又云：
“中世称人家的妻曰kamisama（上样）。这意思是说上头，是很大的敬语。后来渐渐普遍化了，现在改换了奥样奥方这些称呼，在东京上样这句话只用以叫那市街或商家的妻子，但是在内地也还有用作称人妻的最上敬语的。戏将上样与音读相同的神样相混，加以嘲弄之意称曰山神，此实为其起源。盖在对于山神的古代重要的观念之外，中世又有前述的易怒而妒且丑的女神这一观念也。这事在盛冈的打春田的土俗中明白地遗留着，是很有意义的，我的山神考便是以这土俗为唯一的线索而做出来的也。”
《杂事诗》卷二“末知散步趁农闲”一首注中有云：
“栗曰九里，和兰薯曰八里半。”《日本国志》卷三十五礼俗志二饮食条下云：
“蕃薯，本吕宋国所产，元禄中由琉球得之，关西曰琉球薯，关东曰萨摩薯，江户妇人皆称曰阿萨，店家榜曰八里半。（栗字国音同九里，此谓其味与栗相似而品较下也。）煨而熟之，江户八百八街，角街必有薯户，自卯晨至亥夜，灶烟蓬勃不少息，贵贱均食之。然灶下养婢，打包行僧，无告穷苦，尤贪其利，盖所费不过数钱，便足果腹也。”八里半乃是烤白薯（yaki-imo）的异名，若是生的仍称萨摩芋，阿萨亦是指烤熟的，此乃女人用语，即加接头敬语“御”字于萨摩芋而又略去其末二字耳。黄君描写烤白薯一节文字固佳，其注意八里半尤妙，即此可见其对于文字的兴趣也。江户作家式亭三马著滑稽小说《浮世床》（此处床字作理发馆解）初编中已说及七里半，民间又或称曰十三里，其解说则云烤白芋之味比栗子更好吃，kuri（栗又可读作九里）yori（比较又云四里）umai（美味），九加四即是十三里也。（八月）




苦竹杂记 文字的趣味二
日本语中特别有一种所谓敬语，这是在外国语里所很少见的。中国话中本来也有尊姓台甫那一套，不过那是很公式的东西，若是平常谈话里多使用，便觉得有点可笑了。日本的敬语稍有不同，他于真正表现恭敬之外，还用以显示口气郑重的程度，在学话的人不免略有困难，但如谷崎润一郎在《文章读本》所说，这却有很大的好处，因为读者能够从这上面感到人物与事情的状态，可以省去好些无谓的说明。还有日本女人说话的口气也有一种特殊的地方，与男子不一样，在文章的对话中特别有便利，也是别国的言语里所没有的，虽然这与敬语别无多大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