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阳古今小说集（共六册）

“坏了，坏了！”薛霸急得脸色发白，“竟弄不死他！这，这，这……”
“休松了劲！”董超大声喝道，“这还弄不死他？我倒不信！索性先绑在树上，看我动手。”
薛霸听他的指挥，死死拉紧了手里的绳子。董超便牵着绳子的那一头，绕树数匝，用劲抽紧，打了死结。这一下，林冲可是再也无能为力了。
于是董超寻了块斗大的青石，捧在手里向林冲说道：“不是我们弟兄与你有冤仇，只为陆虞候着人传高太尉的钧谕，非要结果你不可！本想替你留个全尸，如今说不得只好砸你的脑壳了。林冲！冤有头、债有主，若是你做鬼有灵，须体谅我弟兄身不由己，自去寻那陆虞候和高太尉算账。”
果然又是陆虞候的毒计！林冲心内全无畏惧，却有无限的愤怒和凄惶！又想到不明不白死在此处，妻子亲友和新结交的好朋友鲁智深，连个真实消息也不知，实在于心不甘！想到这里，一阵急痛攻心，人虽未死，魂灵儿倒似乎已经出窍了！
就这昏昏沉沉之际，陡听一声暴喝极喊：“住手——”接着又是“哗啦啦”一阵乱响。林冲吃了一惊，人却清醒了，急张眼看时，枝叶纷披，沙土飞扬，一株打折的大树后面，跳出个胖大和尚，提着禅杖飞也似的赶了来，正是林冲念念不忘的鲁智深。
董超和薛霸吓得傻了，一个目瞪口呆，连嘴唇都是白的；一个捧着石头，双腿抖个不住。忽然间，董超发一声喊，丢下石头便跑。薛霸愣得一愣，跟着也逃，慌慌张张地一跤摔在地上。
“哪里走！”鲁智深又一声大喝，一禅杖扫过来，倒又打折了大腿般粗的一株松树。那声势把董超震慑住了，扑翻身跪在地。“大和尚饶命！”他哀恳着，“大和尚慈悲！饶我一条狗命，只当放生。”
鲁智深且不答话，赶上数步，一脚先踢翻了正待爬起来的薛霸，顺势踏住，然后将禅杖往地下一插，便去抽腰中的戒刀。
林冲只当他要杀人，急急叫道：“大哥，且饶他！”
“俺不杀他！”鲁智深答道，“俺只问他几句话。”
听说不杀，董超心就宽了，胆也大了，人也机灵了，赶紧接口说道：“大和尚只管问，若有一字虚言，大和尚杀了我，我也不怨！”
“去解了绳子！”鲁智深拿刀指着吩咐。
“是，是！”董超慌不迭地答应，赶紧把林冲去松了绑，却又格外讨好，揭了封皮，开了枷，把他扶着坐在地上，又跪下来替他敷药，手忙脚乱，唯恐侍奉得不周到。
鲁智深最看不得这等脸嘴，骂道：“狗娘养的！谁要你瞎奉承？替俺拿着绳子滚过来！”
董超听口风不妙，战战兢兢地捧着绳子走了过来，倒又要哀求饶命了！
“说！”鲁智深瞪着眼问道，“你这两个狗贼，身为公人，如何私害人命？”
“这不干小人之事。”董超依旧说高太尉着陆虞候来传令暗害林冲的那套话。
“你又不是太尉府的吏役，不使他人的银钱，便肯与人做此伤天害理之事？”鲁智深望着他的包裹又说，“趁早与俺说实话，等搜出证据来，俺一刀一个！”
包裹中的金叶子是个铁证，董超看看瞒不过，只好说了实话。
“他娘的真个是谋财害命！”鲁智深咬着牙，把口气忍了下去，“死罪虽免，活罪难逃！等俺先吊起你们来，好与俺兄弟细细叙话。”
一根长绳，一头一个，捆得结结实实，临空吊在树上。这份活罪自然难受，但董超和薛霸能保得住一条命，已觉心满意足，便乖乖地忍了。
到这时，鲁智深才得与林冲相叙。四目相对，恍如梦中，在林冲是绝处逢生，反把已抛却的种种委屈凄楚想了起来，两行在亲人面前都不肯轻流的热泪，不得不为这位“大哥”一洒；在鲁智深，细看林冲，脚上是伤，项间勒痕，形容憔悴，衣衫垢腻，这副英雄落魄的狼狈相，叫人心里发酸，加以同遭沦落，伤心人怀抱别具，因而眼中也滚出两滴豆大的泪珠。
“怎的？”鲁智深很不自然地装出笑容，“在此相聚，正该高兴才是，眼泪汪汪地做甚？”
林冲也不肯再惹他伤心，尽力忍泪，笑容一样牵强。“大哥！”他痛定思伤，语声不由得就岔了音，“不道今生今世还能见得大哥一面！我在陈桥门外客店里，盼大哥盼得好苦！”
“兄弟休怨俺！”鲁智深不安地说，“其中有个说处。”
说来却是鲁智深的一片苦心。他从林冲在高太尉府中上了圈套那天，便已得到消息。自觉人地生疏，又是个和尚，不便到官府探听动静。再又想到，林冲果真被害，能替他报仇的，便只有自己。为着日后的方便，这时倒是不露面的好，免得陆谦发觉了有所防备。
幸得李“铁面”清正无私，林冲只得了个刺配的罪名。鲁智深料定高衙内和陆谦一定饶不过林冲，决意暗中保护。一路上走在前面，遇着可疑之处，格外当心。这天早晨到了野猪林，一看林深路僻人稀，当时心里便想，倘那两个解差果有恶意，多半会在此处下手。
“算是叫俺料中了。却不道两个恶贼这等大胆性急，来不及要动手！”鲁智深心有余悸地大把抹着汗，“也是兄弟你命不该绝，尚有后福，俺只顾在前面走，心里忽然一动，急着要回来看一看，才能放心——若晚得一步，万事全休！好险啊，好险！”
林冲一面听，一面只觉五内沸腾，激动得不知如何是好。这等一个浑金璞玉、粗豪疏略、从无机心的人，为了救朋友竟下了如此一番深心！只怕就是他自己性命交关的事，也未见得能打算得这等周到！
这样想到头来，千言万语只并得一句。“大哥！”他哽咽着说，“我林冲得以结交了大哥，便死了也值！”
“休说这话！我保你不死！”鲁智深双眼骨碌碌转了几下，猛地回头喝道，“你两个狗贼！叫俺越想越恨，到底饶不得你们活命！”一面说，一面抽刀走将过去，那脸上的气色，便似真的要开杀戒了！
吊在树上的两个解差，见他这副杀气腾腾的神情，把刚刚放下去的心，蓦地里又提到了喉咙口，及至走近，也不见他如何动作，便突然一道白光划过，雪亮的戒刀割断了绳子，把那两个惊魂不定的解差结结实实地摔落在地上，除喊得一声“哎哟”以外，疼得好半晌说不出话。
“你两个自作自受！”鲁智深拿刀指着说，“俺不宰了你们，放心不下！”
话一说完，举刀就要杀人。背后林冲高喊一声：“大哥，刀下留人！”
“兄弟，”鲁智深回头望着一瘸一拐赶了过来的林冲说，“你休拦阻！岂不闻俗语说得好：‘当断不断，反受其害。’只陆谦之事，便是个教训。兄弟，你真是吃苦不记苦。”
“话不是这等说——”
“要怎么说？杀掉了干净。兄弟，俺主意已定，你休噜苏。”
一个执意要杀，一个苦苦相劝。董超、薛霸磕头如捣蒜，只求饶命。这样乱了好一阵，鲁智深无可奈何地把戒刀收入鞘中，叹口气算是罢手了。
两个解差又谢鲁智深不杀之恩。他却不受，扬着脸说：“休来谢我。若不看俺兄弟的面子，一刀一个，为世间除害。”接着又冷笑一声：“只怕好心不得好报。”
“不敢，不敢，再不敢起什么鬼摸头的心思。”董超急忙分辩，又拉着薛霸，恭恭敬敬地拜谢林冲。
“既如此，你们两个背起林教头，出了野猪林，找店去歇。”
“大和尚吩咐得是。教头行动不便，原该小人们来服侍。”
两个解差心悦诚服地轮流背着林冲——这原是鲁智深粗中有细的一计，故意装出那副恶相，好把一个天大的人情卖给林冲，于今果然收效了。
出了野猪林，坡下大路口便是一家客店。来往的客商不少，看见解差服侍囚犯，无不诧为奇事。
董超、薛霸自觉面皮无光，急忙低头疾走，把林冲一直背到客店后面。小二跟了来，安排他们在一个跨院住。两个解差，一个照料林冲，一个拿着鲁智深摸出来的银子，自去备办酒肉，收拾停当，一托盘端了来。四个人一起吃毕，各自安置。
鲁智深与林冲一间屋住。灯下深谈，林冲劝他折回开封，又把不放心妻子，想托他照看，却又不愿他去寻陆谦和高俅父子算账的心意，委婉曲折地说了出来。
“俺还是送了你去。”鲁智深摇摇头说，“弟妹那里不消忧得。陆谦那厮，要等这两个公人结果了你，回去复命——啊！”他陡然生疑，匆匆起立：“我去去就来！”
再回来时，身后跟着董超、薛霸。鲁智深坐定了只是冷笑，笑得两个解差背上发冷。董超便即问道：“大和尚可有甚吩咐？”
“俺问你，你们若是暗算了林教头，却如何回开封府复命？”
问到这一句，董超笑了，不慌不忙地从身上摸出一把碎纸片，放在桌上：“陆虞候原有一通沧州衙门的假文书交来，好作搪塞。如今用不着了！”
林冲捡起碎纸片看了一下，点点头说：“承情之至。两位请回吧！”
等解差一走，鲁智深也说：“看来是无异心了。俺便依了兄弟，明日回开封。”
第二天一早，往南投北，各道珍重。鲁智深一个人恓恓惶惶地走了三五里路，总觉得放不下心，于是翻然变计，抄小路赶到了林冲他们前面。
他只是在暗中保护，一路监视，幸喜无事。这日黄昏，翻上一座山头，定眼细看，才知已离沧州不远——官道旁，小桥边一座酒店，依然熟识。不一会儿，两名解差领着林冲投入酒店。“不碍了！”他点头自语，“俺可以放心回去了！”
只投入这座酒店，自有道理！鲁智深如释重负，但也像失落了些什么。昏黄落日，四顾茫茫，他心头有阵阵没来由的酸楚，曳着长长的身影，拖着禅杖，一步懒一步地走下山岗……





高阳古今小说集（共六册） 导读 平生幽愤汗青知──的小说和他的怀抱
导读 平生幽愤汗青知──高阳的小说和他的怀抱
文/张大春
回首二十七年以前（1992年），高阳过世。在当时还清晰可辨的台湾艺文圈，那是一桩人人感怀议论的大事。不过一两个月之间，以拥有文学副刊的报纸传媒以及现代文学刊物纷纷发起了带有追悼性质的学术讨论会，以及刊登纪念专辑。前后不多久的时间，我就应邀写了三篇谈高阳其人其文其怀抱与性情的文字。至今回想起来，其中的部分观点和申论，还是值得拿出来向高阳的新读者简略地作一介绍。
十九世纪英国著名史家卡莱尔（thomas carlyle，1795—1881）在评论司各特（walter scott，1771—1832）的历史小说诸作时曾这样说：
过去的时代并不只是纪录、国家档案、纸上论战以及人的种种抽象形态，而是都充满活生生的人物。他们不是抽象的，也不是公式和法则。他们都穿上了常见的上衣和裤子，脸上充满了红润的血色，心里有沸腾的热情，具备了人类的面貌、活力和语言等特征。
司各特在1814年发表的《威弗里小说集》（waverley novels）一向被视为近代西方历史小说的鼻祖，作者往往将一些虚构出来的人物放置于一兴一逝的两个“时代”之间，毕现其所“经历”的文化冲突，并且使史实上班班可考的“真实人物”与这些“虚构人物”相接触，以成就作者“重塑”的企图。
如果《三国志通俗演义》最早的本子可信为明代弘治甲寅年（1494年）刊本的话，那么，早在《威弗里小说集》出版前三百二十年，罗贯中就已经基于某种同样无奈的重塑企图在展开他书写“演义”的工作了。为什么要说“无奈”呢？在甲寅本书前庸愚子的序中有云：
前代尝以野史作为评话，令瞽者演说，其间言辞鄙谬，又失之于野。士君子多厌之。若东原罗贯中，以平阳陈寿传，考诸国史……留心损益，目之曰《三国志通俗演义》。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纪其实亦庶几乎史。盖欲读诵者人人得而知之，若《诗》所谓里巷歌谣之义也。
庸愚子的这段话中所谓的“士君子”，所指的自然是那些拥有“知识/权力”的文人、知识分子，他们之所以厌恶“言辞鄙谬”“失之于野”的野史评话，可以解释成对史实史料之尊重，也可以解释为对“知识/权力”这个相互喂哺的系统的捍卫。“士君子”绝然不能忍受的正是历史被非士人阶级的鄙俗大众“妄加”虚构、杜撰、发明以至于无中生有。
而罗贯中彼一“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的书写工作，也正是一处于士君子阶级和鄙俗大众阶级之间夹缝的产物。然则，庸愚子以诗教赞之，亦犹如卡莱尔所称许于司各特了。
一生完成了二十七部历史小说——其中包括英国文学史上的经典《劫后英雄传》（ivanhoe，1819年）——的司各特在1821年获得英国国王授予的爵士封号，并当选为爱丁堡皇家学会主席，且直接影响了后世英国作家萨克雷（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1811—1863）。但是在司各特死后整整一百三十四年，历史小说家高阳却在他的第一部长篇历史小说《李娃》的序言《历史·小说·历史小说》中，重新品尝了一次和罗贯中类似的夹缝滋味。他这样写道：
胡适之先生的“拿证据来”这句话，支配了我的下意识，以至于变得没有事实的阶石在面前，想象的足步便跨不开去。
非徒如此，高阳甚且以谦卑的口吻说：“对于历史的研究，我只是一个未窥门径的‘羊毛’。”即使当他发现了一段记载，提及明太祖第八子潭王（传说是陈友谅的亲生儿子）因胡惟庸谋反而牵连在内，夫妻焚宫自杀，缘是有感而发，试图将这个材料发展成一个“极其壮烈的悲剧”，高阳却如此写道：
由复杂的恩怨发展为政治的斗争，终于造成伦常剧变，而且反映了明朝——甚至于中国政治史上的一件大事：明太祖因胡惟庸之反，迁怒而侵夺相权。这是一部所谓大小说的题材，但必为历史学者所严厉指斥，因为没有实在的证据可用以支持我的假设。这就是我所以不敢试写历史小说的最大原因。
“然而，我终于要来尝试一下了。”高阳紧接着写道。而且自《李娃》以降，他再也不曾在近六十部长短篇历史小说著作中因顾忌“历史学者的严厉指斥”而写过任何一篇像《历史·小说·历史小说》这样辞谦意卑的序言。
个中究竟，是高阳对于“拿证据来”的考证要求心无挂碍了呢？还是他始终一本“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呢？高阳本人向未明言，他自己甚至还不止一次地在考证笔战中指责过其他的学者罔顾史料或不明典故。这样的转变可能并不只是因为高阳在某些史料考据的领域里“拥故纸而自重”，却也可能是由于高阳在写作历史小说的过程中深刻玩味出重塑历史的雄辩技术与特质。
熟悉高阳历史小说的读者大抵知道，高阳的作品并不刻意经营动作性的情节，而以较多的笔墨铺陈人物之间曲折细密的心计以及渊通博晓的对话，参厕其间的，则大多是某景某物某陈设名器或某诗文辞章的来历典源。绝大多数以连载于报端形式首度发表的作品既然是在且刊且写的情况下完成的，读者经常会“感觉”到：高阳又在“跑野马”了。
所谓“跑野马”，往往就是让小说中的人物“顾左右而言他”。所言者，可以是与故事主要情节有关的、可以引起联想的前朝事典，如《曹雪芹别传》里走镖的江湖人物冯大瑞说到漕帮造反的企图：
“……芹二爷你们想想，有多少人反他（按：指雍正）？连他自己亲弟兄，不止，据说连他亲生的儿子都在反，那就不用说外人了。”
这触动了曹雪芹尘封已久的记忆。
这一触动之下，曹、冯二人的对话加上曹本人的转念回忆，便岔入了雍正废皇兄、皇子的种种旧闻之中。以连载形式言之，可以“滔滔（连载）三日而不返”。
有些时候，“顾左右而言他”的内容甚至可以和故事的主要情节全无关系，如《灯火楼台》（一）中，述及胡雪岩和罗四姐（螺蛳太太）一席宴谈的情景：
……作主人的当然要拣客人熟悉或感兴趣的话题，所以自然而然地谈到了“顾绣”。中国的刺绣分三派，湖南湘绣、苏州苏绣之外，上海独称“顾绣”，其中源远流长，很有一段掌故，罗四姐居然能谈得很清楚。
“大家都晓得的，顾绣是从露香园顾家的一个姨太太传下来的……”
一个“顾绣”的话题“自然而然”地扯到明朝嘉靖年间顾名儒、顾名世一族中姬妾娴于针缕的次要情节上去。读者在随高阳的野马跑进顾名世的“露香园”的同时，或许并不会怪罪：这一章的主要情节——“胡雪岩这年（按：光绪七年）过年的心境，不如往年，自然是由于七姑奶奶中风，使他有一种难以自解的疚歉之故。不过，在表面上是看不出来的，胡家的年景，依旧花团锦簇，繁华热闹。其中最忙的要数‘螺蛳太太’”，也就是上引的这一段，戛然而止，作者掉头倒叙同治年间从胡、罗初识到缔亲，而直到《灯火楼台》（一）卷终，也就是距“胡雪岩这年过年的心境，不如往年”足足有三个章回，印刷成书的内容则计有一百九十页，读者还未曾完全掌握：为什么胡雪岩的心境不如往年？
高阳之“跑野马”“走岔路”“顾左右而言他”，牵丝攀藤卷入枝蔓般所谓“次要”或“次次要”的情节是很可以被一些讲究“事件结构”的评者“严厉指斥”为“芜杂”的。但是，这样的指斥容或也只是囿于“事构”美学规律，取譬于“骨肉匀称”的胶柱鼓瑟、刻舟求剑而已。
高阳“浩浩如江河，挟泥沙而俱下”的诸多巨构，的确不免引人细思：那些“泥沙”“枝蔓”果真是“不必要”的吗？抑或高阳原本试图借由小说这种“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的体制，完成某种足以包罗历代习俗、名物、世态、民风、政情、地理以及辞章等典故知识的大叙述体呢？
累积乃至于堆砌足够丰富的典故知识确乎对一个可能会被历史学者“严厉指斥”的小说家有利。高阳重塑历史的雄辩技术与特质即在于此：他不只运用全知观点的叙述者随时插叙各式各样“实属毫末”的典故细节，也化身成书中每一个可能的人物，赋予其“博览群籍、周洽世事”的能力。像《小白菜》里的帝王师翁同龢当然可以随口征引乾隆时代慧贤贵妃父兄因贪墨而遭斩决的故事，至于《状元娘子》里的烟台名妓李蔼如不明白“有德则称，无德则否”的出处，亦不妨事，因为她可以“听洪钧为她讲过《史记》”，所以也就解悟了上述八个字出自沛公正朝仪的事典及意义。
当高阳小说中的人物也犹如孙悟空身上拔下来的毫毛而成为“叙述者/作者”的化身时，典故知识能够挥洒罗织的空间也相对地增加了许多，如此一来高阳本人的角色（无论是作者或叙述者）可免炫学之讥，同时，也缔造了一种叠床架屋、层层递转的复杂叙述结构。
值得注意的却是：高阳尽可能让他小说里的人物（无论是漕帮镖头、姨太太、帝王师或者妓女）分担作者那庞大的、累积典故知识的工程，其中似乎不无向“士君子”阶级者流示威的底细。当年庸愚子在《三国志通俗演义》序中所谓“盖欲读诵者人人得而知之”的命意，到了高阳笔下，显然又递进到“盖欲小说中人皆得而知之”的地步。这里所谓的“知之”，正是《历史·小说·历史小说》那篇序文里一再令高阳谦称“望之却步”的“历史的研究”。
至若小说里某个聪明伶俐的侍妾或者某个参军戏的滑稽演员等“里巷鄙人”，能够信口拈出某僻典出于某僻书之类的情景，也适足构成对那些“拥学自重”的“士君子”的冷讽。
至于借角色辗转地“挟泥沙”“跑野马”“走岔路”“卷枝蔓”以缔造的复杂叙述结构，则尤应被视为高阳作品对现代小说的一个重要贡献。只不过这一点却尤其为读者、评家所忽略。
在讨论这一点之前，必须先指出的是：自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1843—1916）以来，论小说之叙事观点（point of view）者常以区别“观点”为探索小说意义的起点，而对许多长篇小说（由于篇幅庞大的缘故）经常采取较多不同“观点”的叙事手段概称之为“全知观点”（omniscient point of view），以为持此一立场之叙述者可以随心所欲地明了（包括感官上的种种接触和体会）故事中的一切，并随意从某些人物的外在感官世界进入其内心活动，且随意移跃至另一人物或时空，而作者亦拥有在任何时空中现身评断故事意义或说明故事主旨的特权。
高阳历史小说复杂的叙述结构却为读者建立了一个新的探索起点：“全知观点”是否为“随意”进出游移的叙述活动？无论这个问题的答案为是为否，其原因安在？
笔者于高阳生前曾多方请益，就中一回询及：“您的小说里好像吃饭喝酒的场面特别多，这是什么道理？”高阳答得老大不高兴：“谈事情嘛！不在饭桌上谈，去哪里谈？漫说古人，今人要谈个什么事情，不也要喝杯咖啡？”
这一段谈话可以视作高阳历史小说叙述上的一个枢纽。熟读其作品的读者不难发现：高阳小说里的人物大多健谈。而这个“谈”字包括了透过小说人物之纵饮浅酌所引发的对话，抑或人物个别的内心独白，抑或叙述者概略而不详尽地用广角方式（panoramic method）加以叙述式说明（narrative exposition）——也就是不细陈故事或情节之景象，仅如报告“本事”般交代资料性的背景等等。种种“谈”的交互串联、牵引、替换，目的不外唤起一种“述史”的论述氛围，并始终在小说的情节之外、情节之上浓重地敷设这个论述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