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阳古今小说集（共六册）

终高阳一生，可能无缘深识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的《写作的零度》（1953年）或《符号学原理》（1965年），然而，高阳积三十余年数千万字的孜矻创作，却不期然暗合于巴特的某些理论。1977年，巴特在法兰西学院文学符号学讲座的就职演说中提及：
说话（parler），或更严格些说发出话语（discourir），这并非像人们经常强调的那样是去交流，而是使人屈服：全部语言结构是一种普遍化的支配力量。
巴特哲学性的关切在于将语言视作一种权力的主体及实践，他视“语言”“无外”的一种“权势/奴役”的有机运作。这一运作中必然出现的两个范畴是：判断的权威性以及重复的群体性。质言之：语言之所以可以达成沟通，是由于“沟通”的双方已然先验地臣服于“语言”与“意义”之契约关系，且此一关系更透过一组又一组可以转相注释之符号合群地彼此支持（重复）而益形巩固。
对“无视于”巴特的高阳来说，他一部又一部以“谈”（巴特所谓的“说话”或乃至于“发出话语”——在小说中也就是“对话”和“叙述”）为核心的小说其实另有其和“权力”的依违辩证关系——千百个犹如前述所谓“孙悟空的毫毛”一般被高阳用来“发言”的小说人物正是透过历史论述所显现的正典化（canonization）力量向“正史”之“语言”去侵夺权势之筹箸。
高阳自非征逐世俗权势之徒，那么，为什么笔者要强调他的小说中“谈”的“权势底蕴”呢？下面这两段文字是高阳晚年所写的两篇文字的片段，先抄录出来，再综论之：
但使行有余力，我将从考据唐宋以来诗的本事，研究运典的技巧，来说明诗史的明暗两面。但愿有一天，我有足够的学养在中文系中开这样一门课。（《“诗史”的明暗两面》。按：此文收录于《高阳杂文》。）
所谓“茶宴”，以茶为主，以松仁、梅花、佛手为“三清”，沃雪烹茶，称为“三清茶”，佐以内府果饵，即是现代的茶会。宴中照例联句，或者御制诗一两章，命群臣赓贺。……重华宫茶宴以才学入选，亲藩王公虽位尊而不得与，此为高宗出身微贱，但却看不起不读书的贵人的一种表示，涵义甚深。读龚定庵诗：“乾嘉朝士不相识，无故飞扬入梦多。”不觉悠然神往。（《重华宫的新年》。按：此文亦收录于《高阳杂文》，推究文义，当是为报刊所写应年景之作。）
1987年3月15日，高阳在友人为他举行的六十五岁寿筵上展示抒怀七律一首，诗卷上有闲章一枚，曰：“自封野翰林。”消息于报端披露，众人皆以此为酒余趣谈，殊不知此五字之中又隐含了多少“不遇”的牢骚。
而“自封野翰林”的豪语若有“明暗两面”，则明的一面已充分显示高阳未能受封为“今之翰林”的感慨。在高阳的朋辈之间，不乏常听他提及“应某校某教授之请，至某系某研究所演讲”，颇有授业上庠之概。所谓“但愿有一天，我有足够的学养在中文系开这样一门课”不只是祈许之词，亦深含反讥之意。这与高阳过世前数年时时愤言“恨当今学术界无人堪当大任”之语映对，总成一叹。
至于暗的一面，我们不要忘记：前引龚定庵诗中的嘲诮，还有龚定庵其人的遭遇、性情与怀抱。龚氏由于书法不佳而不能厕身于一二甲进士之林，深为憾怅，于是勒令家中姬妾人人勤习书法，务使墨迹娟秀严整，待“士君子”之宾客来访时，常差遣这些侍妾奴婢以笔墨书字以窘之，如此调侃居心，与高阳让故事中的边配角色显扬腹笥，其实颇称异曲同工。我就亲闻一位历史系的名教授在一场酒宴上当着高阳的面开玩笑说：“我三十年寒窗所学，还不如你笔下一个丫鬟。”这也是高阳托言赞赏清高宗“看不起不读书的贵人”的自尊与自伤。
高阳自从《李娃》（1966年）、《风尘三侠》（1966年）、《荆轲》（1968年）之后，逐渐脱离了大量杂以纯就动作性情节或情感式描述为取向的“小说家本位”，从《大将曹彬》（1969年）起，他滂沛的“野翰林”自信自许促使（或加速说明）他解悟了历史小说写作者经由典故知识的累积力量取得正典（权势之另一层次）地位的能力。于是，他的小说人物（许多于“正史”亦班班可考）在大量广角方法的简赅综述之下各自分担了“次叙述者”的有力发言权，他们对话，并且在对话中制造更多的对话，“谈”之又“谈”，营造了另一种历史。这不正是小说“街谈巷议”的本质吗？无论“士君子”称许与否。
谈之又谈，众妙之门，这里面还有玄机。
基于对某一种巨大又神秘的力量之好奇，高阳总会不时地想要验证：有一种驱使人生、时局和世运的巨力，不断地催迫着世界前行，无人可以抗拒，也无人得以逃脱。但是就像着迷于星象之学的人，高阳往往也出于喜好惊奇、憬慕造化的心情，对于历史的发展，高阳还有一种探索并验证其神秘巧合的悬念。他执意要以抽丝剥茧的寻绎穷究去洞察历史推移的过程，之所以如此，简单地说，也还就是为了追踪自己那“一肚皮不合时宜”的牢骚有何来历以及如何确当。
另一方面，高阳又不甘于历史书写拘牵于正统史官“立足本朝”的诠释樊笼，并因之而放逐了大量“不合时宜”却可能“信而有征”的掌故材料，于是便借着小说而大事“重塑历史”。
当然，这两方面是动辄会出现矛盾的——一个浅而易见的质疑是：既然世事皆有其来历（掌故），而这来历又提供了世事发展、存在之正当性，则牢骚又何必有之？
我曾于一次“进城喝两杯”的场合里向高阳追问这一点，他微醺而愠，道：“那就不能谈了嘛！”我唯唯应之，心想：那也确实不能谈了。
高阳所关切的本非“诠释的循环”之类“狗咬尾巴团团转”的抽象高论，他毋宁先假设自己的牢骚既有来历，又因之而诚属确当，然后再钩稽文献、搜求坟典，为他所罗织的历史“拿捏”证据，所以高阳自成一派的“索隐”“考据”遂多见“发明”，而且难以置辩。
高阳的牢骚约而论之，其实就是“不遇”二字。这“不遇”固然是屈子以下中国传统文人、知识分子乃至于失意政客所共同具备的一种精神状态，美之者曰“情怀”，诋之者则曰“身段”。
然而情怀云者，身段云者，其“不遇”则一，也都和主观的意志与客观的遭际之间互无妥协的处境有关。高阳之“不遇”也可以从两个面向上加以了解。一方面如前所述，他很难在一个由他自己树布的历史知识网络上找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甚或在同一渊博基础上与之对话无碍的友朋；另一方面——也是极其残酷而现实的（这与龚定庵何其神似？），他从来没有一张正式的学者资格证书。
在历史的迷宫中纵横捭阖、挥洒出入的高阳一向讲究“证据”，但是终其一生，台湾这个素来好吹嘘“文化复兴”“文化建设”的地区却从来没有以任何“证据”认定过（哪怕是一项荣誉学位的授予）他在明清史、玉溪诗或红学等领域中浸淫钻研的功夫以及卓越成家的地位。
任何一个时代诚然少不了“怀才不遇”的人物，尽管“不遇”者众、“怀才”者寡，但是当浊世滔滔，皆以高阳为“酒徒”、为“墨客”、为“小说家者流”的时候，真正有大损失的难道不是这个社会吗？屈子投怨怼于汨罗，高阳溺幽愤于醇酒。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揆诸一长远的历史，则今之侈言“文化活水”者流，岂非楚怀王之覆案而已哉？
1988年，我赴大陆探亲月余，返台后与高阳匆匆一饮晤。席间有几番言语，令我无时或忘。其一是我重提准备以太平天国史料为背景写一长篇小说的旧议，因为同年稍早时我赴报社任事，探亲归来，心绪浮野，正有辞去这“城里的差事”的打算，想重返龙潭索居，再也不到编辑案头，然而高阳却竭力反对。他说：“‘辞官’可以，写太平天国大可不必。”
接着他告诉我：历史小说之可贵，在于历史人物之可爱。而洪、杨之徒，“岂有可爱之处？”还说：“值得入小说的历史人物，大抵不外圣君、贤相、良将、高僧、名士、美人六者。真要是个一流作家，干吗又要伺候那些个三流人物呢？你不要中了那些‘广东派史学家’的毒！”
我非治史学者，至今犹其未明：“广东派史学家”何所指？倘若以洪、杨事按之，多年之后重温其言，我反而明白了他话里的另一层玄机：高阳对于有清一代，其实怀抱着相当“不从众”的看法。在台湾，吃国民教育奶水长大的一代（乃至于他们的父母）大致上对前朝的浮泛印象是糅合着汉族中心主义和民主主义两层色彩的。是以言及满清，必称腐败专制、丧权辱国，仿佛门户大开以降的中国在近世所遭受的种种欺凌、所经历的种种挫败，都可以简而约之地归咎于来自关外的女真族政权，甚至其中的一二名当权者。然而高阳却不肯这样想。
高阳在当世之“不遇”，很可以从其家世在前朝的煊赫之中找到对应的明证。高阳的叔曾祖许庚身是光绪十年到十九年间的军机大臣（卒谥恭慎）。高祖许乃钊亦曾任广东学政，官至江苏巡抚。先世尚有“七子登科”（四举人三翰林）、“五凤齐飞入翰林”的时誉。
然而到了高阳这一代，迭经战祸，时逢乱离，除了家学幼习，高阳的知识陶养全靠自修，偏偏到了20世纪中叶以后，“台湾的教育机器”又全然无视于、亦不关心一个“素人学者”为整个文化体制注入生机活力之可能。春秋时代孔夫子有“礼失而求诸野”的浩叹与慰藉；迄于民国，“翰林失而宁复不可求诸野乎？”
回首1988、1989年间，每与高阳论文议史，他总不免津津乐道着两度前往香港中文大学讲述《红楼梦》研究的情景，更不止数次提及曾应台大某系所教授之邀为学生讲授阴阳五行生克的玄理奥义。一旦问起他对台湾文化界的整体看法，高阳也笃定会摇头恨道：“一言以蔽之：学术界无人堪当大任！”
正缘于幽愤之深，乃成其兴寄之遥。
高阳“以小说治史”的“重塑”企图也就寓藏着益发“悍然其辞”“沛然莫之能御”的霸气。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或学者，高阳于“自封野翰林”的笑语谐趣之中，自然可以表示：“忽驰骛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然而作为一个文人，高阳又势必有“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的惋叹。他既深知天“不”将降学术之大任于仔肩，于独学寡友的孤子旅途之上又常有“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怆然之憾。而谓“过不了团体生活”云者，而谓“非脱队不可”云者，又岂是等闲自负“不过”者流所能体会的呢？
1989年，高阳应复旦大学之邀，参加了一项名为“第四届港台文学暨海外华文文学学术讨论会”的活动，并转赴浙江杭州祭祖。日后在一篇由他亲笔撰写的《横桥老屋旧址碑记》的文字中，他特别引述前清梁山舟学士书赠高阳十世祖许学范（字希六，号芋园）的联语，曰：
世间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天下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
一生读书、一生著书、一生谈书论书的高阳在1991年年初因肺疾送医急救，凡七进七出。我去探访，见他又消瘦了几分，当时他精神尚佳，犹能笔谈，我遂以其新作《水龙吟》之题名请教，询以：“与辛弃疾‘几人真是经纶手’一阕是否有关？”
但见高阳频频蹙眉，未几，即振笔疾书数行示我：“我于《联副》（指《联合报·副刊》——编者注）发表之说明汝竟未读耶？”我默然无以应。然而事后我再翻拣庋藏旧报，复向《联副》查证，其实并无彼文。日后闻知高阳出院，渡得一厄，才稍释忐忑。
然而我始终不能明白的是，为什么高阳会记得他发表了一篇其实并未发表的文字？此事直至次年三月下旬方得旁证而解：那是一张某餐馆印制的请帖，下署“高阳”之名，一望而知是寿诞的邀宴，可是日期却早在我收信的前一日已经过了。这样一个对于史事精明审慎的人，珍贵的时间感和因果论在生命的晚期居然就这样随着病痛而崩塌了。
我随手发了一张传真回复，寥语数行，敬请戒烟节酒，然而我亦深知：这是废话，一如高阳那般“圣君、贤相、良将、高僧、名士、美人”的温言善语之于我是一样的，过耳寓目，不必存心而已。
在相交的最后六年中，高阳于我如师、如友，待我如子侄又如朋辈，我何其有幸能承其教、受其责、感悟其情？而这个时代又何其不幸地逐之于前朝、弃之于酒肆、任其自封野翰林？而今逝者已矣！思之不觉涕下。我为高阳悲，亦为高阳所悲者悲。遥想杜少陵“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江山故宅空文藻，云雨荒台岂梦思？最是楚宫俱泯灭，舟人指点到今疑”之句，竟不堪其悲。





高阳古今小说集（共六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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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万人口的台北，有四十多路公共汽车，其中最有名的该数零南路了。跑这一路的车子，司机、售票员在乘客眼中都是比较好的。公车处凡有什么新花样，像装扩音器到站报名、礼貌运动、特选南部优秀售票员参加服务，都要先拿到零南路上来表演一番。这可能是由于零南路的所经路线，都是台北市有名的马路。“介寿馆”“行政院”“立法院”“监察院”，还有“司法部”“财政部”“内政部”这些大衙门都在这条路线上，或许因为观瞻所系，或许因为“国会议员”和高级官员兴之所至，也常有搭零南路车的机会，所以公车处不敢怠慢。
如果要再找一个理由，那一定是为了尊重台湾大学的缘故。零南路公车等于台大的校车，几千学生上学、放学，到西门町看电影顺便谈恋爱，一车来，一车去，干干净净，文文雅雅。他们不像小学生那样鬼吵鬼闹，也不像中学生那样晃荡着大书包横冲直撞，有时还尽找售票员的麻烦。他们是公车处的好主顾。
新学年开始不久，十月初的天气，依然骄阳似火。下午四点钟正热的时候，街上行人稀少，零南路台大站上，也只有疏疏落落五六个乘客，章敬康排在最后。
从公馆方向来的车子到了站，车上乘客并不算多，但因天热，每一个人坐下来以后，都扩张了自己的空间，所以等章敬康上车，只剩下了靠门的一个座位，被他毫不迟疑地占据了。
坐下来一转脸，他才看到他后面还有一位乘客，是个很漂亮的女孩。她扶着车门旁边铝质的柱子，很悠闲地哼着一支舞曲。声音极轻，可是他跟她的距离到底是太近了，仍能听得相当清楚。对于热门音乐，他不算门外汉，一下就听出来那是最近正流行的，白潘（即帕特·布恩，美国歌唱家——编者注）的一支新歌。
在极短的时间以后，他忽然惊觉，满车的人都有座位，独让一个女孩子这样站着，是一个令人很看不下去的场面。这样想着，他已站了起来，让开一步，左手握着原本的凯恩斯的《经济问题》，右手挂在吊杆上，眼睛斜过去向她看了一下，好像在问：“为什么不坐下来？”
她抛过来一朵甜笑，一直等坐下来还仰视着他，明亮的眼中涌现着欣赏和感谢。
他倒被她看得有些不好意思了。同时他也觉得这是一件太小太小的事，不值得她付出那样多的感谢，因此觉得有些不安，便把眼睛转向窗外，装作无所谓的样子。
可是他心里实在放不下，他无法不去看她，于是拿手帕擦擦汗，翻一翻书，想出许多小动作，目的只是便于扭过头去偷觑她一眼。
而每看一次，他都得到极大的满足。那是快感还是美感，他弄不清楚，或许快感是由美感所生，他也无法去细辨，只是每一次视线离开她以后，立即又想再看她一眼。
“南海路！”售票员在喊。
他身子动了一下，眼睛望着车门，正有几个乘客上车。这给了他一个考虑的机会，他原来是准备到中央图书馆去的，南海路正是他该下车的地方，但现在他似乎有些恋恋不舍了。
乘客已经上了车，售票员却未关门，并且注视着他。他知道她已经发现他准备下车，特地在等他，这便不容他再做任何考虑，慌慌忙忙地下了车。
铃声一响，汽车很快地远去了。他才发现自己觉得非常不对劲，好像失落了一样心爱的东西，而又记不起是如何失落的。
这份怅惘空虚的心情，一直带到中央图书馆。他对于他自己所做的一切，是怎样去到了目的地，借了些什么书，都不甚了了，眼睛倒是一直停在书上，也一直在往下读，然而一个字也没有读到脑子里去。这样直到天黑，他才如梦初醒，看一看自己借来的那本《数学经济》，翻在第四页上，而印象中记得已读到第二十七页，是什么时候翻回来重读的呢？想想，连自己都觉好笑了。
抬头一看，壁上的电钟指着七点十分，他有些着急，回家的时间太迟了。
这使他暂时抛开了一切的胡思乱想，加紧脚步，赶回家去。
果然迟了，饭菜已经摆在桌上。他的父亲坐在堂屋里的藤椅上，也不看报，也不喝茶，抱膝凝望，似乎很无聊地在等他。
“怎么这么晚才回来？”章老先生用带着爱怜的口吻责备他。
“我在中央图书馆看书。”
“看书也该记得时间啊！天黑了，你都不知道？”
“爸爸，你不该说他。”章敬康的大嫂陶清芬正从房里出来，笑着帮他说话，“老二看书看得废寝忘食，你老人家不夸奖他几句反埋怨他，连我都不服气。”
章老先生沉默着。章敬康脸上却有些发烧，他是个很诚实的人，本无意说假话，但这时自然也不便说穿，是为了一个萍水相逢的女孩子而神魂颠倒，只好默不作声。
“吃饭吧，菜都快冷了。”陶清芬说。
“大哥呢？”这时他才发现他哥哥章敬业不在家。
“有应酬，不回家了。”
于是大家一起坐下来吃饭。陶清芬一面照料她五岁的儿子台生，一面不住地看章敬康的手。章敬康觉得有些诧异，看看自己的手上和身上，并没什么异样啊！
“大嫂！”他终于忍不住发问，“我什么地方不对？”
“我在想，”陶清芬看着她公公说，“老二该再买块表才行。”
原来如此，他不由得向陶清芬报以感激的一瞥。他原有一块手表，是他考上大学那一年，他父亲用年终奖金买给他的，不想上学期在水源地游泳丢掉了。半年来没有表真不便，可是他知道家里的经济情形，何况，本来有表，却是他自己丢掉的，更不便再开口提出买表的要求。现在，陶清芬替他把心里的话说了出来，自然会使他感到非常欣慰，并且由衷的佩服——到底是贤惠的主妇，对家里每一个人，都是那样体贴得无微不至。
然而，他也有一些担心，怕他父亲会想起他丢表的事而责备他，哪知完全不然。
“我也想到了。我们那里马上要办钟表的分期付款，我替老二买一块。”章老先生又说，“要毕业了，起码也还要做套西服，让我来想办法。”
“不！”充满了欢喜感激之情的章敬康抢着说，“离毕业还有一年，而且要受预备军官训练，根本用不到什么整套的衣服。”
“傻话！”做父亲的说，“大学毕了业，就算踏入社会了，哪可以一套出客的衣服都没有？只要你自己努力，将来能够自立，这些踏入社会的准备工作，我跟你大哥总会替你想办法的。现在只要你用功上进，别的什么都不用你管。”
章敬康记住了他父亲所说的每一个字。饭后和他的小侄儿玩了一会儿，随即回到他自己的房间，开始自修。
一走进那间六席大的书房兼卧室，只见一片溶溶的月色，从木格窗中透进来，洒在地上，形成一种很新奇醒目的黑白图案。他不忍开灯破坏了它，坐在窗前的藤椅上，静心欣赏。窗外是幽静的小院子，种着木瓜和凤凰木，秋来依然枝叶扶疏，微微的西风不时飘过，带来了秋天特有的沁人心脾的爽气和凉意。
然而他的心头却还另有一种温暖的感觉。想到刚才饭桌上父亲和大嫂的话，他情不自禁地哼起了sweet home那支曲子。
他的家庭并不富有，甚至离小康的程度都还有一段距离。父亲是中级官员，坚守岗位，三十年如一日。兄弟两个，大哥敬业走了他父亲的路子，也是个标准的公务员，结了婚仍旧和家人住在一起。母亲故世已经十年了，幸好大嫂贤惠能干，一手主持中馈，把整个家撑了起来。他父亲常向亲友们夸奖说：“清芬是我们家的栋梁。”他完全同意他父亲的看法。
虽然章敬康没有较好的物质生活，也没有母亲，但他仍旧感到非常幸福，因为他一直生活在爱的煦育中。父亲的管教似乎有些严厉，大哥对他也拿出做长兄的气派，可是他们永远在关注着他，而且也非常尊重他，就像他考大学时，父亲主张读理工，大哥建议念外文，结果他仍旧按照自己的志愿，选了经济系。
大嫂更不必说，他是她一手带大的。“长嫂如母”，他充分了解这句话的含义。也因为有了大嫂的“母爱”，才平衡了父兄出于爱人以德的督责。他知道家庭对于他的期望，每年的学费对于这个清苦的家庭来说是一笔沉重的负担。尽管父亲戒了酒，大哥舍不得看电影，大嫂在菜场里买几个萝卜都得斤斤计较，而对他的供应和要求，总是尽量使他满足。这是为了什么呢？为了鼓励他上进。
这样想着，他便懂得了他现在要做的是什么，立刻开了灯，专心致志地把每一分精力都投注在他的书本上。
“老二，十一点了。”是陶清芬的声音。
竟十一点了，他惊讶时间过得好快，但今夜读书的兴趣十分浓厚，便应了一声，仍旧埋头在书本上。
“明天你第一堂有课，洗了澡早些睡吧！”陶清芬站在门口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