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军阀

解放前294斤斤斤5两4斤斤
中农解放后2597斤斤4斤2两5斤4两6斤
解放前2594斤斤斤6两5斤4两6斤
备考谷的单位为石，一石相当于20市斤。2斤为旧制，6两斤。布为窄口面土白布或兰布。4此表以全年计。
（注：本表引自《汉源县第一区击谷乡堰坪村关于土地改革前后土地占有情况与生活情况变化暨生产调查报告》，95年9月29日，四川省档案馆藏档，建康//57/50。）
由上表可知，一个中农一年的生活费，就是每天6斤黄米的口粮，每月将近半斤肉，一年能有两身土布新单衣。这也就是说，该村人均占有土地于贫农的地主，年收入一倍于中农的，也就是这些东西。而因为小地主通常都要供养子女上学，再加上因土地面积多再多些农具、耕畜的花费，何况这些人家往往都还想着要攒钱买地，故一个5口之家的地主即使只想保持相当于中农的生活水平，想来也确实不易。[69]正如费孝通所说：“有限的土地生产力和农民已经很低的生活水准是经不起地主阶层们的挥霍的。把中国一般中小地主描写成养尊处优、穷奢极侈的人物，我觉得是不太切当的。‘一粥一饭’式的家训即使不能算是实况的描写，地主阶层平均所占的土地面积也可以告诉我们，他们所能维持的也不能太过于小康的水准。”[70]
关于中国的小地主多半“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就为攒几钱……买点儿地”的情况，在今天已经不是什么奇谈怪论了。唐致卿的研究除了介绍到一些地富的财产是下力干活，“是自己治（置）的，是力农致富”外，[7]还依据山东惠民县成氏、沾化县许氏、高苑县和家店张氏世代购地的契约文书等各种原始资料，很清楚地说明了众多小地主或富农日积月累攒钱购地的经过：
成氏自嘉庆十三年（0年）到民国三十年（94年）前后年间，历5代，分2次购得22块地，总共亩。最大的一块07亩，最小的一块仅06亩。平均每年购地仅064亩弱。
许氏自光绪三年（77年）至民国三十一年（942年）65年间，经三代，分次买进块土地，最大的一块6亩，最小的一块仅分多地，总共买进亩，平均每年买024亩。
张氏则从乾隆八年（74年）至民国三十六年（947年）204年间，历5代分26次买进26块地，最大的一块亩，最小的只有不到2分半地，总共买进亩，平均每年购进09
因为无权无势，纯粹靠力农致富，因此不少小地主和富农具有较强的经营能力或生产能力。这造成这些小地主或富农与佃户或雇工的关系会呈现出两极的情况，很难一概而论，说小地主一定作恶多，作恶少。有些农户的印象，地主越小就越苛刻越扣门儿，像天不亮就用各种声音闹觉，赶着雇工出工；下了工回来还要被要求挑水、铡草、填栏、喂牲口之类的地主富农，并不少见。[7]但雇主待雇工“亲如家人”，“平时主雇同坐共食，并无主仆名分”，“男人同伙计吃小米干粮，家中女人吃粗粮”，“掌柜和伙计都一块劳动，凑在一起谈天说地”的情况，同族接济，富也富不到哪儿去，穷也穷不到哪儿去的情况，也同样不少。[74]
不过，更值得注意的，也是郭德宏没有提到的很重要的一点，其实是中国小地主所具有的革命性问题。换言之，中国的小地主（包括许多富农）因为多半力农致富，又有些文化，容易接受新思想，对来自军阀官僚政治和帝国主义的压迫相当敏感，因而往往会同情革命，甚至参加革命。自己革命成功，转而把同样可能革命，甚至是已经投身革命的众多小地主一棍子打死，在这一点上，很难认为是适当的作法。
有关小地主革命性的问题，**有过相当深入的调查和说明。他在调查江西寻乌的情况时，就发现：因为小地主占着绝对大多数，政治上却受中地主阶层的统治，“在经济上受资本主义侵蚀和政府机关（大中地主的）压榨（派款）”，因而他们“接受新文化比哪一个阶级（都）要快要普及”，“他们革命的要求在初期革命运动中也表现得很迫切，革命的活动亦很猛进”。因此他们中的激进者不少都成了**。“如死去了的斗争领导者潘丽（**县委书记）、刘维炉（三二五暴动时革委会主席）、刘维锷（**区委委员）等，现在的斗争领导者古柏（**县委书记）、钟锡?（红军营长）、黄余贵（**区委书记）等等，以及没有参加合作社后头参加革命的，如梅汝黄（红军大队政治委员）等，都是这个阶层里头的人。”[75]
实际上，早期的**党组织，包括苏维埃革命时期的**党政军组织当中，出身或成份是地主、富农者投身革命的人相当多。陈耀煌对鄂豫皖**组织及苏区的研究，对此已有说明。[76]另以赣西南根据地为例，瑞金早期的党员曾经“百分之八十是地主富农”，“上犹党员八十多人，地主富农占三十多人”。[77]因而90年反富农斗争开始后，被“开除的地主富农有一千余人”。[7]大批开除一年后，党员干部当中仍有数十名地主和富农成份者。[79]也正是当年采取大批开除地主富农成份的党员出党的做法，促成了富田事变，造成了数以万计地方党员干部和红军指战员惨死的历史悲剧。而事实上，正如戴向青所云，赣西南**党组织和根据地，早期恰恰就是当地富有家庭的子弟利用他们在地方上的资源艰辛创立起来的，他们并非是不革命或反革命的。[0]
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940年代后半期，因为痛恨国民党的**统治，在国民党统治区内许多官僚、将领和地主、富农家庭出身，包括不少将领和较富有的地方人士，投身到**组织的地下活动，乃至于武装斗争之中，帮助**夺取和接管南方各省市，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这样的例子更是举不胜举了。然而，因为建国后在阶级问题上采取了“一刀切”的政策，南方各省的地下党组织及其所领导的外围组织和武装部队，几乎统统因其阶级成份“严重不纯”，而长期受到怀疑。不少人还因此被打成“地主恶霸集团”或其他名目的“反革命组织”，遭遇开除党籍、判刑入狱，甚至是被杀的命运。。。





爱国军阀 四川大调粮，在三年自然灾害
在**总结经验和教训的“七千人大会”上，他声泪俱下，检讨还是不被通过，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为他说了话，他才获得大多数人的谅解；在省委书记会议上，他含泪传达中央决定，却不折不扣地执行了中央的调粮指示。
毫无疑问，他得到了中国人民的赞扬，却失去了四川人民的信任。三年饥荒，四川外调粮食47亿斤，确保了京、津、沪乃至全国许多地方粮食的供应，四川人民却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生的权利被剥夺，活的资本被耗尽。
他就是李井泉。
李井泉，江西临川人，一生追随革命，戎马半生：7岁投笔从戎参加革命，积极响应南昌起义；长征途中，先后在红一、四、二方面军担任重要职务；抗日战争中，开赴内蒙古大青山，书写抗战奇迹；解放战争中，领导晋绥军民积极建设根据地，作出巨大贡献。
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四川的解放备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zd提出要李井泉协同贺龙参加解放西南的作战。949年冬，贺龙、李井泉率第十八兵团与刘、邓大军相配合，顺利解放了四川，完成了对西南地区的解放。从此，李井泉便与四川结下了不解之缘。这缘分，悲喜交加，多了几分无奈，多了几分历史沉重。
四川初定，省委书记李井泉加强领导班子搞建设，兴修水利、狠抓农业促发展，关注少数民族保稳定，各项工作很得民心。四川人民在眼中，明在心里，坚信这样一位从革命中一路走来的风云人物是有全心全意为四川人民服务的决心和信念的。可是，人总是社会的人，无论是谁都不能脱离社会大环境而单独存活，四川的工作也一样，不能脱离全国的大环境而天马行空。
粮食告急四川成为“救命稻草”
历经2年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新中国成立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但是，中国还是一穷二白，中国人民还在勒紧裤腰带过日子。在枪林弹雨中幸存下来的革命前辈，为这个国家和这个国家的人民绞尽脑汁，恨不得能马上超英赶美，带领全国人民过上殷实富足的生活。一个“大跃进”，铺天盖地席卷了举国上下，全国人民沸腾了，劲头十足，信心冲天。然而，人们却没有料到，那一棵棵被砍倒的树木正在哭泣，那一缕缕大炼钢铁的青烟已经开始控诉，那一抹抹流下的汗水也正在抽泣，这一切的一切都在呼唤着人们停下这疾风暴雨的脚步，好让头脑冷却下来。
大自然愤怒了。959年至96年连续三年的特大自然灾害，使得全国人民处在了生死存亡的边缘线上。那些浮夸与虚假是经不起现实考验的。
新中国成立后，四川连年丰收，每年都外调粮食支援全国。959年月，**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李井泉同意了**中央的调粮决定，即959下半年至960年上半年，中央要从四川调出55亿斤到60亿斤粮食。仅959这一年，四川的粮食库存被外调三分之二以上。“大跃进”浮夸的程度已经超出李井泉的想象，不知不觉中他已经犯下了对浮夸形势估计不足的错误。
形势急剧恶化。959年，四川0多个县遭遇持续干旱，受灾严重的地区连续几个月滴雨未下，粮食骤减60亿斤。四川省委不敢懈怠，及时向中央作了汇报。960年，李井泉和四川省委已经预感到，再多调一亿斤粮食必然会增加几十万人的缺粮面，后果将不堪设想，遂向中央反映上半年调粮任务太重，要求中央相应核减外调任务。
然而，全国粮食告危，四川岂能只顾自保。
几个月过去了，负责粮棉调运的**一筹莫展，中央的调粮计划难以落实。在一次中央召集的讨论粮食问题的会议上，**几乎是“乞求”大家顾全大局，承担中央下达的调粮计划，无奈一直无人表态。**只好请周总理出面给大家做思想工作。总理说，现在中央掌握的机动粮已基本告罄，先念同志焦头烂额，我这个总理日子也很难过。我们是几亿人口的大国，灾情发展下去，城镇粮食供应不上，出了问题后果难以设想，国际国内的影响不好，苏修也会我们的笑话。如果大家今天不把任务背回去，那就只好不散会，都坐在这里“熬鹰”好了。
960年5月2日，**中央发出的《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指出：“近两个月来，北京、天津、上海和辽宁省调入的粮食都不够销售，库存已几乎挖空了，如果不马上突击赶运一批粮食去接济，就有脱销的危险。”粮食部也发出红色预警：“全国几个主要城市粮食很紧张，北京、天津只有4天存粮，上海只有两天存粮。”
中央催调粮心急如焚，四川粮库空虚难外调。李井泉亲自致信**，向中央反映四川的情况：前几年增加的外调主要是抽调库存来保障的，现在库存少了，如果过度外调省内就无法安排，将出现许多问题，因此，本年度粮食外调任务，确有给四川缓和一下的必要。
李井泉等待中央答复的心情必然是焦急难耐的。京、津、沪一旦断粮，其影响不仅是全国性的，还会招致国际的声讨，必然会给新中国带来致命的冲击。经过反复权衡，非常时期**中央采取断然措施，下达了四川等粮食调出省份必须按期按量突击运粮的死命令。周el、邓xp、**都亲自打电话来川催粮，要求四川省委坚决执行中央决定。面对着中央一道又一道的调粮命令，面对着中央领导人一通又一通的电话，李井泉太明白这意味着什么。
肩上的担子明显地重了，李井泉无力再做任何思想斗争。在省委书记处会议上传达中央决定时，李井泉流泪了。好几位书记在文件上签字时也落泪了。要不是无力抗拒，这些经历过腥风血雨的七尺男儿何以能够亲手签下这布满血迹的文件。省委会议上，李井泉怀着沉痛的心情，严肃地说道：“虽然我们的困难也很大，但要顾全大局，想尽一切办法完成调粮任务。”
有老同志回忆，960年夏，邓xp来到四川传达中央文件，就在省委办公大楼前，紧紧握着李井泉的手，百感交集地讲：“井泉啊，不要送了，粮食还得调，如果北京、上海死人，国际影响就大了，目前，只有我们四川作出牺牲了。”邓xp握着的哪里是李井泉的手啊，明明就是全国人民的“救命稻草”。
满载着全国人民期盼的汽车、轮船、火车等从四川出发，传递着生的希望的“接力棒”，奔赴全国各地，也带走了四川人民自保的希望。四川甚至都无力实现全国城镇人口27斤的定量标准，只能勉强维持2斤的标准，甚至后来机关厂矿职工只能维持9斤的水平。
顾全大局为保全国翻老底
96年初，四川省委在成都金牛坝宾馆召开全省地委书记会议，讨论全省粮食供应和群众生活安排等问题。恰巧**打来电话要求四川继续调粮。李井泉立即反问道：“还要调？再调一亿斤死的人就要过万，你问他还调不调？”**要求四川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中央的调粮决定。中央领导认为，问题发生在四川造成的政治、经济和各方面的影响总比发生在京、津、沪要小一些！长期积压的郁愤已经难以再控制，李井泉的情绪处于崩溃状态：“你是个国务院，我这里也是小国务院呐。你调粮怎么不听听我们的意见。”
全场都沉默了，李井泉也沉默了。959年春，四川各地浮肿时有发生，到秋后猛增，死亡迅速增长。960年初，四川40个县浮肿病流行，死亡率达597‰，人口自然增长率为－422‰。可想而知，到96年，灾害仍在继续，四川缺粮已经相当严重，浮肿和非正常死亡已经压得省委领导们喘不过气来了。
“李井泉接电话回来，脸色很难，嘴唇还在发抖。他原封不动地传达了**的指示：四川要服从大局，一定要调粮！”
哪里还有粮食可以外调啊？四川省委经过反复研究讨论，决定只能再调“死角粮”，即从四川东北部和交通不便的通江、南江、巴中等地区往外调粮。为此，“国务院专门派来粮食部的一位副部长坐镇广元，调来几百辆卡车，向外运粮”。
三年困难时期，四川为全国各地输送粮食47亿斤，在《四川省志》中都有这样的记载：“沈阳、武汉、南京、济南、成都五大军区出动车辆协助四川运粮。”为此，四川人民付出了生离死别的沉痛代价。李井泉也因此成了“搞极左、饿死人”的罪魁祸首。
声泪俱下公道自在他人心
962年月日至2月7日，**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七千人大会”。这是一次扩大会议，为着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95年“大跃进”以来的工作经验和教训，统一认识，加强团结，扭转局面。四川有省、地、县及一些重要企业的领导干部500余人参会。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四川出了大事，关于李井泉的谣言也风生水起，有说他是为了向中央表功，不顾四川人民的死活。在来京出席会议的四川代表团中，有一些干部因对整个四川调粮的内情不了解，就有人给中央写信，要求批判李井泉的严重错误。李井泉在会上就“95年‘大跃进’农村工作中的错误作了检讨，但只字不提调粮是中央的决定，只检讨四川调粮太多，自己要负主要责任”。第一次检讨并没有获得大家的谅解，他还得进行第二次检讨。
检讨要怎么做？有苦难言的李井泉彻夜难眠。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第二次检讨，李井泉声泪俱下，却只检讨自己对情况估计不足，要负主要责任。与会的很多同志都落泪了，但有些同志还是不满意。
周el、邓xp、朱d等都参加过四川组会议。这样的局面，中央总要有人站出来说话才能让李井泉过关。周el说：“四川粮食调多了，责任在国务院，我是总理，责任在我。”邓xp讲话了：“调粮的问题，井泉同志检讨了。中央也有责任，这个问题不能怪四川省委，四川调粮调得多了些，死人死得多了些，中央也有责任。”朱d专门召开四川地委书记以上干部的座谈会，语重心长地说：“井泉同志检讨两次了，差不多了，四川的问题中央也有责任，大家要团结一致，振作精神，战胜困难，争取工农业生产尽快恢复和发展，我是大有希望的。”
听到这些话，四川的同志们如梦初醒，情绪也就缓和好多。
月底，周el通知东北三省和四川的同志到北京研究粮食问题。会议期间，周el称赞四川和黑龙江两省能从大局出发，不讲价钱，外调粮食支援全国。第二天，四川同志李大章向周el如实汇报了四川粮食仍有很大缺口，粮食供应仍然很紧张的情况。周el听后，当即决定，原计划调出4亿斤粮食现在不调了，今天四川有困难了，全国要大力支援四川，中央再补给四川一亿斤粮食，湖北、江西、浙江、江苏几省也都要拿出一些粮食帮助四川。这一举措，无疑给饥饿了三年的四川人民带来了福音，带来了生的希望。此时，压在李井泉心里的石头是否变得轻了些？那紧蹙的眉峰是否有几分舒展？
962年，毛zd听李井泉说四川今年可能增产50亿斤粮食，不无友善地说：“你们就是增加了，也不要支援那样多！”965年，毛zd在听取李井泉汇报粮食问题时，评价道：“只懂得大公无私，不懂得大功有私。”这也许是最高领袖对一位无比忠诚的**战士最高的评价。




爱国军阀 李井泉－人民眼中恶棍，领袖心中党员
在**总结经验和教训的“七千人大会”上，他声泪俱下，检讨还是不被通过，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为他说了话，他才获得大多数人的谅解；在省委书记会议上，他含泪传达中央决定，却不折不扣地执行了中央的调粮指示。
毫无疑问，他得到了中国人民的赞扬，却失去了四川人民的信任。三年饥荒，四川外调粮食47亿斤，确保了京、津、沪乃至全国许多地方粮食的供应，四川人民却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生的权利被剥夺，活的资本被耗尽。
他就是李井泉。
李井泉，江西临川人，一生追随革命，戎马半生：7岁投笔从戎参加革命，积极响应南昌起义；长征途中，先后在红一、四、二方面军担任重要职务；抗日战争中，开赴内蒙古大青山，书写抗战奇迹；解放战争中，领导晋绥军民积极建设根据地，作出巨大贡献。
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四川的解放备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zd提出要李井泉协同贺龙参加解放西南的作战。949年冬，贺龙、李井泉率第十八兵团与刘、邓大军相配合，顺利解放了四川，完成了对西南地区的解放。从此，李井泉便与四川结下了不解之缘。这缘分，悲喜交加，多了几分无奈，多了几分历史沉重。
四川初定，省委书记李井泉加强领导班子搞建设，兴修水利、狠抓农业促发展，关注少数民族保稳定，各项工作很得民心。四川人民在眼中，明在心里，坚信这样一位从革命中一路走来的风云人物是有全心全意为四川人民服务的决心和信念的。可是，人总是社会的人，无论是谁都不能脱离社会大环境而单独存活，四川的工作也一样，不能脱离全国的大环境而天马行空。
粮食告急四川成为“救命稻草”
历经2年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新中国成立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但是，中国还是一穷二白，中国人民还在勒紧裤腰带过日子。在枪林弹雨中幸存下来的革命前辈，为这个国家和这个国家的人民绞尽脑汁，恨不得能马上超英赶美，带领全国人民过上殷实富足的生活。一个“大跃进”，铺天盖地席卷了举国上下，全国人民沸腾了，劲头十足，信心冲天。然而，人们却没有料到，那一棵棵被砍倒的树木正在哭泣，那一缕缕大炼钢铁的青烟已经开始控诉，那一抹抹流下的汗水也正在抽泣，这一切的一切都在呼唤着人们停下这疾风暴雨的脚步，好让头脑冷却下来。
大自然愤怒了。959年至96年连续三年的特大自然灾害，使得全国人民处在了生死存亡的边缘线上。那些浮夸与虚假是经不起现实考验的。
新中国成立后，四川连年丰收，每年都外调粮食支援全国。959年月，**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李井泉同意了**中央的调粮决定，即959下半年至960年上半年，中央要从四川调出55亿斤到60亿斤粮食。仅959这一年，四川的粮食库存被外调三分之二以上。“大跃进”浮夸的程度已经超出李井泉的想象，不知不觉中他已经犯下了对浮夸形势估计不足的错误。
形势急剧恶化。959年，四川0多个县遭遇持续干旱，受灾严重的地区连续几个月滴雨未下，粮食骤减60亿斤。四川省委不敢懈怠，及时向中央作了汇报。960年，李井泉和四川省委已经预感到，再多调一亿斤粮食必然会增加几十万人的缺粮面，后果将不堪设想，遂向中央反映上半年调粮任务太重，要求中央相应核减外调任务。
然而，全国粮食告危，四川岂能只顾自保。
几个月过去了，负责粮棉调运的**一筹莫展，中央的调粮计划难以落实。在一次中央召集的讨论粮食问题的会议上，**几乎是“乞求”大家顾全大局，承担中央下达的调粮计划，无奈一直无人表态。**只好请周总理出面给大家做思想工作。总理说，现在中央掌握的机动粮已基本告罄，先念同志焦头烂额，我这个总理日子也很难过。我们是几亿人口的大国，灾情发展下去，城镇粮食供应不上，出了问题后果难以设想，国际国内的影响不好，苏修也会我们的笑话。如果大家今天不把任务背回去，那就只好不散会，都坐在这里“熬鹰”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