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在五代当皇帝

契丹这边完全平定了内乱，内部军政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梳理，在位的都不是什么庸碌之辈，可以说积蓄力量准备南侵的能力已经再一次具备。只是此时距离秋天已经不远了，而耶律述律还是一直耽于游猎，好长夜之饮，因怒滥刑，北院大王耶律屋质和南院大王耶律挞烈或许为南侵做了诸多准备，但是耶律述律对此却毫无意向。
当然，即便耶律述律有意南侵，郭炜也是丝毫不惧的。
侦谍司北面房对契丹的各种刺探工作，在郭炜的精神指导、侦谍司郎中韩微的细致安排和北面房主事田重霸的具体实施下，已经有条不紊地进行了多年，尤其是在夺取了契丹的南京道之后，有了幽州作为基地，有大量热衷为新朝效命的燕民参与，工作进展非常顺利。
契丹内地的汉儿有很多都是直接从燕地掳掠过去的，虽然多数人已经相隔了两三代，但是他们之间仍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更何况，很多契丹朝堂上的汉人官员都是出身于燕地，譬如蓟州衙校出身的康默记及其后人，譬如祖籍蓟州玉田的韩氏，譬如卢龙赵氏和范阳刘氏，譬如进士出身的室昉……在这些人当中，固然有韩匡嗣这种基本是已经契丹化了的死心塌地之辈，有室昉和刘景这种讲究忠信的文人，却也不乏为了家族利益随时准备脚踩两只船的人。
再者，两国之间还存在着大量的走私商队，侦谍司借助着他们，犹如水银泻地一般地渗透着契丹。
有着这么两种情报渠道，于是契丹这边有什么比较大的动静，侦谍司很快就能够掌握，或许他们很难直接获取契丹朝堂上的战略情报，耶律述律到底准备做什么，很少有人会向侦谍司汇报，但是契丹的沿边部族有些什么举动、这些举动是否针对大周，侦谍司基本上还是刺探得到、分析得出来的。
契丹的贵人们早就已经消费惯了中原的各种先进货物，像丝绸、瓷器、茶叶、香药之类的，甚至包括粮食、钱币和书籍，有些固然属于贵族消费的奢侈品之列，有些却已经差不多成了生活必需品。
要是在以前，契丹还可以通过三种途径来满足这些商品输入的需求——靠中原儿皇帝的贡奉、南唐和契丹之间的跨海贸易以及契丹军南下抢掠。
但是自从后汉以来，中原朝廷就不再对契丹称臣纳贡了，也就只有北汉在对契丹进贡，以河东那么可怜的岁入，那么一点贡品也就是聊胜于无罢了；
而自显德初年开始，随着中原国力军力的日渐恢复，契丹军的南下抢掠也是越来越困难，到了显德八年幽州易手之后，契丹军南下抢掠已经是得不偿失了，甚至根本就抢不到任何东西；
而在南唐丢失淮南之后，大周与吴越的领土在长江口相会，南唐就彻底丧失了出海口，契丹和南唐之间的跨海贸易从此是日趋萎缩，根本就满足不了契丹对中原货物的巨大需求。而到了最近这一年，南唐被大周完全吞灭，契丹的这一条贸易线路也就不复存在了，虽然还可以偷偷地从吴越国买入一些货物，但是一则吴越国胆小，二则契丹也不愿意向吴越国输出马匹，总的贸易量根本就无法上去。
于是在这一年来，契丹获取中原先进货物的三条渠道差不多等于都断掉了，但是契丹对这些货物的需求却无法根绝，甚至可以说有些完全就是属于刚需，于是这些年边贸大兴。
当然，所谓的“边贸”，其实说穿了就是走私，因为这些贸易根本就得不到契丹和大周双方官府的认可与保护，大周在其他边境都开有官方允许进行边贸的榷场，在幽州这边可没有开一个。
然而契丹对中原货物的需求量实在是太大了，这种需求太旺盛了，双方又没有其他的正常贸易渠道，所以其利润相当之高，哪怕商人们承担着被抢掠、被罚没的风险，那利润仍然十分诱人，商人们很愿意为此铤而走险。
只要有足够的利润，商人们完全可以践踏一切人间法律，在两个敌国之间走走私又算得了什么？而且这么一来，不受契丹朝廷监管的贸易还可以用契丹这边的马匹支付购买大周货物的费用，无形中让契丹这边的购买力增加了不少，边境的贸易量反而因此有所增加。
再说了，他们的这种走私还得到了很多契丹贵族或明或暗的支持，这些贵人们为了自己的奢侈享受，或者对走私商人网开一面，或者干脆就自己去雇佣走私商人，于是契丹这边几乎就被渗透得像筛子一样了。
因为潜越边境的需要，侦谍司北面房很自然地就介入了这种走私活动，毕竟和单纯地潜越边境比起来，有着沿边的契丹贵族暗中保护和放行的走私商队明显要安全得多。
侦谍司的介入和一般的契丹贵族介入，那可是大不一样的。
一般的契丹贵族介入两国之间的走私，看着的只是自家的利益，自家的奢侈享受，他们根本就不会有契丹朝廷那种限制马匹输出的眼光，甚至他们会为了利润而主动输出马匹。
而大周这边侦谍司介入走私活动，那就等于是郭炜介入了，郭炜岂能允许本国的战略物资外流？别说是基本上不会流出的火药和火器了，就连铜钱都属于坚决禁止流出的货物，甚至最新的棉制品，郭炜允许其流出一部分，但是始终严格控制着贸易量，以致于棉制品在契丹都被炒成了奢侈品。
这也是好在大周是这种贸易的主导方，契丹需要大周的货物甚于大周需要契丹的货物，而且大周能够提供的商品品种多样，铜钱和棉制品并不是其中的主要成分，郭炜限制压缩这两样东西的输出，并不会从根本上影响走私商人们的利益。
契丹这边就没有多少主动性了，除了少量寒带药材和珍贵毛皮之外，契丹能够拿得出手的东西，也就是牛羊牲畜了，当然，还有燕山北麓的一些银矿。在这种情况下，契丹想要限制马匹贸易哪里是那么容易的？除非是契丹皇帝能够直接掌控的领地，或者当地的部族首领有足够深远的眼光。
北院大王耶律屋质和南院大王耶律挞烈的眼光倒是不凡，不过五院部也只管辖着奉圣州和北安州的一小部分牧场，六院部更是在云州大同府那边，对燕山的两国边贸走私影响不大。
再说了，他们两个人倒是可以限制自己的部族参与贩卖马匹，也可以限制贩卖马匹的走私商队从他们的领地通过，但是他们同样不可能根绝自己部族的其他商品走私，所以侦谍司对五院部和六院部的渗透并不逊于其他方面，虽然利润稍微要差一些。
所以侦谍司对于契丹军政情报的掌握是非常全面的，虽然对契丹朝堂上南侵的意向缺乏情报，但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哪怕是契丹军这种依靠打草谷为生而无需后勤的军队，也还是需要进行基本的动员吧，而在侦谍司所掌握的情报当中，契丹沿燕山各部族的动员水平相当之低，完全不足以发动一场倾国之战。
只要契丹不是向南发起倾国之战，那种一般性的打草谷骚扰，或者以某个部族为核心的侵边破口，郭炜是完全不惧的。按照军咨部运筹司这些年对范阳军和卢龙军防御预案的推演，对付这种烈度的袭扰，两个军镇依靠自身力量就足以应付了，何况在他们的身后还有兼备河东与北面的成德军，至不济还有东京的十余万禁军可以北上增援。
所以是时候吊民伐罪，殄灭南汉刘氏以救岭南一方之民了。





混在五代当皇帝 第六章 计划南征
第六章 计划南征
显德十四年三月，五星如连珠，聚于奎、娄之次。司天监上曰“丁卯岁五星聚奎，自此天下太平”。
六月戊午朔，日有食之。
七月初秋的天气，暑气未消，东京城尚有一丝余热，晚间倒是已经有了秋意，不过辰时却还是颇有些热的。
广政殿外，殿前东西班的军卒们一个个顶盔贯甲结束整齐，将整个大殿护得严严实实的，殿前东西班都虞候刘廷翰带着两个孔武卫士围着大殿小心巡查，生怕有一丝闪失。
广政殿中正在举行一次军事扩大会议，因为几个宰相和三司都要与会，这次会议显然就不适合在枢密院的厢房中举行，因为是军事扩大会议，滋德殿又摆不开偌大的场面，所以会议地点最终确定在了广政殿。
“众卿，先帝在时，曾经言道，‘以十年开拓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致太平足矣’，不意壮志未酬却中道崩殂，只得五年多岁月，而未能伸平生之志。朕不以愚昧自弃，愿无改父志，戮力于一统天下，幸赖众卿辅佐、将士用命、百姓归心，自显德六年中至今已经八年了，其间北伐幽蓟、平荆湖、定西蜀、收江南，开拓天下初见成效……”
郭炜坐在龙床上侃侃而谈，对于郭荣的这个志向，他当然是很感奋的，也是非常愿意遵循的，说出去也是相当有力的。
当然，郭荣为自己所定的这些年头多半只是一个虚数而不是实指，不可能会一那么精确的十年统一天下，十年整理内政，然后再用十年驱逐胡虏安定四境。只不过郭荣最终只是在位五年六个月，第一个目标的十年再怎么是虚数，只有五年半的时间也是完不成的，因为各地的割据势力都有相当的渊源与根基，可不是秦末那种大家差不多时间起步的。
郭炜继承了郭荣的皇位，同时也从内心继承了郭荣的这个志向，不过他知道自己只是一个种田派的推土机，论种田和攀科技树肯定是强于郭荣的，但是经略天下的本事却不见得了，所以他并没有狂傲地打算从显德元年开始算这个“十年”，哪怕是虚数。
但是从他正式登基的显德六年六月开始算这个“十年”总是应该的吧？要知道郭荣可是给他打下了很好的基础的，西边从后蜀那里收了秦、凤、阶、成四州，东南从南唐那里收了淮南十四州，还从契丹那里夺取了瀛、莫、易等州，并且国内的政治也很上轨道了，禁军的整顿也做得不错，这要是还做不到郭荣计划中的事情，那么他这个种田派也未免太失败了吧。
当然，如果硬是要为自己找理由，当然是可以把计划开始实施的年份推迟两年来算，前面两年就算成是他继位之后稳固地位亲掌大权的必要时间支出吧，那么开拓天下的起始时间至迟也应该从显德八年四月他从东京亲征开始算。
如果从他登基那天算起，到现在已经是过去了整整八年多，都够打一次抗日战争的了；如果是从他北伐幽蓟亲征的那天算起，时间也已经过去了六年多。
这样算起来，他在这几年取得的成绩固然是喜人的，但是剩下来的时间也是相当的紧迫。
所谓的开拓天下，即使不算横扫朔漠吧，即使定难军和归义军这一类的长期历史遗留问题也不算吧，那么传统的华夏核心区域总是应该统一起来的，而此时还不在大周直接统治下的区域，就有南汉、北汉、吴越和清源军。
对于吴越国与清源军，郭炜倒是不怎么担心的，毕竟在他曾经的那个历史上，这两块地方都是很乖顺地奉表纳土的，现在当地的主公和臣下没有什么变化，当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基础都应该没有任何的不同，总体的战略形势也是差不多的，那么郭炜相信钱弘俶和陈洪进没有道理会对他进行顽抗。
那么剩下来的就只有南北汉了。
这样两个地方花上两年时间拿下来，可能稍嫌紧张了一些，但是用将近四年的时间去打，那么无论如何都应该打得下来，只不过定目标的时候当然得往高里去定，“取法乎上，得乎其中”么……要是在确定目标的时候就泄气，那么实际执行的时候岂不是会更差了？
因此他向群臣讲话的时候就得强调这个“八年”，以增强紧迫感。而无疑的是，从现场群臣的反应来看，他的这个目的完全达到了，听着“十年”和“八年”这两个数据，看着殿中摆放的沙盘和地图展现的形势，与会大臣一个个表情凝重——只剩下两年的时间，而统一的对象虽然比之前的后蜀和南唐相对要弱小一些，但是要么偏远要么道路难行，这个任务的确是比较艰巨的。
“……河东刘氏地狭民贫，本不足以当我军之锋，然而刘氏与我为世仇，且有契丹为后援，定不会轻易降顺。且河东表里山河，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军资转运相当困难，故而宜置诸最后……”
无论是从长城防线的完整性、河东地区的战略地位还是华夏核心区域的完整性来说，河东都是不可能放弃的，但是这地方确实属于一块很难啃的硬骨头，相当嗑牙，又没有什么肉，所以还是放到最后收拾比较好。这个“最后”甚至都可以晚于吴越国和清源军纳土，只要赶得及“基本统一全国”这个大目标就行。
对于郭炜的这一段阐述，倒是没有人显出疑问之色，从群臣微微颔首的情况来看，大家对此都是赞成的，这大概得归因于郭荣在高平之战后围攻太原的经验教训，以及这些年在河东与北汉的拉锯战，让满朝文武基本上都趋于认同郭炜的这种战略构想。
“……岭南刘氏本是波斯胡种，以天高地远朝廷鞭长莫及而割据一方，甚而趁中原丧乱之机僭位立国，与我朝相拮抗，实在是不可容忍。若是我朝域内不安四境不宁，那也就罢了，如今我朝民稍安，食稍足，兵稍精，却又怎能容他割裂中夏？”
嗯嗯，郭炜把“民稍安，食稍足，兵稍精”这段排比用到了这里，心中那个得意啊……想当年他看到宋濂的这篇手笔的时候，心中那个钦佩叹服啊，透过这一段排比句，那种自信而又不狂傲的气度已经跃然于纸上了。
可惜郭炜实在是找不到能够和朱八八北伐相称的雄图大举了，而且他也背不下来整篇的檄文，不过此时把这段话用出来，郭炜倒是感觉着恰到好处。
“岭南在我朝收取荆湖之时曾经兴兵构衅，当时因为荆湖初定，两旁又是唐、蜀夹击，前军不能放手一搏，故而只是对岭南略施薄惩，取了其越过五岭夺占的楚国故地而已。如今唐、蜀皆为我所有，荆湖丰饶，南路一片坦途，只有五岭阻隔，此时越岭征伐岭南完全可行。”
这几年来看着郭炜按部就班地将各个割据势力翦除，就连一向用心于吏事和民政的首相范质，此时也懂得顺应起郭炜的意图来了，虽然这些话还算不上极力鼓吹，但是在他来说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了。
次相王著倒是和郭炜很贴心：“南汉主生活骄奢淫逸，治民极为惨酷，国中赋税繁重，又作诸般酷刑，岭南百姓身处水深火热之中，陛下代天牧民，承天景命，理当吊民伐罪，挥师越岭以救此一方百姓。”
当然，早不吊民伐罪，晚不吊民伐罪，偏偏选择在这个时候去救此一方百姓，这种道理就不需要明说了。既然是承天景命么，那肯定是需要顺应天时的，虽然早就听说了岭南百姓身处水深火热之中的惨景，但是在之前那不是天时还没到么？
次相王溥关心的则是另外一桩事：“南汉群臣偶有小过，或者儒生、僧人、道士有才略可堪顾问，辄被南汉主引入蚕室阉割之，实在是有辱斯文。如此昏暴之主，我军大旗所向，岭南士民必定望风而从。”
“前番在唐国上下其手致使两国交恶的慕容余孽，在金陵城破之前悄然出逃，因此未能在江南授首。陛下以其罪恶深重，特在全境通令捉拿，而南汉主竟敢悍然违抗天子之命，以岭南之地庇护慕容余孽。对于此等冥顽不灵之徒，唯有兴义师将其击灭。”
枢密院军咨部运筹司郎中曹翰关心的却是慕容英武的去向，这人在南唐给周军造成的困扰，枢密院和军中将领是感触颇深的，虽然他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整个大局，但是给南唐军增加的战力还是相当令人恶心的。
现在这人逃到了南汉，而南汉主则非常明确地表示了对他的庇护，枢密院和禁军那是早就想出兵去打一打了，现在都已经拖过了一年，天知道那家伙会给南汉军增加些什么战斗力，在曹翰想来，打南汉当然是越早越好。




混在五代当皇帝 第七章 运筹司的计划
第七章 运筹司的计划
“南汉主宠信宦官，为人暴虐且宦官专权，多数勋臣宿将已经被诛杀殆尽，宦官之中的知兵者或者如吴怀恩、邵廷琄一般死于非命，或者如潘崇彻一般解职赋闲，竟无人统筹防务，其军队极其缺乏训练，兵不识旗鼓，城池、军械破败不堪，我军取之甚易。”
枢密使王朴的身体不怎么好，所以他管的杂事是越来越少，不过在本职工作上却是一点都没有松劲，枢密院下属的运筹司和侦谍司各种情报和作战预案的汇总，王朴都一一审阅过，所以在讨论对南汉作战方略的时候，他的总结相当到位。
当然，根据最新情报，潘崇彻是重新出山接替了被刺杀的吴怀恩，不过王朴以潘崇彻为“被赋闲”的代表倒是也没有什么错。要知道这人可是在当年南汉和楚国争夺岭北之地的时候就屡立战功的，结果一歇下来就是十年，直到吴怀恩被刺、邵廷琄冤死，刘鋹手下一时无人可用，这才不得不重新启用了潘崇彻。
这种最新的人事情报只需要真正地用心去搜集，却也不是必须买通南汉朝中高官的，侦谍司人员混在商旅之中稍稍打探一下就有了。
至于其他方面的情报，从民间确实不太容易搜集，不过郴州和桂阳监之战俘获的岭南伪命都监陈琄、内官余延业等人早就一五一十地交代清楚了，虽然时间已经过去了好几年，想必南汉那边也不会有太大的改观。
只是郭炜那种谨慎重庙算的风格对属下的影响已经有些深入骨髓了，面对上司的这个总结，军咨部尚书张铎却是有一些犹疑，当下就皱着眉头说道：“我军夺回郴州和桂阳监之时，岭南军将确实如同枢密使说的那样不堪，即使忠心如陆光图、暨彦赟之辈，也难当我一路偏师。只是自那一战之后，南汉主未必不会改弦更张，听说邵廷琄屯兵洸口的时候，就曾经勤练士卒大造军器，吴怀恩在桂州也是大力督造战船，虽然二人先后死于非命，却也未尝没有遗爱。”
“是啊，吴怀恩虽然被刺杀了，但是接替他的是老将潘崇彻，我军确实不宜过于轻视。另外那慕容余孽自唐国逃往岭南已经有一年多了，看南汉主宁愿开罪我朝却不愿意交出此人的架势，其人多半是已经得到南汉主的重用，虽然此人搞出来的火器对我军构不成威胁，但是终究是一个麻烦，很难说岭南军将仍然是当初那般糜烂。”
同样是自行伍起家，军咨部侍郎陈思让也是出言赞同张铎的话，对于亲历过沙场搏杀的人来说，敌军在兵器、训练和士气方面哪怕有一点点的进步，那都是很敏感的事情，绝对不能疏忽以待。
一般的人事情报、基本的民政治理和当地的民心民情，这些情报都很容易在商旅途中获取，就算是城池的完好度与修缮情况，通过这些渠道差不多也可以掌握，但是军队的训练状况、兵器的生产和装备情况以及南汉朝中、军中运转的细节，那通过民间去感悟就太隔膜了。
通过陈琄、余延业等人获得的第一手资料，怎么说都是三四年前的东西了，虽然南汉的君臣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因此那些情况大概应该没有发生什么突变，但是谁又能够那么笃定呢？
毕竟郭荣和郭炜两个人给大周造成的日新月异的变化，那是完全摆在群臣面前的事实，周军战斗力的突飞猛进，这些年过来群臣的感受不可谓不深。就算是南唐，同样的军队在不同将领训练和指挥时的战斗力出现明显差别，那也并不需要一年以上的时间，比如当初朱元与其他将领的不同，比如林仁肇和慕容英武所部相对于皇甫继勋所部的顽强。
更何况慕容英武跑到南汉去，肯定是把他的那些火器技术带过去了，那些火器和周军自己装备的比起来当然很烂，但是在南唐军和南汉军来说，应该可以算让战斗力突飞猛进了吧？
“嗯，庙算的时候确实应该料敌从宽，绝不能有丝毫的侥幸心理，所以朕早就要求运筹司在作预案的时候，以唐国镇南军和天德军的水准来估算南汉军的战力，还要对南汉军可能装备的火器以及对我军火器的反制能力予以充分的估计，然后在此基础上制定出万全之策，定然不能有丝毫的疏忽。”
宰相和枢密使对这场战争充满了信心，而军界的人却在细节方面保持了足够的谨慎小心，这一点很让郭炜高兴，所谓的“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差不多就是这样的吧……
如果是文官们对打仗都怕得要死，而武将们却是一股脑不假思索嗷嗷叫地求战，那才叫局面糟糕呢。
像现在这样，依靠自己种田的本事，让本方军队的战斗力保持着肯定远高于敌军的水平，然后再充分地拔高预计敌军的战斗力，以此为基础制定出确保全胜的作战方案来，最终依靠狮子搏兔的策略去完成战争，这才是郭炜擅长的领域嘛。
这样的战争肯定是平平无奇的，也应该是平平无奇的，善战者无赫赫之功嘛。
郭炜可从来没有想过依靠天马行空的战略构想去进行战争，让战争过程充满了跌宕起伏，然后在战场上不断地搞什么令人眼花缭乱的计谋，把整场战争变成战争艺术的展示台。那是看客们才喜欢的战争，而不是战争参与者喜欢的战争，郭炜可没有自大到以为自己是评书演义里面的诸葛之亮、关云之长。
听到郭炜把话题从战略决策转向了具体的作战方案，曹翰当然就明白了，向南汉开战的基本决策应该算是顺利地通过了，政事堂和枢密院都没有出现异议，而三司也没有出来说什么军资粮草准备不足的话，那么下面就轮到他出场表演了。
当然，曹翰知道，军资粮草的调集准备那是郭炜在决定出兵之前首要考虑的问题，也是运筹司制定相关作战方案时的必要前提，他们的每一份预案首先提到的都是后勤准备工作。
事实上从占领南唐全境的那一天开始，朝廷就已经在为进攻南汉作物资准备了。
随着南唐的灭亡，原先为伐唐而做的后勤安排逐渐停止，知成都府吕胤兼着的川蜀水陆转运计度使减少了转运物资出蜀，而且出蜀的物资全都转头调往衡州、道州而不是原先的岳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