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文明与新闻传播

忆君无计写君诗，写尽千行说向谁。题在阆州东寺壁，几时知是见君时。
俨然通过这一传播方式在进行“神交”了。
寺观外的人固然常来题壁，而寺观内的人也不甘寂寞，不时命笔挥洒一通，在自家门户里留下些吐露心声的墨迹。如下面这一例：
唐末一山寺，有僧卧病，因自题其户曰：“枕有思乡泪，门无问疾人。尘埋床下履，风动架头巾。”适有部使者经从过寺中，恻然怜之，邀归坟庵疗治，后部使者贵显，因言于朝，遂令天下寺置延寿寮，专养病僧也。《诗人玉屑》卷20。
最令人哭笑不得的，是下面这位寺僧盗走名刹宝藏后留下的题壁大作：
武德中，有沙门信义习禅，以三阶为业，于化度寺置无尽藏。贞观之后，舍施钱帛金玉，积聚不可胜计，常使此僧监当。……贞观中，有裴玄智者，戒行精勤，入寺洒扫，积十数年。寺内徒众以其行无玷缺，使守此藏。后密盗黄金，前后所取，略不知数，寺众莫之觉也。因僧使去，遂便不还。惊疑所以，观其寝处，题诗云：“放羊狼颔下，置骨狗前头。自非阿罗汉，安能免得偷？”更不知所之。《太平广记》卷493“裴玄智”。
这位汪洋大盗还颇有点“杀人者，武松也”似的直率。
僧院题诗中有一段戏剧化很强的故事常被人提及，这就是宰相王播通显前后在一家寺院所感受的世态炎凉：
王播少孤贫，尝客扬州惠昭寺木兰院，随僧斋餐。诸僧厌怠，（乃斋罢而后击钟）播至，已饭矣。（遂愤而留题离去）后二纪，播自重位出镇是邦（任淮南节度使）。因访旧游，向之题已皆碧纱幕其上。播继以二绝句曰：……“上堂已了各西东，惭愧阇梨（阇梨，高僧）饭后钟。二十年来尘扑面，如今始得碧纱笼。”《唐摭言》卷7。
这些前倨后恭的僧徒诚然可鄙，不过他们为什么不早早用粉刷墙壁的办法干脆一举抹掉王播的原诗，而是事到临头才手忙脚乱去用个碧纱笼罩住那让人难堪的留题呢？按说粉刷墙壁供新人题诗原属正常，如：
秭归县繁知一，闻白乐天将过巫山，先于神女祠粉壁，大署之曰：“苏州刺史今才子，行到巫山必有诗。为报高唐神女道，速排云雨候清词。”《云溪友议》卷上。
看来，对扬州惠昭寺和尚欲盖弥彰之举的一种合理推断，是当时对题壁之作形成了不成文的规定：即可以随意修改，如把“一江水”改为“半江山”，但不能随便抹去，如王播的题诗历二十年依然在壁。一位无名氏甚至在当年任蕃的留题处写道：“任蕃题后无人继，寂寞空山二百年。”《唐才子传》卷7。好像“前峰月照一江水”的墨迹，过了一二百年人们都不忍抹去似的。
每到驿亭先下马，循墙绕柱觅君诗。
以上各种题壁之作不是摹写眼前的风光景物，就是抒发题壁者即景生情的内心感触，大抵可谓属风雅之趣浓而传播之意淡一路。认真说来，恐怕还是驿传系统的题壁文字包含着更多实在的信息，显示着更多传播的意图。这自然是与驿传系统所固有的特性有关，是由驿路、驿站、驿骑、驿使等所构成的一套正规的传播体系所决定的。如将这套体系比作一个磁场，那么任何进入磁场的粒子就不免带上了一定的磁性，亦即传播性。在驿站题壁的人不管有意还是无意，事实上都能意识到自己的墙头诗、大字报将通过四通八达的驿传网络而流传天下。换言之，他在别处题壁时可能只着意于传者的所见所感，而在驿站题壁时便不能不首先在心里面对广大无边的潜在受众。假如说前者他是在独白，那么后者他已不由自主地置身于一种交谈、交流或交往的氛围之中了。说起驿站题壁，南宋林升的《题临安驿》大概是流传最广的：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这个林升，在文学史上如渺渺孤鸿，历代的《诗选》、《诗话》对他的介绍无一例外地吝啬：生平不详。查遍了南宋年间的《登科录》，也没有发现这个名字，他的全部可供研究的资料，只有留在驿站墙壁上的一首诗。……说到底，还是驿站的墙壁成全了他。”夏坚勇：《湮没的辉煌》，25页。这种以一首题壁诗成全一个人的事情，在唐代也每有发生。随便打开哪位诗人的集子，都会不时看到驿站留题之作，其中不少也成为名篇，如许浑的《秋日赴阙题潼关驿楼》：
红叶晚萧萧，长亭酒一瓢。残云归太华，疏雨过中条。树色随山迥，河声入海遥。帝乡明日到，犹自梦渔樵。《全唐诗》卷529。
再如杜牧的《题乌江亭》：
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辱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全唐诗》卷523。
驿站的留题，往往显示出交往行为中的“应答”或“对话”性质，用传播学的术语来讲就是有传、有受、有反馈。如皇甫冉的《洪泽馆壁见故礼部尚书题诗》：
底事洪泽壁，空留黄绢词。年年淮水上，行客不胜悲。《全唐诗》卷250。
原题与此题，便形成一种对话的空间。刘禹锡《途次敷水驿伏睹华州舅氏昔日行县题诗处潸然有感》中的“繁华日已谢，章句此空留”，也体现着一种应答的关系。晚唐的韦蟾奉使出行，至长乐驿，见一个寡才少情的官员只在墙壁上留下“某到此一游”之类的墨迹，便在旁边挥笔写道：
渭水秦山照眼明，希仁何事寡诗情。只因学得虞姬婿，书字才能记姓名。《全唐诗》卷870。
这也算对前人留题的一个反馈吧。五代时的陶谷出使南唐，则在驿舍的墙壁上有意题了四句谜语，留给后人去猜：
西川狗，百姓眼，马包儿，御厨饭。
直到宋代的齐丘才解开谜底:獨（独）眠孤馆。参见《全唐诗》卷877。
阎敬爱与李和风前后题濠州（今安徽凤阳一带）高塘驿馆的趣事，更充分地展现了这一有来有往的对话特征。先是阎敬爱以楚辞中高唐神女的典故留下一首《题濠州高塘馆》：
借问襄王安在哉，山川此地胜阳台。今宵寓宿高塘馆，神女何曾入梦来。
乍一看，他的联想很巧妙，于是“轺轩往来，莫不吟讽，以为警绝”。后来，李和风看出了问题，发现这一联想实属牛头不对马嘴，便在旁边又写下了一首《题敬爱诗后》：
高唐不是这高塘，淮畔荆南各异方。若向此中求荐枕，参差笑杀楚襄王。
此诗一出，“人更解颐”《全唐诗》卷871。
《宋诗三百首》中收有孔平仲的一首《雍丘驿作》：
京尘漠漠稍侵衣，秣马壅兵日未西。驿舍萧然无与语，远墙闲觅故人题。
不管此作是不是借鉴或因袭，反正白居易有一首同一意境的《蓝桥驿见元九诗》：
蓝桥春雪君归日，秦岭秋风我去时。每到驿亭先下马，循墙绕柱觅君诗。《全唐诗》卷438。
诗题中的元九即元稹。白居易与元稹的友情，是文坛上一段人所共知的佳话。两人志同道合，声气相通，一生仅唱酬之作就多达一千余首。两人身世也颇一致，在官场上都是时浮时沉，动不动便被朝廷贬出京师，打发到遥远的州府。于是，两人经常在驿路上交相奔波，穿梭往来，而每到一驿，他们都喜欢在驿站的墙壁上寻觅友人的题诗，以慰倾慕之意与思念之情。与白居易的“循墙绕柱觅君诗”一样，元稹在《骆口驿二首》其一中也说：
邮亭壁上数行字，崔李题名王白诗。尽日无人共言语，不离墙下至行时。《全唐诗》卷412。
在友人的题壁诗下默默地一直待到离去时，如此心通神交、陶然忘怀的情景犹如一幅特写令人难忘。比这更感人的，是白居易后来在同一驿站写的《骆口驿旧题诗》：
拙诗在壁无人爱，鸟污苔侵文字残。唯有多情元侍御，绣衣不惜拂尘看。
看来元稹还不惜用衣服一点点拂去友人题壁诗上的尘垢，以便看得更清楚一些。其实，元白这种举目会心、若见其人的神交，也是许多过往驿站的行旅所共同体验的交流感受。大量的题壁之作无异于在士人传播中营造了一种共通的环境，使得士人群体在精神气质上交融汇通，形成舆论一律的态势。随举一例，元稹曾在《褒城驿》一诗中写到“已种万竿竹，又载千树梨”，后来薛能在《题褒城驿》中便说：“褒城驿有故元相公旧题诗，因仰叹而作”，其中一句“鄂相（元稹曾由宰相出为武昌节度使）顷题应好诗，题云万竹与千梨”《全唐诗》卷409、560。直承前提之意。从某种意义上讲，文人士子在这看似随意的题壁应答中，也达到了精神境界上的认同与沟通。
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以上只是粗略描绘的唐人题壁的概貌，现实的图景无疑远比我们勾画的要落英缤纷，色彩斑斓。对这番“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局面，只需扫一眼下面的若干题壁诗的标题，就可略见一二：陈子昂《古意题徐令壁》、萧颖士《早春过七岭寄题硖山裴丞厅壁》、孟浩然《题长安主人壁》、岑参《醉题匡城周少府厅壁》、杜甫《题郪县郭三十二明府茅屋壁》、钱起《题陈季壁》、羊士谔《山寺题壁》、牟融《题道院壁》、刘言史《山寺看樱桃花题僧壁》、吕群《题寺壁二首》、元稹《题蓝桥驿》、白居易《题岐王旧山池石壁》、许浑《题卫将军庙》、李商隐《戏题友人壁》、温庭筠《和友人题壁》、段成式《题僧壁》、方干《书原上鲍处士屋壁》、郑谷《书村叟壁》、杜荀鹤《题汪氏茅亭》、曹松《书翠岩寺壁》、李建勋《题信果观壁》、王周《题厅壁》、刘山甫《题青草湖神祠》、张祜《题金陵渡》，等等。真是无远弗届，无处不有。我们不由得想象，在唐人目力所及之处是不是都明灭闪现着一丛丛、一行行的题诗呢？至少唐诗的繁荣，在一定程度上也得归因于这一耳濡目染、处处皆诗的传播环境吧。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题诗未必都在壁上，事实上唐人在一切可题之处都留下了墨痕。比如：
（雍）陶典阳安（四川简阳），送客至情尽桥，问其（得名之）故，左右曰送迎之地至此。（雍）陶命笔题其柱曰“折柳桥”，为诗云云。（诗曰）：“从来只有情难尽，何事名为情尽桥。自此改名为折柳，任他离恨一条条。”《全唐诗》卷518。
这是题在桥上的。
再如《本事诗·情感》中所述人面桃花的有名故事：
博陵崔护，姿质甚美，而孤洁寡合。举进士下第。清明日，独游都城南，得居人庄。一亩之宫，而花木丛萃，寂若无人。扣门久之，有女子自门隙窥之，问曰：“谁耶？”以姓字对，曰：“寻春独行，酒渴求饮。”女入，以杯水至，开门设床命坐，独倚小桃斜柯伫立，而意属殊厚，妖姿媚态，绰有余妍。……及来岁清明日，忽思之，情不可抑，径往寻之，门墙如故，而已锁扃之。因题诗于左扉曰：“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只今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是题于门户之上的。
还有题在树上的。如白居易的《郡厅有树晚荣早凋人不识名因题其上》。而李商隐的《题小松》早已成为名作，其颔联“桃李盛时虽寂寞，雪霜多后始青葱”以寓意深邃而常被引用。再如，隋末杨玄感起兵反隋失败后：
（褚亮）坐与杨玄感有旧，左迁西海郡（青海湖西岸）司户。时京兆郡博士潘徽亦以笔札为（杨）玄感所礼，降威定县（隶属西海郡）主簿。……（褚）亮与（潘徽）同行，至陇山（六盘山），（潘）徽遇病终，亮亲加棺敛，瘗之路侧，慨然伤怀，遂题诗于陇树。好事者皆传写讽诵，信宿（两夜时间）遍于京邑焉。《旧唐书》卷72。
行行重行行的迁客骚人登上流水呜咽的陇山本已百感交集，再加上同伴病逝更是悲不自胜，同病相怜的身世之感化为诗章自然动人心魄，因而题在树上不过两天便传遍几百里外的京城。下面一例题树则至今仍值得深思：
真娘者，吴国之佳人也，比于钱塘苏小小，死葬吴宫之侧。行客感其华丽，竞为诗题于墓树，栉比鳞臻。有举子谭铢者，吴门之秀士也，因书一绝，后之来者，睹其题处，稍息笔矣。诗曰：“武丘山下冢垒垒，松柏萧条尽可悲。何事世人偏重色，真娘墓上独题诗。”《云溪友议》卷中。
此例表明，追香逐艳的兴致并非当今小报记者所独有，美人身上独题诗的癖好乃是古今相承中外相通的，且看人们在梦露、周璇、戴安娜等死者名下做的文章就知道了。
题壁的传播功效显而易见，特别是在通衢大邑的馆舍佛堂题壁，更易周流开去，形成或轰动一时或绵延不息的效应。像下面一例：
周匡物，字几本，漳州人。唐元和十二年，王播榜下进第，时以歌诗著名。初，周以家贫，徒步应举，落魄风尘，怀刺不偶。路经钱塘江，乏僦船之资，久不得济，乃于公馆题诗云：
万里茫茫天堑遥，秦皇底事不安桥。
钱塘江口无钱过，又阻西陵两信潮。
郡牧出见之，乃罪津吏。至今天下津渡，尚传此诗讽诵。舟子不敢取举选人钱者，自此始也。《太平广记》卷199“周匡物”。
一首题壁之作竟导致一项规则的通行，题壁功效也就可想而知了。
当然，并非所有题壁文字都能引人注目，都会在整个社会的信息海洋中涌起波浪。相反，题壁信息与其他信息一样都同样受制于自然选择的淘汰律，大量信息中真正被传播吸纳的毕竟只是少数。《全唐诗》中的题壁作品虽然相当可观，但也仅仅只是唐人题壁诗中流传下来的一小部分，其余的大部分都消失于无声无息之中。“在这里，诗的命运完全服从于流传法则，而绝大多数的平庸之作则永远湮没在那层层叠叠的泥灰之下，无人知晓。这就是淘汰，一种相当公平，亦相当残酷的优胜劣汰。”夏坚勇：《湮没的辉煌》，24页。推而言之，这也是不同的传播者所面临的一道相同的铁律。一般来说，传播者总是难免有一种错觉，以为传播的主动权在己，只要传播了，信息迟早总会被人接受，哪怕藏之名山，有一天也会传之其人。殊不知，信息不仅是一种传播过程，同时还是一种接受、选择、淘汰的过程，其间既有人为因素，又有自然因素。而且，这一过程还受制于一种令人进退两难的二律背反：越想不被淘汰，越需大量传播；而越是大量传播，就越可能被淘汰。其间，特定的时代、人口、文化所能吸纳的信息似乎是个恒量。信息在不断地吐故纳新，但总维持着这一恒量。一旦超出这一恒量，一些信息就得遭遇淘汰的命运了。郑板桥在《焦山别峰庵雨中无事寄舍弟墨》中，曾论及一个颇为有趣的书籍自焚观：
自汉以来，求书著书，汲汲每若不可及。魏晋而下，迄于唐宋，著书者数千百家。其间风云月露之辞，悖理伤道之作，不可胜数，常恨不得始皇而烧之。而抑又不然。此等书不必始皇烧，彼将自烧也。
他说的“自烧”，不就是一种淘汰的形式么？如今，人们动不动爱说“信息时代”、“信息爆炸”什么的，仿佛信息骤然铺天盖地，若洪水滔滔，大家都将不胜其势。然而，这恐怕多是张大其辞的错觉。依据生活的常情常理，信息在现实中始终得保持特定的总量，而人对信息的吸纳也得保持时代所限定的比例，不多不少应该恰到好处，多余的不免作为“信息垃圾”而被自然选择的过程所淘汰了。正如社会学家古迪所说：“每个人对某个特定领域的投入与关心的程度是有限的。多数人只要知道几个棒球选手、科学家、酒保、雕塑家和政治人物的名字就满足了。人类没有足够的时间或精力，亦即‘储存空间’有限，因此只能把注意力集中在顶尖的竞争者身上。”《读书》，1997（8）。如果不是这样，那么个人也好，社会也罢，恐怕都难免患上信息的“厌食症”、“肥胖症”、“走火入魔症”、“精神恍惚症”等。
题壁与传播
前文说过，从传播手段看，士人传播主要分为书信、著述与题壁。而就信息载体论，这些传播所凭借的只有纸张与墙壁两大类。对传播而言，墙壁之为用也算唐代的一大特色。宋代以后，随着印刷术的广泛应用，题壁便渐渐退居其次了。问题不在于唐人题壁之繁盛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而在于繁盛的因由。曹之先生从唐代著者众多而出书困难的角度对此提出一种解释。按照他的统计，唐代著者人数为诸代（先秦至唐）之冠，仅诗人就占历代诗人总数的73%。参见曹之：《中国印刷术的起源》，45页。
据此，他认为唐代题壁的繁盛乃是如此众多的文人士子，在图书制作方式落后的条件下宣泄发表欲的表现。这种解释可备一说。至少从印刷普及后题壁就变得无关紧要的情况看，还是不无道理的。
不过，我们倒更愿将异军突起的唐人题壁，视为近世文明生成之际大众传播意识的最初萌动，从历史的深层处讲，它预示着“孔子所谓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的古典风范，正朝表现、外露甚或作秀（show）的现代旨趣的转向。在我们看来，正是这种日渐突出的意识，推进了最早的大众传播技术即印刷术走向成熟，并构成贯穿唐代大规模题壁与宋代大批量出版之间的一条历史脉络。假如题壁者只是想满足发表作品的欲望，那么写在纸上显然比题在壁上正规得多，而纸张在唐代已成常用品，不会再像魏晋时代那样因一篇文章而弄得洛阳纸贵。关于唐代造纸业的情况，张泽咸先生在《唐代工商业》一书中论述甚详，这里仅举两例便知当时纸张既多，用途也广据《唐会要》卷56，“617年唐军攻克隋都的时候，纸张极为紧缺，官吏们只得利用以前隋朝和北周的文卷的反面来书写”（崔瑞德：《剑桥中国隋唐史》，168页）。但这只是特殊时期的特殊情况而已。：
唐文德戊申岁（888），钜鹿郡南和县街北有纸坊，长垣悉曝纸。忽有旋风自西来，卷壁纸略尽，直上穿云，望之如飞雪焉。《太平广记》卷145“钜鹿守”。
唐益州每岁进甘（柑）子，皆以纸裹之。他时长吏嫌其不敬，代之以细布。既而恒恐有甘子为布所损，每岁多怀忧惧。俄有御史甘子布至，长吏以为推（追究）布襄甘子之事，因大惧曰：“果为所推!”及子布到驿，长吏但叙以布裹甘子为敬。子布初不知之，久而方悟，闻者莫不大笑。《大唐新语》卷13。
不仅如此，由于魏晋南北朝以来佛教及其典籍的广泛传播，不论宫廷还是社会的文本复制业务都非常盛行，也很便利。2008年，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学者巴雷特（t.h.barrett）教授，在新著《发现印刷术的女人（指武则天）》（the woman who discovered printing）一书里，甚至认为恰恰由于这一点上而制约了中国古代印刷术的发明与应用。按照他的分析：
在当时的中国，印刷术在信息传播方式上的变革意义其实并不像我们此前认为的那么重要。在印刷术出现之时，纸作为廉价的书写载体已经使用了几个世纪，抄写复制技术本身也十分便利，朝廷和社会上有大量的楷书手、书佣、经生等职业抄写人提供文献复制服务。
纸和强大的手抄本文化实际上可能反而使得印刷术发明的可能性降低。对比中国雕版印刷术和欧洲近代金属活字印刷术发明前后的情形，写在羊皮纸上的欧洲中世纪手抄本成本之高是相当惊人的。一部好的《圣经》手抄本，可能要用掉五百头牛犊的皮。……与欧洲昂贵的羊皮纸书比起来，中国手抄本的价格可谓低廉至极。比较中西印刷术发明的前夜，中国抄本的产量要远远大过欧洲。6世纪末隋文帝独孤皇后供养了四十六部“一切经”（即《大藏经》），卷轴数超过十万件；而15世纪中叶在欧洲专门为大学师生复制书籍的抄写坊里，一部书能够抄写四百份已经算是“庞大的数量”了。换言之，中国的手抄本已经很廉价、很普及了，我们真的是因为复制书籍的便利而发明了印刷术吗？
排除纸张匮乏的因素，那么题壁的用意是否在于传之久远呢？假定如此，那么题壁并不比写在纸上的保险系数更大。虽然，如“白乐天写集三本：一付庐山东林寺、一付苏州南禅、一付龙门香山寺。陆鲁望（陆龟蒙）诗文手稿尽置白莲寺佛像腹中”王士稹《分甘余话》卷2。等例，都表明唐人对文稿失传的担忧，但岁月风霜，兵连炮接下的题壁之作又有多大流传的希望呢（且不论人为淘汰的因素）？既然题壁的兴盛不在纸张缺失的时代而在纸张富足的时代，既然题壁的文字更易速朽而非不朽，那么唐人在题壁上所表现出的高度热情就不仅是源于对诗歌的酷爱，恐怕也出自一种欲求人知的传播渴望，亦即我们说的大众传播意识的萌动。对题壁者来说，挥毫泼墨之时未必计较“发表作品”、“出版著作”，也不会考虑藏之墙壁、传之不朽，他恐怕更多的只是快意于这一传播活动本身，想到让更多的人更快地获得由此传出的信息。换言之，他在乎的只是当下此刻的广为扩散，为“众”所知。拿寒山来说，他若不是想让人知，大可不必在竹木石壁上大题特题，他的成名愿望、“公关”意识同隐士唐求将诗草置大瓢中投诸岷江的想法同出一辙。在这些僧隐心中其实已开始浮现出一个隐约显现的受众（audience），他们也像现今各类明星包括学术明星一样期待着大众的视线更多更久地聚焦于己。一句话，他们需要的是关注。
不错，他们也想创作优秀的文字，也想一代代流传不朽，但在题壁时他们更渴望的应该说还在于当下此刻的关注。这里，我们对比一下晋代的陶渊明和唐代的孟浩然，就看得更清楚了。以往，人们多从表象上将他俩归为同一类的隐逸高士与田园诗人，但细加味摩便发现，俩人在精神风貌上已判然分属于“古典”与“现代”了。陶渊明的归隐田园是基于对生命之自然状态的虔心向望，所谓不肯为五斗米折腰与其说是蔑视权贵的象征，不如说是古典趣味对法理制度的拒斥姿态。所以，他的《归去来兮辞》完全是一派欢快雀跃载欣载奔的天真之趣，而他的田园诗也弥漫着安谧宁静、无忧无虑的和谐心绪，像“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归园田居》其一），真是纯朴之极，自然之极！只有具有这样的精神，才能写出《桃花源记》这样的篇章。说到孟浩然，则其归隐本来就是出于无奈，正如下面这则流传甚广的轶事所流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