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文明与新闻传播

与进化论的“传统与现代”思路相比，“文明与现代”思路具有如下特征：一是更具有包容性、开放性，二是更契合错综复杂的历史进程，三是更体现天下大同的理想，借用作曲家瞿小松一段富有诗意的文字来说：
以我小学层面的地理知识，我知道：非洲有一条大河，叫尼罗河；南美有一条大河，叫亚马逊河；欧洲有伏尔加河、有多瑙河、有莱茵河、有易北河；古代的亚述，现今的伊拉克，有幼发拉底河、有底格里斯河；印度有恒河；中国有澜沧江、有长江、有黄河。世界上，还有许许多多我这个小学生不晓得的河流。众多的河流所滋养的繁盛物种，众多的江河所流经的高山、丘陵、戈壁、平原、森林、草地，使得我们生息繁衍其中的地球，我们的这个家，丰饶，有趣，可爱。这所有河流所孕育的文明，如果说伟大，它们同等地伟大；如果说无足轻重，它们同等地无足轻重，因为从月球、从太空远眺地球，溪、涧、江、河，所有的流，我们一概不见。瞿小松：《虚幻的“主流”》，载《人民音乐》，2011（6）。
三
超越“传统与现代”思路，开拓“文明与现代”思路，对古今中西问题以及中国现代史包括新闻史，就会形成更加开阔的视野、更加大度的胸怀、更加持平的心态。一百多年前的1906年，25岁的鲁迅在《文化偏执论》里，已敞显了这样一种视野、胸怀与心态：“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校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更何有于肤浅凡庸之事物哉？”如今，经过一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人们对此已有越来越自觉、越来越自信的体会，就像北京大学教授强世功2010年写到的：
如果我们能够对自己的文化偏见或政治偏见有所反思，并能抛开狭隘的个人恩怨，从文明、民族和历史的角度看待中国的近代和现代史，看待中国近代以来曲折的现代性探索，包括中国革命、新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建设、“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八九年政治风波以及中国崛起等这些前后相继的历史事件，我相信大家都会对“中国”这个概念有所感悟。强世功：《中国香港：文化与政治的视野》，370页。
从文明与现代的思路可以说，现代中国不管如何波涛翻涌，怎样风云变幻，一方面固然属于应对外来冲击的历史进程，另一方面更属于文明体系的转换过程。这个纷纷扰扰的数千年未遇之变局虽然由种种现实因素所促成，恩格斯的“合力论”，今天的“博弈论”，都有助于理解其错综复杂的背景；但并没有了断，也不可能了断自身的文明基因，即使貌似激进的东西同样既回应着外来潮流，更植根于、生发于内在的文明土壤。比如，沟口雄三对“天”这一概念的阐发：
被历代王朝所继承的“天”的统治观念（民以食为天、均贫富、万物各得其所等）不断地变换着其结构形式，依然基本上被继承了下来。例如，清末的大同思想、孙文的民生主义（四亿人的丰衣足食）以及后来的社会主义理念等。这一事实反映了这样一个道理：作为统治理念的“天”，实际上是民众的声音。在中国，有关“天”的统治理念，本然地具有社会主义性质，不管社会主义的名目如何，对于中国人民的整体性的生存而言，“天”（相互扶助）的理念是无法轻易抛弃的。［日］沟口雄三著，王瑞根译：《中国的冲击》，100-101页。
再如，政治学者强世功教授对新中国政制的论述：
共产党理论中最核心的要素不是阶级，也不是民族，而是“国家”和“天下”这样的概念。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概念，就在于这个阶级概念的背后，有着共产主义的天下大同理想。而这个“国家”也不是现代西方政治理论中的民族国家，而是传统儒家的家—国—天下的差序格局。
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坚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不仅是因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使得他们看到了拯救中国的道路，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看到了马克思主义开辟了拯救全人类的途径。由此，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与其说是出于民族主义或者国家主义的现实动机，不如说是基于国际主义和“天下大同”的古典理想。这是共产党与国民党、“旧中国”与“新中国”的根本区别。强世功：《中国香港：政治与文化的视野》，105-106页。
就像没谁能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样，中国的“现代”——现代化、现代性、现代文明等，不能不带有鲜明的中华文明烙印，所谓“中国特色”不是什么人随便强加的，也不是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遵循这样的思路，当能避免总以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看问题，尤其是避免以刻舟求剑、南橘北枳的心态强求数千年文明延续不断的中国，从而对文明转型的一整套探索与顿挫多一份同情与理解，对前人的一系列成功与落败多一份温情与敬意。在我们看来，晚清也好，民国也罢，新中国的前三十年也好，后三十年也罢，落实于实际层面无不属于“现代国家”的生成过程或建设过程（statebuilding）。具体说来，也就是一个“从‘自在民族’到‘自觉民族’，从‘文化主义’到‘民族主义’，从‘帝国’到‘民族国家’的过程”李涯：《帝国远行：中国近代旅外游记与民族国家建构》，33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用沟口雄三的话说，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在这一百年的时间里，中国一以贯之地所追求的基本上是两个长期性课题——吸取西欧文明、推翻王朝制度并建立取而代之的新国家体制”［日］沟口雄三著，王瑞根译：《中国的冲击》，116页。显然，这是一项包罗万象的社会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帆风顺，更不可能按图索骥。而无论工程多么浩大繁杂，艰难曲折，以五千年文明国家的深沉底蕴、聪明智慧与刚毅坚卓，当年仁人志士追求的“振兴中华”已日益成为今日“民族复兴”的愿景，借用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对此的概括，共产党成立90年来完成的三件大事，“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不可逆转地结束了近代以后中国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悲惨命运，不可逆转地开启了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进军，使具有5000多年文明历史的中国面貌焕然一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
相应于“传统与现代”和“文明与现代”的思路，隐然形成不同的中国新闻史叙事。大略说来，“传统与现代”一路的新闻史依然占据主流，如中国新闻史权威方汉奇教授的《中国近代报刊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及其主编的三卷本《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以及十之八九的新闻史教科书大抵如此。其中“革命化”叙事由于共享主流价值，并承载为主流媒体出思想、出人才之责，更是始终主导着新闻史学科。不难理解，随着80年代以来层层涌动的“告别革命”、“国际接轨”、“普世价值”等思潮，“自由化”叙事也开始吹皱池水，甚至时或波涌浪翻，与西方的新闻专业主义一道对中国的新闻实践与新闻话语形成冲击之势，如张育人的《自由的历险——中国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史》（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李金铨主编的《文人论政：知识分子与报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等。总体看来，“传统与现代”一路的叙事既细致勾画了新闻史的演进轨迹，又深入揭示了新闻史的内外动因，对中国新闻史学科的建立与发展厥功至伟，并构成中国新闻传播之学的学术基础。与此同时，由于受制于根本思路的局限，无论革命化新闻史，还是自由化新闻史，都难免存在顾此失彼的问题。打个比方，革命化勾勒了长江，自由化描绘了黄河，而问题在于中国还有许许多多的大江大河，更有数不胜数的高山湖泊、草原牧场、平原盆地、戈壁沙漠，等等。
伴随21世纪中国的和平发展，以及“文化自觉”意识的苏醒，如今“文明与现代”思路渐如春风徐来，草长莺飞，新闻传播领域也不例外。2011年9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第一次明确宣示了六大“国家核心利益”之际，也阐述了中华文明的传播观，从中不难看出“文明与现代”的思想逻辑：
中国人民历来崇尚“和而不同”、“天人合一”、“以和为贵”的理念，以和谐精神凝聚家庭、敦睦邻里、善待他人。和谐文化培育了中华民族热爱和平的民族禀性。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是一条贸易之路、文化之路、和平之路，铭刻下中国古人追求同各国人民友好交流、互利合作的历史足迹。中国明代著名航海家郑和“七下西洋”，远涉亚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展现的是中华灿烂文明和先进科技，留下的是和平与友谊。
中华民族以“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胸怀，接受一切有益的外来文化，促进了中外文化融合，留下了不少对外文化交流的千古佳话。中国人民具有强烈的集体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崇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尊重不同文化、不同观念，注重推己及人、将心比心，不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对外待之以礼，实行睦近交远。
如前所述，鸦片战争以来的变局既是现代文明的启蒙历史，也是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自由的革命历史，同时更属于现代国家的生成过程、建设过程。与之相应，新闻业除了高高在上地启蒙大众，如孙中山的“先知先觉”对“后知后觉”，除了星火燎原地动员民众、组织民众、发动民众，如毛泽东的“政治家办报”，同时也是一面为纷繁复杂的现代国家体系提供必不可少的信息平台与传播网络，一面日入日深地“型塑”必不可少的世道人心，从而在中华文明数千年的文化认同上形成现代的国家认同，将文明体系的天下之民或“散沙之民”（孙中山），变成现代国家的一国之民——“国民”。另外，中华文明的内在基因也如血脉一般渗透于现代新闻业，从而形成不同于西方新闻业的诸多理论与实践。比如，以往新闻史将王韬、梁启超、《大公报》等“文人论政”归结于现代西方新闻思想的影响，视之为“新闻自由”的一条历史脉络。而从“文明与现代”的思路看，文人论政其实更是赓续着春秋诸子的百家争鸣、汉代太学生的参政议政、明代东林党人的“家事国事天下事”等精神衣钵。再如，一些研究常常批评中国的典型报道，认为不符合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标准。其实，在这些看似“高大全”的典型报道中，无不若隐若现地体现着中华文明激浊扬清的道德传统。
如今，诸如此类的研究已如春草绿色，春水绿波，耳目一新，值得关注。例如，北京大学吴晓东博士的学位论文《〈长河〉中的传媒符码》（《视界》2003年第12辑）、四川大学李涯博士的学位论文《帝国远行：中国近代旅外游记与民族国家建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等。再如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樊亚平博士的学位论文《中国新闻从业者职业认同研究（1815-1927）》（人民出版社，2011）、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李漫博士的学位论文《元代传播考》（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王华博士的学位论文《民族影像与现代化加冕礼——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历史与建构（1949-1978）》、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牟邵义博士的学位论文《明代东北亚地区陆路信息传播研究》，等等。
这些研究虽然取舍万殊，但共同点仿佛都在自觉不自觉地摆脱进化论思路，从更加广阔的文明背景上探求新闻传播的丰富内涵。举例来说，按照“革命化”叙事，19世纪传教士报刊难脱文化帝国主义的丑恶印记，而在“自由化”叙事中则被视为先进文明的宁馨儿，就像2011年出版的《传教士中文报刊史》一书序言所写的：
传教士中文报刊介绍了相当丰富的西学知识，举凡数、理、化、天、地、生、医、农、文、史、哲、经、法、政治学、教育学、军事学，从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到工程技术，无所不涉。其中，相当多的知识为中国人此前所不知，或较中国已有之知识先进。赵晓兰、吴潮：《传教士中文报刊史》，“序言”，1-2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
这一路研究及其认识当然都有充分的理据与道理，也在相当程度上触及问题的根本与实质。不过，世纪之交，留美学者刘禾对19世纪列强话语政治的独到研究引起学界热议，其中涉及传教士问题不仅体现着一种“文明与现代”意识，而且对理解当时新闻传播也不无启发。参见刘禾：《帝国的话语政治：从近代中西冲突看现代世界秩序的形成》，北京，三联书店，2009。与此相似，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程巍，关于电报网络的所思所见对清末民初的新闻史研究同样提供了广阔视野：
清末以来政府在财政极度匮乏的情形下引进的各种技术和制度（铁路、轮船、航空、电报、印刷机、邮政系统、房屋编号、国语统一、国民教育体系、强迫教育等），为日后一个统一的现代国家的形成铺垫了技术、制度和社会诸方面的基础，不能为了把1917年神话为“中国现代史的开端”而将其一笔抹杀。长城非一日建成。
川流不息的电波将中国各地及中国与世界紧密连在一起。李鸿章这份奏片所体现的战略眼光和现代商业管理理念，远高于狂想“十万里铁路”的胡适。电报在全国动员以及“同步行动”方面具有的政治潜力，超出了李鸿章的预想，并实际促成清廷的快速倒台。在电报遍设于中国后，即便从甘肃到北京须一百多天，从上海到成都须两个月，但甘肃、上海、成都和北京可在同一时刻互通音讯。不徒如此，万里之遥发生的事，当日或次日便可为中国各地报馆所知，并立即载于报刊。
电报大大促进了各地方共同体对“同一个国家”的认同。它是时间和意识的加速器。假若说李鸿章引进电报反加速了清朝的终结，那么，西方发明的这种技术也成了列强瓜分和侵略中国的一个障碍——它们发现这个向来缺乏组织的国家已迅速动员起来。
以前因地理距离而处于不同时空的各地方共同体，如今被电报一齐带进同一个时空共同体。1911年10月的辛亥革命能迅速变成全国运动，1918年11月欧战胜利消息能在同一刻传遍全国并形成举国同庆的场面，1919年5月4日的北京学生运动能立即席卷全国，1927年的北伐能进展神速，与电报快捷传递消息和社会动员的功能密不可分；而且，电报也成为“国际运动”的媒介：巴黎和会期间，七千封电报从中国各地发向巴黎。这一切，在1900年以前是不可想象的。电报网的设立，使这个处在“空洞的、异质的时间”中的古老国家第一次获得了各地之间以及中国与世界之间的共时性。程巍：《清末电报网与国家统一》，载《中华读书报》，2009-07-01。
当然，眼下“文明与现代”一路的新闻史研究还任重道远，不仅因为许多材料还有待发掘，许多问题还有待探究，许多认识还有待厘清，而且更关键的还在于“解放思想”，像《国际歌》唱的“让思想冲破牢笼”，特别是冲破数百年来桎梏人类思想的一套话语，刘小枫对政治学家列奥·施特劳斯的解读或许有助于理解这一点：
施特劳斯倡导的政治哲学突出“古典”的规定，首先意味着从根本上质疑现代“盲目而热烈的”“主义”（无论保守、“左倾”还是自由主义）——回答为什么我们要引进施特劳斯，第一个理由就是：我们由此得以摆脱百年来对西方现代的种种“主义”“盲目而热烈的”追逐。
我们引介施特劳斯的第二个理由就在于：对现代之后的西方文教制度的学理基础，我们应该抱持审慎的态度。施特劳斯倡导的古典教育为我们提供了契机，因为，古典教育要求我们瞩目古代的高伟灵魂，这只能见诸于古代流传下来的经典——讲是非、好坏、对错、善恶，必须基于一套道德原则，无论中国还是西方的古代文明，早就已经总结出这样的原则，现代的社会科学废除了这些原则，“在地上”另立原则，我们必须寻回古典的原则，才能挽救我们作为学人的道德－政治品质。
我们引介施特劳斯的第三个理由就在于：施特劳斯的“古典政治哲学”让我们懂得，中国之“道”百年来面对的仅仅是西方的现代之“道”，而非西方的古典之“道”，使我们得以摆脱以现代西方之道来衡量中国古典之道的习惯立场，摆脱现代西方文教体系中的种种“盲目而热烈的”政治想象。刘小枫：《施特劳斯与中国：古典心性的相逢》，载《思想战线》，2009（2）。
由此观之，值得反思。
后记
——让我们追寻那诗意的境界
经过一番寻寻觅觅冷冷清清的辛苦劬劳，这篇博士论文总算杀青了。此时此刻，自是感慨良多；千言万语，却又欲说还休。唯有庆幸有缘成为中国人民大学的一名学子，庆幸能够忝为方汉奇先生的一介门生。母校厚德载物，师恩山高水长——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回想两年前那个暑热难捱的夜晚，当我为千呼万唤不出来的论文选题而辗转反侧时，一道灵光仿佛倏忽闪过。于是，“唐代文明与新闻传播”兀然而出！那一刻，就像跋涉的朝圣者蓦地瞥见圣城，既诚惶诚恐，又欢欣雀跃。
一方面，就此选题而论，自忖并非合适人选。因为，我既对唐代史知之不多，又对新闻史涉猎甚少，尚未入门，遑论研究。而另一方面，内心又隐然腾起“非我莫属”的冲动。其间，除去“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年轻气盛外，还有那挥之不去的生命情结。
据说汤因比尝言，要是容许自由投胎，那么他最愿意生活在9世纪的新疆北部。此言令我怦然心动！9世纪于中国乃属自己神往的大唐时代，而新疆北部则是生我养我的一方热土。由此构成的时空坐标，正是我生命世界中永远的“光荣与梦想”。这么说来，情形便似普希金的诗句所云：“我整个的生命是和你必然相会的保证……”
不过，踏上这条“荒芜英雄路”之初，心底对所欲追寻的目标并不明确。你来我往的思路，就像不知驶向哪个港口的航船，但觉八面来风都是逆风。起初，原想做点严谨凿实的“朴学”，借用兰克的话说，“只打算完全如实地说明事实的真相”（《拉丁与条顿民族史》初版序言），即所谓“如史直说”。
应该承认，这种想法里也含有对自己以往偏重高蹈之思而轻略实证之学的自省与矫枉。记得钱锺书的弟子张隆溪说过，乃师对建构宏大的体系和成套的理论不感兴趣，而与弗雷泽的治学理路不谋而合：“一切理论都是暂时的，唯有事实的总汇才具有永久的价值。”
然而，不久我便感到，纯粹在事实上爬梳钩稽不仅有悖自己的性情，而且其意义也值得推敲。倘如傅斯年所说，史学就是史料学，那么史学的价值何在？史料的厘正与堆积又有何用？进而言之，对隐匿于历史黑洞中的名物，若不以鲜活的心镜去洞明，去烛照，从而赋予灵动的生命，那么漫漶如许的断烂朝报究竟干卿底事？
于是，我再次想起那个直逼本源的画面。一次，布洛赫的爱子向身为历史学家的父亲发问：“告诉我，爸爸。历史有什么用？”为此，布洛赫正襟危坐写下那部传世名作《历史学家的技艺》。其中着力阐发的思想，就是史学不能仅限于现象的客观描述，而应凸现生命的意义与感悟，为人生贯注一脉美好的诗意。
事实上，追寻诗意本是史学的题中应有之义。布洛赫说得好：“（历史学）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千姿百态，令人销魂，因此它比其他学科更能激发人们的想象力。……不要让历史学失去诗意……一些人一听到历史要具有诗意便惶惑不安，如果有人以为历史诉诸感情会有损于理智，那真是太荒唐了。”（《历史学家的技艺》导言）
在刘知几揭示的三条史家标准里，首屈一指的也是诗意（才），其次才是学术（学）与思想（识）。而对唐代来说，彰显诗意更是不言而喻。作为饱满的生命、流宕的精神和自然的心性之流溢，诗意可谓唐代文明的灵魂。借用t.卡特的精妙概括，唐代“是一个新生与青春的时期，是一个抒情诗”的世纪。
胡马、胡马，远放燕支山下。跑沙跑雪独嘶，东望西望路迷。迷路、迷路，边草无穷日暮。论文搁笔之际，对自己到底解决了多少学术问题，我不敢心存奢望。唯一尚可欣然的，是唐代与西域的同构气象使我得以抒写鼓荡其中的沛然诗意。因此，就我而言，这篇论文与其说是一项填补空白的学术研究，不如说是一次荡气回肠的生命洗礼。
末了，我不能不对诸多师友，表示深深的谢忱！需要特别提及的，是本篇博士论文的各位评审委员和答辩委员。他们的谨严、学识及风范，使我获益良多。对此，自知再多的表白也是微不足道的。所以，我只想把他们的尊名开列于此，以志感念：
宁树藩（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评审委员）
丁淦林（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评审委员）
姚福申（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新闻大学》主编——评审委员）
吴廷俊（华中理工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院长，教授——评审委员）
谷长岭（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评审委员）
陈业劭（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评审委员与答辩委员会主席）
赵玉明（北京广播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答辩委员）
刘建明（清华大学中文系副主任，教授——答辩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