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文明与新闻传播

在我们看来，所谓古典文明，既是可以言传的历史与现实，更是需要意会的神韵与脉动。其中既张扬着刚健的生命，又洋溢着浓郁的诗意，更挥洒着淋漓尽致的浪漫情怀，由于天性自然而与深厚、博大、淳朴的土地一脉亲和，仿佛那种灵动的神韵赋予它不可企及的淳美，芬芳醉人。在其文明图景中，贵族化多于平民化，精神化多于世俗化，走向自然生命的激情多于走向现实社会的欲望，轰轰烈烈的英雄气象多于小桥流水的人间烟火。清儒沈德潜的不朽杰作《古诗源》，辑录了他所说的“近体诗”，即唐诗以前的古体诗精华，而它实际上也可说是一部古典精神的结晶。这种精神源自洪荒中的初民感应，至唐诗而形成最后一座光华灿烂的丰碑。从此，古典文明便气数殆尽，历史的图景与精神的品位都开始转向世俗市井一路，像宋词无非是当时的流行歌曲，所谓“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便透出一缕媚俗的情调。明人祝允明尝言“诗死于宋”（《祝子罪知录》），从历史哲学上讲，这实在是一句颇具慧眼的妙论。因为，古典的精魄即是诗的灵魂。伴随古典之光的熄灭，诗的生命也就终结了。明代诗必盛唐的复古运动只能制造古董而了无生气的原因，亦当由是观之。
依据斯宾格勒的历史形态学，每一种文明都有自己的生命周期，都要经历从生到死的成长过程。对已充分展开并极尽其能的中国古典文明来说，唐玄宗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的渔阳鼙鼓动地来，不啻是骇人听闻的末日钟声。这里的一则唐诗轶事，似乎成为这一历史巨变的永恒定格，在象征的画面中凝聚了“随风飘去”（gone with the wind）的无限怅惘。当时，在出奔四川之前，明皇最后一次登上花萼相辉楼，抚栏凭眺长安，不胜凄楚悲凉。西风残照，汉家陵阙，此景此情，人何以堪。弹琴鸣弦，梨园弟子唱起了好像专为这一刻而写的歌诗：
山川满目泪沾衣，富贵荣华能几时？不见只今汾水上，唯有年年秋雁飞。
玄宗问作者是谁，乐工回答是前宰相李峤。玄宗悲叹一句“真是个才子啊”，便又是留恋又是无奈地下楼而去。参见《唐诗纪事》卷10“李峤”。当时他肯定没有意识到，此一去不仅长别了大唐的盛世，而且也永诀了古典的韶光。或许，就此来说最深切的感受，最精微的领悟，最痛彻心扉的体验，还属晚唐诗人李商隐的名作《锦瑟》：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
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迷蒙怅恍的意境、伤感悲凉的思绪、一咏三叹的吟唱，这一切在古典已逝之际便构成一曲“追忆逝水年华”的哀歌。
就在古典文明消逝的同时，一种全新的文明形态也开始萌发。借用《中国大百科全书》的权威说法：
从唐中叶开始到北宋建立，二百年间酝酿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缓慢变化，而一系列新事物都产生于唐代后期。在这个历史转折阶段，既有旧时代衰亡中的痛苦，也有新时代即将来临的曙光。《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缩印本），705页。
这一新时代的曙光，就是近代文明的早期形态，亦即本篇所称的近世文明。相对于古典文明的精神化与贵族化，近世文明的基调可以概括为功利化与世俗化。而这一趋势于唐代后期开始表露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至北宋已蔚然成为历史的主流。以政治而论，古典盛期的门第制度业已崩溃，开科取士的文官体系逐步完善，特别是宋代以后，政治权力对平民广泛开放，一个人不论其门第、乡里、贫富如何，都可能“学而优则仕”，使得机会渐趋平等。就思想意识而言，古典的出世哲学已转化为近代的入世伦理参见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见《内在超越之路——余英时新儒学论著辑要》，248-424页，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用余英时先生的话说：“如果我们想要在中国史上寻找一个相当于韦伯所说的‘新教伦理’的运动’，则从（中唐的）新禅宗到（宋明的）新儒家的整个发展庶几近之。”同上书，289页。至于文化的大众化潮流，则肇始于唐宋之际的讲唱文学，中经勾栏瓦舍的戏剧艺术，至明清时期的传奇小说而一浪一浪地形成高潮。
当然，在方方面面的变化中，最关键的还是经济基础与社会结构的演化。此类研究一向很多，特别是关于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的论述更是盛极一时。一般认为，宋元以后社会面貌大为改观，其间显著标志是城市中心和商业活动的凸显。下面一段清人沈垚（1789—1840）屡被引述的文字，集中说明了这一点：
宋太祖乃尽收天下之利权归于官，于是士大夫始必兼农桑之业，方得赡家，一切与古异矣。仕者既与小民争利，未仕者又必先有农桑之业方得给朝夕，以专事进取，于是货殖之事益急，商贾之势益重。非父兄先营事业于前，子弟即无由读书以致身通显。是故古者四民分，后世四民不分。古者士之子恒为士，后世商之子方能为士。此宋、元、明以来变迁之大较也。
天下之士多出于商，则纤啬之风益甚。然而睦任恤之风往往难见于士大夫，而转见于商贾，何也？则以天下之势偏重在商，凡豪杰有智略之人多出焉。其业则商贾也，其人则豪杰也。为豪杰则洞悉天下之物情，故能为人所不为，忍人所不忍。是故为士者转益纤啬，为商者转敦古谊。此又世道风俗之大较也。《落帆楼文集》卷24《费席山先生七十双寿序》。
不言而喻，城市与商业的发达使社会分工愈益细密，物资、人员及信息的流通也愈益活跃。诸如《清明上河图》所呈现的北宋汴京百业兴盛、市场喧嚣，《梦粱录》、《武林旧事》所记载的南宋临安作坊林立、买卖兴隆，都是这一近世图景的生动写照。南宋孟元老流寓临安即杭州时，写下一部追思北宋汴梁风物的名著《东京梦华录》，对当时衣食住行、吃喝玩乐的细致描绘，更为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的商业化社会及其世风提供了一手记录：
仆从先人宦游南北，崇宁癸未（宋徽宗年号，公元1103年）到京师（开封），卜居于州西金梁桥西夹道之南。渐次长立，正当辇毂之下，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鼓舞，班白之老，不识干戈，时节相次，各有观赏。灯宵月夕，雪际花时，乞巧登高，教池游苑。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花光满路，何限春游，萧鼓喧空，几家夜宴。伎巧则惊人耳目，侈奢则长人精神。瞻天表则元夕教池，拜郊孟亭。频观公主下降，皇子纳妃。修造则创见明堂，冶铸则立成鼎鼐。观妓籍则府曹衙罢，内省宴回；看变化则举子唱名，武人换授。仆数十年烂赏迭游，莫知餍足。（《东京梦华录》序）
显然，这幅宝马雕车香满路的近世图景已同秦时明月汉时关的古典风尚不可同日而语了，而“商人的世界观与终老一村的农民恰恰相反，也和不出户牖专讲心性的儒者不同；他们不能满足于主观的冥想，而必须了解广大的外在世界”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见《内在超越之路——余英时新儒学论著辑要》，375页。这也正是新闻史得以展开的社会条件和历史背景。
与费正清齐名的法国汉学家谢和耐，在其《中国社会史》的“从中世纪到近代”一编中开宗明义地写道：未来变化的先兆标志是在持续于755—763年间的安禄山武装大叛乱的翌日才出现的。所以，如果不考虑为以神秘的世系观念为基础的传统式“王朝”断代，那么我们于此可以把唐代分成两部分，并且把第二个时代与紧接其后的一个时代密切联系起来。事实上，在安禄山叛乱之后并非仅仅是一般的气氛改变了，而且还有政治空气、经济、法规制度……907—960年的所谓五代时期仅仅为合乎逻辑的续篇和于8世纪末开始的发展结果。(这是）一个“向近代过渡”的时代……［法］谢和耐著，耿昇译：《中国社会史》，198页。
这段话与下面李泽厚先生的话可谓异曲同工、所见略同，而出自中西两位学界重镇的文字无异于为本节内容做了言简意赅的概括：开始于中唐社会的主要变化是均田制不再实行，租庸调废止，代之缴纳货币；南北经济交流、贸易发达；科举制度确立；非身份性的世俗地主势力大增，并逐步掌握或参与各级政权。在社会上，中上层广泛追求豪华、欢乐、奢侈、享受。中国封建社会开始走向它的后期。到北宋，这一历史变化完成了。李泽厚：《美的历程》，120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
三
本篇的主旨在于追索唐代新闻传播的整体意义，力图从经验与超验、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角度确认其历史地位。为此，我们提出一个命题——从传播史到新闻史，而这一命题又隐含着两个理论预设。其一，唐宋之际是古典文明与近世文明此消彼长的嬗替时期；其二，传播史与古典文明相融汇而新闻史与近世文明相契合。前者已经澄清而后者还需阐明。
如果遵循常人的共通感觉，那么提及新闻与新闻传播总会自然联想到晚近的历史，而对新闻与古代社会的联系总难免生出一丝圆凿方枘的困惑：“古有新闻么?”应该说，这种感觉产生于对当代生活的亲和和对古代社会的隔膜。不过，但凡通行的常识常理，大都蕴含着某种深刻的“大道”，不宜等闲视之。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中有句话说得好：“天下的大道理都可以用常情来度量。”［美］黄仁宇：《万历十五年》，55页。一般来说，常识上讲得通，学理上也自然成立；反之亦然。以上述常人的通识而言，它实际涉及这么一个包罗广泛涵义深广的大道理：只有从近世文明的坐标上，才能考量新闻传播；而在古典文明的谱系中，无从检视新闻传播。这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一方面，古典时代的大背景是古往今来相黏，天地人神共居，即所谓“非理性”。其间可以滋生巫术与宗教、神话与传说、史诗与传奇以及虚实相混的历史（如斩白蛇起义之类完全被当成事实而不觉诞妄）和真伪杂糅的传闻，至于由时间观念（新近）与理性意识（真切）所建构支撑的新闻则匪夷所思。所以，当时所谓的新闻传播往往混杂于一般的信息传播，不是化为军国谍报，就是演为民间谣诼。如前所示，古典世界拥有空旷的生存空间与心理空间，与古朴而凝固的土地一脉相接，四野一望都是目不识丁的农夫，而其典型便是《古诗源·击壤歌》中那安坐于文明源头的那位淳朴憨厚、悠然自得的老人：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
这样的社会及其传播活动，就像费孝通《乡土中国》所描绘的:同一戏台上演着同一的戏，这个班子里的演员所需要记得的，也只有一套戏文。他们个别的经验，就等于世代的经验……
在一个每代的生活等于开映同一影片的社会中，历史也是多余的，有的只是“传奇”。一说到来历就得从“开天辟地”说起；不从这开始，下文不是只有“寻常”的当前了么？都市社会里有新闻；在乡土社会，“新闻”是稀奇古怪、荒诞不经的意思。费孝通：《乡土中国》，19页。
当然，这并不是说古人不打听身外之事，不传播各方消息，“剑外忽传收蓟北”、“闻道龙标过五溪”等，都表明新闻及其传播是自古皆然的普遍现象。不过，对此我们宁愿称其为传闻而非新闻。因为，对新奇事物的好奇过问是一回事，与身外世界的休戚与共是另一回事；消息的辗转流传是一回事，有序的新闻传播又是一回事。好比讲道理与讲理性看似相同，实则相距不啻道里计。
另一方面，伴随着唐宋之际的世俗化潮流，“一个尚武、好战、坚固和组织严明的社会，已经为另一个活泼、重商、享乐和腐化的社会所取代”［法］谢和耐著，刘东译：《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2页。那种安土重迁、自给自足、节奏缓慢、内容单调的生活方式，正在实现一种历史性的跨越。于是，乡土的束缚一点点松动，现实的律动一层层加快，需要应对的事物层出不穷，与各方的联系交往也与日俱增。结果，不管是个体存在还是社会存在都不可避免地由整体趋于分化，终至散为琐琐屑屑的碎片。例如，南宋临安城内的行业多得令人瞠目：珠宝业、刀剪业、金银业、裱褙业、古董业、蟹行、青果行、糖蜜行、姜行、双线行（鞋行）、香水行（澡堂），等等。参见《梦粱录》卷13《团行》。由男耕女织的封闭板块演为彼此依赖的多元格局（最初自然以城市为主），是新闻、新闻传播乃至新闻事业等一整套系统生成的文明土壤。丹麦的思想家克尔凯廓尔以其非凡的洞察力预言，新闻事业将造成一种心理状态，使人们越来越间接地与生活打交道。参见［美］巴雷特著，杨照明等译：《非理性的人》，3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若从本源处讲，正是人们与生活的关系越来越从直接变得间接，才导致新闻事业的问世，才促使既往的传闻进化为此后的新闻，并推动传播行为由盲目无序演变成自觉有序。
尤为凸显的是，在这一由“直接”到“间接”的流转中，恰好出现了变无序流传为有序传播的技术手段——媒介。这绝非偶然的巧合，毋宁说是新闻史发端的征兆与标志。构成媒介的首要因素在于机械，即庄子所谓“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而也正是这一技术因素促使新闻传播走上专业化、标准化、社会化，一言以蔽之——有序化。显然，最早的媒介自然当属以印刷术为核心的传播机制。印刷媒介的诞生不仅使信息得以迅速、便利而广泛的传播，更重要的是在社会的信息网络中置入了第一个“中介商”，从而使以往传受双方的直接买卖变为经由媒介的间接贸易。这是前所未有的全新格局。在我们看来，媒介的这一传播结构远比其传播功能更值得关注。因为，作为流通领域的中介商，是导致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变异基因；同样，作为传播领域的媒介物，也是促使无序的个体化传闻向有序的社会化新闻转型的中枢环节，其历史意味颇堪深究。若再联系到文明嬗替与媒介兴起相互吻合的背景，那就更耐人寻味了。众所周知，雕版印刷出现于唐代，成熟于五代十国，至北宋而呈广泛应用之势。这一过程适值古典世界消逝而近世社会萌生的时期，无怪乎谢和耐写道：完全可以说，印刷术在中国出现得恰逢其时，因为当时正在扩张的社会阶层刚巧在试图通过学习而改进自己……事实上，正是由于商人阶层的崛起和下层城市人口的急剧增长，印刷术才会应着他们的新要求而如此广泛地应用开来。正是社会变迁赋予此项发明以正当的用途，否则的话，它就会被轻轻地忽略掉。我们就此所找到的证据是，事实上印刷术的最早应用范围是极其有限的。［法］谢和耐著，刘东译：《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173页。
似巧非巧，开西方近代世俗化历史之先声的文艺复兴，同样是与谷登堡印刷术的发明与普及大致相伴相生的，而西方新闻史的帷幕也由此拉开。
总之，无论是囿于常人的直觉感受，还是基于学理的逻辑辨析，都表明新闻是近世文明的衍生物或寄生体，新闻的生成是与世俗化社会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息息相通的，两造之间原有深刻的同构与对应，恰似斯宾格勒所揭示的那类情形：在西方油画的空间透视和以铁路、电话、远距离武器制胜空间之间，在对位音乐和信用经济之间，原有深刻的一致关系。［德］斯宾格勒著，齐世荣等译：《西方的没落》，上册，18页。
一句话，只有在近世社会中活跃的新闻图景才定格成新闻史，而在古典世界展开的新闻活动只能积淀为传播史。
四
借用李鸿章《筹议海防摺》中的警言，唐宋之际华夏曾在不知不觉中也遭遇了一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一个精神化贵族化的古典时代已夕阳西下一去不返，另一个功利化世俗化的文明形态正如日东升冉冉兴起。倘言鸦片战争后的变局来自突如其来的外部强力，那么唐宋易代时的变局则源于由来已久的内部演化。一者昭示着从古典的光荣转入近世的梦想（如铺叙北宋汴京的《东京梦华录》与详陈南宋临安的《梦粱录》所示），一者显现着从孤立的传统迈向一体的现代。与此相应，前者使传播史演变成新闻史，后者又使新闻史拓展为大众传播史——一个以新闻史为“意志”而以传播史为“表象”的世界。上述命题既在逻辑上成立，按诸历史也若合一契。最后我们就以唐代后期的新闻传播为切片，再对传播史到新闻史的飞跃做一历史的透视。
当今世界范围的大众传播越来越呈三分天下之势：按照邵建先生的形象概括，其一是官方的“意识形态文化”，其二是文人的“意义形态文化”，其三是大众的“意象形态文化”。参见邵建：《西方社会面临“意象形态”的挑战》，载《东方》，1996（6）。这三套话语在本质上分别对应着中国古代的“政统”（朝廷）、“道统”（士子）与“传统”（民众）。而此三统在唐宋之际的大变局中，都不约而同地萌发出新闻传播的幼芽，都殊途同归地表露出从无序到有序、从传闻到新闻的趋向。
毋庸赘述，邸报是中国古代最引人注目的新闻媒介。通常说的邸报只是习惯性的泛指，实际的叫法则是多种多样。《宋代新闻史》的作者朱传誉先生，曾列举过宋代的一系列称呼：“邸报、邸状、报状、朝报、进奏院报、进奏官报、进奏报，甚至简称报。”朱传誉：《先秦唐宋明清传播事业论集》，144页。这些不同的名称之所以统一于邸报，自然是因为它发源于州郡的“驻京办事处”——邸。戈公振先生曾根据《西汉会要》所谓“郡国皆有邸，所以通奏报，待朝宿”而断言：“通奏报云者，传达君臣间消息之谓，即邸报之所由起也。”戈公振：《中国报学史》，24页。此论流行一时，而今证明不足为信。首先，从道理上讲，“有了邸，不一定就有邸报”方汉奇等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32页。其次，从史实上看，汉代的邸只负责呈递章奏，朝廷从不允许“留驻京师的藩邸享有公开发行邸报的特权”。参见姚福申：《从敦煌马圈湾烽燧遗址出土的简牍看汉代官方的新闻传播》，载《新闻学论集》，第八辑。
享有类似权力的藩邸，是安史之乱后各地藩镇于京师设立的进奏院。关于唐代进奏院及其功能，详参张国刚《唐代进奏院考略》一文，载《文史》，第十八辑，北京，中华书局，1983。知掌进奏院事务的进奏官（吏）又称邸吏，故其发往各镇的进奏院状偶然也叫邸吏状（《旧唐书·李师古传》）。不过，邸吏状虽是宋代以后各种官报的直系渊源，但与正式的邸报还相差很大，充其量“只能属于一种由官文书向正式官报转化过程中的原始状态的报纸”方汉奇等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60页。或曰邸报的萌芽。其内容近乎内参，其形式埒于新闻信。其实，从报纸的演进过程看，中西新闻史都呈现着一条共同的轨迹，即最早出现的是新闻信，继而是新闻书，最后才是新闻纸，从唐代的进奏院状到宋代的正式官报，这期间属于新闻信阶段；此后近千年一直都算新闻书一统天下的阶段；直到19世纪现代化浪潮涌起之际，中国报业才进入新闻纸的阶段。准此，则唐代的进奏院状是不是报纸其实已无关紧要，其意义在于它是官报的源头，也是绵延近千年的中国新闻事业的先河。此其一。
大约从唐代开始，一向以道统自任的士大夫对一种小品式的传播文本发生了日渐浓厚的兴趣，并将其纳入文人的生活内容，这就是笔记小说。笔记小说虽滥觞于魏晋，如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但形成气候则在唐代，而到宋代更是蔚然成风。“正是在宋代，可以从中抽取有关日常生活的文本开始增多了，如生活琐记、轶事汇编、笔记小说、地方志等，都向我们提供了大量翔实准确和栩栩如生的细节”［法］谢和耐著，耿昇译：《中国社会史》，6页。值得注意的是，笔记小说的兴起同社会生活的世俗化潮流完全同步，本身正反映着信息的激增以及对琐屑环节的现实关切与内心嗜好。“这类信息资源的骤然增多，其原因不外乎：从10世纪初叶以来印刷术的发明及其推广使用、教育的进展，以及与之相应的商人阶级的兴起，商人中间并不存在对于描绘琐碎细节的藐视，这一点与文吏大相径庭。”同上。
笔记小说或因其体裁而被视为“随笔”，如季羡林先生所言：“笔记”，就是随笔记录。这种书籍的量异常大，从古代就有。尽管不一定用“笔记”这个名称，内容则是一样的。一个读书人有所感，有所见，读书有点心得，皆随笔记下。季羡林：《漫议“糖史”》，载《环球》，1997（6）。
或因其内容而被归入“杂家”。以唐代为例：有历史琐闻，如《隋唐嘉话》、《唐国史补》与《因话录》等；有考据辨证类，如《封氏闻见记》、《苏氏演义》与《资暇集》；有杂俎传奇类，如《玄怪录》、《甘泽谣》与《酉阳杂俎》；有文化生活类，如《教坊记》、《羯鼓录》与《历代名画记》；有男女婚姻故事类，如《霍小玉传》、《柳毅传》与《李娃传》等。吴枫：《隋唐历史文献集释》，193页。
这些内容在当时属小道杂闻，在今天就算社会新闻。其中既有荒诞不经的“鬼话”，又有耳闻目睹的实情。真真假假，奇奇怪怪，“无所不有，无所不异，使读者忽而解颐，忽而发冲，忽而目眩神骇，愕眙而不能禁”明人李云鹄称《酉阳杂俎》语。转引自（唐）段成式著，方南生点校：《酉阳杂俎》，前言，1页。于是，文人士子便以此种形式介入了新闻传播，从而在官方的正途之外另辟了一条报道“软新闻”的蹊径。用谢和耐的说法：收集奇闻轶事的爱好早在唐代就十分风行，而到了宋代就更加明显。印刷术使得这类著作流传甚广，它们是由一系列的简短故事组成，这些故事均极尽荒唐怪诞之能事，却个个都有其亲眼目击的证人。人名、地名、日期等(新闻要素)，均被准确地提供。谢和耐著，耿昇译：《中国社会史》，1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