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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文明与新闻传播

时间:2023-05-28  来源:  作者:李彬
变文原是唐代民间盛行的一种叫“转变”的民间文艺体裁的蓝本,它的特点是图文并茂,翻开给观众看的图画叫“变相”,根据图画讲唱的内容便叫“变文”。高国藩:《论敦煌民间变文》,见《敦煌学论集》,188页。
当时,民间说唱变文的活动称“转变”。据郭湜《高力士外传》记载,上元元年(760)唐明皇被迫移居西内,“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悲苦寂寥之际每日便与高力士“亲看扫除庭院,芟薙草木,或讲经、论议、转变、说话,虽不近文律,终翼悦圣情”。另据《太平广记》:
杨国忠为剑南(节度使),召募(兵丁)使远赴泸南,粮少路险,常无回者。……人知必死,郡县无以应命。乃设诡计,诈令僧设斋,或于要路转变。其众中有单贫者,即缚之。《太平广记》卷269“宋昱韦儇”。
转变的场所一般称“变场”,段成式的《酉阳杂俎》中曾提及。参见《酉阳杂俎》卷5“望酒旗玩变场者,岂有佳者乎?”
跟现在的不少曲艺一样,唐代的民间艺人在转变时,也是说一段唱一段,说的是粗浅的白话,唱的是以七言诗句为主的韵文。为了生动直观、引人入胜,说唱中还配合以相应的图画。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说唱者不时翻动画卷,变换画面。“转变”一词或许由此而来。晚唐诗人吉师老《看蜀女转〈昭君变〉》一诗,较详尽地描绘了说唱变文的情形:
妖姬未著石榴裙,自道家连绵水。植口解知千载事,清词堪叹九秋文。翠眉颦处楚边月,画卷开时塞外云。说尽绮罗当日恨,昭君传意向文君。《全唐诗》卷774。
诗中的这位蜀中女艺人一边转动画卷,一边富有表情地说唱着《王昭君变文》。有论者认为,“因为说话艺人在讲唱故事时,张挂起图画,所以也叫听众为‘看官’”。此说不无道理。总之,借用高国藩先生的说法,“转变始终是具备着三种因素:一是‘变相’(连环画的配合),二是‘变文’中的说讲,三是‘变文’中的歌唱。这说明转变是唐代创新的一种民间的美术、文学、音乐三者结合的综合性民间文艺体裁”高国藩:《论敦煌民间变文》,见《敦煌学论集》,198页。或者说是民间传播里一种寓教于乐、播闻以娱的新兴方式。
现存敦煌变文的内容主要有三类:一是佛经故事,二是历史传说,三是当世要闻。演唱佛经故事的变文中,最有名的要数《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简称《目连变》。它讲述了佛门弟子目连入地狱救母亲的故事,对冥间的恐怖作了绘声绘色的描绘,情节曲折多变,极富吸引力。因而,不仅当时流传甚广,如下例所示:
诗人张祜未尝识白公(白居易)。白公刺苏州,祜始来谒。才见白,白曰:“久钦籍,尝记得君款头诗。”祜愕然曰:“舍人(白曾任中书舍人)何所谓?”白曰:“‘鸳鸯钿带抛何处,孔雀罗衫付阿谁?’非款头何邪?”张顿首微笑,仰而答曰:“祜亦尝记得舍人目连变。”白曰:“何也?”祜曰:“‘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白居易《长恨歌》中诗句)。’非目连变何邪?”遂与欢宴竟日。《本事诗·嘲戏》。
而且以后又衍生出一系列取材于此的作品,如京剧《宝莲灯》。
演义历史故事与民间传说的变文,以《王昭君变文》、《孟姜女变文》、《伍子胥变文》等为代表。其中,“《伍子胥变文》是诸作中最好的一篇”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中),232页。它是在《吴越春秋》有关史实的基础上增饰大量民间传说而成。如伍子胥逃亡途中遇见姐姐,俩人悲痛万分而又“哽咽声嘶,不敢大哭”,从而烘托出局面的险恶,气氛的紧张。再如伍子胥路遇妻子,但各不相认,只以隐语对答。这些显然都经过民间艺人的加工和发挥。这篇有名的变文,将通俗的文言、日常的白话与典雅的骈文糅合在一起,显得气韵生动,文采斐然,表现出民间的创造活力。如写伍子胥奔吴途中为大江所阻的情景:
唯见江潭广阔,如何得渡!芦中引领,回首寂然。不遇泛舟之宾,永绝乘楂之客。唯见江鸟出岸,白露鸟而争飞;鱼鳖纵横,鸬鸿芬(纷)泊。又见长洲浩汗,漠浦波涛,雾起冥昏,云阴叆叇。树摧老岸,月照孤山,龙振鳖惊,江沌作浪。若有失乡之客,登岫岭以思家;乘楂之宾,指参辰而为正。同上。
敦煌现存变文中最使我们感兴趣的,当然莫过于铺陈当代人物事迹的作品了。可惜,表现这方面内容的,只剩下《张议潮变文》与《张淮深变文》两个姊妹篇了。关于张议潮及其侄子张淮深的事迹,前文曾在进奏院状部分谈过,因为现在所见的两份唐代进奏院状报都出自他们统领的归义军(驻节沙州即敦煌)。这两篇变文讲述了他们叔侄两代收复失地、保家卫国、英勇杀敌、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和英雄壮举,真实地反映了现实社会与历史进程中的一次重大事件、一幕火红场景、一个不朽片断,抒发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是鼓舞边疆民众精神信念的生动教材。如果说第一类变文是寓言神话,第二类变文是报告文学,那么这一类讲唱当世要闻的变文就是新闻通讯了。这里我们特将已成残卷的《张议潮变文》全文著录于下:
(上缺)诸川吐蕃兵马还来劫掠沙州。奸人探得事宜,星夜来报仆射(指张议潮),吐浑王集诸川蕃贼欲来侵凌抄掠,其吐蕃至今尚未齐集。仆射闻吐浑王反乱,即乃点兵凿凶门而出,取西南上把疾路进军。才经信宿,即至西同侧近。便拟交锋。其贼不敢拒敌,即乃奔走。仆射遂号令三军:便须追逐。行经一千里已来,直到退浑国内,方始趁。仆射即令整理队伍,排比兵戈:展旗帜,动鸣鼍,纵八阵,骋英雄。分兵两道,里合四边。人持白刃,突骑争先。须臾阵合,昏雾涨天。
汉国勇猛而乘势,拽戟冲山直进前。蕃戎胆怯奔南北,汉将雄豪百当千。忽闻戎犬起狼心,叛逆西同把险林。星夜排兵奔疾道,此时用命总须擒。雄雄上将谋如雨,蠢愚蕃戎计岂深?十载提戈驱丑虏,三边犷悍不能侵。何期今岁兴残害,辄尔依前起逆心。今日总须摽贼首,斯须雾合己霃霃。将军号令儿郎曰:勉励无辞百战劳。丈夫名笸向枪头觅,当敌何须避宝刀。汉家持刃如霜雪,虏骑天宽无处逃。头中锋陪垄土,血溅戎尸透战袄。一阵吐浑输欲尽,上将威灵煞气高。
决战一阵,蕃兵大败。其吐浑王怕急,突围便走。登涉高山,把险而住。其宰相三人,当时于阵面上生擒。只向马前,按军令而寸斩。生口细小等活捉三百余人。收夺得驼马牛羊二千头匹。然后唱大阵乐而归军幕,敦煌北一千里镇伊州城西有纳职县。其时回鹘及吐浑居住在彼,频来抄劫伊州,俘虏人物,侵夺畜牧,曾无暂安。仆射乃于大中十年六月六日,亲统甲兵,诣彼击逐伐除。不经旬日中间,即至纳职城。贼等不虞汉兵忽到,无准备之心。我军遂列乌云之阵,四面急攻。蕃贼猖狂,星分南北。汉军得势,押背便追。不过五十里之间,煞戮横尸遍野处。
敦煌上将汉诸侯,弃却西戎朝凤楼。圣主委令摧右地,但是凶奴尽总仇。昨闻猃狁侵伊镇,俘劫边氓旦夕忧。元戎叱咤扬眉怒,当即行兵出远收。两军相见如龙斗,纳职城西赤血流。将军意气怀文武,威胁蕃浑胆已浮。犬羊才见唐军胜,星散回兵所在抽。远来今日须诛剪,押背擒罗岂肯休。千人中矢沙场殪,铦锷坠贼头。扪铄红旗晶耀日,不忝田单纵火牛。汉主神资通造化,殄却残凶总不留。
仆射与犬羊决战一阵,回鹘大败,各自苍皇抛弃鞍马,走投入纳职城,把牢而守。于是中军举画角,连击铮铮,四面□兵,收夺驼马之类一万头匹。我军大胜,匹骑不输。遂即收兵,却望沙州而返。即至本军,遂乃朝朝秣马,日日练兵,以备凶奴,不曾暂暇。
先去大中十载,大唐差册立回鹘使御史中丞王端章持节而赴单于。下有押衙陈元弘走至沙州界内,以游弈使佐承珍相见。承珍忽于旷野之中,迥然逢着一人,猖狂奔走,遂处分左右领至马前,登时盘诘。陈元弘进步向前,称是汉朝使命北入回鹘充册立使,行至雪山南畔,被背叛回鹘劫夺国信,所以各自波逃,信脚而走,得至此间,不是恶人。伏望将军希垂照察。承珍知是汉朝使人,与马驮,至沙州,即引入参见仆射。陈元弘拜跪起居,具述根由,立在帐前。仆射问陈元弘使人:于何处遇贼?本使伏是何人?元弘进步向前,启仆射:元弘本使王端章,奉敕持节北入单于,充册立使。行至雪山南畔,遇逢背逆回鹘一千余骑,当被劫夺国册及诸敕信。元弘等出自京华,素未谙野战,彼众我寡,遂落奸虞。仆射闻言,心生大怒。这贼争敢辄尔猖狂,恣行凶害。向陈元弘道:使人且归公馆,便与根寻。由未出兵之间,十一年八月五日,伊州刺史王和清差走马使至云:有背叛回鹘五百余帐,首领翟都督等将回鹘百姓已到伊州侧。(下缺)转引自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中,215-217页,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从以上的残本情况看,这篇新闻通讯显然是以几个既互相关联又各自独立的典型事迹,来展现张议潮的英雄形象。尤其是残本第一个故事,讲汉蕃交兵,恶战惊心一节,更是轰轰烈烈,气壮山河!那种“展旗帜,动鸣鼉,纵八阵,骋英雄”的气概,那种“人持白刃,突骑争先。须臾阵合,昏雾涨天”的阵势,直令人联想起屈原当年慷慨悲歌的《国殇》,心中不由腾跃起诗人浓墨重彩抒发的一腔豪情:“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
论及变文的性质,以往人们多从文学源流的角度考察,指出它是后世各种讲唱文学的先驱,其“韵散相间、有说有唱的体制,通过后来的词话、诸宫调、宝卷、弹词、鼓词等说唱文学一直延续下来,至今仍是我国许多曲艺中常见的形式”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中),233页。这种纯文学的视角未免狭窄。应该看到,在当时的条件下,转变不仅是寓教于乐的文艺活动,同时也是播闻以娱的传播行为。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里程碑式的传播报告《多种声音,一个世界》(1980),北京大学的关世杰先生将传播的功能归纳为四项——报道、娱乐、教育、说服,并指出“在实际生活中,这些功能常常是混合在一起或是重叠的”,“四大功能对人际交流、组织交流和大众传播都同样适用”关世杰:《跨文化交流学》,34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具体到《张议潮变文》这类时事性的变文,传播的报道、教育、说服及娱乐诸功能,便是盘根错节犬牙交错地交织在一起的。用专家的话来说:
“变文”的结构比较完整,情节曲折,跌宕起伏,波澜层出,叙事抒情,描写细致,加以那种以散文讲述,韵语吟唱,配合图画的说话、音乐、美术三者结合的讲唱文学形式,演绎佛经故事、历史故事、民间传说和当时社会、人物故事等,用丰富、细腻的美感来陶冶人们的心灵,适合当代广大群众,包括皇帝以及王公大臣、妇人孺子的审美情趣,所以能够受到普遍的欢迎。王庆菽:《敦煌变文研究》,见《敦煌语言文学论文集》,70页,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
综上所述,变文是借鉴俗讲的形式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民间传播的讲唱文本,产生于盛唐,发展于中唐,全盛于晚唐五代。它韵散相间,图文并举,综合语言、音乐、美术等手段,以获得全方位的效果,使听众在绘声绘色形象生动的情景中,接受教育、享受娱乐、感知信息,因而,成为唐代民间传播领域一独具特色的新生事物。
结语
“唯有在暮色苍茫之中,密涅瓦(罗马神话中的智慧女神)的猫头鹰才开始展翅飞翔”——黑格尔的这句名言,未尝不是对史学演进的一个形象表述。
无论中西,史学都经过一条从历史科学到历史哲学的递进之路。前者犹如好奇的儿童,恨不得把每桩史事的来龙去脉都问清楚;而后者已是饱经风霜的老人,“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在纷纭驳杂的历史表象上驰骋其智慧的灵思。
历史科学的派别不管怎样千差万别,无不立足于“经验的现象”,即古希腊史学名家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所倡言的:
如果有人希望能看到过去事件的真实图画……他将会宣布我写的东西是有用处的,那么我也将以此为满足。转引自张文杰等编译:《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260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
而历史哲学显然已不满足于这类“如史直说”(兰克),其旨趣在于从历史中追寻“先验的或超验的意义”,即德国20世纪最具魅力的历史哲学大家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所究诘的:
历史是不是有逻辑呢?在个别事件的一切偶然的和无法核计的因素以外,是不是还有一种我们可以称之为历史的人类(historic humanity)的形而上的结构的东西,一种本质上不依赖于我们看得非常清楚的社会的、精神的和政治的外表形式的东西呢?这种种现实是不是仅是次要的,从上述那种东西中引申出来的呢?[德]斯宾格勒著,齐世荣等译:《西方的没落》,上册,1页。
举例来说,按照维科的观点,人类历史始于“神的时代”,然后下承“英雄时代”,最后转入“凡人时代”。与此相似,孔德认为,人类认识的发展经过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和实证阶段,即神学、玄学与科学。诸如此类的形而上命题,都无法逐一还原为形而下的事实。因为,历史哲学不在于描摹历史的形态,而在于勾勒历史的神态。英国哲学家w.h.沃尔什说得好:“与其说他们提出的是假说,不如说是一个解释问题的框架。”转引自张文杰等编译:《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221页。
本篇结语即是对唐代新闻传播活动的一种历史哲学的透视。换言之,在唐代新闻传播既有的历史形态上,我们试图追寻一下其间尚未清朗的历史神态或曰历史意义。

依据一般的传播学的视角,新闻亦为信息流通。当人们相互依存形成社会之际,信息已如“食色,性也”般的不可或缺。马克思有句众所周知的哲语——人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而社会关系的建立与维系都离不开信息的交流。其间,新闻传播的地位举足轻重,因为新闻无非是社会化的信息。如果把整个社会的信息网络比作水系,那么新闻传播便是贯通此一水系的大河,既汇聚众多大小支流,又使整个水系浸润于它的滋养之中。
从远古以迄当代,新闻传播绵延不绝,滔滔如流。在这一长程的历史时段中,随着社会关系的日趋紧密和信息交流的日渐繁复,新闻传播也一步步地由简趋繁,由粗陋而专精,由晦暗幽深到豁然开朗,其中特别明显的就是从无序到有序。在我们看来,这一发展过程可以分为三个气象分殊、风貌各异的递进阶段,即信息传播、新闻传播与大众传播。在信息传播阶段,新闻尚杂乱无章地混同于各种信息,并未形成独立而鲜明的风貌,更不具备整合社会推动历史的能量,犹如大河的源头,只是一脉涓涓细流。因此,这一阶段的所谓新闻传播,其实往往等于笼而统之的信息传播。到第二阶段,即新闻传播阶段,新闻信息才开始从众口喧哗中脱颖而出,不仅规模与效应日甚一日,而且逐渐形成完整的、系统的、稳定的传播机制,从此才有真正意义上的新闻传播。至于大众传播,无非是新闻传播的拓展与延伸,其特质体现在信息接受的大众化与普及化。若用信息论的观点考量,上述三个阶段可以说是“信源—信道—信宿”三维空间的逐次展开。也就是说,对新闻传播而言,第一阶段只有信源即混同信息的新闻,第二阶段始有信道即传播媒介,第三阶段才将信宿一项变为广大的、成千上万、数不胜数的受众。
在整个新闻传播的进程上,从第一阶段过渡到第二阶段是最具决定性的变异,显示着新闻传播从无序进入有序的飞跃;而从第二阶段到第三阶段则只是外在的扩张,并非内在的革新。换言之,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的交汇处,是一道至关重要的分水岭。在此之前,严格说来并不存在一条线索分明的新闻史,有的只是无所不包混然莫辨的传播史。而此后,新闻史的身影才从信息流通的大背景中凸现出来,并且日渐明晰、清朗,最终成为信息流通这一社会系统的主流。这里的关键是媒介。倘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那么,正是媒介这一传播活动之生产力的发展与完善,最终促使传播史跃升为新闻史。举例来说,如果没有印刷媒介的问世以及由此导致的新闻传播手段的革新,那么新闻传播便无法实现从无序到有序的整体突破,只能继续停留在“非理性化”的阶段,或什么都是又什么都不是的传播史中。
根据通常印象,假定要把新闻传播的进程分为“传播史—新闻史—大众传播史”的话,那么第一个转型期似乎应在19世纪,即传统与现代的嬗变之际。这是一种相当普遍的共识,甚至是不言自明的常识。的确,19世纪是中国新闻史上一划时代的里程碑。不过,我们认为,它标示的其实是新闻史到大众传播史的量变,而非传播史到新闻史的质变。确定这一质变的发生,不仅需要考察新闻的历史,更需透视社会的变迁。而透过新闻所由生成的时代,可以发现一条总的线索,一条中西皆然的线索:传播史与古典世界相对应而新闻史与近世社会相统一。这么一来,从传播史到新闻史的问题,实际上便与古典文明向近世文明的转型联系在一起了。那么,这一转型发生在何时呢?显然,这是所有问题的症结。无论凭诗性的直觉与想象,还是借理性的逻辑与实证,我们都殊途同归地将目光集中于唐代。在我们心目中,正是唐代才可谓集古典之大成而开近世之先河。
唐代,向称盛世。后人对盛唐历史历久弥深的崇仰,与其说是对其文治武功的心仪与神往,不如说是对一个永远飘逝的古典时代的追怀与感念,正像文艺复兴的意大利向往古希腊罗马的荣光。用历史形态学的眼光审视,天崩地陷的安史之乱倒不失为一个颇具深意的历史界标:此前,随着登峰造极的鼎盛之势,播撒过一路文明精华的古典精神便无可挽回地耗尽了其历史的蓄能而趋向终结——无可奈何花落去;此后,在国势日蹙、民不聊生、军阀混战、山河飘零的背景下,一种迥异既往的时代气质便开始悄然生成,日渐弥漫,在古典芬芳已然消散的真空中透出不绝如缕的近世气息——似曾相识燕归来。
为了更清楚起见,我们不妨将唐宋两代做一对比。李唐与赵宋,不仅是两家正朔不同的朝代,更是两个风貌各异的时代。简单地说,一个是纯粹古典的(主要指盛唐),一个是完全近世的。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概述中国历史时写道:“这两个朝代的气氛完全不同。唐代是人文主义的,而宋代则较着重于科学技术方面。”不待言,人文色彩自属古典文明的基调,而科学技术乃属近世历史的征候。事实上,赵宋以降,历史的风标已转向近世,不管步履多么艰难、速度多么滞缓,中国始终在朝近世的领域前行,正如谢和耐在描述南宋社会时所言:
13世纪的中国在近代化方面进展显著,比如其独特的货币经济、纸币、流通证券,其高度发达的茶叶和盐业企业,其对于外贸(丝制品和瓷器)的倚重,以及其各地区产品的专门化等。[法]谢和耐著,刘东译:《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5页。
即便传统中国不能自行进入现代社会,但当欧风美雨自西徂东之际,中国社会内部的新陈代谢至少已为现代文明冲积出可供生发的土壤。就像当代西方“以中国为中心”的汉学研究所普遍认为的,中国古代文明中存在着不可忽视的“现代化倾向”,出现过若干重大的“内倾性变革”,西方的入侵只是加速了这种变革而已。参见《书与人》1997年第3期周文彬文。设非如此,则仅凭洋人的坚船利炮不仅无济于事,反而适足亡国。这就好比一种有机体在移植另一种有机体时,自身必须具备相容性。而这一对现代文明的整体相容性,是由唐宋之际的社会变迁开其端绪的。
唐宋判若两途的古典文明与近世文明,并非随着改朝换代之机而断然分开的。大略说来,两者之间存在一个此消彼长、新老交替的时间跨度,即从中唐到北宋。葛兆光先生就此曾写道:
唐文化与宋文化,分别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精神,前者可说是古典文化的巅峰,后者则是近代文化的滥觞,然而在这两者之间,有一个相当长的过渡带,它包括了中唐到北宋这几百年时间,在这过渡带里,思想、学术、习俗等方面的新旧交替,构成了一个很复杂的动态流程……葛兆光:《道教与中国文化》,216页。
关于古典与近世之分以及两者间的嬗替,费正清在其《中国:传统与变革》一书中说得更明确而具体:
六朝和唐代前期在许多方面是古代中国历史的最后阶段;唐代后期与在此之后的宋代(960—1276)组成后来中国历史的最初阶段。事实上人们可以称这一时期为“近代早期”阶段,因为这时的文化直至20世纪初都是中国的典型文化,其中许多东西在以后的一千年中证明是中国最典型的东西,至少在唐代后期开始萌芽,而在宋代开始繁荣。……在唐代后期和宋代所确定的文学、艺术和社会、政府模式直至20世纪初一直统治着中国文明。[美]费正清、赖肖尔著,陈仲丹等译:《中国:传统与变革》,118-120页。
在他看来,“古典后期中国和近代早期中国之间的过渡时期主要在8世纪前后”同上书,119页。不管时段的划分如何出入,有一点可先确认:唐代中叶到宋代中叶的二三百年间,文明形态发生了一次意义重大的变更,即由古典转入近世(近代的早期)。与此相应,新闻传播也由无序渐入有序,由传播史蜕为新闻史,从而使社会的信息流通跃升到一个新的层面。

北宋史学大家司马光,以其皇皇巨著《资治通鉴》而得与司马迁比肩而立。此书从有史以来一直写到宋朝立国,差不多横跨了整个古典时代。就此而言,司马光无异为古典时代谱写了一曲主题连贯、风格统一、神韵饱满、气度恢宏的史诗。从此,再也没有也不可能有如此纯粹的古典之作,如此彰显古典风致的历史心声。因为古典世界的大幕已经落下,古典时代的辉光已经消散,充溢于历史时空中的已非令人陶醉的醇醪而是平淡家常的清流了。这一情形恰似古希腊罗马之后,《伊利亚特》一类古典史诗遂成绝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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