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宋

    于是宋朝榷茶以博马，皇帝、大臣、经济学家都直接参与茶法的制定和修订，而且争论非常激烈，变更也很频繁，使茶法日臻完善。

    宋朝对用以博马的川茶的禁榷十分严厉，以雅州名山茶为例，元丰四年七月规定“名山茶专用博马，候年额马数足，方许杂卖。”

    后“应副博马年额管足，所有余数数并许出卖”。

    但由于允许余茶出卖后影响了政府博马的数量，建中靖国时规定“名山茶立为永法，专用博马。”

    大观二年又诏“川茶有有数品，惟雅州名山茶为羌人贵重，可令熙河兰湟路以名山茶易马，恪遵神考之训，不得他用。余茶博籴量度茶数勿使过多。”

    在与少数民族的贸易中，粮食也被列为禁榷内容，甚至有时候钱币也禁止输出，以防为敌国用以炼铸兵器。

    为了保障河东解盐的专卖利益，宋政府还严禁西夏青白盐输入宋境，各类军用物资也属禁榷品。

    综上，宋代加强禁榷，也是出于维护中央集权的需要。

    不过说了这么多，要知道，中国封建社会一直奉行重本抑末的政策，商业一直处于受剥削的地位。

    虽然商品经济到了宋代已经十分发达，整个社会的商品经济观念也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但我们仍然不可对此估计过高。

    宋代政府出于抑商的需要，也加强了禁榷制度，因此也有了庆历三年范仲淹“茶盐商税之入，但分减商贾之利尔，于商贾未甚有害也。今国用未省，岁入不可阙，既不取之于山泽及商贾，必取之于农。与其害农，孰若取之于商贾”的议论。

    无商不活，同时社会不活，商业发展也会受限，反过来，商品经济的发展又势必导致社会的流动性增强，这对稳定封建集权是不利的。

    虽然商业是封建经济繁荣的标志，但是，商人对于封建社会却是一种瓦解力量，商业的发展是以封建社会的解体为代价的，任何一个封建政府都不会接受这一点。

    因此，禁榷制度是一个历史产物，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它对国民经济的发展也确实起到过一定的积极作用。

    宋朝加强禁榷无疑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宋朝禁榷收入在财政中居于与两税并驾齐驱的地位”。

    宋人在谈到专卖的财政作用时说“国家养兵之费全籍茶盐之利。”“采山煮海一年商利不入，则或阙须。”

    北宋思想家李觏也完全肯定食盐专卖的财政需要。他说“山泽之富，天地所以养人者，鬻盐之利博矣。故东郭咸阳致生累千金，吴王濞富埒天子。孝武因置盐铁官。是时国用饶而民不益赋，未必不由此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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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七十五章 萌芽
    前文已经简要的说过了，榷茶法是禁榷法的一种，起源于唐，兴于宋。

    特别是宋代四川茶叶运销的法律规定主要有三种:通商法，茶马法，茶引法。

    相对于“书本上的法“，我们更应重视“实际中的法”。

    比如如果大家仔细研究一下宋代四川茶马法的运作情况的话，甚至可见里面都已经蕴含了一些利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因素了。

    但从总体上看，宋代的榷茶法又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这是非常矛盾的，真的十分的有意思。

    像是宋代四川茶园中的雇佣劳动非常普遍，宋政府对此持什么态度呢

    比如景德三年公元1006年七月，宋真宗因“林特，刘承琏条制茶事，过为严急”，曾说:“园户采撷用功，须更得人手，制造茶既逐等第给价，入等者不可私卖，亦是入官，今一切须令本户造化，皆要精细，岂不伤园户耶又佣力者众，皆是平民，既斥去无用，安知不聚为寇盗“

    也就是茶园户采茶，需要雇佣一些劳动者，即“佣力者”，如将“佣力者”斥去，则有可能加剧社会矛盾，“安知不聚为寇盗“可见，宋政府对待雇佣劳动的态度是十分明智的。

    所以宋代四川的茶园中存在大量的雇佣劳动，对此，吕陶在净德集中有所记载，如宋神宗时九陇县税户党元吉等“自来承山坝茶园等业，每年春冬雇召人工薅划至立夏并小满时节，又雇召人工趁时采造茶货，逐日收来堋口投场货卖，得钱收买粮食，并输税免役等钱。”

    另一税户牟元吉“自来只以佃食茶园为业，其茶园偏峻，不任种植诸般苗色，逐年举取人上债利粮食，雇召人工，两季薅划，指望四月小满之后，造作讫茶，得钱添还债利，并送纳诸般税赋。”

    还有税户石光义等“各为雇召人工，每日雇钱六十文，并口食在外其茶破人四工，只作得茶一袋，计一十八斤。”

    可见，不管茶园主是自耕还是佃耕，繁忙时节，都需要雇佣大批人工，这种茶叶生产中的雇佣关系，表明了以下几点:

    1茶园的茶园主，既能向国家缴税，“并输税免役等钱”，“并纳诸般税赋”，又能支付雇工的工资，“每日雇钱六十文，并口食在外”。

    可见工资已货币化，但茶园主是否是货币资本的拥有者，由于史料问题，我们还尚难断定

    此外茶园主生产茶叶的直接目的，是要作为商品，投入市场，“指望四月小满前后”，“得钱收买粮食。”

    以及茶园中的雇工，“皆是贫民”，只好“佣力”，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来获得生活资料。

    茶园中的雇工，是“佣力者”，与茶园主并无人身依附关系，是自由劳动者。

    以上分析说明，在宋代四川，茶叶已摆脱了农村副业的地位，成为一种日益高度发展的商品生产，而大量雇佣劳动的存在，又促进了这一生产的发展。

    同时在宋代四川茶叶生产中，还出现了商人预付货款给园户的情况，如“自来隔年留下客放定钱，或指当茶苗，举取债负，准备粮米，雇召夫工，自上春以后，接续采取”。

    园户“逐年举取人上债利粮食，雇召人工，两季薅划”，这样，商人拥有了可靠的茶货来源，有利于在竞争中获胜。

    而且预付款在茶叶生产，再生产中得到了增值，即茶商从茶园户那里所获得的利息，而预付款对园户也很有利，园户可以“准备粮米，雇召夫工“，保证了再生产所需要的物质生活条件。

    园户与商人不只是在流通领域中打交道，商人开始关心茶叶生产，因茶叶质量的好坏与其自身的利益戚戚相关。

    商业资本开始转向生产领域，更加进一步的促进了茶叶生产的发展。

    而且宋代茶法的显着特点是变动频繁和地区差异大，像是整个两宋东南茶法与四川茶法一直没有统一起来。

    如宋太祖乾德三年公元965年，开始征榷东南茶，仁宗嘉裙四年公元1059年，下令废除东南地区的狭义的榷茶法，改行通商法。

    四川等地的茶法是“川峡广南听民自买卖，禁其出境。”

    神宗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开始征榷蜀茶，实行“茶马法。”

    两广地区因产茶很少，固未曾禁榷，允许自由通商，但禁止把茶叶运到境外。

    徽宗崇宁四年公元1105年，罢东南地区的通商法，改行“茶引法”，“罢官置场，商旅并即所在州县或京师请长短引，自买于园户，茶贮以笼箕，官为抽盘，循第叙输息讫，批引贩卖。”

    政和二年公元1112年，在崇宁四年茶法的基础上，开始施行合同场茶法，“茶法自政和以来，官不置场收买，亦不定价，止许茶商赴官买引，就园户从便交易，依引内合贩之数，赴合同场秤发，至于今不易，公私便之”。

    商人贩茶，应于“茶务请长短引”，才可以“不经官司，许往赴茶园户处私下任便交易”。

    此时，四川的茶法仍为茶马法南宋时，东南茶法基本上仍沿用合同场茶法。

    而四川茶法却有了很大变革，像是南宋高宗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四川开始实行“茶引法”。

    也就是为了保证榷茶法的实施，宋政府制定了严密的法律措施。

    凡贩卖私茶者，“茶折税外，匿不送官及私贩鬻者没入之，计其直论罪”，“私有茶一两笞四十，四十斤徒一年”。

    对官吏贩私茶，特作规定:“主吏私以官茶贸易及一贯五百者死，自后定法，务从减轻。”

    “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主吏盗官茶贩鬻钱三贯以上，黥面送阙下。”

    “淳化三年公元992年，论直十贯以上，黥面配本州牢城，巡防卒私贩茶，依本条加一等论。”

    对销售与制造伪茶者，“一两杖一百，二十斤以上弃市。”

    “对武装贩私茶等严重破坏榷茶法的犯罪行为，处以死刑凡结徒持杖易私茶，遇官司擒捕抵拒者，皆死。”

    对能拿获私茶者，给予奖赏，告捕者“一斤以上赏钱三贯文，每一斤加三贯，至三十贯止。”

    包括上面说过了，终宋一代，四川茶叶运销的法律规定主要有三种:通商法，茶马法，茶引法。

    所谓的通商法，就是宋初，政府令“川峡诸川伪蜀政令有烦苛刻削害及民者，累诏禁止蠲除之”，明令罢去四川的榷茶法。

    苏辙也曾说过“五代之际，孟氏窃据蜀土，国用偏狭，始有榷茶之法，及艺祖平蜀之后，放罢一切横敛，茶遂无禁，民间便之。”

    对此，宋会要辑稿则云:“川峡广南州军止以土产茶通商，别无茶法。”

    宋史食货志如是记载:“听民自买卖，禁其出境”，“听民自买卖”。

    至于具体情况如何呢

    且看苏辙在栾城集里的记载，“邛，蜀，彭，汉，绵，雅，洋等州，兴元府三泉县人户，多以种茶为生。”

    对此，吕陶在净德集中记载得更详细，“今川蜀茶园，本是百姓两税田地，不出五谷，只是种茶，自来采茶货买，以充衣食，伏缘此茶本非官地所产，乃百姓己物”。

    如税户党元吉“自来相承山坝茶园等业，趁时采造茶货，遂日收来堋口，投场货卖，得钱收买粮食，并输税免役等钱”。

    税户牟元吉则“自来只是以佃食茶园为业，指望四月小满前后，造作讫茶，得钱填还债利，并送纳诸般税赋”。

    可见，茶园户无论是自耕还是佃耕，自己都可以处理茶叶，“乃百姓己物”，“采茶货卖，以充衣食”，“并送纳诸般税赋”。

    正如文献通考所载:“民卖茶资衣食，与农夫业田无异。”

    “禁其出境”所讲的是四川的茶叶只能在川峡境内“听民自买卖“，园户和商人不得擅自将茶叶输出川峡地区。

    川茶若要外运，只能由官府经营或经官府许可的商人运输如淳化年间，茶园户出售粗茶，就是由官府许可的商人运输的，“客人兴贩雅州，名山，洋州，兴元府，大竹等处茶入秦风等路货卖者，并令出产州县出给长引，指定只得于熙，秦州，通远军及永宁寨茶场中卖入官。”

    “仍先具客人姓名，茶色，数目，起离月日，关报遂处上簿，使客人到彼，画时收卖，如计程大段，过期不到，即令行遣根逐。”

    “若客人私卖茶与诸色人及将合入秦风等路货卖茶虚作永兴军等路，回避关报逐处者，并依熙宁编敕禁榷腊茶法断罪支赏”。

    可见，茶园户不能私自运茶出川峡，只有在出茶州县取得“长引“的茶商才有资格“兴贩“茶叶，还要按规定路线，“逐处上簿”，按时把茶叶运到指定的茶场“中卖入官”，否则，要受到处罚，”并依熙宁编敕禁榷腊茶法断罪支赏”。至

    于茶引法的话南宋建炎初，成都路转运判官赵开上书言“榷茶买马五害“，主要叙述了茶马法的弊病。

    如易生边患，本钱不易收回，私贩公行等。

    于是，在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朝廷就令赵开做“都大提举川陕茶马事“，赵开“遂大更茶法，官买官卖茶并罢，参酌政和二年东京都茶务所创条约，印给茶引，使茶商执引与茶户自相贸易。”

    “改成都旧买卖茶场为合同场买引所，仍于合同场置茶市，交易者必由市，引与茶必相随。”

    “茶户十或十五共为一保，并籍定茶铺姓名，互察影带贩鬻者。”

    “凡买茶引，每一斤春为钱七十，夏五十，旧所输市例，头子钱并依旧。”

    “茶所过每一斤征一钱，住征一钱半，其合同场监官除验引，秤茶，封记发放外，无得干预茶商，茶户交易事。”

    可见，赵开茶引法主要由商人来经营，商人只要执引就可以与园户交易，调动了商人经营茶叶的积极性，促进了茶叶的交换和流通。

    政府除了收茶引钱“春七十，夏五十”外，还有“市例，头子钱”，住税，过税等，总收入也不少。

    如建炎四年四川茶利为一百七十万，绍兴十四年公元1144年茶引增至每斤十二千三百文，茶利则达到二百万以上，“川蜀产茶，祖宗时并许通商，熙宁以后，始从官榷，岁课不过四十万。”

    “建炎军兴，改法卖引，一岁所取，二百余万，比之熙宁已增五倍。”

    而要说到茶马法的前身，是北宋初年，宋政府在河东，陕西，川i陕三路设置机构，市买少数民族的马。

    如宋史食货志云“宋初经理蜀茶，置互市于原，渭，德顺军三郡以市蕃荑之马。”

    宋太宗雍熙，端拱时，“市马之处，川陕则益，黎，戎，茂，雅，夔州，永康军皆置务遣官以主之。”

    开始用铜钱买马，后因“戎人得钱，销铸为器”，在军事上，对宋廷不利，且铜钱大量流向少数民族，易导致钱荒，同时铜钱外流，对国家财政也是一大负担。

    于是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3年“自今以布帛，茶及他物市马。”

    真宗，仁宗时，“自西北宿兵既多，馈饷不足，因幕人人中刍粟”，“以茶赏之。”

    宋英宗治平元年公元1064年，薛向上书:“秦州山外蕃部至原，渭州，德顺军，镇戎军鬻马，充豪商钱至秦州所赏止得六百今请于原，渭州，德顺军，官以盐钞博马，使得轻赍至秦州易蜀货以归，蜀商以所博引至歧雍换盐银人蜀两获其便”，“群牧司请如向言施行。”

    也就是商人将茶叶等商品运到西北供朝廷买马，则可从朝廷手中获得食盐，白银。

    四川茶叶开始正式用于陕西买马，不过，此时仍以绢马贸易为主

    而茶马法的具体实施情况的话，像是宋神宗熙宁年间，朝廷开始对熙河用兵，为解决军需问题，朝廷开始变更川峡茶叶政策，“熙宁四年，神宗与大臣论昔茶法之弊，文彦博，吴充，王安石各论其故，然茶法未有所变及王韶建开湟之策，委以经略。”

    “七年，始遣三司干当公事李杞入蜀经画买茶，于秦凤，熙河博马。”

    “而韶言西人颇以善马至边，所嗜唯茶，乏茶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