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宋

    “即诏趣杞据见茶计水陆运至，又以银十万两，帛二万五千，度僧牒五百付之，假常平及坊场余钱，以着作佐郎蒲宗闵同领其事。”

    对此，宋会要辑稿日:“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十一月十一日，权发遣三司盐铁判官公事，太学中舍李杞，三司勾当公事蒲宗闵，并提举成都府利州路买茶公事，赐对，遣之。”

    食彻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云:“蜀茶旧无榷禁，熙宁间始令官买官卖，置提举司以专榷收之政。”

    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记载:“神宗熙宁七年，始建遣三司勾当公事李杞入蜀，于秦凤，熙河博马与成都路漕司议合，事方有端，而王韶言，西人颇以善马至边，所嗜唯茶，乏茶与市，即诏趣杞据见茶计水陆运至。”

    可见，茶马始于熙宁七年实施。

    李杞，蒲宗闵入川后，开始执行榷茶政策，于“诸州创设官场。”

    至于茶马法的管理机构，在中央为榷货务，榷货务是主管全国盐茶贸易的机关，地方则为茶马司。自神宗年间始，四川i就成立了“成都府等路茶马监牧司”，南宋时，则设四川茶马司。

    陕西方面，起初设“提举买马司”，神宗元丰四年1081年，朝廷采纳了郭茂恂的建议，即“茶司都大提举茶场司既不兼买马，遂立法以害马政，恐误国事，乞并茶场，买马为一司。”

    从此，二司合一，称为“都大提举茶马司”，南宋时，则设秦州茶马司。

    茶马司主管茶马法，具体事宜由其下属机构买茶场，卖茶场与买马场负责。

    而买茶场的话，四川在产茶州县设置买茶场，自熙宁七年至元丰八年，设“蜀道茶场四十一”。

    买茶场由茶马司领导，“诸买卖茶州军，知州，通判兼提举，经略使所在，通判兼提举，茶场所在，州委都监，县委令佐兼。”

    各地方长官有监督的责任，各买茶场并设有库秤，牙人等办理买茶事宜，按国家规定的价格，收购茶园户的茶叶。

    如苏辙在栾城集里所记“春茶既发，茶户纳茶，又例抑半价，兼压以大秤，所损又半”，“及至卖茶，本法止许收息二分，今多作名目，如牙钱，打角钱之类，至收五分以上。”

    卖茶场和买马场的话，宋政府在熙，秦地区设置卖茶场和买马场，自熙宁七年至元丰八年，“陕西卖茶场为三百三十二。”

    熙宁八年，“遂置熙河路买马场六”，后又置“熙河，岷州，通远军甘肃环县，永宁寨甘肃甘谷境等场。”

    南宋时，买马场主要设在秦州的岩昌寨和阶州的峰贴峡。

    卖茶场和买马场具体负责把从四川运来的茶叶出卖，换取少数民族的马匹。

    茶马贸易的流程，是四川i买茶场收购的茶叶，必须运到陕西和熙河卖茶场才能易马。

    川茶的运输有两种，一是由商人贩运，二是由官府组织人员运输。

    “凡有茶及搬茶郡县，知州，通判，知县皆由茶司与转运司奏明差注”，水运则置“百料船三十只，差操舟士兵六十人，军大将一人管押。”

    朝廷又设运茶递铺，起初用士兵，后来雇人运茶，“水陆般茶盐所过州县，并推排脚户，置簿籍定姓名，准备随时价和雇，如有损失毁败，全数备偿。”

    因“蜀道行于溪山之间，最号险恶，般茶至陕西，人力最苦”，结果“有泽州般茶人，以疲劳不堪告诉”，运茶使百姓痛苦不堪，同时“般运不逮，糜费步乘，堆积日久，风雨损烂，弃置道左，同于粪壤。”

    可见，茶叶若搬运不及时，就会白白地浪费掉，当然易马就会受到影响。

    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陆师闵上言:“应系般茶大路并设置车子递铺，臣昨来已行计置，自成都府至利州自兴元府至兴州，凤翔府自商州，上津至永兴军三处稍有次。”

    朝廷也重视川茶的运输，因此于元祜元年公元1086年特派黄廉入川峡，黄廉“既至，得知马为利，运茶为害，及奏乞置铺兵官运茶，以宽民力。”

    朝廷准旨，于是“添置递铺，十五里辄立一铺，招兵五十人，起屋六十间。”

    增加递铺后，士兵的条件有所改善，但危险依然存在，“茶递一人，般茶四驮，计四百余斤，回车却载解盐，往还山行六十里，稍遇泥潦，人力不支，逃匿求死，嗟怨满道”，“沿路号茶铺为纳命场。”

    朝廷也深知茶叶的运输与战马的获得戚戚相关，因此不断完善对川茶运输工作的管理。

    像是政和四年公元1114年，地方官吏上书:“臣今相度欲乞应兴元府至永兴军一带，减下旧额茶铺兵士七百人，并令榷茶司措置于洋州至兴元府西县添置茶铺，各请兵级人数外，将其余数分添入长举县乾渠铺至秦州赤谷铺并依茶司自来例施行。”

    也就是四川陕沿线的地方官吏则因地制宜，根据地形的险恶，于危险处增加递铺与兵士，缩短兵士运茶的距离，减小危险系数，利于茶叶的运输，当然也利于战马的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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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七十六章 缘由
    当然，至于茶马互换的运作情况的话，首先，茶与马的互换办法是，一般为一驮茶换一匹马。

    需要说明，这里的“茶”主要为博马茶，卖茶场所卖的茶叶分为两种，即博马茶与杂卖茶。

    杂卖茶可由吐蕃商人和当地居民用现钱和货物购买，一般名山茶专用博马，必须“候年额足数，方许杂卖”。

    因为“蕃戎嗜名山茶，日不可，如果把名山茶“与蕃商以杂货贸易，规取厚利”，结果会“其茶入蕃，既以充足，缘此遂不将马入汉中卖，有害马政”，严重影响战马的购买。

    同时，政府还利用价格因素来促进战马的获得，特规定博马茶的市价低于杂卖茶的价格。

    至于茶与马市价的计算，则是要依据茶的优劣和马的骏驽而定，“如马价高茶价少，即将余数以银，绌绢及见钱贴支。”

    “内银，纳绢并依逐处在市见卖实价纽折，不得有亏官私，其见钱仍计每匹价值，不得过十分之一。”

    “如不愿请银绢等，只愿以余数算请零茶，亦从其便。”

    “如马价少茶价高，即许贴钱请茶，或合并就整请领，或据钱数算请零茶。”

    职官四茶与马的比价也受供求关系和民族关系的影响，像是北宋神宗后，马源充足，致使马贱茶贵。

    而到了崇宁年间，由于马价开始上升，一般的马需茶一百斤左右，良马则需二百斤以上，“马价分为九等，良马上等者每匹折茶二百五十斤，中等者二百二十斤，下等者二百斤。”

    “纲马六等，每匹分别折茶一百七十六斤，一百六十九斤，一百六十四斤，一百五十四斤，一百四十九斤，一百三十二斤。”

    “祖宗时，一驮茶易一上驷，陕西诸州岁市马二万匹，故于名山岁运二万驮。”

    “今陕西未归版图，西和一郡，岁市马二千匹尔，而并用陕西诸郡二万驮之茶，其价已十倍。”

    其价已十倍于从前，甚至“岩昌四尺四寸下驷一匹，其价十驮茶。”

    不过，从整体来看，茶马比价基本保持稳定，即“一驮茶易一上驷”，还是符合价值规律的。

    而说到宋代四川榷茶法与资本主义萌芽。

    首先则是宋代四川茶业领域出现了一些利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因素。

    比如像是商品经济的发展。

    不用说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宋代的商品经济很繁荣，从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我们可看到店铺林立，人来人往，一派车水马龙的景象。

    “至门约十里余，其余坊卷院目纵横万数，莫如纪极，处处拥门，各有茶坊，酒店，勾肆，饮食。”

    “屋宇摊壮，每一交易，动即千万，骇人闻见。”

    零售交易较普遍，商人间的交易也是很大的。

    一直到南宋时，“买卖昼夜不绝，夜交三四更，游人始稀，五鼓钟鸣，卖早市者又开店矣。”

    可见贸易之繁荣。

    那么，在繁华的汴京如此，在四川的情况又如何呢

    宋代的成都“万井云错，百货川委，高车大马决骤于通逵，层楼复阁荡摩乎半空”

    “奇物异产，瑰琦错落，列肆而班布市黄尘涨天，东西冥冥，穷朝极少，颠迷醉昏。”

    是“西蜀之会府，舟车所通，富商巨贾，四方鳞集，征人之夥，独甲他郡。”

    商品经济同样非常发达，每年商税达四十万贯以上，可以与都城开封相比。

    北宋每年商税收入最多的都市，有都城开封，成都府，兴元府，这三个城市每年商税额在北宋中期都达到四十万贯以上。

    所以成都已成为北宋四大商业中心之一。

    在四川沿线上也是“商旅通行东西，诸货日夜流转，所得茶税，杂税钱及酒课增羡，又可得数十万贯。”

    同样，四川茶业领域也很兴盛四川“茶园人户多者岁出万斤，少者只一二百斤”，可见规模是很大的。

    由此可知，宋代四川的商品经济已很繁荣。

    其次是货币经济“交子“的出现。

    要知道交子最早就是出现在宋代四川，政府“设质剂之法，一交一缗，以三年为一界面换之，六十五年为二十二界，谓之交子”。

    “益州豪民十余户，连保作交子，每年与官中出夏秋仓盘，量人夫及出修糜枣堰丁夫物料，诸豪以时聚首，同用一色纸印造，印文用木屋人物，铺户押字，各自隐密题号，朱墨间错，以为私记。”

    “书填贯，不限多少，收入人户见钱，便给交子，无远近行用，动及万百贯。”

    “街市交易，如将交子要取见钱，每贯割落三十文为利，每岁丝蚕麦米将熟，又印交子一两番，捷如铸钱。”

    可见，交子是由成都的富商“连保”集资，印造的。

    交子在茶业经济领域中是很活跃的，“蜀中旧使交子，唯有茶山交易最为浩瀚。”

    茶业领域商品经济的繁荣促进了货币经济的发展，从另一方面也证明宋代四川茶业经济的确已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为资本主义的产生准备了前提条件。

    还有就是雇佣劳动的普遍存在。

    众所周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生，除了需要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外，还需具备其他条件，即“一方面是货币，生产资料，生活资料的所有者，他渴望由别人劳动力的购买来增殖他所占有的价值量。”

    “另一方面是自由的劳动者，他是自身的劳动力的出卖者，从而是劳动的出卖者必须相互对立而发生接触。”

    包括列宁也说:“所谓资本主义，是指商品生产发展的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不仅人类劳动产品是商品，而且人类劳动力本身也成了商，宋代四川茶业领域里货币，生产资品。”

    那么生产资料，生活资料的所有者如何呢

    由于史料不足，无法肯定回答但雇佣劳动已发展到相当规模，如四川“茶园人户多者岁出万斤，少者只一二百斤”，又“光义等各为雇召工人，每日雇钱六十文，并口食在外，其茶破人四工，只作得茶一袋，计一十八斤。”

    制茶18斤，需工人4个，则200斤需44人，那么5万斤，就需要1万个工人，六七十万钱。

    一万多工人在一个大茶园里劳动，他们当然有技术分工了。

    其实，宋代四川的雇佣劳动非常普遍，“穷苦憔悴，无地以自业，其驽钝不才者，且为浮客，为佣力“，如四川邛州的一些农民，”日趋成都府小东郭桥上卖工，凡有钱可雇其充使分担负也。”

    怪不得宋人这样说:“今之农与古之农异，秋成之时，百逋丛身，解偿之余，储积无几，往往负贩佣工，以谋朝夕之赢者，比比皆是也。”

    茶业经济领域雇佣劳动者的身份问题，由于史料问题，不太好确定，不妨来看一看盐业领域的情况，且看北宋四川陵州知州文同的上奏:“井研县始因土人凿地植竹，为之’卓筒井’，以取成泉，粥炼盐色。”

    “后来其民尽能此法，为者甚众，遂与宫中略出少月课，乃倚之为奸，恣用镌琢，广青山泽之利，以供侈靡之费。”

    “访闻豪者，一家至有一二十井，其次亦不减七八所谓卓筒井者，官司悉不能知其的实多少数目。”

    “每一家须役工匠四，五十人至三，二十人者，此人皆是他州别县浮浪无根着之徒，抵罪逋逃，变易名姓，来此俯身赁力。”

    “平居无事，则俯伏低折与主人营作，一不如意，则递相扇诱，群党哗噪，算索工直，偃蹇求去聚墟落，入镇市，饮博奸盗，靡所不至，已后又投一处，习以为业。”

    “切缘井户各负借人驱使，虽知其如此横滑，实亦无术可制。”

    可见盐业领域的雇佣劳动也非常普遍，每一家需役匠“四五十人至三二十人。”

    还比不上大多数茶园户所雇的工人数。

    这些劳动者是从他州别县跑来出卖劳动力的，是自由的劳动者，乃“浮浪无根着之徒。”

    平时，他们“俯伏低折“地给雇主劳作不如意时，就会“递相扇诱，群党哗噪，算索直，偃蹇求去”，甚至跳槽，转到另一家去干，成为家常便饭。

    “已后又投一处，习以为业”。

    雇主对此也无可奈何，“实亦无术可制”，可见，这些劳动者是很自由的。

    还有就是包买商经济预付款的出现。

    也就是在宋代四川的茶叶生产中，已经出现了了商人向茶园户预付本钱的情况，一般情形下，商业资本只在流通领域内运作，不参与生产过程，商业资本转向生产过程时，表明包买主开始控制生产者，“包买主专门从事销售产品和收购原料的商业业务，并且通常以这种或那种形式使小手工业者从属于自己。”

    这样，商业资本开始向产业资本转化，这也表明商业资本已发展到一定水平，而“商业资本的存在和发展到一定的水平，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历史前提。”

    和社会观念的更新。

    宋代对待商业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宋政府在开国初期，就发布了一些“恤商“的诏令，“所在不得苛留行旅，赍装非有货币当算者，无得发筐搜索。”

    “榜商税则例于务门，无得擅改更增损及创收”，“自今除商旅货币外，其贩夫贩妇细碎交易，并不得收其算”。

    神宗时，又规定:“减免汴京国门商税数十种，税钱不满三十文的免征，运货至边易转勿税，石炭至京不征“为了保证诏令的实施，严防官吏欺压商贾，特规定:“滞留三日加一等，罪止徒二年因而乞取财物，赃重者，徒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