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宋

    中国封建社会采取这种政策，归根到底是由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决定的。

    这种经济的主要部门是农业。

    农业是古代决定性的生产部门，给人们最基本的生活资料，农业生产的状况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存亡。

    为此，历代统治者都把农业当作根本性的大事来抓，采取一系列督促、鼓励、组织农业生产的措施，在国家经济政策上向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方向倾斜。

    通过发展农业，封建国家可以征收稳定的土地税来保证财政收入，还有利于社会稳定，将农民紧紧束缚在土地上。

    统治者认为，发展工商业不如经营土地使生活有保障，还会加剧劳动力从土地上流失，造成种种社会问题。

    因此，重农抑商、以农立国就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治国主张。

    这一政策在封建社会初期，对于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巩固新兴地主政权，起了积极作用。

    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重农抑商政策的弊端日益暴露。

    特别是到了明清时期，这一政策的消极作用就更明显。

    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史记商君列传

    就像汉代的晁错说:“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农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敖，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汉书食货志

    由此，晁错的观点成了西汉王朝实行重农抑商政策的依据，认为商人会动摇国家根本，大大的不好，于是开始着重抑制商人。

    到了后面明清两代“重农抑商”的具体表现的话，首先是重农，清朝的雍正帝说:“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即田亩之中少一耕稼之人。”

    “且愚民见工匠之利，多于力田，必群趋而为工，群趋为工，则物之制造者必多，物多则售卖不易，必至壅滞而价贱。”

    “是逐末之人多，不但有害于农，而并有害于工也。小民舍轻利而逐重利，故逐末易而务本难。”

    “苟遽然绳之以法，必非其情之所愿，而势所难行，惟在平日留心劝导，使民知本业之为贵，崇尚朴实，不为华巧，如此日积月累，遂成风俗，虽不必使为工者尽归于农，然可免为农者相率而趋于工矣”。清世祖实录

    至于抑商，首先，在商业方面，明清两朝都继承传统的专卖制度，对盐、茶等实行专卖，独占专利，不许民间商人染指。

    其次，早在1429年，明政府就宣布把顺天、应天、苏州、松江等33个府州县的市肆门摊税提高五倍。

    到明中后期，商税更是有增无减，山东临清的商税七八年间就几乎增加了两倍半多，江苏吴县浒墅关的商税在21年间增加了将近四倍。

    到了万历中后期，明神宗派遣矿监税使四出征敛，“行货有税矣，而算及舟车，居货有税矣，而算及庐舍，米麦菽粟饔飧也而税，鸡豕肉食也而税，耕牛骡驴一畜产也而税。”明史记事本末矿税之弊

    后面的清朝更是关卡林立，“关津有过路之税，镇集有落脚之税”。

    除正税外，还有各种名目的杂税，如康熙年间江西南昌、饶州、吉安、抚州四府，原先的“岁额无多”，但“有司假以侵渔，吏胥又从而苛之，多征且至一二十倍”。

    包括1381年明政府还规定:“商贾止衣绢、布。农家有一人为商贾者，亦不得衣绸、纱。”

    1506年又“禁商贩、仆役、倡役、下贱不许服用貂裘。”

    1521年还规定:“商贾、技艺之家器皿不许用银。”

    在手工业方面，明清两朝都组建庞大的官营手工业。

    明代官营手工业占用工匠达30万人，还有为之服务的民夫180万人。

    清代虽将官匠改为雇募，但仍保留相当规模的官营手工业。

    官营手工业的存在，挤占了民营手工业的发展空间。

    明清政府还对民营手工业加征重税，并压价收购手工业产品。

    如景德镇官府除设“御窑厂”烧造瓷器，还把部分烧造任务交给民窑承担，叫做“官搭民烧”。

    这种官搭民烧，官府付给窑户的价钱往往很低，实为压价收购。明代“大样瓷缸每口估价银五十八两八钱，二样瓷缸每口估价银五十两”。

    实际上“大样缸每口给银五十两，二样缸每口给银十八两。”

    这些措施，都极大的打击了商业的发展，可见在重农抑商方面，古代的封建王朝都是不遗余力的，当然，宋朝稍稍除外，并没有清晰的资本主义的观念，还是太保守落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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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七十八章 原委始末
    所以，也正是“重农抑商”政策严重阻碍了工商业的发展，强化了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使之迟迟难以瓦解。

    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明清等古代封建王朝的统治，却违背了历史发展的潮流，所以后面遭受及其严重的反噬。

    此外就是古代的“海禁”与“闭关锁国”政策了，而执行这一愚昧政策最主要的便是明朝和清朝了。

    也正是这一愚昧政策，为中国近现代的百年屈辱埋下了严重的祸根。

    因此许多人可能会疑惑，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好端端的会执行这一政策，从宋朝唐宋时的无比开放，万国来朝，商贾云集，到明清时的无比保守，禁绝通商，这之中到底经历了什么，是受了什么刺激吗

    毕竟要知道，中国的海外贸易历史可是相当悠久的，都说过了，特别是唐宋以来，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唐朝时长安城内就胡商云集，西域各国的商人不远万里，络绎不绝的前来交易，甚至连黑人都卖到了中国。

    当然，那时候不叫黑人，而叫昆仑奴，但也可见当时商业有多发达。

    之后的宋朝也一样，不用说大家也知道，宋朝可以说是中国古代贸易的巅峰了，堪称以商立国，是贸易的国度，因此成了古代封建王朝中最富有的存在，gd占据了当时全世界的一半还多，发达到了惊人的地步。

    可后面的明清，却几乎禁止了，实行闭关锁国这一愚昧的政策，更是十分严重的阻碍了经济的正常发展，相当于自断一臂，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于是本着好奇的心情，作者菌也查过这方面的资料，算是小有了解了，在这里可以给大家简单的讲解一下，为什么会有如此巨大的转变。

    需要说明，其实明代初期，仍然是欢迎海外各国来华进行官方贸易的。

    但是，由于担心流亡海上的敌对势力勾结倭寇，危及明朝的统治，所以不久之后，明太祖朱元璋便下令实行海禁，“申禁人民不得擅出海与外国互市”。

    之后又是在洪武十四年1381年十月，再次颁令“禁频海民私通海外诸国”，洪武十七年1384年正月，“壬戌，命信国公汤和巡视浙江，福建沿海城池，禁民入海捕鱼，以防倭故也”。

    包括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因两广、浙江、福建军民“往往交通外番，私易货物”，又诏令户部申严交通外番之禁，若“沿海居民官可纵令私相交易者，悉治以罪”，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正月，又以“缘海之人往往私下诸番贸易香货，因诱蛮夷为盗，命礼部严禁绝之，敢有私下诸番互市者，必寘之重法”并规定“凡番香番货皆不许贩鬻，其见有者限以三月销尽，民间祷祀，止用松、柏、桃诸香，违者罪之”，禁令对人民的限制到了几乎到了不近情理的地步。

    此后，明成祖朱棣即位后，虽然派遣郑和六次下西洋，但主要是宣扬国威，实际上仍然继续奉行海禁政策，其海禁政策与洪武时期是一脉相承的。

    朱棣即位时，得悉“缘海军民人等近年以来往往私自下番，交通外国”，立即下令，于海禁，“一遵洪武事例禁治”。

    在郑和下西洋时期，严行海禁一仍其旧，直到隆庆年间，实行了整整两百年的海禁政策才作出了调整，民间海外贸易特别是中国到西洋各国的贸易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景象，曾任应天巡抚的福建人周起元称颂说:“我穆庙时除贩夷之律，于是五方之贾，熙熙水国，刳艅艎分市东西路，其捆载珍奇，故异物不足述，而所贸金钱，岁无虑数十万，公私并赖，其殆天子之南库也”，很显然，开海以后民间前往南洋各国的贸易活动是极为活跃的，公私利赖，对国家，官府和民生都是极有好处的。

    然而开放民间海禁的好景并不长，“万历二十年1592年，日本关白丰臣秀吉出兵侵略朝鲜，中国海防吃紧，明廷即于次年下令禁海。

    到了万历末年，明朝海防日益废弛，海道不靖，随着葡萄牙人，荷兰人的先后东来，横行海上，掠夺船货，明廷又出于海防安全考虑，再次禁海”。

    如此算来，明廷自隆庆年间的开海禁，实际上前后不到五十年，东南沿海民间海上贸易的兴盛局面是昙花一现，就在明廷海禁政策的控制下和欧洲人东来的侵扰下，再次步入海外贸易的萧条境地。

    明清易代之初，清廷为办铜需要，最初并不禁海，后来为了防止沿海民众通过海上活动接济反清抗清势力，才实行海禁，而且较明代更为严厉，顺治十二年16655年六月，下令沿海省份“无许片帆入海，违者立置重典”，顺治十八年1661年，更强行将江、浙、闽、粤、鲁等省沿海居民分别内迁三十至五十里，设界防守，严禁逾越。

    直到康熙二十年1681年三藩之乱平定，以及康熙二十二年1684年台湾告平，清廷方开海禁，先后于二十三至二十五年间设立闽、粤、江、浙四海关，分别管理对外贸易事务，康熙年间的开海，是全方位的开海，不但东西两洋，而且一向严禁的赴日贸易也在开放范围之内。

    较之明代隆庆年间开始的局部开海范围和作用都要大的多，但是，仅仅过了三十多年，全面开海的政策就开始收缩，面对日益严重的“海寇”活动和西方势力在东亚海域的潜在威胁。

    像是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十月二十五日，康熙召见大臣，提出禁海问题，次年，规定拟定，正式实行禁海，这就是南洋禁海令。

    南洋禁海虽然并非全面禁海，但对于正在不断发展的中国民间对外贸易力量无疑是严重的打击。

    到雍正五年1727年，雍正在大臣的反复奏请讨论下，担心闽粤地区因洋禁而引发海患，才同意废除南洋禁海令，随即开放了粤、闽、江、浙四口通商口岸，“但到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高宗下令关闭江海关、浙海关、闽海关，指定外国商船只能在粤海关广州一地通商，并对丝绸、茶叶等传统商品的出口量严加限制，对中国商船的出洋贸易，也规定了许多禁令，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闭关政策”。

    此后闭关政策更加严厉，直到鸦片战争的爆发，这种不合理的政策成为了矛盾的焦点。

    显然，从明清到清前期，更准确的说是从明中期欧洲人地理大发现到清代鸦片战争前这段时间，正是西欧资本主要崛起并向世界扩张，从而引发了世界传统政治格局大变化的时代。

    在这一时代下那些力争海权，重视商业和海洋贸易的国家。

    如早期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以及后来的英国，都是通过这一途径都走向了世界大国的道路。

    而反观中国，这个当时并不具备航海技术和发展海洋贸易内部动力的世界文明古国，却在这段时间里与时代潮流相悖，采取了固守海岸。

    某些时期甚至是禁止海外贸易的保守主要政策，其原因就是之前所说的中国封建王朝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

    这一政策是在先秦战国时期就已提出并形成了体系的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秦汉以后，这一思想为历代统治者所信奉和推行，成为中国封建历史时代的一项基本国策。

    封建后期，尽管随着工商业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日益增强，传统的轻商思想受到了挑战。

    到明清时期提出了“工商皆本”思想。

    但是以农立国，重农轻商思想的统治地位并没有改变。

    在传统的轻商思想下，商业是得不到大力提倡，更不能过分发展以致冲击本业的。

    这种思想在中国封建时代已根深蒂固了，而这种传统的重农轻商思想及政策主张与当时同时代其他西方国家的思想潮流是南辕北辙的。

    地理大发现以后风靡西欧的主流经济思想的重商主义，各主要航海国家无不强调商品流通和贵金属的输入对于国家富强的重要意义。

    无不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去积极支持海外商业的发展。

    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的殖民地贸易，荷兰人的“海上马车夫”时代以及英国人“日不落帝国”的建立，都是在重商主义思想和国家政策推动下实现的。

    中国明清两代封建王朝在这样一个时代却仍在高唱“强本抑末”的老调。

    当然不可能指望他们实行积极的海外贸易政策了。

    此外就是中国封建统治者妄自尊大的心理。

    的确，传统的“华夷”观念也是导致明清时期实行保守主义的海外政策的一个重要原因。

    “华夷”观念是以中国为中心看待周围世界和其他民族。

    认为中华文明优于其他民族的一种政治文化心态。

    视自己为世界中心，认为本土文明高于世界其他文明。

    这种文化传统上的“华夷”观，扪闭了封建统治者对于海外世界的视野，妨碍了海权观念的形成，这种思想的长期演化也就造成了后来“天朝上国”的传统思想观念的形成，并出现了与之相关联的一整套处理自己与外部世界的方式和准则。

    在这种传统的“华夷”观念中，“礼仪教化之邦”的中国是世界的中心，是“天朝上国”。

    中华皇帝作为“天子”恭承天命统治天下。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中华皇帝直接统治的地区外，则为“蛮夷”之地，其文明开化程度不能与天朝相提并论。

    但是中华皇帝“德被四海”，向往教化的“蛮夷”愿与中国来往的，天朝从来都愿意接纳并与之建立起宗藩臣属关系。

    中华皇帝向他们册封使其获得对他们那块土地的合法统治权，他们则要向中华皇帝进贡以示臣服，古代中国皇帝对世界政治秩序的最高理想就是建立起以自己为天下共主，四海外夷宾服，万方来朝的天下大一统的局面。

    “华夷”观念区分中华与外夷，着重点是在维护中国自己内部的统治秩序。

    在中国封建统治者看来，中国作为礼仪教化之邦的内部统治秩序，即基于儒家传统的纲常名教及君臣、父子、夫妻、贵贱等一整套宗法封建等级制度和礼仪风俗，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而这些是未受教化的外夷所不具有的。

    因此，在中外之间划分一条明确的界限，以避免中国内部的统治秩序受到外夷的影响，是绝对必要，万万不可含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