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宋

    清承明制，所不同的是清有理藩院管理少数民族。

    清朝努力经营边疆，使边疆地区的经济、文化获得较大发展，国家统一更加巩固。

    清朝前期是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重要发展阶段，形成了50多个民族。

    满清入关，满汉民族矛盾尖锐。

    元朝清朝虽由蒙满不同民族所建，但都实行了具有较强烈色彩的民族歧视和压迫政策，加深了各民族问的隔阂。

    清代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巩固的一个重要时期。较之前代，这时的民族融合、民族交往波澜壮阔，迭起，并且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首先，实现了满族与汉族和其他民族之间大融合。

    像是早在清军入关，满汉之间已经有了接触。

    同时清军入关后，随之满族大批迁入关内，客观上打破了满汉之间的地域界线，形成了交错杂居的局面。

    同时，为了巩固统治，满清统治者还主动寻求与汉族地主阶级以及其他少数民族上层的联合。

    这样，在多民族长期的杂居相处中，满族因融入汉族和其他民族成分而日渐壮大。

    同时，也有部分成员分离出去，融入其他民族。

    这种血缘的交流，既有利于满汉之间的融合，又密切了各兄弟民族间的关系。

    其次，边疆地区各民族的融合较前代有所加强。

    清初，今天我国境内的55个少数民族已基本上形成，他们主要分别在边疆地区，呈大杂居、小聚居、普遍散居的状态。

    清朝定鼎北京后，先后平定了准噶尔部的分裂活动和回部大小和卓的叛乱，册封了西藏宗教首领和派驻藏大臣，加强对边疆地区的控制与管理。

    这在客观上，既加强了边疆与内地的联系，又有利于边疆各民族间的融合。

    如清代在对北部边疆的经营与管理中，先是把散布在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的赫哲、达斡尔、鄂伦春、鄂温克等族迁入东北腹地。

    接着，又经过多年的征战，控制了蒙古高原及迤西地区，推行“盟旗制度”，以统治归附的蒙古各部。

    同时，内地汉族人民因战乱、灾荒、饥馑等诸多原因，亦大量流入北部边疆，与他族杂居。

    这种不同民族成分之间的辗转流动与交错杂居，在北方广阔的地区，掀起了以汉、满、蒙古的融合为核心，维吾尔、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等族也纷纷卷入的民族融合。

    各族人民在共同的反清统治和抗击列强入侵中，增强了彼此间的凝聚、交往和融合。

    满族贵族在入关之初，曾推行过圈地、投充、剃发等一系列扰民政策，在南下剪除南明政权、平定“三藩”战争中，八旗军也曾扰害汉民。

    这些政策，曾一度激起阶级对立和各族反抗，客观上使各民族人民在共同反抗清统治中加强了联系。

    清后期，统治日益腐朽，列强纷纷染指中国，狼烟四起，边患频仍，民族危机加深。

    在内忧外患交相逼迫的情况下，在患难与共的斗争中，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与联合，加强了各民族的凝聚与融合。

    我国历史上突出的民族融合时期有三次。

    当然，中华民族在古代长期民族融合的历史进程中，曾出现过三次大分裂、四次大统一的局面，在分分合合的过程中，曾出现过三次民族大融合的

    像是三次大分裂，分别是东汉末年，各军事集团不断进行混战，导致分裂，形成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

    和唐朝中期以后藩镇节度使势力的发展，形成五代十国的短期分裂局面。

    以及两宋时期，民族矛盾激化，形成北宋、辽、夏对峙和南宋、金、蒙古对峙的分裂局面。

    四次大统一则是，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灭六国，统一全国。

    280年，西晋灭吴，统一全国。

    589年，隋灭陈，统一全国。

    1279年，元朝消灭南宋的残余势力，统一全国。

    而我国历史上各民族大融合的三个是。

    第一次:春秋时期，诸侯争霸，华夏族在战争中与其他少数民族接触频繁，促进民族融合并形成第一次民族融合。

    第二次: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

    蜀国坚持搞好与西南少数民族的关系;吴国汉族和山越族共同生产，开发江南。

    东晋时，匈奴、鲜卑、羯、氐、羌族内迁;北魏统一黄河流域，民族大融合趋势出现。

    第三次:辽、宋、夏、金、元时期，少数民族接受汉族封建文化，在加速自身封建化进程的同时，也促进了民族大融合。

    特别是元的统一，使民族融合进一步加强，并且出现了新的民族——回族。

    至于民族融合主要途径，生产斗争促进融合，

    联合斗争，阶级斗争促进融合说到底是阶级斗争，各族人民联合起来，共同反对统治者的剥削和压迫，使民族联系更加密切。

    社会改革促进融合

    还有“和亲”促进融合

    当然也少不了战争促进融合，国家统一促进融合

    物质文化的交流:农牧业、手工业、先进生产工具、经验技术、土特产等。

    民族间的杂居、通婚:元朝民族分化政策中的“汉人”等。

    通贡，指贡品赏赐，如:靺鞨对唐朝纳贡，宋送给辽、西夏、金岁币。

    边疆贸易，如:北宋与辽、夏边境的榷场，明与鞑靼边境的互市。

    会盟，如:唐蕃会盟，澶渊之盟。

    册封，如:唐对西突厥、回纥、南诏首领的册封，清对西藏喇嘛教首领的册封。

    设机构管辖，如:西域都护、安西都护府、北庭都护府、宣政院、理藩院、驻藏大臣等机构的设置。

    民族迁徙。魏晋以来，一些少数民族大批内迁，他们和北方汉族人民杂居相处;秦朝时内地人民迁徒到河套;中原人民迁徒到珠江流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人民南迁江南地区等等。

    友好交往。特别是在我国古代的大统一的局面下，在和平的环境中友好相处，融合加速。

    少数民族统治者改革。魏孝文帝的改革，大大加速了民族融合。

    统治者实行开明的民族政策。

    兼并战争，促进民族融合。春秋时在诸侯争霸过程中，大国兼并小国，诸侯国逐渐减少，华夏族和其他各族接触频繁。

    而影响和促成民族融合的相关因素及民族融合的途径

    互补互惠的族际经济联系与民族融合。

    经济关系是民族间的基本关系和必然联系，所以，历史上的民族融合，是要受经济发展规律支配的。

    在服从经济支配的前提下，民族融合自身也是有规律可循的。

    基于生态环境和社会传统的多样性，历史上我国各民族传统经济区域呈现为南北三个发展带和农耕、畜牧两个大的经济区。

    从南北方向看，秦岭，淮河以南是以汉族为主体经营的水田农业发展带，秦岭，淮河以北至秦长城是以汉族为主体经营的旱地农业发展带，而秦长城以北是历史上以北方民族为主体经营的游牧和狩猎经济发展带。

    从经济区来说，西部和西北部游牧民族活动的中心，是传统的畜牧经济区。

    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南地区，是发达的农耕经济区。

    不同的经济类型具有一定的互补性。

    一般而言，农耕民族以种植业为主，兼养家畜，经济稳定，基本上能够满足自身的生活需要，但也向往游牧民族优质的畜产品。

    游牧民族在茫茫草原上放牧牛羊，畜群为主要的生产资料，产品相对单一，需要与农耕民族进行频繁的交换，换取农产品和手工业品，以补生活之需。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历史发展的任何时期，两大河中下游发达的农耕经济，一直对周边地区各族群起着凝聚和核心的作用，产生出很强的吸引力和“向心力”。

    这种农业文明蕴藏的力量，使许多进入汉区农业社会里的民族，不同程度地融入汉族之中。

    历史上，我国各民族间的经济交往是多层面、多途径的。

    总体而观，至少包括两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官方层，如移民实边和屯垦、“马绢互市”和“茶马贸易”。

    第二个层次除了跨地区的民间贸易以外，更主要的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互助、互惠、互利。

    无论在任何时期，即使在分裂和战争年代，在这两个层面上互通有无的经济联系，也未曾中断过。这是汉族与各民族人民经济联系的纽带，也是各族间相互依存彼此融合的重要经济基础。

    思想文化上的相互交融、认同与民族融合

    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思想文化上的相互交融、认同，从来没有停止过。

    先秦时期，华夏文化自诞生之日起，就不断地辐射、膨胀，吸收新鲜血液，为秦汉“天下为一，万里同风”的大一统文化格局奠定了基础。

    自汉以后，儒、释、道相互融合，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力量。

    魏晋南北朝时期，游牧或半游半牧民族的“胡”文化与中原农耕民族的“汉”文化激荡交汇，在冲突中走向融合。

    隋唐时期，统治者提倡“华夷一家”，为各民族文化的交融与渗透，提供了宽松融洽的气氛。

    宋辽夏金元时期，各民族文化又在震荡迭起的历史巨变中，经受了进一步的锻造。

    明清，中华文化系统内再次出现各民族文化整合的。

    就这样，经过悠悠数千年的不断碰撞和交融，中华传统文化形成了一个多源汇聚的庞大体系。在这个兼收并蓄、兼容并包的思想文化体系中，大一统思想成为民族融合的精神动力，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理念和精神是民族融合的基础，中原文化与“四夷”文化的交融，是实现民族融合的途径。

    考察中国古代史，虽然不乏征战、分裂的历史真实，虽然封建统治者多有“夷夏之别”的观念和大民族主义思想的桎梏，然而，“华夷一家”的大一统思想和中国文化中的“和”、“合”精神，一直是民族融合的精神动力。

    大一统思想萌芽、发展于先秦，在秦汉的政治实践中得到实现，经魏晋南北朝的正统之争，逐步实现南北文化思想的认同。

    之后，进入了大发展的时期，至清发展成为中华整体的观念。这种思想体系，表现在认识和处理民族关系上就是“华夷一统”、“华夷一家”、“夷夏一家”，体现在文化中就是“和”、“合”精神，具体又通过“怀柔”、“羁糜”等对边疆民族政策得到实践。

    它的推行，有利于冲破民族畛域，推动了中华民族的融合。

    理念和精神文化的融合，是民族融合的基础。

    理念的趋同使民族的心理素质走向一致，民族的认同感由此而产生。

    故作为意识形态的精神文化在民族融合中起了决定性作用。众所周知，我国的历朝统治者，都自视是作为文明标志的“礼”的承载者，负有对万民教化的责任。

    统治者通过官学、科举等制度，把自己的意识形态推广到各地各民族。

    儒学在汉朝成为国家的意识形态，特别是宋朝以后，由于进一步系统化、世俗化、平民化，成为官民之间、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强大的整合力量。

    各民族迁徙杂居与民族融合。

    中国各民族自身发展与彼此关系的日趋密切，与历史上的民族迁徙和人口流动密切相关。

    换言之，正是通过不同民族间的辗转流动与交错杂居局面的形成，才可能有经济文化的频繁交往和彼此感情的沟通，才可能有更为广泛的民族融合。

    所以，民族迁徙是影响民族融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我国古代民族种类繁多，彼此间融合兼并，兴衰嬗变，有分有合，情况极为复杂。

    一般而言，汉族及其先民以黄河和长江为摇篮，崛起于中原大地，从很早的古代起，就向四方迁徙，波浪式地从点到线、从线到面，与周围各民族和睦相处。

    少数民族很早就散居四方，如春秋战国时期，东方九夷、南方苗蛮、西方氐羌、北方戎狄及东北肃镇等民族群体，竞相登上历史舞台，与汉族交往频繁。

    中国历史上的各民族，在空间上的变动表现为民族迁徙或民族分布，在时间上的变动则表现为民族的演变过程。

    而任何一个民族的聚合与离散，原因都是多方面的。

    譬如黄河上游的羌戎族群，自先秦两汉至唐宋，持续不断向东西南北四方扩散，既有来自羌戎各族群内部社会进化、拓展生存与发展空间的原因，也有来自外部，诸如来自中原王朝和汉族的渗透扩张以及来自北方各游牧民族不断南下所形成的巨大压力的因素。

    扩散的方式与途径，或逐水草而流动，或举族内迁，或拓土移民，或被他族掳去。

    所以，我们必须在多民族历史宏观进程的框架中，去把握历史上民族迁徙与民族融合的相互关系。

    民族的分布与迁徙是一个异常复杂的动态演变过程。

    从民族关系史的视角而言，寇边与攘夷、内附与反叛、和亲与征讨、互市与封锁、怀柔与威服、相互安惠与兵戎相向，都是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冲突与聚合的不同表现形态。

    从民族历史发展的纵向上看，商周开拓边地，秦汉移民戍边，东晋五胡问鼎中原，南北朝隋唐民族大融合，五代以降，契丹女真南下，蒙古族满族入主中原，以及因战争和各种社会、历史、自然因素的影响，致使各民族间的汇聚、分解、融合时有发生。

    正是因为这种动态的民族迁徙，总是不断地冲破民族界线，打破民族间的隔绝状态，为各民族深层次交往和真正的文化沟通，为各民族间的相互融合和同化创造了条件，加快了民族融合的进程。

    族际通婚与民族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