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宋

    我们在讲述历史上的民族关系时，通常是在后一个层面上来使用民族融合这个概念的。

    因为，民族的融合是多民族国家的普遍现象，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古今中外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变化、发展，都与民族融合紧密相关。

    还有民族融合的方式的话，从我国以及世界上的民族关系来看，一个民族合于另一个民族，存在着两种情况或方式。

    一种是采取政治强制手段把一个民族合于另一个民族;一种是通过经济、文化的作用，使一个民族经过自然的过程合于另一个民族。

    为了比较妥当和科学地表示这两种客观存在的情况或方式，人们又习惯地把通过政治强制使一个民族合于另一个民族的情况称为同化。

    把通过经济、文化的作用使一个民族自然地合于另一个民族的情况称为融合。

    在中国多民族的关系史上，既有强制同化，又有自然融合，相互之间分分合合，聚聚散散，错综而又复杂。

    民族的自然融合是民族间经济、文化以及生活习惯密切联系的结果，是一个互相渗透的过程，在我国历史大量存在，且有两种具体的表现形式:一是落后民族在先进民族经济文化的强烈影响下，逐渐融合于先进民族。

    如我国匈奴族从后汉至南北朝的汉化，鲜卑族在南北朝时期的汉化，契丹、女真在辽、金、元时的汉化。

    一是先进民族的部分成员，因陷于落后民族的汪洋大海而融合于落后民族。

    如夏时的淳维，秦汉时的赵佗，南北朝时的桓诞，北齐时的高欢。

    我国历史上民族融合的前提和具体实现方式主要有:

    民族迁徙，杂居相处。

    经济文化的友好交流。

    联合斗争，即在反抗各族统治者的剥削压迫的斗争中，各族人民加强联系和友谊。

    某些少数民族统治者进行的改革也起到了加速民族融合的作用。

    民族之间的战争在客观上也有助于民族融合。




第三百零四章 大融合与大发展
    至于我们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需要说明，中华民族是中华境内各民族的总称，是一个多民族、一体化的民族实体。

    大家都知道，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同时也是一部多民族不断融合、各民族构成不断变动的历史。

    这首先要追溯到先秦时期的民族融合——华夏—汉民族的形成

    早在原始社会就存在中原地区的炎帝族、黄帝族，东方地区的夷族，后来炎黄融合，逐步形成夏商周时期的华夏族。

    中华民族的孕育时代，也就是历史上第一次民族大迁徙、大融合的时代。

    据传说和考古发掘，炎黄时代至尧、舜、禹时期，黄河中游的炎、黄两大部落，不断地碰撞融合，结成联盟向东推进，战胜了以泰山为中心的太昊、少昊集团，建立起号令黄河流域各部落的大联盟，并击败江汉流域的苗蛮集团，成为可追溯的中国早期民族融合的核心。

    所以，我们说，黄河中下游是华夏文明的摇篮和发祥地，是华夏族肇兴的腹地。

    可以说华夏族就是汉民族的前身。

    因此“华夏”一词常被用以区别中原地区的民族与其周边的民族，然而，华夏族实际上也并非全为中原之旅。

    它融夏、商、周三族初具雏形之后，就像滔滔东注的长江，涵化万水，汇合百川，最后形成一个庞大的民族集团。

    大体在周代，在这个族体中，既有涵盖了共同尊奉黄帝为始祖的夏、商、周三族的“华人”，又有华夏化了的戎人、氏人和夷人。

    到了后面春秋、战国时期，民族融合进一步发展。

    当时，中原地区“华夷”逐渐走向一体，内迁异族已被华夏吸收、融合。

    中原四周，齐、鲁吞并诸夷，秦霸西戎，楚征服统一诸蛮，边疆地区民族融合、兼并的速度也在加快。

    而华夏诸侯经过激烈的兼并、分化、吸收、统一，到战国时期只剩下齐、燕、韩、赵、魏等几个大国和在它们夹缝中的几个小国了。

    即使是原来被称为“蛮夷”的秦、楚已同被称为“诸夏”或“中国”，与周边各族出现了进一步融合的趋势。

    地区性的局部统一，为华夏一统奠定了基础，也为以华夏族为核心的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民族大融合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舞台。

    先秦时期，华夏族产生，华夏族与蛮夷戎狄混融;诸侯国的兼并战争，加强了华夏族与周边民族的联系华夏族和其他各族接触频繁，促进了边地的开垦，促进了民族融合。

    到后面秦统一中国后，中国境内各民族被包容进来，“秦人”成为中华民族的代名词，威震海内外，甚至为遥远的欧洲所熟知。

    总之，这一时期，中原大地及其周边各族，不断地凝聚、兼并、扩张，融合成一个新的民族——华夏族。

    华夏族自诞生之日起，又以迁徙、聚合、民族战争等诸多方式，频频与周边各民族碰撞、交流，不断吸收新鲜血液，像滚雪球一样不断地融入众多非华夏族的氏族和部落。

    这样，以华夏族为核心，在中国的腹心地区进行的民族融合，是为这一时期民族融合的重要特点。

    ……

    众所周知，秦汉时期，秦朝击匈奴，征越族、移民生产、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

    两汉经营边事，如反击匈奴、派人出使西城、在西南地区设郡倒等，加强了各民族之间的联系。

    秦汉开创了中国二千多年大统一的政治格局，四百余年间，国家安定，政治统一，民族构成的变动相对稳定，初步形成了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

    两汉时期，由“秦人”易称为“汉人”。

    民族界限比较清晰，民族偏见比较浓烈，民族隔阂的壁垒重新筑成，以至于出现了“匈奴未灭，无以家为”等非要消灭匈奴族不可的民族意识。

    至于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这是古代民族构成变动史上又一次剧烈变动时期。

    因为自东汉末年，由于政治的日益，统一的多民族大帝国分崩离析。

    之后，历三国和西晋的短暂统一，又出现了东晋十六国并立和南北朝对峙的局面。

    在这政权分裂、战乱频仍的三百多年中，中国社会处于一个巨大动荡的旋涡之中。

    与此同时，由于民族大迁徙和民族大杂居，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空前的民族大融合。

    这一时期，与汉族及其前身华夏族有着密切联系的各族，他们出现在中原政治舞台上以后，骤然间加快了民族融合的过程，纷纷离散聚合。

    建立过政权的许多民族都纷纷与汉族融合。

    此时，不论南方还是北方，民族之间双向或多向的迁徙、对流，是这一时期民族融合的特点。

    即一部分汉族往周边去，周边的少数民族往内地来。

    在北方，史称“五胡”的匈奴、鲜卑、羯、氏、羌等塞外民族纷至沓来，在黄河流域建立了许多政权。

    这些民族政权，一般不管哪个民族居统治地位，大都与汉族世族阶级相联合;同时，在政权的组合上又往往采取多种形式的联合。

    北方民族徙居中原，纷纷建立政权，一个最为直接的后果是:在中原地区形成了胡汉杂居的局面，为各民族的融合提供了先决条件。这些民族在与汉族的长期杂居相处与通婚中，互相依存、互相吸收，建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渐渐地，他们与汉族在经济、文化、语言、服饰、姓氏、习俗乃至宗教信仰上的差异逐渐缩小，与汉族逐渐融为一体。

    如至北魏后期，匈奴、羯、氏、羌等少数民族已不见于史乘，柔然、吐谷浑、敕勒等也与汉族逐渐融合。

    到隋朝统一黄河流域，从北方迁入中原的少数民族差不多都被汉族融合了，连鲜卑族也最终完成了汉化。

    当然，在这一时期的民族融合大背景下，必须要提的重要事件是——北魏孝文帝改革。

    孝文帝建立北魏政权后，为了巩固统治，发展经济，增强国力，他顺应民族融合的发展趋势，模仿汉政权建立了封建政治制度，实行了三长制、均田制，改胡姓为汉姓，改胡服为汉服，提倡胡汉联姻。

    其中均田制的推行，使北方经济逐渐恢复和发展，有利于少数民族由游牧生活向农耕生活的转化，对民族融合产生了有力的促进作用。

    迁都洛阳，更可以直接地接受汉族先进文化，这大大加速了胡汉民族融合。

    在南方，自秦汉以来，就有不少华夏或汉族大批进入蛮族区、西南夷及岭南地区。

    进入魏晋南北朝时期，汉族为了逃避战乱和苛重的税役，或迁往河西陇右，或随晋室南迁而偏居江左，甚至在传统的蛮、俚、僚、爨等族聚居区，也能看到他们的踪迹。

    与此同时，豫州蛮、荆、雍州蛮向北推移，爨人被征调内地，成为南朝的编户齐民。

    通过这种双向的、对流式的迁徙杂居，以及不间断的武力征伐、联姻结盟和左郡左县的设置等多种渠道，南方地区汉族的夷化和夷族的汉化现象也日渐普遍。

    三国时，蜀汉与南中少数民族、孙吴与山越族加强了联系，促进了当地的开发。

    东汉以来，西北边的少数民族匈奴、鲜卑、羯、氐、羌陆续内迁，与汉人错居，并分建十六国政权，民族大迁徒冲垮胡汉界限。

    各民族间的交流、交往加强;，汉胡渐渐融为一体，最终形成多民族一体化的新的共同体——唐人

    当然，在这一融合的过程中，少不了各族人民共同反抗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

    其次还有少数民族政治家的改革，为适应民族融合的趋势，北魏教帝禁旧俗，行汉化，促进了鲜卑族及北方各族的封建化，促进了民族融合。

    所以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中华民族大融合的第一次，这为隋的统一提供了条件。

    到了隋唐则是我国多民族国家发展的重要阶段。

    各民族迅速发展，对边疆地区的开发作出了重要贡献。

    唐朝通过战争、和亲、册封、设管理机构等加强了与周边各族的关系。

    最终形成多民族一体化的新的共同体——“唐人”。

    五代辽宋夏金元时期，民族融合进步加强，形成了中华民族大融合的第二次。

    自五代十国以后，历史又进入一个大分裂、大混乱之后的大统一的辽宋夏金元时期。这一时期民族融合有两个主要的特点:一是民族融合先在各民族政权统治区域内进行，亦即主要在边疆进行。

    二是在北宋——辽——西夏、南宋——金——西夏对峙、纷争、冲突与逐步走向统一的过程中，由于民族大迁徙而再次改变民族分别格局，从而促进了一次新的民族大融合，为元的空前统一奠定了基础。

    在宋的北部，辽夏金北族王朝的建立，促进了这一地区的民族融合。

    建立辽的契丹源于鲜卑。

    它是在东灭渤海，频繁征伐回鹘、新罗、吐蕃、党项、室韦、沙陀、乌古等民族和不断向南扩张而逐渐发展起来的。

    随着向南发展，辽治下的汉人日益增多，在与中原的冲突和交融之中，缩小了差距，民族融合的最后结果是形成了以汉文化为核心又带有契丹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的辽文化。

    西夏为党项族所建，而党项族又是以党项羌为主体，吸收氐、羌、吐蕃以及西北地区其他民族成分而形成的重要民族，其发展曾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民族融合过程。

    西夏建国后，势力迅速扩大，相继与北宋、辽、金、南宋形成鼎立局面，盛时辖今宁夏、陕北、甘肃西部和内蒙古的一部分，为我国西北部的开发、统一与西北民族融合作出了贡献。

    源于黑水靺鞨，崛起于东北的女真，灭辽亡宋建立了金。

    金灭辽，承继了辽文化，直接与汉文化相碰撞。尤其是在南下的过程中，金把大批俘获的汉人迁往东北，又把大批的女真人迁出故地，散居契丹、汉人地区。

    这种民族间的迁徙、杂处，同样促进了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

    在宋的南部，吐蕃统治下的青藏高原诸部族，大理国统治下的乌蛮、白蛮等民族，南僚蛮诸族，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彼此间的融合以及与宋的交融。

    这一时期，各大政治实体之间，在冲突与纷争的同时，还通过遣使、朝贡、互市、联姻等方式进行频繁交往，进行更为广泛的经济文化交流。

    其结果不仅有大量的少数民族融于汉族，还有不少的汉族融合于少数民族。

    具体如契丹人在南宋时大批进入中原，至元代中叶已被元朝政府视同于汉人。

    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中所列汉人8种就有契丹人，元代后期“契丹”之名便逐渐消失了。

    女真人的内迁从金太宗至金末，一直没有停止，特别是金宣宗因受蒙古人的压迫迁都汴京，内迁的女真人更多，约占女真人总数的一半。

    他们与汉人错杂而居，互为婚姻，改用汉姓，提倡儒学，女真人的民族特色已逐渐丧失。

    元代统治者将女真人、汉人、契丹人同列为第三等级，政治待遇相同，这在客观上消除了女真人与汉人的民族畛域，促使女真人更加汉化。

    迨至元末，中原地区的女真人已完全融入汉族中了。

    辽宋二金时期，由于民族政权对峙，民族战争不断，民族偏见强烈，民族隔阂严，民族构成的演变步伐相对缓慢。

    即使在同一政权统治下的各个民族之间，关系也相当紧张。

    同时伴随着封建制度向边疆地区扩展，元的统一使民族融合进一步加强。

    元朝以后，民族构成的变动相对固定下来。

    虽然元曾把女真、契丹称为“汉人”，但只是暂时的和局部的。

    元朝建立后，民分四等，实行严厉的民族分化和民族歧视政策。

    到了之后的明清时期，民族构成的成份相对固定下来;

    明朝与蒙古族、维吾尔族、藏族的联系进一步加强，

    明朝推行大汉族主义政策，民族关系颇为紧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