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宋

    从生物基础和血统上讲，由于族际通婚，世界上纯而又纯的民族是很少见的。

    所以，国际学术界常把族际通婚作为民族融合的一个重要指标。

    中国历史上族际通婚是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

    汉文化在发展中形成的“天下观”和“族群观”，中原汉族在看待边缘地带的民族时，看重的是他们的“文化”动态取向，忽视的是体质方面的差异，对族际通婚没有采取歧视和排斥的态度，而是采取宽容的态度，再加上汉族在文化技术方面的先进，吸引了许多少数民族与汉族通婚。

    同时，无论哪一个王朝，一旦进入中原立足或成为统一中国的正统皇帝，为了得到各族民众的支持，都或早或迟地鼓励民族间的通婚。

    通婚是民族融合的一个重要方面。

    提到通婚，谁都会联想到历史上的和亲。

    和亲，作为中国历史上各民族、各政权首领间为平衡彼此政治关系而缔结的一种姻亲关系，从汉代绝唱昭君出塞，唐代文成公主入藏，到满洲贵族与蒙古王公联姻，不下数百例。

    在和亲过程中，战争与和平的交替，权谋与友谊的糅合，战争与爱情的冲突，汉风与番俗的差异，无数次扣响人们的心弦，酿就了太多的悲喜剧。

    就其历史作用，史家各有说道，但在以下两点人们的看法基本一致。

    首先，和亲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化干戈为玉帛，避免民族冲突和战争，缓和民族矛盾，冲淡了民族偏见，增进了民族情感。

    如由于汉朝与匈奴的和亲的影响，至汉末魏初，入居塞内的匈奴人已有不少改姓刘，理由是从母姓。

    那时匈奴酋帅改姓刘的目的，是要改善自己的形象，以便在汉人中产生某种亲近感和感召力。

    其次，有利于推动民族融合与同化。

    随着和亲的缔结，姻亲关系的确立，联姻双方即建立了翁婿、舅甥、兄弟关系，这不仅在血缘上加速了民族融合，同时，和亲过程中诸政权间建立的聘问、朝贡、馈赠、贺旦、互市等广泛交往，周边民族在潜移默化中，渐染华风，加速了汉化。

    尤其是质子，他们习汉语、汉文、汉仪，与汉族显宦名士交游，汉化速度最快。

    他们回本部后所起的作用不可低估。

    民族融合与民族同化问题。

    民族融合是中国历史上的进步现象，对于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对于多民族封建国家由分裂走向统一都有重要的作用。

    而民族同化有别于民族融合，它不是自愿的、水到渠成的，而是强迫性的、灌注式的。

    这种现象在我国历史上，也是屡见不鲜的。具体情况大致如下:

    掳掠其他民族为奴隶和农奴，同化于本民族。

    通过征服采取强制办法进行同化。

    因改朝换代，为避免残酷的民族压迫而改变民族成分。

    以政治暴力强迫迁徙而同化。

    我们对于民族同化所使用的政治强制手段是不赞成的，有些结果也是应该反对的，但它却是社会发展中不可避免的现象。

    我们在理解历史上复杂多变的民族关系时，不能把融合与同化等同看待，要看到二者之间的区别;也不能把二者绝对地割裂开来，要辩证地看待。

    因为在中华民族的统一体中，存在着多层次的多元格局，各个层次多元关系又存在着分分合合的动态和分而未裂、融而未合的多种情况。

    民族战争与民族融合问题。

    中国历史上各民族间并不都是雍雍穆穆，相安无事的，他们之间有交往，也有矛盾与纷争。历史上的民族关系是复杂的，它不仅表现在和平相处上，也表现在战争上，要充分地看到，在融合中有斗争，在斗争中有融合。

    在分析民族之间的战争时，不能站在某一个民族的立场上，简单地以“侵略”与“反侵略”来作出判断，而应站在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立场上，客观地加以分析。

    因为，民族战争作为民族矛盾斗争的最高形式，它有破坏性和给人民带来灾难的一面;同时，有些民族战争的结果，往往是掠夺的终止，和平、和亲、交融的继续。尤其是远距离、大规模、长时间的文化交流，只靠商贩和使节是不够的，还得用武力来打通道路并确保安全。

    当然，我们还应该看到战争是短暂的，各民族之间相互吸收、互相依存、逐渐接近，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共同反抗阶级压迫和外来侵略，构成了民族融合的基础和我国民族关系的主要内容。

    民族融合与国家分裂问题。

    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历史，经历了由小到大，由分裂到统一，再分裂再统一的过程。

    国家统一是主要趋势:从时间上看，合长于分;从空间上看，合的范围不断扩大;从程度上看，合的稳定性越来越大。

    即使是在几次民族大分裂时期，从表面上来看，社会局面是“分”了，但从社会内部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来看，则渐渐地“合”了。

    而在诸多使统一能够成为主要趋势的原因中，民族融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因为，正是由于历史上不间断的民族融合，使得各民族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民族凝聚力不断增强，历史文化认同不断扩大和演化，才有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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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百零五章 必然的趋势
    所以，就像前文所说，我们由古代封建王朝的和亲，就可以看出古代少数民族封建化的历史必然性，以及华夏民族渐趋融合的历史必然性。

    因为自古以来，华夏民族都是一个多民族的共同体，由于地域环境、社会习俗、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迥异，其迈向封建化的历史进程也会有受到相当大的影响和制约。

    那么先迈入封建化大门的中原民族势必会与后迈入封建化的少数民族发生激烈的矛盾、冲突、融合甚至是战争。

    其较量的实质则是落后的奴隶主贵族制与较为先进的封建君主之间的斗争。

    其结果必然是少数民族逐渐走上封建化的历史发展道路。

    然而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它受到统治者诸于国策、意愿等的影响。

    因为自古以来，中华民族都是由若干个民族组合而成的，在我国古代，更是形成了汉族政权与少数民族政权并存的局面。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少数民族政权有先秦时期逐渐兴起的东胡、匈奴、乌孙、乌桓、鲜卑等，隋唐时期的突厥、吐蕃、回纥等。

    但是中原民族早在先秦时期就迈向了封建化的历史进程，形成了以小农经济为主题的农耕文明，而少数民族由于受地缘、气候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仍然处于较为原始的游牧文明形态。

    农业文明的封闭性、保守型与游牧文明的侵略性、破坏性之间的矛盾也就必然导致了中原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激烈的冲击和交锋，而这种交锋有时甚至演化为长达数年的战争。

    因此如何处理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也就成为了中原历代王朝所必须面对的现实性问题。

    和亲政策在这种环境下便悄然登上了历史舞台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和亲一词最早出现在先秦时期，左传襄公二十三年载“中行氏以伐秦之役怨栾氏，而固与范式和亲。”

    周礼秋官象胥载“掌蛮、夷、闽、戎、狄之国使掌传王之言而谕说焉，以和亲之。”

    这里所说的和亲仅仅指的是民族政权之间的修好活动而并未涉及到姻亲关系。

    资治通鉴云“盖上世帝王之御夷狄也，服则怀之以德，叛则震之以威，未闻与为婚姻也。”

    班固也曾说“和亲之论，发于刘敬”。

    即汉高祖七年前200年刘邦在“白登之围”以后采用谋士刘敬的建议将汉公主嫁给匈奴冒顿单于以缓解匈奴对汉朝的侵略。

    近代学者在司马光和班固的影响下大都认为带有姻亲关系的和亲始于西汉终于晚清并且认为和亲可分为三种类型一、中原民族与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和亲;二、少数民族之间的和亲;三、同一民族不同政权之间的和亲。

    而我们今天所谈论的仅仅是中原民族政权特别是汉唐时期与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和亲，并从这一视角去探讨少数民族封建化的历史必然性。

    所谓的封建化指的是封建生产关系的形成确立过程，即在封建生产关系主导下各种非封建因素向封建化的转化。

    基本内容是土地占有制的封建主义和封建社会两个对立阶级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形成。

    少数民族政权在迈向封建化的进程中自然免不了血与火的代价和斗争。

    而伴随着这一历史进程，和亲政策也就起到了举足轻重的历史作用。

    下面就中原民族政权与少数民族政权所处的不同状态分别进行研究。

    一、中原民族政权势弱少数民族政权势强时通过和亲政策处理敌对少数民族关系的和亲。

    匈奴自先秦时期逐渐兴起经秦将蒙恬的打击向北退却七百余里。

    后秦朝被农民起义推翻，接着楚项羽汉刘邦相争，中原大乱，无力顾及北边。

    于是匈奴奴隶主贵族乘机南下，越过长城，重新占领河套和阴山地区，并在阴山设立一个“制作弓矢”的军事工业基地。

    此时正是冒顿杀死其父头曼、自立单于之时，匈奴势力最盛，在我国北方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匈奴奴隶制政权。

    在西汉初期的六、七十年间匈奴的势力最为强大，“控弦之士三十余万”。

    而汉朝由于战争社会经济凋敝，中央集权尚未确立，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对抗匈奴。

    为了达到安边和恢复社会经济的目的只得与匈奴冒顿单于和亲，此后历经孝惠、文、景直到武帝一直推行主动的和亲政策。

    当奴隶制政权达到顶峰之后必然会经历衰落的过程，通过和亲等手段从中原王朝获得的大量物质财富更加激发了奴隶主贵族的贪欲，自冒顿单于到老上单于再到军臣单于一直到匈奴呼韩邪单于时期，匈奴统治集团对周边各族不断发动战争，掠夺奴隶和财物。

    而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也在愈演愈烈，其奴隶制政治的弊端也逐渐的暴露出来。

    武帝即为公元前140年以后，汉经过几十年的修身养息国力逐渐增强起来。

    史记平准书说武帝初年，都城及边邑的米仓尽满，府库的财物有余;京师之钱多至不可点校，太仓之粟年久积压，至糜烂不可食;民间的马匹到处成群。

    而且“异姓藩王”和“七王之乱”平定以后，汉朝的中央集权大大加强。

    汉通过军事的手段解决匈奴威胁的时机也就逐渐成熟。

    于是，武帝元狩二年，元狩四年相继对匈奴发动了带决定性的出击，匈奴大败，右地浑邪王率领四万余人投汉，单于及左贤王亦皆败走，河西走廊平定。

    匈奴主力不得不退出河套及其以西一带，从此“漠南无王庭”。

    东线方面，匈奴也大败，起先受其压迫的乌桓族也与汉朝结盟，这样便断了匈奴的左臂。

    同时，汉朝还派张骞出使西域，联络月氏、大宛，与乌孙和亲，拆散了匈奴在西边的同盟，以切断匈奴的右臂。

    经过实行一系列的经济、政治措施以后，匈奴奴隶主的威胁才基本上解除。

    至此到昭帝，匈奴就再也没有对汉发动大规模的侵略的力量了。

    史载公元前七四年昭帝元平元年，匈奴数侵边境;又联合车师共侵乌孙，乌孙昆弥和公主先后上书求救，于是汉朝组织了五路大军，与乌孙联合，兵员二十万，在公元前七一年本始三年发动了规模巨大的反击战。

    结果匈奴惨败，从此大为衰落，更加趋向和亲。

    匈奴对外战争的失败，给匈奴族带来了严重的后果，而匈奴人民更受到了惨痛灾难。

    其次，丢失了大量的适于游牧的地区再加上天灾雨雪如公元前104、89、71年，到公元前六八年，匈奴发生了大饥荒，人民及牲畜死者十之六七，社会经济陷入破产，部族生存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再次，便是属部的瓦解。

    许多冒顿单于时期臣服的部族纷纷起来反抗丁令趁弱攻其北，乌桓入其东，乌孙击其西，西域各族也共起向匈奴攻击，庞大的匈奴奴隶主政权一时陷入四分五裂的状态。

    最后，匈奴统治集团内部因为单于的继位问题，这时也发生了分裂和内讧，发展到公元前五七年，

    便出现了“五单于争立”的局面，匈奴内部大乱。

    匈奴奴隶主政权受到了严重的冲击。

    在中原民族政权势弱的情况下汉王朝所采取的和亲政策主要在政治上起到了分化瓦解少数民族政权的作用，在军事上结交军事同盟并致力于削弱敌人的军事力量最后通过武力征伐以图彻底的消灭少数民族政权。

    然而，西汉自马邑之战开始与匈奴展开了近三十余年的战争，在此期间汉匈双方都损失惨重，却仅仅是暂时解除了对汉王朝的军事威胁并没有彻底的消灭匈奴奴隶主政权。

    尽管没有达到汉王朝预期的效果，但西汉与匈奴战争仍然是一场维护先进的封建制、反对落后的战争，实质上也就是封建制与奴隶制之间的斗争，并最终促进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为少数民族在政治上为实现封建化铺平道路。

    由此可见武帝及其以后伴随着和亲对匈奴战争的正义性质和进步作用是值得肯定的。

    二、中原民族政权势强少数民族政权势弱时通过和亲处理敌对民族关系的和亲。

    自汉高祖刘邦至昭、宣帝，特别是经过汉武帝对匈奴的沉重打击之后，汉匈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明显的转发，再加上上文所提到的匈奴内讧即“五单于并立”事件之后，匈奴力量受到了更大的削弱，恰在此时随着影响汉匈双方关系的一个重要历史人物呼韩邪单于的出现，汉匈之间所处的和亲状态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汉朝由之前所处在的消极主动的和亲变地位成了积极被动的和亲地位，而影响少数民族封建化的最主要方面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公元前五七年，匈奴内讧之后，内部分裂为南北两大匈奴集团，经过一场混战之后以郅支单于为代表的北匈奴打败了以呼韩邪为代表的南匈奴。

    呼韩邪遭遇新败，当时的形势十分明显，如不附汉则将遭受两面夹击的危险;若主动归附汉朝则首先可解除汉朝的威胁，并进一步借助汉朝的力量对付郅支单于，徐图恢复。

    最终呼韩邪单于的选择是正确的，在汉朝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的支持之下，郅支单于兵败被杀，于是与汉对立的匈奴力量最后消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