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宋

    同时汉人的胡化，还表现在婚俗的改变之上。

    要知道胡汉通婚在契丹辽地中屡见不鲜，太宗于会同三年十二月，“诏契丹人授汉官者从汉仪，听于汉人婚娴。”

    及到世宗即位之后，契丹与汉族上层之间的通婚，不再以南面官为限，到兴宗时期“谋臣韩绍芳献议，方许婚焉。”

    而且，在胡汉通婚的同时契丹的某些独特婚俗也在汉人婚姻中出现。

    像是异辈婚，也就是不同辈份之间的婚姻在契丹本土地区的汉人中出现较多。

    据《耿延毅妻耶律氏墓志铭》，耿延毅的原配夫人耶律氏是其舅父韩德冲的女儿，而他续娶的夫人就是原配夫人的侄女。

    韩氏家族中涤鲁的儿子，韩敌烈娶讹里本娘子为妻。

    这位讹里本娘子是萧胡靓古太师与当阿夫人的女儿，当阿夫人就是涤鲁女儿，韩敌烈姐姐，也就是说敌烈娶了甥女为妻。

    当然，异辈婚在燕云地区不似契丹本土地区普遍，但是也有少数情况，以上层汉人为主。

    如在今北京大兴县出土的《马直温妻张绾墓志》中就有反映这种契丹婚俗对汉人影响的真实记述。

    张绾的叔父祖名张俭，是辽圣宗时的着名汉官。

    张俭的二女儿嫁给了郑弘节，其女儿被封为为晋国夫人。

    这位晋国夫人就是张俭的外孙女，但又嫁给了张俭的侄子张嗣复。

    这种异辈之间通婚的习俗在汉族的早期历史中曾经出现过，如汉惠帝曾经娶他的姐姐鲁元公主之女张氏为妻，这便是舅父与甥女为婚。

    哀帝娶了他的祖母傅太后从弟的妹妹，这是与外家诸姑为婚。

    但是，需要说明，我国古代最早从唐代就开始禁止汉人之间的异辈婚。

    如《唐律疏议-户婚》中就规定虽无服，但辈行高于自己如“其父母之姑舅，两姨姊妹及姨若堂姨，母之姑，堂姑，己之堂姨，及再从姨，堂外甥女，女婿姊妹，并不得为婚姻。”

    至此以后中原的汉人视这种婚娴为小正常的行为，在儒家的道德观念之下更是可耻的。

    但是这种异辈之间的婚姻存北族社会却源远流长，而且算是十分普遍，如契丹的九位皇帝中就有四位皇帝与他们的皇后不是同辈人

    于是，在强劲的契丹社会大环境下，高度胡化的部分汉人在婚姻习俗上受到了北方民族的影响，与契丹人一样视此种异辈之间的通婚为平常之事。

    包括游牧民族传统的“抢婚”也现在辽属汉人的婚俗之中。

    在辽金时期流行于燕云地区节日“放偷”，在《契丹国志-岁时杂仪》和洪皓《松漠记闻》卷上中都有较为详细的记载。

    即在正月十六这天，纵偷一日作为娱乐，偷盗的内容既可以是物品也可以是女孩子。

    “放偷”之日过后，双方会共同饮酒庆祝，若偷盗的内容是女孩子，则成就一对姻缘。

    文惟简在《虏廷事实》中对于这种“偷盗女子”的行为有更为详细解释:“至有室女随其家出游，或家在僻静处，为男子劫持去，候月余日方告其父母，以财礼聘之。”

    由此可见“放偷”一俗应是源于北方游牧民族中的“抢婚”习俗

    这种婚俗是中原汉人无法想象的，但是在幽燕地区却习以为常。

    此外，收继婚，离婚，改嫁等中原汉人视为禁忌的婚俗也在辽属汉人中出现。

    由此可见，经过辽朝二百多年的胡风浸染，辽朝境内的汉人高度胡化。

    这种胡化是从内到外，由表及里的变化。

    他们以辽人自居，自身的民族意识比较淡薄，其最典型个案例证便是韩知古家族在有辽百年发展过程中与辽朝兴亡的体戚与共。

    受北方强劲胡风的影响，辽属汉人形成了独特的文化，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汉人，可以很容易的与中原汉族相区别。

    特别是到后来的金元时期，这一地区的汉人均被称为北人，以与中原汉人相区分。

    并且契丹境内高度胡化的汉人，在不同的时期通过各种渠道参加到契丹政权之中。

    这部分汉人虽然在政治上处于从属地位，但是凭借着其较为发达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优势，迅速成为巩固契丹政权的中坚力量，并在很大的程度上改变了契丹社会的风貌。

    也正是辽属汉人活跃于契丹社会的各个阶层，才使得辽代社会呈现出胡中有汉，汉中有胡的独特风貌，从而打破了周秦汉唐以来长城南北隔阂的局面，长城于此时失去了其原来的意义。

    可以说算是在契丹的统治时期，中国的北方社会实现了南北的交融，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雏形开始形成，这也算是有一定的益处吧，毕竟是推动了民族之间的融合，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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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百零三章 同化与融合
    当然，前文说了汉人胡化，这是一种历史的选择，算是多数服从少数，但我们知道，其实更多时候是少数服从多数，也就是胡人汉化。

    的确，胡人汉化在中国的古代社会的历史进程上才是大势所趋，因为我们中华民族具有极强的包容性和同化性，能很强大的将其它文化迅速融合，最后成为统一的文化。

    所以如果大家去翻看中国历史教科书的话，就常常会看见一个名词，叫做“民族大融合”。

    不过需要说明，人们往往理解的“胡人汉化”，就是胡人被我们同化了，变成了我们自己人。

    但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怎么说呢，在“胡人汉化”的同时，也伴随着“汉人胡化”，之所以会有这样一种误解，主要表现是汉语和以儒家为代表的文化最终被少数民族所接受，从而掩饰了汉人不断被人数相对极少的异族不断征服的耻辱吧。

    大家都知道，民族大融合主要集中在北方，在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之间进行，两晋南北朝时期，有所谓“五族乱华”。

    到了宋朝，自然也少不了一段悲伤的血泪史，像是先亡燕云十六州与辽，再亡中原与金，最后亡全国与元，元也成为第一个统治全国的少数民族。

    不过蒙元虽然统治了全国，但是并没有汉化，汉人和蒙古人之间始终很隔阂，蒙元退出中原之后，其生活依旧是“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蒙古人还是蒙古人，蒙元对汉人生活的影响也很有限，想来也就是“青花”和“回民”吧。

    而“汉人胡化”最为明显的就是更后面的满清了。

    因为满清入主中原，与蒙元不同的是，它立足于长期经营，因此开始了全面的汉化，促进了本民族的发展，给。

    但是，它所执行的政策却全面阻滞了中国整体的发展，使得中国由一个先进国家变成了一个完全落后的国家。

    满清不仅有阶级矛盾，还有民族矛盾，满清对汉人的政策，归根到底就是五个字，“屠杀与奴化”。

    像是在战争中对平民进行屠杀，这就太多了，大家都知道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按照人口比例计算，绝对不比日本鬼子逊色，进行种族灭绝，发布“剃发令”，“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许多爱国志士不堪受辱，当了道士。

    最严重的是大搞“文字狱”，捕风捉影，寻章摘句，“维民所止”、“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都是“文字狱”的例子。

    在满清，不仅根本没有任何学术自由，而且使知识分子成为一个极其危险的职业。

    因此，满清没有任何学术上的创造，最为风行的是戴东源的“考据之学”，专门在故纸堆中讨生活。

    满清自己是少数民族政权，却千方百计挑动其他民族之间的矛盾，在西北，大肆屠杀回民，压制回民发展。

    要知道回民在蒙元时期本来是二等公民，到了满清末年，已经只剩下“三把刀”了，在汉人中间，“以华制华”，拉拢无耻的士人做它的走狗，搞“八股取士”。

    一部满清的汉官史，说到底，就是一部奴才史，什么于成龙、刘墉，只不过是听话和中用的奴才罢了，因为满清就是要让老百姓和读书人全去做没有思想的奴才。

    所以满清整个社会毫无生机，由此龚自珍才在《乙亥杂诗》中，痛心疾首地说“万马齐喑究可哀”。

    包括他在另外一篇书信中也表达了相同的意思，大意是，满清不仅没有杰出的思想家、诗人、艺术家、政治家，就连杰出的小偷都没有，英国人马尔戈尼描述乾隆时期的中国人肮脏、卑琐、猥亵，固然存有一定的偏见，但是结合龚自珍的叙述，可以看出当时的中国是多么的僵化腐朽，猥琐落后。

    同时满清对汉人的影响是很深刻的，比如，“猪尾巴”大辫子，还有服饰，汉服，上启炎黄，下至明末，谨承周礼，延续道统，宽衣交领，袖松而长，隐扣系带，上衣下裳，飘飘有神仙之姿，本来是最适合我们汉人体型的服装，也是我们汉人的精神世界的一部分。

    可满清却强迫汉人改变服饰，改成补服马褂，汉人本来是农耕民族，却穿上渔猎服装，不仅不适用，而且在精神上受到屈辱，时刻提醒汉人是亡国奴。

    屈辱，顺从，做奴才，就是满清时期汉人的精神风貌，而在政治上就表现为不负责任，“国事兴亡谁管的，满城争说叫天儿”。

    要知道中国人的创造力本来是无与伦比的，可是到了清末，却变成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严重落后，落后就要挨打，近代中国到了亡国灭种的边缘。

    满清没有能够发展成为近代资本主义国家，原因是多方面的，根本原因就是极端腐朽的封建制度，一般来讲，发展资本主义需要在同一文化背景下的政治上的相互独立与竞争，在明朝，君权是主要的，但是还有其他的政治力量，接受君主的授权，开展政治活动，比如，有明初有相权，在胡惟庸案后，朱元璋废除相权。

    比较健康的政治力量还有内阁，明朝的内阁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而且效率是很高的，在嘉靖、万历年间，皇帝几十年不上朝，明帝国竟然还能维持下去，就说明了这个问题。

    还有厂卫特务机关，另外，还有朋党，比如，东林党、阉党等等，明朝皇帝允许朋党存在，是因为明朝皇帝可能怀疑臣民造反，但是绝对不会怀疑臣民以为他是异族。

    可翻一翻满清的历史，这些全都没有，除了皇帝之外，没有任何政治力量存在，军机大臣只是跪受笔录，满清没有也绝对不可能有朋党，有的只是“反清复明”的秘密结社。

    满清时期，有一个特别的名词，或者说现象，逐渐蔓延到全社会，这就是“江湖”，中国本来就存在党同伐异的现象，古已有之，比如，官员中间有“朋党”，本来并不奇怪，但是，这种现象不是渗透到社会各个阶层，不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

    但是，到了满清，汉人中间形成了普遍的秘密结社现象，其本意就是“反清复明”，满清对于各种秘密结社也是坚决打击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秘密结社逐渐转变成为一种社会势力，也不反清了，反而变成了一种利益集团，满清对于秘密结社，态度也发生了180度转变，开始和帮派合作了。

    比如最大的帮派，青帮、红帮，就垄断南北的漕运，青帮、红帮有许多秘密的仪式，说穿了，就是“反清复明”时候遗留下来的，“拜把子”也开始盛行起来，并且渗透到社会各个阶层。

    所以中国真正形成“江湖”，没有金庸描述的那么早，其实就是在满清时期，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在元明两朝，都没有覆盖全国各地、各个阶层的帮会组织，即使有帮会组织，也是秘密结社，而且，规模要小得多，“明教”在元末起义中，确实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朱元璋登基以后，就明令禁止“明教”。

    而满清有很多帮会公开、长期在全国存在，满清政府不仅不禁止，而且还千方百计地挑动不同帮会之间的矛盾，比如漕帮与沙船帮之间的矛盾，汉人越分裂，满清龙庭就坐得越稳，这件事的文化后果就是在中国人中间形成了非常严重的“江湖”情结，“帮派”情结，事情不论对与错，只问是不是一个圈子里的，这种现象对于中国社会的进步产生了非常严重、非常深远的恶劣影响。

    如果明亡后，不是满清入关，而是汉族政权，比如李自成，会怎样呢，当然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但是，如果是一个汉族政权接替明朝，虽然也不一定在与西方国家的竞争中取得优势。

    但是，它从封建社会转向资本主义社会的速度，应该比清王朝要快一些，原因就在于上层和下层之间文化的同一性，民族的认同感。

    满清首先要防范的不是外国人，而是“中国人”，所以慈禧太后说“宁与外人，不予家奴”，中国本来就不是它的，只要能够保住皇位，割让土地对于满清统治者来讲，几乎是拿别人的东西送礼，而对于下层来讲，没有必要去保一个异族政权，对于这一点，外国人看得清清楚楚，他们说中国是“一盘散沙”，“一小队士兵，只要装备精良，补给充足，就可以从中国的这一端一直打到那一端，而不会有任何抵抗”。

    清楚地表明清末中国社会缺乏凝聚力，处于严重分裂的局面。

    日本也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但是日本的转变速度，比清朝快，而且成功了，过去我们认为是由于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程度比满清程度要深，其实不是这样的，在日本明治维新以前，满清在近代化过程中，比日本要快，但是，洋务运动的主要推动力量是汉人，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汉人整体上的文化水平是高于满人的。

    但是，满清统治者对于“洋务派”是利用和打击并重的，剿灭太平天国是用，以后主要就是打击了，满清始终是以“中国”为第一敌人的，因此，日本皇室支持维新，满清则坚决打击，中国在近代化进程中所要支付的代价比日本要大得多，错过了最后一个向资本主义转化的机会。

    大家可以看到，日本明治维新以后，西方列强由资本主义转向帝国主义，完成了对世界的瓜分，控制了全世界，中国要发展资本主义，就必须反对整个帝国主义世界，中国没有这个力量，也没有这个机会了。

    满清对中国进步的作用，基本上是负面的，现在很多影视剧热衷拍清宫戏，似乎满清，最少在早期，是值得歌颂的。

    但实际上，封建皇帝从其社会属性上看都是邪恶的，满清皇帝尤其邪恶，满清是集深重的阶级压迫与民族压迫于一体的邪恶政权，不仅不应该歌颂，反而应该痛斥，这才是历史的真相。

    当然，作者菌的这些言论可能过激了，不过却也是事实，好了，我们再次回归正题吧，也就是胡人汉化。

    确实，大家可以看到，满清入主中原后，不说其他，单说文化，其实已经算是彻底汉化了，也不打猎了，开始种庄稼，所以满人才有铁杆庄稼一说。

    包括满清灭亡，取消抵制以后，他们也没跑回去放牧，而是继续生活在汉人的地方，过着和我们汉人一样的生活，这就已经是全面汉化的表现。

    而且需要说明，其实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国进入阶级社会后民族融合就已经开始了。

    因为大家都知道，春秋战国嘛，充满了战乱与动荡，不过虽然动荡不堪，但那时诸侯国之间频繁的兼并与战争，也大大加强了华夏民族与周边民族的联系，促进了民族融合。

    特别是到了后面的秦汉时期，各民族间经济文化交流更加充分，而我们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初步形成。

    中央加强了对边疆地区的有效管辖，加速了对边疆地区的开发，促进了各族人民友好交往，民族融合有了新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