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宋

    到天会五年，金军占领河北、河东之后，官吏贫缺，急需补充。

    金太宗便根据辽、宋旧制的不同，下诏对南北士人各以其素习之业取士，号称“南北选”。

    至天眷元年五月，熙宗亦下诏，命南北选各一词赋、经义两科进士。

    天德二年将南北选合而为一，并取消经义、策试两科，专以词赋取士。

    到世宗完颜雍时，科举考试得以进一步改革:一是增加了时务策，海陵王时科举不考时务策，“士人不以策论为意”，影响了人才质量，为此世宗提出“并答时务策，观其议论，材自可见，卿等其议之”，故官员缺额较少，后罢掉南北选，每科取士不过六七十人，官吏缺员严重，有鉴于此，世宗便命“自今文理可采者取之，毋限于数。”

    自此后，第科取士名额增加，至大定二十八年取士达56人，承安二年，高达925人。

    三是增设女直进士科，即策论进士，这是专为女真人设立的考试科目，该科设于大定十一年初只试策，每场一题，用女真大字，后又增试诗或论，用女直小字。

    可以说恒古以来，采用少数民族文字进行科举考试，这在我国历史上算是一大创举。

    而本科设立后，首次考试在大定十三年举行，共录取徒单镒等27人。

    所取之士全部被任命为女直字教授，充实和加强了女真族的师资队伍，同时对女真族的文化开发亦起了重要作用。

    所以，金一代名士，多由此科出身。

    并且金代科举制度考试分4级进行，即乡试，府试、会试和殿试。

    乡试的名称始于金，当时把县试当乡试，县令为试官，及格者才能应府试。

    府试原为六处举行，后增至十处。

    府试合格者才能参加在首都举行的考试，即会试。

    泰和二年定制度，会试策论3人取一人，词赋经义5人取一人。

    会试中选才得应举殿试，而金代初年无殿试，从天德二年开始增设殿试科，除进士诸科外，还有律科、经童科、制举、武举等科目。

    进士及第后，都要从基层的小官吏作起。

    大定时还特规定，地方府一级少尹及中央政府的令史要从进士出身的小官中选用。

    至于中高级官员京主要从进士出身的低级官吏中选拔。

    如此积数十年努力，吸引了大批汉族士人通过科举踏入金朝仕途。

    使金朝的官员成分发生了很大变化。

    尤其是“世宗、章宗之世，儒风丕变，庠序日盛，繇由科地位至宰辅者接踵”，从而改变了创业阶段主要由无文化的军人掌权的局面，对促进金朝政局稳定、文化的发展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综上，金代科举开始于太宗天会元年，初无定期。

    自天会五年后方转入正常，三年一试。

    初分南、北两选，以词赋、经义取士，后合并为一，设进士科和女直进士科，前者分词赋、经义两科目取士，后者以策论取士。

    金共开科约40次，分乡试、府试、会试、殿试4级，状元有名可考者9人。

    所取之士，多用为官吏。

    可见，金初以武夺取政权，其后统治者重文重武，以文治国，政局稳定，文武双全，国家安定，文化发展。

    到了更后面的蒙元的话，大家知道，由于蒙古族统治者重武，文化层次低，所以元朝科举制度屡兴屡废，元朝自建立至仁宗皇庆三年最初有近半个世纪科举停废，从而元代成为自隋唐以来科举取士的“低谷”时期。

    官员的选拔主要依靠世袭和举荐，由“吏入仕”几乎成为唯一的登仕途径。

    而世袭与荐举的官员文化水平极低，甚至有不识字者，经常闹些笑话。

    如日闻录记载:“国朝故事:以蒙古、色目不谙政事，必以汉人佐之。官府色目居长，次设判署正官，谓其识治体，练时务也。近年以来，正官多不识字。至正年间，淮东有一路总管在任，省札行下，辩验收差课程钱谷，唤该吏，怒曰:省札云“便检钱”，许多钞在库，如何不便检，错以辩验为便检也。又一县令修理谯楼，读谯为焦又读羁管为霸管。”

    由此，因为官员水平太低，自然不能适应吏治的需要。

    于是太宗窝阔台九年八月，曾应中书令耶律楚材“用儒术选士”之请，诏中原诸路以论、经义、词赋三科考试儒生，同时宣布“其中选者复其赋役，令与各处长官同署公事”。

    这是元朝正式建立前首次仿照科举的办法选拔士人。

    但只在地方一级进行，不能算作严格意义上的科举，且由于“当世或以为非便，事复中止”。

    元世祖即位后，丞相史天泽条具当行大事，其中提到科举，但未被采纳。

    至元四年九月，翰林海陆空士承旨王鹗等请行选举法，“远述周制，次及汉、隋、唐取士科目，近举辽、金选举用人，与本朝太宗得人之效，以为贡举法废，士无入仕之阶，或习刀笔以为吏胥，或执仆役以事官僚，或作技巧贩，以为工匠商贾。以今论之，惟科举取士，最为切务，矧先朝故典，尤宜追述。”

    元世祖看过奏章后说:“此良法也，其行之。”

    后来，翰林院大臣曾拟定科举程式，并于至元十一年十一月呈闻太子真金，但事未施行。

    至元二十一年九月，丞相火鲁火孙与留梦炎等人上奏说:“中书省臣奏，皆以为天下习儒者少，而由刀笔吏行官者多”。

    元世祖问:“将若之何，”对曰:“惟贡士取士为便。凡蒙古之士及儒吏、阴阳、医术、皆令试举，则用心为学矣。”

    这一建议初元世祖批准。随及，许衡又议学校科举之法，罢诗赋，重经学，定为新制。

    但在元世祖之时，科举制度虽然确立，却始终未能衬行。

    成宗、武宗时，又一再议论贡举之事，也仍然没有结果。

    至仁宗皇庆二年十月，中书省大臣再次上奏提此事，仁宗正式决定实行科举。

    元廷颁布诏令，命中书省“参酌古今，定其条制”，皇庆三年首行乡试，次年二月会方式京师，同时颁布了科举考试的规定，大致如下:

    科举每三年举行一次，分乡试、会试、殿试三级考试。

    凡二十五岁以上，乡里称其孝悌，朋友服其信义，通晓经书，德行有素者，经地方官从所辖各族户中推举后，才能有资格参加考试。

    如有徇私滥举或应举不举者，监察御史、肃政廉访司都要体察究治。

    考试程式:蒙古、色目人第一场经问五条，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设问，用朱熹章句集注，其义理精明，文辞典雅者为中选。

    第二场策一道，以时务出题，限五百字以上。

    汉人、南人，第一场明经、经疑二问，题目亦从四书中出，并用朱熹章句集注，复以己意经之，限三百字以上经义一道，各治一经，限五百字以上，不拘格律。

    第三场古赋、诏、诰、章、表内科一道。第三场策一道，限一千字以上成。

    乡试于八月举行会试于乡试次年二月举行，殿试于三月举行。同时规定了乡、会、殿试场次、日期、考试内容、纪律及注意事项。

    乡试科场、全国共设十七处，从各处选合格者三百名参加会试会试共取一百人参加殿试、殿试诸生不再为黜落，只以其所对策第分高下，厘定等次，而后分右、左榜唱名公布。

    元代科举考试，从仁宗延祐乙卯首次举行会试，至惠宗元统元年癸酉科会试，其间举行7次，停罢数年之后，于至正二年恢复，到至正二十六年丙午科，又举行9次。

    有元一代，每科各取左、右状元一人，共取状元32人，进士39人，以三年一次计，仅占4年，不至元朝的三分之一。

    十六科，最多的一科如元统元年癸酉科才00人，最少者如至正二十年庚子科仅只35人。

    一个统一的王朝科举取士人数之少，为隋唐以来所罕见。

    究其原因，与元朝统治者不把科举考试作为选拔官吏的主要途径，同时又与在即行的科举考试中贯彻民族压迫政策不无关系。




第三百零二章 胡化汉化
    不过需要说明，因为辽朝是一个由契丹族建立的草原帝国，在这个草原帝国之中，汉人的人口数量占据了大多数。

    而为数众多的汉人广泛的参与到了契丹社会的各个方面，促使了契丹人在思想文化，生产生活等方面的不断进步，同时生活在辽朝的汉人，因此，也不可避免的受到胡风的浸染，从而在社会组织，经济生活和思想文化等方面表现出了与中原汉人截然不同的面貌，这也就是所谓的汉人胡化。

    的确，就是汉人胡化，因为就像前文所说，大家都知道，辽朝是一个以契丹为主体，以汉族为多数的多民族国家。

    大量辽属汉人，在辽朝统一政权的作用下，与其它北方民族共同创造了灿烂的辽代文明，从而为辽代的中国北方地区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做出了意义深远的历史贡献。

    但是与此同时，生活在辽朝的汉人群体，在长时期的统一王朝大环境之下，也不免受到胡风浸染，高度胡化，呈现出不同于中原汉人群体的独特风貌，也就是作者菌刚才所说的汉人胡化。

    简而言之，汉人胡化就是指数量众多的辽属汉人通过统一的辽朝政权的作用，在社会组织，经济生活和思想文化等方面逐步地融入北族社会之中。

    辽属汉人集中聚居区域一是辽西和辽东所在的契丹本土地区，二是太宗朝从中原地区整体划归的燕云地区。

    由此，从地理学的角度上观察，这两个区域位处中国北方长城地带，欧亚草原的东端，这一带自古以来就是世界东西文化汇萃，中国南北经济交融的文化交错区域。

    早在周秦之际，这一带属于北方戎狄集团和东胡，匈奴等北方草原民族与中原华夏系统民族错居杂处地带，打从这个时期开始，生存在这一地带的早期汉人，就在社会生活，文化形态等方面，浸润沾染上了浓重的胡风。

    像是魏晋隋唐以降，这一带先后成为鲜卑，粟特，突厥，回鹘，契丹等北方民族驰骋纵横历史舞台，此问生存于辽西，辽东，晋北和幽蓟一带的汉人在经济形态，生活习俗和思想观念等方面，更是深受北方草原文化的全方位影响。

    从这个意义上说来，辽属汉人的胡化倾向，可谓与生俱来，源远流长。

    既然辽属汉人有着如此深厚的胡化渊源，当他们以各种原因成为辽朝属民之后，辽朝特有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环境，无疑会进一步促进他们在生活方式以及文化习俗等方面的快速胡化。

    大家知道，契丹民族素以狩猎骑射为业，终辽一代，以契丹为代表的北方民族，对本民族传统的射猎畋渔生涯始终乐此不疲。

    这样的生活环境和社会氛围，使得相当一部分入辽汉人淡化了原来的传统生业，逐渐的习惯于毡毯庐帐，与马牛杂处，居无常处的生活模式。

    而随着汉人生活方式的改变，在他们的文化，习俗中也逐渐糅合了大量的北族因素。

    这部分汉人当中尚武的气息浓厚，多精通骑射，如韩知古家族中就有“善骑射而敦诗书“的韩匡嗣，“便骑射而成性“的韩瑜等。

    还例如耿氏家族中的耿崇美，不但“善骑射”而且通晓“北方语”，耿知新“善骑射“，“自孩幼习将相艺，识番汉书”等。

    当时有相当数量的汉人都取契丹名字，根据韩匡嗣墓志，在韩知古的十一个儿子中，最小的两个儿子一个叫图育氏，一个叫唐兀都，其名字都不是汉名，均为契丹名。

    《耶律元佐墓志》中载，“生一子，小字度刺，汉儿小字药师奴”。

    韩知古的第六代孙韩敌烈的墓志就直接用契丹小字书写。

    但其实在辽朝早期，入辽的汉人在习俗上与契丹人还是有着很大的差异的。

    辽初汉人张砺曾经自契丹逃归中原，被契丹骑兵截获押还后，太宗问其南逃的缘故，张砺回答说:“臣华人，饮食衣服皆不与此同，生不如死，愿早就戮。”

    虽然南北风俗的差异并不是张砺南归的主要原因，但是从中可以看出契丹人与汉人之间饮食衣服的巨大差异是确实存在的。

    但是到了辽代中期以后，这种情况就发生了变化。

    《宋朝事实类苑》中记载韩木巳，作为辽朝的使者出使宋朝，期间竟然“嫌朝服太长，步武萦足，复欲左衽。”

    可见契丹境内的部分汉人已经习惯于穿胡服。

    曾经多次出使契丹的苏辙在《出山》一诗中说:“汉人何年被流徙，衣服渐变存语言”，这描述的就是辽中京境内汉人的情形。

    苏颂《和晨发柳河馆憩长源邮舍》诗中也记载了相似的情况:“山谷水多流乳石，旃裘人鲜佩纯绵服章几类南冠系，星土难分列宿躔安得华风变殊俗，免教辛有叹伊川。”

    此诗记述了苏颂在契丹辽地柳河馆附近所见当地汉人衣冠服饰以及发式已渐渐契丹化的实况。

    他在诗后还附有一注，更加明确地点明了契丹辽地汉民发式上受到坩髡发影响已经契川化诗注云:“敌中多掠燕，蓟之人，杂居番界，皆削顶垂发，以从其俗唯巾衫稍异，以别番汉耳。”

    同时，在整体划归的燕云地，契丹统治者并未对汉人实行严格的强制性改俗政策。

    但是在统一的辽朝政权的作用下，承袭唐末五代北方社会胡化传统，辽代幽云汉人的生活习俗也发生了变化，同生活在契丹本土的汉人一样存服饰上表现明显宋神宗熙宁年问，沈括出使契丹，记载燕蓟“衣冠语言皆其故俗，惟男子靴足幅j而垂其带;女子连裳，异于【f1国。”

    艮饰虽有变化，但不是很严重，到了宋哲宗朝，经过近百年的胡化，燕云地区汉人的服饰变化在宋使眼中竞达到了“哀哉汉唐馀，左衽今已半”的程度。

    还有像是1993年在河北宣化发现的张匡正墓中，其墓葬前室东壁上相对绘有碾茶童子和吹火童子，二人一为左衽，一为有衽，可知汉服和胡服都是当时北方社会中的流行大众服装。

    至于燕云地区汉人发式上的胡化现象也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如《鸡肋编》中记载:燕地“良家士族女子皆髡首，许嫁，方留发。”

    乃至于近年于河北宣化发现的辽韩师训墓中，其前室南壁墓门两侧各绘一髡发门吏，西壁绘一髡发马夫;后室西南壁绘有一幅宴饮图，其中一歌者髡发。

    辽张世古墓，墓主葬于天庆七年，其后室东南壁所绘宴饮图中，有一髡发男子;同时发现的六号墓，同为辽代晚期汉人墓葬，墓葬前室东壁茶道图中绘有三个髡发侍者形象。

    这些髡发者的发式均接近于契丹人，但墓主都为汉人，墓室中的壁画描绘的都是墓主人生前的生活场景，所以这些髡发人应该就是有胡化倾向的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