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宋

    梁末唐初，阿保机为全力南下，决定先去除渤海在背后的威胁。

    他一方面举其众讨渤海，令托诺，卢文进据营，平等州，骚扰燕蓟另一方面，又恐后唐乘虚袭之，派梅老鞋里修好于唐，制造体兵通好假象。

    在天显元年正月，平渤海，返回途中，阿保机接见后唐告哀使，供奉官姚坤。

    对于会见的具体经过，资治通鉴卷275有如下记载:帝遣供奉官姚坤告哀于契丹，契丹主闻庄宗为乱兵所害，恸哭日:“我朝定儿也，方欲救之，以勃海未下，不果往，致吾儿及此。”日:“何故自立”坤为言帝所以即住之由，契丹主日:“喜饰说，毋多谈”

    又日:“吾儿与我虽世旧，然屡与我战急，于今天子则无怨，足以修好若与我大河之北，吾不复南侵矣”

    坤日:“此非使臣之所得专也。”契丹主怒，囚之，旬馀，复召之，日:“河北恐难得，得镇，定，幽州亦可也。”

    于是给纸笔趣令为状，坤不可，欲杀之，韩延徽谏，乃复囚之。

    通过上述史料，我们可以获得以下信息:第一，阿保机欲以兄弟父子之名干涉唐政，未遂。

    从最终未杀姚坤看，此时身在辽东的阿保机还不能力敌中原，他决定“先礼后兵”试图抓住对中原局势的主动权和决定权。

    第二，阿保机以军事相威胁，以结盟为诱饵，索要镇，定，幽州，目的是要建立“监督统领”下的“藩辅。”

    第三，“与我大河之北，吾不复南侵矣”，才是阿保机的最终目的。

    可见，辽太祖阿保机南下中原的策略并非一成不变，既有远交后梁以攻幽州，又有从幽州东西两翼之营，平和云，朔，以致其西南，东南形成南下中原包抄幽州的钳形攻势，还有与后唐外事交往中的竞争和讨价还价。

    还有就是耶律德光时期的中原政策。

    在辽太宗耶律德光时期，从时间上看，契丹中原政策的实施大致经过了前后发展的三个阶段:自天显二年至天显九年为第一阶段，天显九年至会同六年为第二阶段，会同七年至大同元年为第三阶段。

    天显二年十一月，耶律德光即位后屡屡南下，但遭到后唐反击，损失惨重。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以述律太后为首的草原本位主张的掣肘，另一方面由于后唐悍将王晏球，杜重威勇猛善战于是德光改变策略，“数遣使至中国，求归惕隐等，辞甚卑逊。”

    该阶段，德光曾12次遣使中原，从通使内容看，契丹呈现劣势。

    不过，通过对后唐的物质求索，契丹也获得不少利益。

    这一时期，契丹成为中原的主要贸易伙伴，在中国南北方贸易额大幅增加的同时，互市范围也从云州，幽州进一步扩展到中原腹地汴梁。

    唐末帝李从珂即位后，河东节度使石敬塘急于寻求外援以自存，他先后派使者出使契丹，表示“愿以雁门以北及幽州之地为戎王寿，仍约岁输帛三十万”，与此同时，耶律德光也说服述律太后，同意举兵助晋灭唐。

    天福元年八月，契丹驻扎在云，应以北的几十万大军突入雁门关，迅速解除太原之围，石敬瑭即皇帝位。

    这样，利用中原内部矛盾，耶律德光轻取幽云十六州，此后至天福八年以前，对后晋实施了“高座监督下的傀儡”统治。

    到了会同七年，德光开始实施灭晋计划，灭晋前，他一方面加强与南唐的联系，另一方面利用汉将赵延寿欲称帝中国的野心，许诺他得中原后，立其为帝。

    赵延寿“由是为契丹尽力，尽取中原之策”引，成为南下战略战术的主要谋划和实施者。

    契丹兵至中渡寨，杜重威心怀异志，为促降，德光称:“赵延寿威望索浅，恐不能帝中国，汝果降者，当以汝为之。”

    于是，杜重威二十万晋军主力释甲投降。

    同时，对南唐主李璩称:“晋少主逆命背约，字贻废黜，吾主欲与南唐继先世之好，将册君为中原主，其实皆戏之耳。”

    耶律德光一面推行远交近攻战略，一面又将隋，唐朝以来，中原政权曾对北方游牧民族采取过的“以夷攻夷”，“以夷制夷”，“以夷治夷”的政策，反其道而行之，“以汉攻汉”，“以汉制汉”，“以汉治汉。”

    大同元年正月初一，耶律德光法驾入汴。

    二月初一，耶律德光建国号大辽，改元大同。

    对征服后的中原，辽太宗充满了骄傲，乐观和自信，他表示“自今不修甲兵，不市战马，轻赋省役，天下太平矣。”

    但现实并非如此，耶律德光很快陷入藩将倒戈与百姓揭竿抗击的浪潮之中，刘知远更是趁机在太原称帝，更有可能将深陷中原腹地的契丹军与草原拦腰切断，于是迫不得已之下，辽太宗决定北返草原，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对新占领区的统治方略。

    随着辽太宗病死栾城，其一统天下的理想也最终成为泡影。

    此后，辽世宗继续太宗时期的南下政策，扶植北汉，牵制打击后周。

    但经过长期战争后的契丹辽朝，广泛存在厌战情绪，诸部叛附不定，辽世宗皇权不稳又醉心南下，终于招来杀身之祸。

    至于耶律瑕时期的中原政策的话，辽穆宗耶律璨统治时期，契丹对中原的政策发生重大调整。

    穆宗即位后，契丹辽朝中卵翼北汉以牵制后周，缓和与中原关系，保境睦邻的草原本位主张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将底线定在了幽州。

    后周广顺年间，后蜀不断联络北汉，南唐夹击中原，但周太祖郭威的改革使社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政局稳定，有效防止了来自包括辽朝在内的周边势力的围攻。

    不过显德元年，周世宗柴荣即位似乎给契丹，北汉带来再次觊觎中原的机会，保大十二年，辽穆宗“遣其舅来，夜宴清风驿，起更衣，忽仆于地，视之失其首矣厚赏捕贼不得，久乃知周大将荆罕儒知契丹使至，思遣客刺之以间唐“

    也就是这样，自后晋以来契丹与南唐建立起来的交聘关系，就此断绝。

    此后，辽穆宗对中原政策的调整突出体现在其对南唐的态度上。

    自保大十二年至交泰元年间，在后周打击下，南唐形势十分危急，多次遣人携蜡丸至辽朝求救，寄希望辽朝从北方牵制中原，但辽穆宗却托辞敷衍。

    应历十四年，南唐“遣兵部郎中陈处尧持重币浮海诣契丹乞兵契丹不能为之出兵，而留处尧不遣。处尧刚直有口辩，久之，忿怼，数面责契丹主，契丹主亦不之罪也”，陈处尧竟卒于契丹。

    然而，当周世宗准备攻打幽州时，穆宗亲临南京，并将主力陈于幽州之北。

    之后，宋辽高粱河一战，再次显示了契丹实力。

    可见，幽州才是契丹辽朝的最后底线。

    从总体上看，远交近攻是辽太祖，太宗时期契丹南下中原的一贯政策。

    阿保机欲得幽州，先是远交河东晋王，近攻燕王刘仁恭接着，远交后梁，近攻河东之幽燕，为耶律德光尽有幽云打下了基础。

    割占幽云十六州后，德光继续采用远交近攻政策，远交南唐等江南政权，近攻中原，实践混一天下。

    在具体运行上，则“觇国势而为去来”，又灵活机动执行。

    世宗继续太宗的南下中原政策，穆宗则实行保境睦邻的对外政策。

    可见，南下是契丹辽朝根本国策之一，但在南下的具体策略上，以耶律阿保机，耶律德光等为代表，主张远交河东而近攻幽燕，远交后梁而近攻幽云燕蓟，积极南下，通过军事征服中原，实现混一天下理想而以述律后为代表的一，其乐不可胜穷也，何必劳师派认为，草原有“羊马之富远山以乘危徼利乎”

    主张“以三千骑伏其旁，掠其四野，使城中元食，不过数年，城自困矣，何必如此躁动轻举万一不胜，为中国笑，吾部落亦解体矣。”

    对述律后的主张，阿保机表面认可，但随后即在卢文进导引下，亲率30万契丹大军进围幽州达200余日，直接影响了河东灭梁进程。

    前者的政策主张占据了主导地位，阿保机病逝后，述律后曾一度摄政，她利用手中的权力，以契丹传统的殉葬制度为借口，向曾跟随阿保机进行激烈军事扩张的贵族开刀，大杀功臣。

    而德光继位后，不仅没能按照述律后的意图发展，而且将阿保机“把捉”镇，定，幽州的计划发展为“混一天下”，图霸中原的天下大同理想，从而使二者的分歧进一步表现为南下的目标上，但由于当时一切国事皆由述律后参决其间，他不可能跨越雷池。

    在天显二年，为应援王都，契丹军在定州，曲阳之战中惨遭后唐悍将王晏球和赵德钧打击，全军覆没。

    南下受挫后，耶律德光侍奉述律后更加谨小慎微，“应对或不称旨，母扬眉而视之，辄惺而趋避，非复召不敢见也”。

    直至天显十一年，石敬瑭派赵莹等传信于契丹西南路招讨使卢不姑求救，德光请求述律后出兵讨伐李从珂，均遭否决。

    无奈，辽太宗只得一再借助胡巫之筮言来说服述律后:“太祖从西楼来，言中国将立天王，要你助，你须去。”

    时值赵德钧遣使至契丹，表示归附河东石敬瑭又派桑维翰来告急，愿以燕云十六州之地和三十万岁币换取契丹援兵。

    在这种情况下，述律后遂许兴师，双方的分歧暂时调和。

    援晋灭唐的成效远远超出了太祖阿保机的原有计划和设想，也大大鼓舞了耶律德光的信心，他踌躇满志，谋图称霸中原对此，述律后颇不以为然:“使汉人为胡主，可乎”日:“不可。”太后日:“然则汝何故欲为汉主”日:“石氏负恩，不可容。”

    太后曰“汝今虽得汉地，不能居也万一蹉跌，悔何所及”又谓其群下日:“汉儿何得一向眠自古但闻汉和蕃，未闻蕃和汉汉儿果能回意我亦何惜与和”

    幽云十六州归属契丹后，契丹国家实力迅速增长，述律后的阻拦也变得苍白无力。

    此后直至出兵灭晋，积极南下征服中原，“混一天下”的主张一直处于主导地位。

    辽太祖之后，契丹内外各种矛盾爆发出来，汉将赵延寿自称权知南朝军国事，公然表示自己对中原统属问题的不满，而留守中原的契丹官兵急于北归，东京留守萧翰也离京北去，契丹已不可能有秩序地撤退，晋末陷于契丹的州县，皆归后汉所有，幽州等边界的汉人也因北方饥荒，时有归附中原者，幽州利益受到某种程度的威胁。

    同时，以述律后为代表则主张由阿保机三子太叔李胡继统，皇位争夺使契丹内战一触即发。

    在耶律屋质等大臣的斡旋下，虽然避免了大规模内战的发生，但交织于其间，契丹统治阶层在中原政策问题上的严重分歧却更为明朗。

    辽世宗耶律阮即位时，经过连年大规模南伐的契丹国家人民疲敝，财政深受影响，国人不附，诸部数叛，改变大规模南下中原的策略已是人心所向。

    然而，辽世宗并无停止南伐之意，像是天禄五年九月，“契丹欲引兵会之，与酋长议于九十九泉，诸部皆不欲南寇，契丹主强之癸亥，行至新州之西火神淀，燕王述轧及伟王之子太宁王沤僧作乱，弑契丹主而立述轧。”

    此后，在对中原政策问题上，保境睦邻的草原本位主张终于取得了主导地位。

    综上所述，契丹内部有关南下中原政策争论的主要内容有三:要不要占领幽州采取怎样的策略要不要混一天下

    具体表现为南下的目的上，是掠夺草原必须的物资，财产，人口还是占领镇，定，幽州

    是固守草原羊马之富还是征服中原是和汉还是混一天下

    对此，述律后等的主张和对农耕文化的认识虽然出自草原保守思想，不利于契丹接受先进文化和促进草原经济文化的发展。

    但事实证明，这是当时从草原游牧经济出发较切合实际的选择。

    而以阿保机和德光为代表，图霸中原的主张，也正因适应了契丹国家上升时期广大贵族开疆拓土，扩大经济利益等物质要求，并符合中原统治者竞相结纳的意愿而成为历史的不可逆转的必然选择。

    五代十国时期是契丹辽朝早期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当时契丹族实力不断增强和发展壮大而进行的“向心运动”的结果。




第三百章 银鞍契丹直
    需要说明，说到辽朝，其实就要提到契丹，其实契丹很早就发展起来了，并不是在宋朝才开始壮大。

    因为早在唐朝末年，羁縻的统治就造成了部分契丹人在幽州地区的“独立”发展。

    由此，“幽州契丹”成为唐末五代时期军阀割据的主要人力资源，并逐渐积聚成“山后八州”与“银鞍契丹直”这两大历史问题，分别表现出来。

    可能“山后八州”和“银鞍契丹直”这两个名词有熟悉历史的朋友听说过，但也很多朋友不熟悉，在这里需要给大家简单的解释一下。

    所谓的“山后八州”是指包括契丹人在内的游牧民族聚居区，如妫州的“西部奚“就是一支包含部分契丹人的部落联合体。

    而“银鞍契丹直”则是以幽州契丹人组成的精锐军队。

    像是在《新五代史》和《旧五代史》中，较多地涉及了唐末五代时期大量契丹人的历史活动。

    这些契丹人的活动并不是通过整个契丹部落发展的方式完全体现出来，而是以相对独立的形式在燕云地区的历史发展中一并体现出来的，他们已经成为燕云地区内一支不可以忽视的独立的民族力量，并在唐末五代军阀割据的乱局中发挥出相当重要的历史作用。

    “银鞍契丹直”就是由这样一些居住在燕云地区的契丹人组成的特殊的军事力量。

    至于“银鞍契丹直”的主要来源，是在后唐时期，由契丹人组成的武装力量主要有两个系统，一个是由朝廷或者皇帝本人直接控制的属于禁军系统的精锐的宿卫军，另一个是由那些强大军镇所组建或拥有的相当精锐的武装力量。

    由朝廷或者皇帝本人直接拥有的以契丹人组成的军事力量，一般简称为“契丹直”。

    而那些由地方军镇直接组建的以契丹人组成的武装力量，则在名称上尤为突出其优厚的待遇和华丽的特征，故称为“银鞍契丹直”或“契丹银鞍直”。

    “契丹直”或者“银鞍契丹直”主要是从居住在燕云地区的契丹人口中选拔，招募而来，也有一部分是从与契丹部落战争中的战俘中选拔出来的。

    但是，这些战俘的大量出现已经是后唐政权统一北方地区，并与契丹政权发生直接冲突时期的事情了。

    例如:王重裔“事庄宗为厅直，管契丹直，从安汴洛，累为禁军指挥使。”

    这里记载的后唐庄宗组建的并由王重裔率领的“契丹直”，就是当时晋王李存勖拥有的亲兵武装中的一支，它在后唐政权建立之前已存在，是一支以居住在燕云地区的契丹人为主组成的武装力量，但却不是由契丹战俘组成的。

    因为，在晋王政权灭亡幽州刘守光集团至晋王李存勖灭亡后梁，建立后唐政权之前，虽然晋王集团已经与契丹部落有了10年的交战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