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宋

    但是，晋王集团暂时还没有足够的能力与契丹展开大规模的战争，契丹俘虏问题等暂时还提不到议事日程上来。

    而银鞍，指鞍具贴银或以银叶装饰，直，乃当时北方游牧民族语言中的名词性后缀成分，相当于元代时期的“探马赤”等称呼中“赤“的音译，意为“人”。

    故“银鞍契丹直“的直译，就是“拥有银质马鞍的契丹人。”

    那么，大家可能会疑问，晋王李存勖究竟是怎样组建起“契丹直”的呢

    作者菌检索了相关历史资料查知，这是李存勖从刘仁恭，刘守光父子那里学习的经验，并充分利用燕云地区存在的大量契丹人口的直接结果。

    至于银鞍契丹直形成的历史背景的话，据史料记载，安禄山对于契丹等游牧部落人口的利用，启发了平叛过程中逐渐起家的新军阀。

    如唐朝皇室疏属李镝，在唐德宗贞元年间就以润州刺史，浙西观察，诸道盐铁转运使身分独霸一方并组建了亲兵队伍，“选善射者为一屯，号’挽硬随身’，以胡，奚杂类虬须者为一将，号’蕃落健儿’，皆铸腹心，禀给十倍，使号镝为假父，故乐为其用。”

    里面的“胡，奚杂类”，“胡”是指北方游牧民族，“奚“是指奚族，他们都是“安史之乱“之际流落于中原或江淮地区的北方民族人口。

    因此，在李镝号称“挽硬随身”的军队中，事实上也包括了部分流落到江淮地区，已经生活在幽州的契丹人。

    在江淮地区尚且如此，所以河北等地区将游牧民族人口组织为骑兵等就更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从此，各地军阀都以拥有一支部族军为荣。

    于“银枪效节是，魏博镇组建了着名的“牙兵”，号称都”，“皆选摘精锐，纵恣豢养”。

    但是，真正能够以游牧部族人口组建起一支完整的骑兵队伍者，也只有少数的几个军镇。

    如割据太原的李克用，占据幽州的刘仁恭。

    据史书记载，乾宁二年，“李克用表刘仁恭为卢龙留后，留兵戍之，妫州人高思继兄弟，有武干，为燕人所服，克用皆以为部将，分掌幽州兵;部下士卒，皆山北之豪也，仁恭欲收燕人心，复引其诸子置帐下，厚抚之。”

    还有“唐纪七十六”限所谓“幽州兵”或者“山北之豪“，皆是当时幽州地区军事储备资源的用语，所指即居住在幽州境内的游牧民族人口。

    因此，幽州或山北地区便受到当时“据地自肥”的军阀势力的青睐。

    李克用对山北豪强力量也十分重视，史称，晋王李克用将讨幽州，“谋日:’高思继兄弟在孔领关，有兵三千，此后患也，不如遣人招之思继为吾用，即事无不成’克用遣人招思继兄弟燕俗重气义，思继等闻晋兵为匡威报仇，乃欣然从之，为晋兵前锋。”

    在高行周传中高思继兄弟能够受到重视，原因就在于“山北”地区的重要性。

    所谓“山北“地区，历史上又称为“山后“或山后八军“。

    在这些州军中居住的主要人口，多属依附唐朝而来的游牧民族部落。

    在这些部落的人口中，除已知保持部落形态不变的西部奚外，还有数目众多的契丹，吐浑，室韦以及沙陀突厥等。

    早在刘仁恭统治幽州地区时，就已经充分利用这些独特的军事资源了，史称:“奚，臀部落，当刘仁恭及其男守光时，皆刺面为义儿，服燕军指使。”

    而在《新五代史》中则记载:“王思同，幽州人也其父敬柔，娶刘仁恭女，生思同思同事仁恭为银胡禄指挥使，仁恭为其子守光所囚，思同奔晋，以为飞胜指挥使。”

    王思同出任的“银胡禄指挥使”，管辖的应该是一支非常重要的军队。

    据《资治通镒》记载:守光囚其父，“银胡禄都指挥使王思同帅部兵三千，山后八军巡检使李承约帅部兵两千奔河东;守光弟守奇奔契丹，未几，亦奔河东河东节度使晋王克用李承约为匡霸指挥使，思同为飞腾指挥使。”

    而关于“银胡禄”的话，《资治通镒》注日:“胡禄，箭室也“而两唐书《兵志》的记载，也同样表明“胡禄”就是骑兵用来装箭的匣袋。

    另外，在宋朝的词曲中也经常见到用“银胡禄“与“金仆姑“对举的用例“金仆姑“形容的是箭，“银胡禄“形容的就是盛箭的匣袋因此，“胡禄“在唐朝时就已是蕃骑必需携带的装备。

    而王思同率领的军队被冠以“银胡禄”的称号，说明它是一支由佩带银质箭匣为标志的军事力量。

    那么，这支军队为何称为“银胡禄”呢有两点足资借鉴。

    其一，五代时期，藩镇之间崇尚夸耀“军容”之风。

    如后晋安重荣之乱，“其将赵彦之与重荣有隙，临阵卷旗以奔晋军，其铠甲鞍辔皆装以银，晋军不知其来降，争杀而分之。”

    赵彦之率领的军队就是一支待遇好，战斗力强的部队，也是崇尚夸耀军容的具体表现。

    还有，天韦占七蔚州，《资治通鉴》卷二六六《后粱纪一》第8672，太祖开平元年四月己酉条注，作檀州，日“卢龙以妫，檀，新，武四州为山后。”

    同时在公元910年，周德威与后梁大将韩勃对阵时，“韩勃率精兵三万，铠甲皆被缯绮，金银炫耀，望之森然。”

    韩勃的三万精兵，也是一支待遇好，战斗力强的精锐之师。

    当时藩帅各有“精兵”，不仅厚加给养而且装饰光鲜，这是形势使然，目的在于以恩宠邀人心，五代时期，莫不如此。

    其二，游牧民族历来有用金银装饰器物的习俗如“银胡禄”，就是用银片装饰起来的箭匣，这种装饰习惯也是草原民族的通例。

    后唐明宗长兴三年二月，“药彦稠进回鹘可汗先送秦王金装胡禄”，即用金叶装饰起来的箭匣质量佳好，多以银叶镶嵌，故名“银鞍直。”

    其实，“银胡禄”与“银鞍直”一样，都是藩镇或割据政权利用游牧民族长于骑射的特点组织的军队。

    “银胡禄”可能善于射术，“银鞍直”可能长于骑战，它们都是当时军阀割据集团对地区民族资源利用的直接结果。

    李存勖建立的“契丹直”军事组织即由此而来。

    至于“银鞍契丹直”及其历史结局的话，王思同逃奔太原时为后梁开平元年。

    此后，史籍在记载太原的军队时就经常见到契丹骑兵，如晋王李存勖天佑十五年八月“大阅于魏郊，河东，魏博，幽，沧，镇，定，邢，沼，麟，胜，云，朔十镇之师，及奚，契丹，室韦，吐浑之众十余万，部阵严肃，旌甲照耀，师旅之盛，近代为最。”

    此次阅兵包括了契丹人在内的诸多游牧部落。

    《资治通镒》对此事记载得更加明白:“晋王谋大举人寇，周德威将幽州步骑三万，李存审将沧景步骑万人，李嗣源将邢沼步骑万人，王处直遣将将易定步骑万人，及麟，胜，云，蔚，新，武等州诸部落奚锲丹，室韦，吐谷浑，皆以兵会之八月，并河东，魏博之兵，大阅于魏卅。”

    除去各镇的兵力外，契丹等游牧民族的兵力也有数万之多，且其来源皆属“山后”或“山北”地区。

    这说明服从太原晋政权指挥与调动的契丹等游牧民族部落，并不是契丹本部而是居住在“山后八州”地区的游牧人口。

    他们自唐朝以来世代居于此，不仅成为幽州藩帅用兵中原的主要力量，也成为燕，云地带用以抵御契丹等游牧民族部落南下的主要力量。

    那么，后唐庄宗李存勖是否也有专门以契丹人组建的军队呢

    除前述王重裔曾经“事庄宗为厅直，管契丹直”。

    包括后唐明宗李嗣源在位时，也仍然有“契丹直”的存在，不过此时的“契丹直”已经更大程度地转化为一种专门针对契丹政权设立的政治机构。

    据史书记载，天成三年闰八月戊申，“赵德钧献俘于阙下，其蕃将惕隐等五十人留于亲卫，余契丹六百人皆斩之”

    像是唐书明宗纪五中的的’’亲卫’’即指“契丹直”，天成三年即辽朝天显三年。

    此次俘虏的六七百名契丹人，是辽太宗派来救援定州王都的两员大将秃馁和涅里衮分别率领的军兵。

    此事，《辽史-太宗纪上》也有记载，但未言“契丹直”事。

    《新五代史》及《五代会要》等则对“契丹直”记载颇详:“明宗斩秃馁等六百余人，而赦赫邈，选其壮健者五十余人为“契丹直”。

    其年八月，幽州部送所获番将惕隐已下六百余人至京师，明宗皆赦之，选其尤壮健者，立为契丹直。

    而秃馁与惕隐涅里衮两人被俘后，秃馁被杀，赫邈则被赦免并充任后唐的亲卫军，用意在于对契丹的分化政策并已达到目的。

    即使到了之后的10世纪后期，北宋政权也延续了“契丹的存在，但人员数目很少，已是“设而不用”的招徕机构，起着招慰或分化契丹政权的作用。

    但是，唐朝末年，刘仁恭，刘守光父子统治幽州时建立的“银胡禄”组织，可能就是后来幽州藩镇拥有的“契丹银鞍直”或“银鞍契丹直”的前身。

    因为，后唐时期幽州藩镇拥有一支数目较大的“银鞍契丹直”，并在辅助和维护后唐政权的过程中发挥重大作用。

    但其军队结构如何，创始人是谁等，都已无法得其详，仅知赵德均在担任幽州节度使时，曾拥有这样一支数目庞大的军事武装力量，并在清泰三年九月契丹主耶律德光迫降赵德钧于镇州团柏谷时被全部诛另基本终结了“银鞍契丹直”的历史活动。

    如史称时契丹主问德钧日:“汝在幽州日，所置银鞍契丹直，何在”

    德钧指示之，契丹尽杀于潞之西郊，遂锁德钧父子入蕃。

    可见辽太宗耶律德光对于幽州“银鞍契丹直”具有多么深刻的历史仇恨。

    它是中原政权的爪牙，也是后唐政权与契丹军队激烈交战时的“奇兵”与“利器”。

    据史书记载:赵德钧统率的“银鞍契丹直”总数3000人，这支队伍为赵德钧父子统治幽州以及树立他们在后唐政权中的地位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幽州军镇所拥有的“银鞍契丹直”队伍，作为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主要以居住在幽州地区的契丹人构成。

    但是，它毕竟还没能囊括居住在幽州境内的契丹人口的全部。

    因为，这些“拥有银质马鞍的契丹人”，充其量不过是在幽州居住的契丹人中挑选的勇士，而多数的契丹人口仍然依照自己的生活方式居住在幽州境内，并随着耶律德光在对中原政权取得的全面胜利中，又重新回到部落社会的怀抱，并对历史发展继续做出新的贡献。

    ……

    ……

    ……

    ……




第三百零一章 深受影响
    当然，这里需要插一句，前面说到了辽朝的一些政治文化习俗，其中提到了它们的科举考试，这其实很有意思的，可以给大家简单科普一下，因为它们的科举考试其实跟我们是有一些不同的。

    首先，大家都知道了，在古时候，我们是儒家文化为尊嘛，向外输出的也是儒家文化和思想。

    自然，辽朝也不例外，很是受了这方面的影响。

    而随着儒家思想的地位在辽朝不断提高和辽朝科举制度的不断完善，儒家文化在辽朝统治域内得到了广泛传播，影响日益扩大，诵经习儒已经逐渐成为那时辽朝社会生活中的时尚。

    的确，儒学的发达，学校的设立，科举的实施，不仅提高了北方游牧社会的文化素质，更是促进了北方游牧社会的进步，而且随着儒家文化影响到北方游牧社会的诸层面，北方游牧社会与中原汉族社会之间的文化差距逐渐缩小，为民族的大融合铺平了道路。

    显然，在这一过程中，辽朝科举制度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要知道辽朝是以武立国，在建国之初，兵势方张，庶事草创，“礼之用未遑”，尚未触及科举制度。

    至太宗会同元年取得燕云十六州之后，辽朝为了稳定统治，适应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始在南京地区署置科举制度，以收汉族、渤海族士人，充实辽朝官僚机构。

    此后，经世宗、穆宗的政治变乱，导致科举之事设废无常，随宜性较强，直至景宗保宁八年“诏南京复礼部贡院”，辽朝科举制度才逐步稳定下来。

    圣宗统和六年“诏开贡举”后，辽朝科举制度由带有随宜设置的倾向走向真正意义上的制度化，由此科举制度不断走向完善和更加成熟，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的地位也愈加凸显。

    也就是说，辽代科举是至圣宗耶律降绪统和六年，方行贡举。

    其规制“颇用唐进士法取人”，意思就是，辽代的科举制度是大致仿照了唐代的科举制度的。

    最初每冬只放进士一二人，开泰元年后逐渐增加取士人数，每科录取5070人左右，并规定契丹人不准应试。

    取士人数最多时，达一百三十余人。

    进士分甲、乙两科，最初只设乡贡、礼部试二级。

    到了重熙五年十月，巡兴宗耶律宗真在丞相张俭的建议下，以日射三十六熊赋、幸燕诗为题，试进士于廷，廷试亦成为辽之科举制度。

    举资料记载，辽代约开贡举56次，所取状元可考者53人。

    56次贡举，对于一个先后存在209年的少数民族掌权的朝代而言可谓不少。

    但是需要说明，在那时进士出身，真正任命为官者，却少得可怜，可见辽统治者对科举的真正含义还缺乏科学的研究，又因辽之契丹文难考，保留的辽代科举资料又甚贫乏，作者菌也只查到这么多，也就只能粗略的给大家说一下，至于具体如何的话，还是期待有更多的发现吧。

    与此同时还有金代，毕竟宋辽金三个国家嘛，同一时期，算是相辅相成了，提到大哥自然少不了二哥，也的确，金代的科举制度是在总结了辽代的科举制度的经验教训后建立的。

    “辽起唐季，颇用唐进士法取人，然仕于其国者，考其致身之所自，进士才十之二三耳”。

    就是说，辽代虽然沿用唐朝科举制度而行科举，但进士出身被任命为官的，也只不过十分之二三，科举只不过是个摆设。

    “金承辽后，凡事欲轶辽世，故进士科目兼采唐宋之法而增损之，其及第出身，视前代特重，而法亦密焉”。

    就是说金代科举虽采唐宋之制但能扬长避短，对进士出身者能予器重，而法亦非常严密。

    金在开国之初，考试分词赋进士、经义进士两类。

    词赋进士考试、诗、策论各一道经义进士考经义、策论各一道。

    录取名额不定，考试亦不定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