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宋

    秦统一后，分天下为三十六郡。

    古贵州设为黔中郡。以掌兵权的“尉”为一郡的最高长官，设郡临耒“察事”，皆有县令。

    黔中郡各县受制于握有重兵的最高长官。

    这是“流官”管理，为戎守和开发南夷，曾多次遣发中原人士和成年女子前去婚配，日久他们都融进当地少数民族群体中。

    汉王朝建立到汉武帝的70年间是修养生息换耒国力富强时期，南夷各地均处于自葆状态。

    汉武帝时期，北方匈奴威胁排除，为结束南越的割据，实现统一，开发和管理南夷提到议事日程，制定了“和平内属”“以其故俗治”政策，即不强迫当地少数民族改变世代相袭的语言文化、生活习惯、意识信仰，不按内地制度强行改变世社会形态，土流并治。

    《史记-西南夷传》、《华阳国志-南中志》提到的吴霸、陈立、万年、周钦、谢暹等，便是汉中央委任的“流官”，而对于夜郎各部的“君长”“邑君”等大、小首领，汉中央仍加以承认，任随他们按原有习惯掌握本部事务，保持他们独立经济和社会地位。

    而不服“流官”管理，或者少数首领以武力破坏统一，制造骚乱，则用重兵镇压或者诛杀其君长、首领。

    如治南夷时用兵镇压了夜郎中一些顽固势力，诛且兰国君，陈立太守诛夜郎国君王兴。

    不料，兴妻父翁指与兴子邪务除余兵，迫胁旁二十二邑反。

    由于叛乱规模较大，陈立奏请招募当地少数民族人民与都尉万年等分头攻击叛乱者，“蛮夷共斩翁指，持首出降”。

    夜郎王国此后不复见于记载，其政权在此时绝灭。

    夜郎王国的灭亡导致了夜联盟因失去中心而瓦解，此后原联盟成员多散而不聚。

    陈立太守诛杀夜郎王兴及斩翁指的消息传开，鉤町王禹，漏臣候愈震恐，“入栗千斛，牛羊劳吏士”，他们怕恐不安地表示继续臣服于汉王朝。

    鉤町王国未能取代夜郎王国而成为新联盟盟主。

    但它国的势力向牂柯、益州、郁林三郡交接地带扩展，成为“三边蛮夷”的核心。

    新莽时期王莽改变汉制，施行错误民族政策，王莽令五威将军王奇等12人，带着符命，印绶给“四夷”更名，“皆受新室印绶，因收故汉印绶”。

    “五威将帅出，改鉤町为候”引起当时鉤町王邯怨恨，王莽乃命牂柯大尹周钦诈杀邯。

    邯弟承为兄报仇又攻杀周钦，王莽令所有州郡出兵攻击鉤町未能奏效。

    在王莽歧视和掠夺少数民族政策施行下，三边蛮夷愁怨尽反，复杀益州大尹程隆。

    王莽遣宁始将军廉丹与庸部牧史熊发天水，陇西骑士及广汉、巴、蜀、犍为诸郡吏民兵者10万人，20万人运送辎重，前去征讨，后更换廉丹，遗派复位大司马郭兴，庸部牧李晔、周师和仲曹助部兴出击鉤町。

    这样，在整个新莽时期的十几年中，鉤町及其影响下的“三边蛮夷”一直被大规模征讨，但他们没被镇压下去。

    总之，两汉期间采取“和平内附”按“故俗”治理政策，在南夷各少数民族群体的配合下，基本上做到夷、汉相安，同时还推行了“募豪民田南夷”移民屯田政策，配合郡县设置及军队驻防，使这里的局势长期保持稳定状态。

    到了三国时，刘备在在成都建立了蜀汉政权。

    包托四川大渡河以南、云南、贵州大部份及广西北部沿边地区，古为“夷越之地”的南中，成为蜀国的后方。

    南中的稳定对蜀国是命运攸关的。

    蜀国采取了“西和诸戎，南扶夷越”的处理各民族关系的方针，采取了政治招徕政策，派“流官”李恢任降都督，坐镇平夷管理南中。

    然而不能奏效，南中大姓，夷师乘蜀国与孙吴搞衡，无暇顾及南中之机，据地称雄，纷纷起兵反蜀。

    诸葛亮在刘备死后，作了南征准备，出征南征胜利后，对南中郡县设置增多，派出“流官”增强，加强了统治与开发，各少数民族群体“渐去山林，徒居平地，建城邑，务农桑”进一步发展定居农业。

    魏晋南北朝，中原丧乱，南北长期分裂，政权更迭不休，中原王朝无力顾及古贵州。

    西晋“永嘉之变”少数民族纷纷起义，据地称雄，盘距在贵州的南中大姓“龙、傅、尹、董、谢”等，加剧割据地盘，无力开发经济，时间长达250多年。

    隋朝流官权势不大，主要由土著首领治理。

    唐王朝沿袭秦汉旧制，实行内附性质的羁縻政策，即愿意归附的土蓍首领，赐以疆土，封予官职，充许世袭，“以夷治夷”地区社会相对稳定。

    土官入京朝贡，带去了大型民族歌舞入京表演并取得轰动效应。寺官不定期入京朝贡，往往赏以将军、大将军、王等官衔爵。

    通过朝贡，既密切了贵州少数民族群体与中央王朝的政治统属关系，又促进了贵州民族文化与京都文化的交流。

    但逢唐与南诏的战争不断，贵州处于中间地带，不可能进行开发。

    宋承唐制，凡少数民族首领献地归附，即以其地置州县长官司，“皆以番夷酋长之长”的土官治理。

    宋太祖下诏说:“惟尔贵州，远在耍荒”。

    从此才出现贵州之名。宋太祖这道诏书便是安排贵州少数民族首领的。

    并且封他为官，让他服从中央王朝管辖。

    到了元代设“站赤”与全国各地沟通，但将贵州地域纳入四川、云南、湖广三行省。

    中央王朝在这里推行土司制度，实行“汉夷兼治”之策。

    参用少量流官，土职“以番夷酋长为之者实多”，大小土司百多林立。

    至明代，土司制度发展到鼎盛。

    对土司领地采取“土流兼治，军政分管”的方针，设卫囤兵对土司进行交错控制，逐渐强化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

    但三省都把这里当作边地任由大小百余土司以领主制世袭统治。

    从战国、秦汉到元末，长达170年，贵州就有上千年处于中央王朝开发圈之处，长期处于主流社会之外，分合无定。

    在古代的交通条件下，是很难与发达地区及政治文化中心密切联系，加上自然条件处于劣势，八山一水，又有落后的社会结构及生产关系，社会和经济发展长期滞后，发展缓慢，相对封闭保守。

    明王朝建立，朱元璋认识到:“那个三不管地带，恰恰是头等经营大西南军事战略要地。”

    稳定西南，才能巩固全国统一大局。

    他的著名军师刘基认为:“江南千条水，云贵万重山，五百年后看，云贵赛江南”。

    为明代千秋基业着想，他们施行了“改土归流”的民族政策，132年初，征南胜局在握，朱元璋下旨:成立贵州都指挥司，分兵沿干线建立卫和所。

    都使司相当省军区，我们贵州，迈出了建省第一部。他

    派他内弟马烨驻镇今天贵阳为首任都使司，代以流官统治寻借口，与水西土司首领著香过招，但奢香为民族利益忍辱负重，千里迢迢，赴南京告御状。

    在土官与流官矛盾无法调和的情况，朱元璋作了智者选择:“奢香归附，胜过十万雄兵”处斩了马烨，流官的人头成了贵州初开省级建制的祭品。

    但明王朝改土归流政策必定还要施行。

    1413年3月3日永乐皇帝诏诰天下:“今设贵州布政使，列为第13个省。”

    贵州以一省的名分列入中央王朝视野。

    永乐帝以流官组建了布政司——省政府，同时派出五万虎狼之师严阵以待，借思州、思南两个宣慰使的之争，采取斩首行动，两个宣慰使被斩首，两个宣慰使被斩首，两个宣慰使被废除，地盘设八个府，府机关全由流官组成。

    土官掌权被废除，由流官当政。这

    是改土归流的突破，也是开端，在此基础上，建贵州布政司——省机关，按朝制设左、右布政使全由流官组成。

    次年，司法监察机构按察使司配置完毕，省一级建制基本完备。

    1600年明末平播之役是继永十一年平定两思土司之争建立贵州布政司之后，明代调动八省24万兵力分八路围剿播州土司杨应龙而进行重大的改土归流事件。

    是官、土两方矛盾已达白炽化程度，非大战不足以平息的唯一选择，是流官制与土司制的大决战。

    决战的结果显而易见，这是一场非均衡的战争。

    在当时历史背景下，明王朝是正统，战争的政治目的是维护国家的统一，反对割据和分裂，以利于人民安居乐业，顺应民心，政治上处于绝于优势。

    杨应龙举旗反叛，破坏社会稳定，造成国家动乱，人心背向，政治上处于绝对劣势。

    平播之役的胜利，为改土归流的政治变革扫清障碍。

    仅仅两年，贵州全面进行了“改土归流”政治变革。

    清代改土归流，重点是治理“苗疆”，将过去尚未设流官的少数民族地区纳入统一行政建制。

    结合“改土归流”将原属四川的遵义府和乌撒府划归贵州，从此确定了现今贵州的境域。

    “改土归流”打破了一个个土司割据的壁垒，建立起如同内地一样的府州县，将长期盛行的封建领土制推毁，把土地和人民纳入国家“户籍”使众多的少数民族群体融入社会主流圈内，从而使贵州社会经济向内地靠拢，加快了社会和经济的发展。

    “改土归流”顺应历史潮流，具有社会进步意义，是一场极其重要的历史变革，但姗姗来迟，它革除了人身依附关系，解放了生产力，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它的土地受人民承种，极大地促进农业和其他相关经济的发展，它使文化教育进入一个新发展时期，出现了“三千举人，七百进士”盛况，清代还出现了“三状元一探花”打破了二千多年来贵州无状元的零纪录，对社会的发展带来积极结果，“改土归流”是贵州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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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百二十五章 分析
    所以咋们可以在这总结一下，其实所谓的改土归流，就是地方权利结构的演变，因为前文已经说了，土司制度是古代封建社会治理地方的重要手段。

    抛却之前不说，它算是从元代以来古代封建社会的中央王朝在南方少数民族地区推行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其兴废过程反映出少数民族社会的深刻变迁。

    不过在古时候一直没什么人具体去探究过这个问题，而具有近代学术意义的关于土司制度的研究始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其背景是民族学在中国逐步兴起以及对开发边疆、改进边政等问题的关注。

    而且当时学者们的兴趣主要集中土司政策沿革与现存土司地区的实地调查两个方面。

    到1949年以后，学界对改土归流后地方社会变迁有了较多的研究，这些研究大致从社会形态更替封建地主制代替农奴制或奴隶制、社会经济发展、文化进步等宏观的角度展开，并且大都或预设了生产方式演变的理论前提，或着重于描述先进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先进文化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推广，或流于泛泛而谈，或纠缠于社会进步与退步的价值评判。

    对改流前后少数民族社会的实态特别是权力关系的变化缺乏深入细致的实证性研究，使我们难以真正理解改土归流所带来的深刻影响。

    不过，当研究者试图去把握少数民族社会的变化时，也面临着许多困难，特别是我们所看到的有关南方少数民族的史料大都是汉人官员、文人们所留下的，在缺乏深入调查以及存在着文化偏见、猎奇心理的情况下，官员、文人们大都只言片语、浮光掠影、半事实半想象地记载他们眼中的“异类”。

    幸运的是，有许多学者所研究的黔西北贵州西北部彝族拥有自己的文字、文献以及一套具有深远历史根源的政治权力架构，结合彝、汉文献、田野调查以及已有的研究成果，或许可以构建一幅改土归流前后地方社会变迁的历史图景。

    但有必要指出的是，除金石材料外，彝文献一般未标明作者及著作时间，只能大致知道它们基本上是明清时期的作品。

    此外，彝文献大都用五言的形式写成，许多叙述极为简略和隐晦，跳跃性较大，有的还杂糅着神话与传说。

    这些给研究者带来了相当的困难，因此，只有充分掌握大量的彝、汉文材料，谙熟当地彝族的传统礼俗的情况下，才能真正理解彝文献的含义。

    作者菌在这写这么多的目的，也是想跟大家科普一下这方面的相关知识，探究一下这些地方政权自己的政权形态，然后考察其在中央王朝开拓西南地区的过程中所发生的变化，及其最终崩溃但依然在新的政治、文化环境中发生作用的复杂历史过程。

    相信探讨中央王朝的典章制度在一个具有自己的文字、礼仪以及政治法律传统的非汉族社会中推行与表达的历史，有助于推进我们对传统中国大一统结构特质理解与认识。

    比如讲过的关于改土归流前黔西北地方社会的权力结构。

    当然，这里所指的黔西北界邻川、滇两省，大致相当于清代贵州大定府所管辖的范围，包括今贵州省毕节地区的全部以及六盘水市的一部分。

    据明清时期的彝、汉文献及当地的口碑资料，早在三国时期，一位叫妥阿哲汉文献称“济火”的彝族首领就因帮诸葛亮征讨南中有功而被封为罗甸国王，统治包括今毕节、大方、黔西、织金、纳雍、金沙等县的大片土地，是为慕俄勾君长国。

    至迟在元代，慕俄勾的势力已跨过了乌江上游的鸭池河，向东一直延伸到今贵阳一带，但统治中心在鸭池河之西，因此慕俄勾亦被称为水西，明代依前朝旧例，赐封水西统治者为贵州宣慰司宣慰使。

    明制，宣慰使从三品，为品级最高的土司，朱元璋还诏“贵州宣慰使霭翠位居各宣慰之上”，由此足见水西土司的重要地位。

    自霭翠以后，水西君长开始采用汉姓安，实行彝、汉双姓名制，所以又称水西安氏。

    除慕俄勾外，黔西北地区尚有另一位彝族首领俄索折怒于元代以前在黔西北建立的乌撒君长国，统治区域大致包括今威宁、赫章二县。

    明代乌撒君长被赐封为乌撒土知府，并象水西君长一样采用汉姓安。

    以明清史料及口碑断言三国时期彝族已在黔西北建立起类似国家的组织或许过于草率，一些学者声称彝文是中国最早的文字，理据同样欠充分，但至迟在宋代，黔西北一带彝族的已开始使用彝文字，而各种制度亦粗具规模，宋人范成大称南方曰蛮。

    今郡县之外，羁縻州洞，虽故蛮地，犹近省，民供税役，故不以蛮命之，过羁縻，则谓之化外真蛮也。区落连亘，接于西戎，种类殊诡，不可胜记，今志其近桂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