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宋

    他们左右国政，掌握实际的军政权力，往往借口一些小矛盾就能将国君外逐，在他们内部，又彼此各把持着一部分权力，相互倾轧和兼并，如晋国“知伯与赵、韩、魏尽分其范，中行故地”，齐国陈、鲍伐栾、高氏，而将栾、高之室中分等等。

    在兼并过程中自然会出现不同的兴衰浮沉。

    一些卿大夫逐渐强大，演成割据之局，如赵、魏、韩三家分晋;另一些卿大夫则衰败没落了，如“栾、郤、胥、原、狐、续、庆、伯，降在皂隶”。

    强大的卿大夫制约着君权，春秋300年间，就有36位君主被卿大夫所杀，所以，这时的君主“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就能安于其位。

    然而，君主专权是发展趋势，这种政出多门、非常不稳定的政治格局终究只能是一时的现象，因为它只能不断地制造政变和混乱。

    以官僚制度代替世卿制度，遂成为不可抗拒的潮流。

    官僚制度的出现使君主的地位得到提高，权力扩大，形成“君设其本，臣操其末;君治其要，臣行其详;君操其柄，臣常其事”的集中权力于上、在君主制约下分权于臣下的局面，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君主主义理论。

    还有就是“君临之术”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众所周知，在春秋战国时期，列国纷争，社会局势动乱，人们都希望能有一个统一的安定局面。

    这在当时社会发展的条件下，只能寄希望于“圣人”的出现，因为“天覆万物，制寒暑，行日月，次星辰，天之常也;治之以理，终而复始，主牧万民，治天下，莅百官，主之常也”。

    这个所谓圣人就是能牢固掌握统治权的君主。

    而当时列国各有君主，众多君主并存是不能出现安定局面的。

    于是，慎到提出“多贤不可以多君，无贤不可以无君”的理论;接着管仲也提出“使天下两天子，天下不可理也”的理论，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号，帮助齐桓公争得霸主的地位。

    孔子提出“正名”，希望能按周礼恢复上下有序、贵贱有等的状态，希望礼乐征伐能自天子出。

    老子提出“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的“四大”并列理论，以尊崇唯一的君主。

    墨子提出“选择天下贤良圣知辩慧之人，立以为天子，使从事乎一同天下之义”。

    孟子也认为“天无二日，民无二主”，荀况认为“君者，国之隆也”，“隆一而治，二而乱。自古及今，未有二隆争重而长久者”。

    吕氏春秋执一则云“王者执一，而为万物正”，“一则治，两则乱”。

    几乎所有的先秦诸子理论都认为应该有独一无二的君主来统一天下，都从不同的角度呼唤集中使用权力，都要求“定于一”。

    这是先秦诸子对于春秋战国时期历史发展进程的总结。

    他们着眼的角度和论述的根据虽然各有不同，但其结论则高度的一致，即认为必须以统一代替混乱，以集权代替群雄并立，舍此难以谋求安定和繁荣。

    先秦诸家的理论观点为秦的集权统一扫平了思想认识上的障碍。

    在大体上解决了是否应该集权统一之后，如何发挥君主的作用，也就是以权势法术为中心内容的“君临之术”，便成为理论家的议论重点。




第三百三十九章 公卿士大夫
    由此，在大体上解决了是否应该集权统一之后，如何发挥君主的作用，也就是以权势法术为中心内容的“君临之术”，便成为理论家的议论重点。

    例如“权者，君之所独制也”。“权出一者强，权出二者弱”。

    这是从理论上申明，最高的统治权力必须由君主所独占和完全控制运用，但凡有一分可能，绝不容许被分割。

    只有权柄在握，才能实现其统治，所以“善为国者，内固其威，外重其仅”。

    “势者，王之神”。这里所说的势，是指决定君主能否充分支配权力的主客观条件。

    权和势是不可分的，所以被视为相同于灵魂的“神”。

    “权势者，人主所独守也”。因为“有材而无势，虽贤不能制不肖”。

    可见，君主的地位必须与一定的权势相结合，才能名符其实地履行统治。

    “法者，偏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

    这说明，法是公布于全国的普遍准则，它确定了人际社会关系，规范了人们的言论行为，同时也使统治者的意志神圣化和绝对化。

    所以“道之于法也者，国家之本作也”，是阶级统治的基本内容。

    “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

    术与法的区别在于，术不是明文规定公布于众的，术是可因人因事因时而变的，是为解决某些具体矛盾而采用的策略手段。

    当术与法和抵触时，君主们便往往舍法而用术，有时，术也可能与君主公开倡导的道德准则相抵触，这时君主们也往往摒法而用术。

    因此之故，术往往被视为与一些诡狡手段有关，但作为许多君主擅长操纵的统治之术，又被视为是治国用人必不可少的法宝。

    所谓“术则亲爱近习莫之得闻也”，这种隐秘幽深而又变化莫测的权木，在先秦诸子的著作中多有论述。

    术与权、势、法相结合。

    构成各种权术、势术、法术、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过程中都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它涉及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

    “明王了所操者六生之、杀之、富之、贫之、贵之、贱之，此六柄者主所操也。”

    “主之所处者四一曰文、二曰武、三曰威、四曰德，此四位者主所处也”。

    除“六柄四位”以外，还有“主之所用也七术，所察也六微”。

    而七术即众端参观，必罚明威，信赏尽能，一听责下，疑诏诡使，挟知而问，倒言反事。

    六微即权借在下，利异外借，托于似类，利害有反，参疑内争，敌国废置。此外还有“兼人之术”、“进良之术”、“择将之术”、“天下之行术”等等，所有这些“术”，大都体现在“刑”和“法”两手的交替运用当中。

    “杀戮谓之刑，庆赏谓之德”，君主“所导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

    “君执柄以处势，故令行禁止，柄者，杀生之制也，势者，胜众之资也”。

    “君临之术”的整体构思为以后高度君主集权奠定了思想基础。

    2000多年来，高度中央集权的，以君主、人治为主轴的政治体制，大体上就是以上述六柄、四位、七术、两手等作为驾驭国家机器、驱役全国臣民的依据和手段的，只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有不同的侧重点和手法变换而已。

    此外还有君主继承制度的发展。

    需要说明，在西周的时候，就已经确立了“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的王位继承制度，但在各诸侯国还不可能很快推广和划一。

    春秋初期还存在着“大子死，有母弟则立之，无则立长，年钧择贤，义钧则卜，古之道也”的做法，嫡庶制度还不严格。

    例如，在楚国，依然实行少子继承制;秦国、吴国还沿用着兄终弟及制。

    到了春秋中期，嫡长继承制才被各国普遍接受。

    各国虽然基本上采用了嫡长继承制，但初期还不是很巩固的。

    当时，列国纷争激烈，国与国间存在着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继承制度亦往往受到政治形势和国与国之间利害冲突的影响。

    各国之间经常以婚姻的形式缔结盟好，因此，立某国嫁来的女子所生之子为太子，往往成为争取该国支持和援助的政治手段。

    如齐桓公多子，“宋华生公子雍，桓公与管仲属孝公公子雍于宋襄公，以为太子”，这正是因为宋国在此时国势渐强，大有与齐国争霸的势头。

    又如，楚平王废太子建，立秦女所生子珍为太子，也是因为秦国此时已经发展起来，大有进入中原争霸之势。

    “太子无外援将不立”。有母家势力作为后盾，太子可以投奔母家所在之国以避国内争位之乱或敌国入侵之危;也可以借母家的势力争回继承地位，收复国土。

    “国有外援不可赎也，王有嫡嗣不可乱也”，这已成为当时的一种观念。

    围绕着君主继承权，当时各国的君主、太子、诸子、后妃、外戚、权臣、宦官等人物进行过各种谋议，权衡利害，策划过各种权术和阴谋，制造过各种形式的宫廷兵变和政变，篡位弑君，“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

    这也正说明，继承问题的关系是何等重大，在当时的政治生活中占有何等重要的地位。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从长远来说，嫡长继承制作为一种比较固定的有一定继位条件和顺序的制度，对于稳定最高统治层的内部关系是有利的。

    但是另一方面，这一套制度，又难以避免当时国与国间、国内各派政治力量和王室内部权力角逐的冲击。

    由此注定了这一重要制度从建立到确立，必然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迭经反复的艰难过程。

    还有就是后宫和宦官制度。

    也正是由于长嫡长继承制的建立，促使后宫的嫡庶妃嫔制度也日趋严格。

    像是春秋时期，列国国君虽不能如天子之制而设立后妃，但像齐襄公那样“唯女是崇，九妃六嫔，陈妾数百”的国君也比比皆是。

    到了春秋后期，各国国君相继称王，均按王的规制设立后宫，后和妃嫔的差别明显起来，嫡庶关系完全确立。

    后宫制度作为君主的附属制度，对当时的政治产生了较为深刻的影响，有时竟造成祸患，形成政治动乱。

    例如，在春秋初期，郑庄公的母亲武姜与小儿子叔段里应外合，想让叔段取庄公之位以代之，事情不果，叔段逃亡，武姜被囚;后庄公掘地见母，产生了有名的“黄泉见母”的典故。

    自此以后，其他各国也或多或少地发生过与后宫有关的动乱，较著名的有齐桓公宠幸卫共姬引起的内乱，晋献公宠幸骊姬而引起的内乱，宋襄夫人易主引起的内乱，秦昭宣王后专政擅权引起的内乱。

    这些后妃与外家诸侯、权臣、宦官相勾结，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政治势力。

    这在当时引起了一些国君和大臣们的警觉。

    例如，范睢曾以“闻秦之有太后、穰侯、泾阳、华阳，不闻其有王”的警语劝说秦王收回应有的权力。

    宦官是设在宫苑之内的，为王、侯及后妃、夫人们生活服务的官员的总称，由阉割的男人、未成年的贵族子弟及家内奴隶充当，分别称为宫正、宫伯、内宰、阍人、寺人、内小臣、内竖、阉官等，这在西周时就已经形成一定的制度。

    随着制度的不断完善，宦官作为君主的亲近之人，逐渐参与朝廷的政务，像是诗小雅巷伯就反映了西周末年宦官的一些情况。

    的确，在春秋战国时期，宦官利用接近列国国君、诸卿、后妃、夫人的特殊身份，奔走趋使于诸侯王、重臣、后妃、夫人之间，或侍枕席，或阿媚取宠，或参与政事，假借君主的名义，外结权臣，内结后妃，弄权作恶，甚至废立君主，诛杀太子，屠戮大臣，在诸侯国中造成很大的祸害。

    其中较为有名的事例如齐桓公晚年，有个雍巫，又名易牙，善于烹调，得寺人貂引见给桓公做菜，易牙将自己的儿子烹煮给桓公吃，因此得宠，寺人貂即竖刁，以厚献和自宫得以接近桓公得宠。

    这两个人在齐桓公六位妃嫔中，选定长卫姬，撺掇桓公立卫姬之子无诡一为亏为太子，桓公病，这二人和卫姬相与作乱，塞宫门，筑高墙，断交通，假桓公旨意，发号施令，杀戮群臣，桓公饥渴而死，却无人理睬。

    此后，桓公另外五个妃嫔之子，又“各树党争立”，齐国从此衰弱。

    再如，晋献公时，骊姬乱政，“尽杀群公子”，宦官奉命率兵追杀重耳即晋文公，“重耳逾垣，宦者逐斩其衣祛”，更有甚者，秦庄襄王妃专擅后宫。

    不止，与相国吕不韦通奸，吕不韦又以嫪毒“诈腐”，“拔其须眉为宦者，遂以侍太后”，后被封为长信侯，参与国事，使“事无小大皆决于毒”，后嫪毒“矫王御玺及太后玺以发县卒及卫卒、官骑、戎翟君舍人”，密策政变，被秦王政发觉，发兵反击，双方大战于咸阳，才将此动乱平息。

    这是先秦宦官势力发展的顶峰，说明宦官在当时已经成为依附于君主但又力图左右局势的特殊势力。

    包括列国行政体制的变化。

    春秋战国时期，列国为适应对外战争和稳定国内局势的需要，先后在不同程度上对本国现行的行政体制进行了调整和变革。

    由于列国国情不同，调整和变革的深度、广度以及时间的早晚也不一样，但总的发展趋势是相同的，都是向官僚行政体制发展。

    像是以宗法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世卿制的逐步瓦解。

    因为春秋时期，王室、诸侯、卿、大夫之间的激烈斗争，使君臣之间以宗法关系构成的约束关系发生动摇。

    诸如“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君之所审者三，一曰德不当其位，二曰功不当其禄，三曰能不当其官，此三本者，治乱之原也”等等新的君道和君臣关系的理论观点逐步出现，并受到重视。

    这些观点认为，为君主的不但要凭血统，也应具有一定的治国用人才能;为辅佐大臣的世卿，也应受到德、功、能等的检验。

    在这新旧交替之时，公室、卿大夫、士相继主持政务，则充分说明以宗法血缘为基础的世卿制必然趋向瓦解。

    西周的宗法制是以天子为天下大宗，所以称为“宗周”，王位由嫡长子世袭，王的众子则封为诸侯，为王国的小宗。

    诸侯在其国为大宗，世子世袭，诸侯的众子则封为卿大夫，为侯国的小宗。

    卿大夫在自己的封邑为大宗，嫡长子世袭，卿大夫的众子则被封为士，为卿大夫的小宗。

    异姓诸侯也同样实行此制。与王侯同姓的为公族，异姓的为卿族;他们世代相传为大宗，又称为“世族”。

    这些世族凭借其优越的地位，在王侯国内世代为官，即所谓的“世卿”制度。

    王室衰微，诸侯兴起，与此同时，诸侯国的卿大夫势力也相对膨胀，他们在列国君主身边赞襄政务，在战争中借功邀赏，土地和实力不断扩大，往往取得决策者的地位，置君主于不顾，甚至驱君、杀君，废立君主。

    据左传载，成公十八年，晋国栾书、中行偃弑晋厉公;襄公二十五年，卫国孙林父、宁殖逐卫献公;襄公二十五年，齐国崔杼弑齐庄公;昭公二十五年，鲁国季孙如意逐鲁昭公;哀公十四年，陈国桓弑陈简公，出现了“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