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竟然是白骨精

    也就是纯粹为了祭祀死去的商王而杀了很多人（关于这类人的性质，过去争论很多，是奴隶还是战俘等，说法不一），其中大部分还是青壮年。

    包括商王下葬时还有不少活人作为“人殉”陪葬，这些多是男女亲信。

    由此看来商代是不太注重人手与劳力的。

    而甲骨文里当然也有不少关于农耕的记载，同样也有很多田猎的记载。

    “田”字最初的意思就是打猎，后来才引申出耕种的意思。

    商人虽然已有农耕，但其发达程度恐不宜高估。

    殷墟虽也出土过几千把石镰刀，但是这些资料不足以证明农耕，只能说明为收获采集发达。

    因为镰刀无法证明种植，它实际是收获时所使用的。

    如果出土的是耒耜、锸，甚至是犁，才能证明耕种土地。

    另外，从出土动物化石以及植物孢粉分析看，当时安阳地区气温较现在高，动物植物资源丰富，有很多可食用的野生动植物。

    所以，商人农耕未必有多发达。

    周人则恰恰相反，他们是一个十分重视农耕的传统族群。

    早在西周初就出现了重视农耕的思想。

    在《尚书无逸》中就有周公劝诫成王时说“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继自今肆主，则其无淫于观、于逸、于游、于田，以万民惟正之供”。

    《国语周语上》:“宣王即位，不籍千亩。虢文公谏曰:‘不可。夫民之大事在农，上帝之粢盛于是乎出，民之蕃庶于是乎生，事之供给于是乎在，和协辑睦于是乎兴，财用蕃殖于是乎始，敦庬纯固于是乎成，是故稷为大官。’”就是较早的记载。

    此外，包括我们从墓葬中可以看出，周人很快就放弃了人殉、人牲。

    就连着名的大学者王国维都说过，“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殷周制度论》）。

    所以注意到殷周之际的巨变，是颇为有识的，当然，至于是否为中国历史上最为重要的变化，恐怕谁也无法下确凿的定论，只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当然，王国维大学者关注的主要是制度层面，可实际变革不限于此。

    虽然后来儒家强调耕织为本，其实，可需要说明，要知道儒家的老祖宗孔子原本是不重视农耕的，所以讥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论语微子》）。

    就连孔子本人也讥讽弟子樊迟“为稼圃是小人”（《论语阳货》）。

    虽然他提到治民要“富之教之”，至于如何“富”，却没有说。

    因此他对农耕的态度，不知是否与他为殷人后裔有关

    真正强调农耕的是战国的改革家们，如李悝、商鞅等人，以及农家。

    魏国李悝变法，首倡“尽地力之教”；商鞅成效最为显着，鼓励耕战。

    《商君书》、《吕氏春秋》中提倡农耕的思想很多，尤其是后书中最后四篇:《上农》、《任地》、《辩土》、《审时》，题目就极为鲜明地突出了重农。

    内容包含了农耕技术，还有为何重农的阐述。

    其中还包括影响深远的工具论与愚民论。

    《上农》中便说:“民农非徒为地利也，贵其志也。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主位尊。民农则重，重则少私义，少私义则公法立，力专一。民农则其产复，其产复则重徙，重徙则死其处而无二虑。”

    民众务农不仅尽地利，亦可改造其心性，使民众淳朴易于驱使，便于贯彻国法，利于君主统治，更使民众积累家产而不轻易迁徙。

    相反则是“民舍本而事末则好智，好智则多诈，多诈则巧法令，以是为非，以非为是”。

    《韩非子显学》亦可看到农家影响。

    国家统治毕竟不能光讲君子之道，其存在是离不开农耕持续提供物资的。

    战国时代的儒家吸收了法家、杂家与农家的重农思想，农家代表有许行，其书已亡，思想见于《孟子滕文公》，主张君臣并耕，统一物价。

    齐思和认为《神农》（《汉书艺文志》着录，班固自注说“六国时诸子疾时怠于农业，道耕农事，托之神农”，唐以前亡佚）此书提出了“重农思想”。

    《泛胜之书》引神农之教:“虽有石城汤池，带甲百万而无粟者，弗能守也。”

    此外还有《野老》一书，班固称“六国时在齐楚间（战国时期齐地、楚地人所撰写）”。

    后代极少引用，内容不详。

    孟子就已经很看重农耕了，像是《梁惠王上》中就有描述。

    汉代以后，则吸收为儒家关于经济的一个重要思想，贾谊、晁错等的相关言论很多，《盐铁论》中贤良文学的言论也有集中的表现。

    《汉书食货志》中的叙述很有意思，将重农的传统一直上溯到黄帝、尧、舜、禹和殷、周，其实大多是后人的附会与曲意解释之词。

    这也算是一种“传统的发明”吧。

    今人不应为其叙述所迷惑。

    可能看到这，大家还会有疑问，那就是户籍制度对国家“变民为农”有何影响和作用呢

    其实根据一些专家学者的探究，户籍制可以说是授田制的基础，是制造农民的根本依托。

    人和土地的关系实际是附属于人和人的关系的。

    像是日本学者西嶋定生在《中国古代帝国的形成与结构——二十等爵制研究》中说“（汉代）皇帝与人民不以土地所有为媒介，而靠直接的人与人之关系以结合起来”，战国时代亦是如此。

    当时最核心的是控制住人，因为当时人少地多，很多土地覆盖着森林，需要有人力去开垦。

    因此唯有控制住人，才有能力去开垦。

    在分封制下，国君下面有贵族、公卿、士大夫，国君基本不可能掌握公卿以下所控制人口的数量情况。

    但是，此后户籍制度的建立，极大的帮助他们改变了原有的管理方式，使国君能够控制到每家每户。

    这是国家管理人的方式的深刻变革，始于公元前375年，就连《史记秦本纪》中都记载:秦国“为户籍相伍”（献公时）。

    十多年后，孝公在位期间，商鞅变法（始于孝公三年，前359年），才能有“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措施。

    所以，户籍制度是根本，之后的历朝历代也都相当重视户籍制度。

    秦献公“为




第三十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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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各个国家在实施授田制之后，会遇到老百姓不愿意种地的情况，也会有相应的法律措施来惩罚和鼓励。

    有一些惩罚措施，比如魏国的规定——《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后所附的“魏奔命律”:

    “廿五年闰再十二月丙午朔辛亥，告将军:叚（假）门逆（旅），赘壻后父，或（率）民不作，不治室屋，寡人弗欲。且杀之，不忍其宗族昆弟。今遣从军，将军勿恤视。享（烹）牛食士，赐之参饭而勿鼠（予）殽。攻城用其不足，将军以堙豪（壕）。”（《睡虎地秦墓竹简》释文）

    大意是魏国的一批老百姓不愿种地，统治者本想杀了他们，但又不忍，就派他们去当兵。

    打仗时，吃肉的时候就不给这批人，攻城的时候就让他们冲锋在前。

    其实就是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

    此外还有一些鼓励措施，比如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厩苑律》就规定了每年四、七、十与正月四次评比耕牛。

    成绩优秀的，则赐田啬夫酒一壶、干肉十条，并免除饲养牛者一次更役，赏赐牛长资劳三十天。

    成绩低劣的，要申斥田啬夫，罚饲牛者资劳两个月。（《睡虎地秦墓竹简》）

    对于居赀赎债者，《司空律》规定，播种与治苗时节，各给二十天回家田作。（《睡虎地秦墓竹简》）

    包括《田律》有一条规定百姓居田舍时不准醘酒（《睡虎地秦墓竹简》，此条又见于新出土的《岳麓书院秦简》，见陈松长《岳麓书院所藏秦简综述》）。

    恐这怕也是为避免百姓酗酒耽误农作而做出的。

    还有湖南里耶秦简为秦始皇廿七年（前220年）二月，洞庭守礼下达的文书，其中引用的“令”云:“传送委输，必先悉行城旦舂、隶臣妾、居赀赎责（债），急事不可留，乃兴徭”。

    根据此令，文书要求由洞庭郡向内史、巴郡等地输送甲兵等物资，先征发乘城卒、隶臣妾至司寇的各种刑徒，以及隐官、践更县者，原因是“田时殹（也），不欲兴黔首”，且明示，“兴黔首可省少弗省少而多兴者，辄劾移县”，动用法律手段来遏制滥发百姓的做法。

    可能又有朋友会问，重农为什么一定要抑商农商携手并进不是更能促进国家富强吗

    其实上面引述《吕氏春秋》中的话已经点出原因。

    简单地讲，首先，在统治者看来，经商会使人多诈，不便管控。

    其次，经商获利机会多，吸引力大，会引起百姓弃农经商。

    因为经商只是物品流通，不生产东西，所以从根本上来讲，它会危及统治的延续，西汉前期就出现过这种情况。

    其三是经商使民众的流动性增大，亦不利官府进行直接控制。

    不过，统治者在一定程度上仍需要经营奢侈舶来品的大商人，历代皆然。

    汉代、六朝较高等级的墓葬里经常能看到一些洋货，如玻璃器、东罗马金币等，即便是闭关锁国的清代也有广州的十三行、皇室贵族也热衷购买、仿制和使用西洋的自鸣钟。

    抑商实际主要是针对服务于百姓的普通商人及小贩。

    可能还有人问，在战国晚期到西汉前期，“四民社会”大体是士、商、农、工，商是排在农的前面，为什么这个时期商的地位会高于农，后来又为何就变成“士农工商”了

    其实也很简单，最早由管子提出的一种分工论，当时还有定居的用意。

    四民的类别基本是相同的，但表述的顺序有不同说法。

    管子与桓公的对话中，就有两种不同的顺序:（1）士、农、工、商；（2）士、工、商、农。

    农、商先后次序不同，应与战国时期各国对农、商的轻重态度有关。

    并非所有国家都是如此。齐国滨海，重视商业，并不是很重视农业。

    《谷梁传》作者不详，很可能是鲁地人，鲁国和齐毗邻，亦受重商风气影响。

    相反，秦国就严厉打击商人。

    重农贱商的秦国统一天下，儒家接受了重农思想，这些都对四民次序有影响。

    《汉书食货志》就已将“商”排在最后。

    包括面对国家的强制举措，民众为了避免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于是逃亡、脱籍都是常见手段。

    朝廷则通过鼓励百姓自归、假田（把公田租借给流民进行生产）、募民移民、检籍（审定、核实户籍）、括户（户口清查）来应对。

    汉代到唐代中叶，这些手段都很常见。

    当时在统治中心、交通线以外存在大量的隙地（山区、丘陵与湖泽），所谓的化外之地，官府统治所不及，这就留下了很多空间、资源可供流民生存。

    另外一种手段是“二业”，也即兼职。

    东汉明帝时曾“下令禁民二业，又以郡国牛疫，通使区种增耕”，刘般上言:‘郡国以官禁二业，至有田者不得渔捕。

    今滨江湖郡率少蚕桑，民资渔采以助口实，且以冬春闲月，不妨农事。

    夫渔猎之利，为田除害，有助谷食，无关二业也。

    又郡国以牛疫、水旱，垦田多减，故诏勅区种，增进顷亩，以为民也。

    而吏举度田，欲令多前，至于不种之处，亦通为租。

    可申勅刺史、二千石，务令实核，其有增加，皆使与夺田同罪。’帝悉从之。”（《后汉书》卷三九《刘般传》）

    这段话的大意是农民在农闲期间从事渔捕，带有自给生产的性质，在当时人眼里并不属于从事末业。

    至于脱离农业而独立的渔业，则属于商品性生产。

    这也削弱了为农的束缚。

    还有少数有条件读书的人选择通经入仕。

    话说回来，好逸恶劳是人类的天性。

    农耕相当辛苦，南方种植水稻以及养蚕缫丝更甚，大家都很清楚。

    没有一定的强制力去促使民众改变其内在或者习惯的话，要想使民众不辞辛苦地务农，并不容易。

    我们过去谈生存方式、生活方式的变化，基于进化论，认为是从采集、畜牧自然过渡到农业，其实并不那么简单。

    元朝人周达观所撰的《真腊风土记》记述了当时很多华人跑到今天的柬埔寨，因为那儿生活成本低，可以靠天吃饭。

    “唐人之为水手者，利其国中不着衣裳，且米粮易求，妇女易得，屋室易办，器用易足，买卖易为，往往皆逃逸于彼，”《真腊风土记》。

    包括有学者去过柬埔寨暹粒的吴哥窟调查过，就是古代的真腊，听当地人讲，那里出产的香蕉、椰子60都是自行生长的。

    他们每年的工作就是爬到树上摘取，虽然也种植水稻，但是大部分时候靠天吃饭。

    这种情况下，要使当地人愿意在田地上日复一日地持续劳作谋生，恐不容易。

    这种观察，更让许多人感悟到环境与人们生计方式之间的关系，反思线性进化的看法。

    更能领悟中国人的勤劳，跟统治者重视农耕以及由此带来的强制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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