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行

    自世道有商以来，商者无不唯利是图利欲熏心，罔顾百姓生计，置国家于危难，一方商贾豪强更是极尽手段鱼肉百姓，无所不用其极。

    险致大王新政《农桑令》功败垂成伤及国本，晋咸一战更是因商贾囤积稻谷，致使百姓食不果腹，大军无以为继，以至我军败于晋国，割地千里。这般奇耻大辱，无一不是奸商所为，若无奸商作祟，何至于战败。”

    恭首谦措辞极具煽动性，他将三年前咸军的战败都归咎于粮草不济，而粮草不济的原因是奸商当道囤积居奇。

    当然，他这话并没错，即便四年前发生了大旱，咸国的粮库本应该是充足的，但是为了推广《农桑令》，提高老百姓种地的积极性，当时公孙岳曾提议，应该开仓济民，让流民吃饱了肚子，才能有力气种地。

    《农桑令》相较于已经实施了六百多年的《粮田令》，最大的进步在于鼓励农民开荒，并予以税赋的优惠和减免，但没有根本性的改变田地所有权属性，老百姓依然无法获得土地的终身产权和长期产权，仅仅是粮税有所减少。

    为了鼓励开荒，公孙岳一方面开仓救济流民，一方面以补助现粮的方式，激励农民前往荒芜地区开荒。这样一来，本就不算宽裕的太仓粮库，粮食大量流出。

    此后农民开荒成功，手中逐渐保有大量存粮。咸国为补太仓粮，公孙岳为合法收购老百姓自留粮，开始大量铸钱，通过高价收购的方式，将老百姓手中的粮食从新弄进国库。

    老百姓手中有了钱，不可能全存在家里，多半要去买生活用品，诸如布匹、皮革、灯油、蜡烛、针线、菜刀、肉食等等等，一切国家无法垄断的生活物资。

    钱一多，随之而来的是通货膨胀，当下生产力是有限的，局域范围之内的商品总量相对恒定，粮食和钱款的增加，并不会在短时内增加其他商品的供应。当钱大量增加，商家就得涨价。

    同时头脑活络的人发现，粮价虽然是死的，非丰年多半不能擅自收购。但如果以货易货的方式，先抬高生活物资的价格，然后就能收购更多的定价粮。

    朝廷为保证基本民生，风调雨顺情况下官价粮价价格较低，时下能够交易粮食无非四种途径。

    其一，购买每人每日限量的官价粮。

    其二，购买王公贵族士大夫出售的粮食，但价格相应的高于官价粮。

    其三，大宗购买可以通过城内榷市或者单独设立的各处榷市，购买远远高于官价的粮食。

    其四，丰年国库吃饱后，允许商人和王公贵族士大夫从农民手中以高于官价的价格收购粮食。同时允许商人出售这些粮食，而问题恰恰出在这上面。

    由于开荒导致粮食比往年有所增加，《农桑令》推行后不久，公孙岳颁布了商人收粮的政令，以充实地方和私人粮库，其中贵族阶层也参与了粮食收购。

    为应付粮食的增加和铜钱的不足，公孙岳开始铸钱，铸钱又导致物价上涨，此时正恰逢自由收粮的当口。

    脑筋活络的商人发现官方定下的收购价是死的，具有保值功能，但是生活物资价格是浮动的，为了规避货币贬值带来的风险，生活物资的价格必然上浮。

    有些商人为了囤积更多的粮食，想出了以易货交易的方式，用高价的生活物资，把老百姓手中的粮食收入自己手中，然后囤积起来。

    按说这个逻辑并没问题，适当的铸钱确实可以刺激经济增长，至少在《农桑令》推行的头两年问题不大，但到了第三年，通货膨胀的问题突然严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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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2章 新政风波（6）
    正值百里燕、高勋说话之际，一个清亮的声音突然打断恭首谦说话:

    “恭兄之言，在下实不敢苟同。”

    青年一言既出，恭首谦闻讯很是诧异，想到有人突然打断论政，他定了定神，目光循去那青年:

    “敢问阁下尊姓大名，在下所言又有何不妥之处。”

    恭首谦躬了一礼，那青年挤出人群，负手在后站在大殿之外。青年一席白色细布直裾，年十，唇无须络面如冠玉，举手投足之间英气十足。

    青年回礼躬身行了一礼，上前几步说道:

    “在下何人并不重要，只听闻恭兄谬论，实不敢苟同。常言道，无商不通财，无财不养民，敢问恭兄，《推商税》种种新政如何养民。”

    “课以商税，以商税聚人心而养民。”

    恭首谦应对自如，那青年接过话又问:

    “既如此，商税又何来。”

    “自然是奸商不义之徒。”

    此时众人附和哄笑，皆在嘲笑青年无知，就连恭首谦也挺直了腰板。想是面皮太薄，青年脸上浮出片许绯红，他定了定神接着又道:

    “那敢问恭兄，奸商不义之徒资财，又从何来。”

    “自当是倾轧百姓所得之不义之财。”恭首谦不屑道，已有不耐其烦之色:“阁下倘若再无建树，恕恭某不再奉陪。”

    “且慢。”青年忙道，接着又说:“据在下所知，所谓奸商不义之徒倾轧百姓之财，皆来自于国府所铸新钱。

    当年相国公孙岳为推新政《农桑令》，以高价低赋为饵，令流民、百姓开荒。而国府之内锱铢奇缺，为能收购百姓手中存粮，相国大人大举铸钱，以解燃眉之急。由此百姓手中铜钱陡增，却招来商贾抬价之风。

    不知恭兄以为此事该如何评断。”

    青年矛头突然指向公孙岳，现场顿时议论迭起。恭首谦应该是始料未及，也许是根本不懂经济，青年男子刨根问底矛头直指《农桑令》最大硬伤，恭首谦心中有些慌乱。他定了定神道:

    “铸钱实为增加百姓收益，无可厚非，又有何不可。”

    “恭兄此言差矣。”青年话音一扬，脸上顿显几分锐气:“与其说百姓手中锱铢陡增，不如说是国府大举铸钱，库中新钱如盈。天下财货自有定额，货若远少于钱，钱焉能值价。

    国府将新钱用于购粮，百姓手中新钱自然增多，商贾若是原价收货，市面上的新钱必然越来越多。当新钱大行其道，充斥世间，如此钱多货少，若是原价不变，岂非令商贾亏本，涨价便是必然之举。

    如今将农桑不兴，又推新政，对商贾课以重税，如此与杀鸡取卵有何异同。”

    青年措辞犀利颇有道理，众人一时间也是议论纷纷。

    在场众人多半是不懂经济，懂经济的也是一知半解。青年所言要害也正是通货膨胀的精髓，当货物的总量短期内处于相对恒定的产出状态，大规模铸钱的结果，只能是府库充斥新钱，新钱参与流通后的结果只能是价格被迫上涨。

    钱本身是不能带来任何的劳动出产，也变不出物资，钱的作用仅仅是提供一个衡量尺度，当这个衡量的尺度被人为的扩大，尺度的衡量标准自然要水涨船高。

    青年一语戳破《农桑令》的谎言，更多人依然云里雾里不明其理。

    恭首谦的脸上起伏不定，隐有惊色浮面，顿了许久才道:

    “阁下所言不过片面之词，不足为道。《农桑令》乃利国利民之举，开荒拓土粮食物产增多。如君所言，铸钱之事势在必行，并无不妥之处。百姓手中有了余钱、余粮，奸商不义之徒，心起贪欲之念，哄抬价格囤积居奇牟取暴利，乃有目共睹。难道阁下认为不铸钱，奸商不义之徒便不会哄抬价格”

    “你！”青年哑口无言，咬着嘴唇一脸羞臊。

    恭首谦所言并非没有道理，老百姓手中的余量多了，但钱币流通太少，也不是好事，所以钱还是得铸。即便不铸钱，没人能够保证奸商不会趁机哄抬价格。

    但在百里燕看来，货币增发的多少，已经不是时下认知范畴，和知识储量所能理解的宏观概念。

    既没有合理的统计数据，也没有经济理论基础，纵然青年所言确有其事，在缺乏理经济论体系的时下，最后只能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没有人能够拿出一个合理而具体的货币发行依据。

    青年语塞之际，席间有人立身而起，百里燕愣是一惊。此人不是别人，正是一旁的高勋:

    “恭兄所言差矣。”

    高勋躬深施了一礼，恭首谦转来目光定睛看了一眼，神色似乎并不诧异，嘴角隐隐挂着丝笑容，一派泰然之色。

    “原来是高勋兄，幸会幸会。”恭首谦行了一礼，接着道:“不知高兄有何赐教。”

    此时众人目光转向高勋，那青年同样投来目光仔细打量高勋。

    高勋定了定神道:

    “据在下所知，《农桑令》颁布后三年之内，府库所铸新钱乃往年二十倍之数，而稻米产量在《农桑令》颁布之后三年，仅仅是比三年前增加了三成，如此



第113章 新政风波（7）
    高勋一时语塞，方才青年男子也想说什么，话到嘴边却又咽了下去，想是驳不倒吕沫便只能作罢。吕沫见高勋难以作答，自鸣得意的向众人拱了拱手，字正腔圆的说道:

    “学识不在多少，而在乎于是否精钻，在乎于是否能为大王所用。方才高兄之言，看似颇有道理，殊不知高兄所虑之事，大王与内朝所议早有定论。

    依吕某之见，相国大人推行《推商税》正乃恰逢其时，可谓大旱逢甘霖，救民于水火。”

    正值吕沫自鸣得意之际，百里燕已经看不下去，他立身而起说:

    “依吕兄之见，铸钱实为补旧，那勋戚士大夫为何也如奸商不义之徒一般，在《农桑令》颁布不久，也赚的彭满钵满。莫非勋戚士大夫之流，亦如鸡鸣狗盗之辈，与奸商不义之徒同流合污赚取不义之财。”

    “阁下便是益草堂魏郎中吧，在下有礼了。”吕沫定睛看去，目中闪过一丝忌惮，在他掩饰之下，全然没有反应在脸上。然后接着话茬继续说道:“不知魏郎中所指究竟何事，何为同流合污，同流在何处，又合污何事，还请魏郎中指教一二。”

    “指教愧不敢当。但据在下所知，鼎炀侯府十年前，府中家室、仆役、门客人等不过两百余人，六年前一跃多达六百余人。

    这四年间即便江东之战鼎炀侯受恩封赏，府中也仅仅多了一百余口人丁。敢问吕兄，六年前鼎炀侯府中一夜多出的四百余口人，何以养之。”

    鼎炀侯张隽早年家里连同家室、仆役、门客不过两百多口人，《农桑令》推行后的第三、第四年，也是物价暴涨的最凶的两年，鼎炀侯府的人丁陡然翻了两倍，达到六百多人。

    时下一个有正经生计的人，可以养活一家五六口人，这意味着鼎炀侯家里虽然养了六百多口人，除去家室子弟之外，其余府中人丁的身上还吊着各自的家小，如此至少还有三千多口人的饭口袋，吊在鼎炀侯身上。

    这还不算鼎炀侯张隽封邑的情况，如果算上封邑，还不知道鼎炀侯当年借机物价暴涨谋取了多少利益。

    封邑的物产多数都不需纳税，这意味着，封地上所有出产的商品都可以免税销售，售后财富除去人工、走脚钱，几乎全部进入鼎炀侯张隽的口袋。加上物价暴涨，张隽牟利定然不会少，否则他也养不起府中的六百多号人。

    如果算上鼎炀侯封地的外宅，也保持陔陵府邸六百多人的配置，鼎炀侯每年光口粮的花销就要三千石左右，加上这些人事的岁俸要养活一家，一年的开销至少是一万五千石开外。

    这还不算鼎炀侯在封地豢养的私兵和其他繁杂开销，一应都算上，鼎炀侯一年光人丁的各种开销便不下三四万石。

    即便是赵逊上大夫俸禄，一年也只有八百石，外加其他职务俸禄和两百亩食邑的产出，年收入也不会超过两千石，根本养不活几百口人。

    更何况赵逊向来循规蹈矩，几乎不营商，也没赶上当年物价风潮，很少有灰色收入。

    反观其他勋戚士大夫，哪一个不是挥金如土腰缠万贯，即便是最末等的士大夫，家中所藏私财无不是富甲一方，说他们没有参与当年的投机倒把，连鬼也不信。

    只要有封邑，就一定有物产，有物产即可交易买卖，谁不愿意奇货可居待价而沽，把手都的商品以最好的价格出手，赚取最大利润。

    此时吕沫道:

    “魏郎中所言差矣，侯府之中却是多了些人丁，却也是侯爷大人封邑所养，与奸商之名又有何干，魏郎中此言未免有恶意中伤之嫌。”

    “哦，既然鼎炀侯以地养士，在下敢问首谦兄，为何《推商税》二十一款中，偏偏不将王公贵胄勋戚士大夫之私财、土地免税之所得纳入此番新政征税之列，而偏偏将家财高于五百贯以上者纳入其中。

    若是以此算来，在下这个小小的郎中也要受征纳税，如此便是有违医者不税之道。甚至连那乐坊的乐姬，青楼的婊子也一样也得纳税，为何唯独将权贵之财疏漏在外，莫非相国大人所推新政，便是劫富济贫之策”

    时下“医者不税”是列国对个别行业通行的税法措施。医者救命，再行征税便是不义，因此列国很少向郎中征税。由此也导致郎中当中衍生出另一类人，药商。

    药商又分两种，一种是以纯粹经商的方式，收购药材然后贩卖。另一种便是郎中通过渠道经营药材，以此满足医生于药商的双重身份，以此规避时下鄙陋的税法。

    由此便导致不少郎中在治病救人的同时，也家财万贯。尤其是宫中医官，各个都是人精，没有哪个医官没有自家的药铺和药材渠道，因此医商结合的这一类郎中无一例外藏有大量私财。

    即便是百里燕这等立足不久的郎中，也因替豪贵看病积攒了大量财富。

    方才抛砖引玉矛头直指王公贵胄勋戚士大夫土地与私财，便是撕破《推商税》的脸。恭首谦作为相国公孙岳的门生，矛头对准他，便是向相国公孙岳直接发难。

    现场都是自恃才高八斗的文人书生，都想着依附于势力权贵得偿所愿一展抱负雄心，加之长期耳濡目染忠君之道，权贵的特权成了理所应当之事。

    即便有人发现《推商税》将权贵排除在外，在忠君思想熏陶下，特权在文人眼中也成了一种常态价值观逻辑。他们依附于权贵，无非也是奔着特权而来，没有几个人是真正出于为劳苦大众谋福利的出发点投生仕途。

    百里燕由此一问，一时引起众人议论，在座、在站的多半都是议贤馆的老面孔，反倒是百里燕不常来，也不曾抛头露面，认识他的俩廖无几，甚至连城西益草堂魏郎中闻之者亦甚少。

    这时恭首谦开口了:

    “魏郎中所言不错，新政却未将



第114章 新政风波（8）
    明阳子所属愚论派以天道说，将人的职业分工说成是天意，天意让你终生为民，你这辈子就只能做个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如果天意让你富贵一生，你就可以腰缠万贯为所欲为。

    在时下尚缺乏社会分工的认知下，明阳子假说天道来证明岗位分工的存在，确实有其必然的舆论基础和市场。

    换做是常人，怕是难以反驳明阳子的歪理邪说，但百里燕两世为人，当然不可能认同明阳子的一派胡言，他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