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有毒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虽然这时候的知识分子有时代局限性，但他们还比较纯粹，踏踏实实做学问用良知说话爱惜名誉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才是他们的最高追求。

    不管是改革派还是保守派，争论的只是学术问题。大家都认为自己的观点才是对的，才是对国家有利的，并誓死捍卫寸步不让。这种争斗并不是为了反对而反对，更不是为了政治利益互相倾轧，底线比较高。

    其实这种争夺对国家和社会利大于弊，理不辨不明。凡事必须拿到桌面上掰扯清楚才能知道好坏利弊，不能一方说了算，别人连提意见的机会和能力都没有，这样就失去了纠错功能。

    没有一个人或者一个组织可以做到永远正确，越是重大的决策就越要更多声音一起争论推演。

    不怕慢就怕错，走慢点没关系，只要方向正确总是在前进的。但要是走错了方向，走得越快越完蛋。

    这种重大决策只需要错一次，就很可能抹除掉前面的九十九次正确，让国家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因为它会耗费极大的社会资源，再想改回来，还得浪费更多。

    宋朝的派系斗争和党争大多是属于学术上的争论，不管输赢都不掺杂性命攸关的问题，这就让参与者的道德底线不会太低。

    试想一下，如果谁输谁就会被入狱甚至杀头或者满门抄斩，那争起来还顾得上道德吗？必须是什么龌龊招数都得用出来，力求把对方先置于死地。什么脸面节操都忘了，因为输了就是死，这就是人性。

    假如压力没有那么大，输了不过就是暂时失势，就像考试考砸了回去再复习一年，把自己的学问做好还可以重头再来。

    那时政客们的道德底线就会相对高一点，不会随便用那些龌龊招数。因为以后自己还得东山再起呢，名声很重要。

    从王安石为苏轼求情这件事上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对于没事儿就给自己捣乱还鼓动别人一起捣乱的苏轼，王安石并没采用赶尽杀绝的手段，而是就事论事，免得以后没人再敢张嘴说话。

    而保守派也一样，逼得王安石辞职不干了，保守派取得了阶段性胜利，司马光也没揪着王安石不放。

    该认同的道理照样认同，该反对的新法依旧反对。一切只对事儿不对人，并没说王安石下台了，他的所有主张就都是错的，就都要推倒重来。

    洪涛认为这一点才是宋朝最值得夸赞的地方，允许不同声音出现不以言获罪不搞人身毁灭的终极大招儿。在残酷的政治斗争同时，保住了人性中好的一面儿，尽量抑制住人性的恶。

    也正是因为王安石李公麟都是知识分子性格，所以他们才有心情和自己这个疯驸马讨论国家大事，且不认为这是对牛弹琴。

    因为纯粹的知识分子有个非常明显的属性，他们愿意讲道理，尤其是和同类讲道理。能用道理说服别人在他们眼中是最高的成就，谁不服就抓起来逼着人家低头，在他们眼中就是臭流氓和人渣，很没德性。

    这次洪涛没给两位高官留任何颜面，他本身也是一个愿意讲道理而且口才不错的大喷子，也有一套自己的理论和世界观。只要和对方有碰撞，那必须口吐莲花把对方说服为止。

    而且他研究过南宋朝廷的弊端，并针对其进行过彻底的改变，还取得了不错的效果，所以喷起来就更言之有物更有针对性和更具说服力。

    当然了，这个话题太大，哪怕是其中的某个具体小问题，想完全说明白也不是两三个小时能做到的。

    今天的主要战场基本都在青苗法上，这也是新政中最被人诟病和最难区分好坏的一点。不管做为防守方王安石还是进攻方洪涛，都把这块阵地当做了兵家必争之地。

    青苗法好不好？单就这部法规来讲肯定是好，它确实减少了农民的负担，还增加了国家的税收。

    但法规这玩意从来都是由人来执行的，宋朝有没有执行青苗法的基础呢？洪涛的回答是没有！

    从宰相到村里的小地主都是旧法的既得利益者，他们不会心甘情愿的从自己兜里掏钱帮国家解决农民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他们也就都成农民了。

    人这个玩意，从古至今向来是用屁股决定脑袋的。原来农民租种地主大户的土地耕种借高利贷买农具牲畜，一切收益都归地主大户，也就是归于士人阶层了。

    王安石的青苗法等于是让农民向国库借钱交利息，跳过了地主大户士人这个巨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能乐意才怪。

    这时候还能指望他们去帮着实行新法吗？他们只能一边很不情愿的糊弄事儿，一边想办法给农民增加负担，把他们损失的利益尽可能多的弥补回来。

    就算是不打算从农民身上捞钱的官员，现在也不得不向农民伸手了。因为新法是朝廷由上至下强制执行的，还做为考量官员政绩的硬性标准。

    这件事儿做为现代人应该特别熟悉，因为它就曾真切的发生在我们身边。当gdp成为升官的首要指标时，官员们会如何做就可想而知了。

    越是心狠手辣的缺德官员就越是能想办法获得更多的政绩，最终倒霉的还是农民。因为这些成绩都是从他们身上割下来的，血淋淋的带着热乎气被送进了国库。

    这样一弄农民的负担不仅没让青苗法减轻，等于是一边应付打着青苗法盘剥的酷吏一边还得多掏一份儿地主大户的钱，负担反倒加重了。

    大部分农民是看不到这些幕后原因的，他们只知道原来没有青苗法的时候自己每年还能剩二百斤粮食，青苗法一实施年底自己就剩五十斤粮食了。

    其余那一百五十斤粮食哪去了？农民们算不出来，只能怪在青苗法头上，这是天经地义的。

    结果呢？就是新政在朝堂上被保守派官员们指责在民间被广大人民群众骂。宋朝的商业再发达，它依旧是个农业社会，农民的境遇决定了整个国家的走向。

    皇帝一看，新法弄了半天两头都不受待见，能有信心继续坚持下去才怪。失去了皇帝的全力支持，除非把外星人弄来还有可能，只要是地球人，啥安石也没戏。

    再然后呢？就该找背锅侠了呗。即便皇帝想说这个馊主意是自己出的，朝臣们也不会答应。皇帝必须要完美，不能有大错，即便有也得由臣子们代替。

    所以吧，谁是跟着皇帝变法的主要人员，这个锅就得由谁来背。比如王安石，他就是改革的急先锋，成功了会变成千古一相，失败了就变成千古王八蛋。

    玩政治和做买卖一样，投入的大才有可能收获大，同样道理，获利大风险就跟着变大，世界上没有风险小获利大的好事儿，生意和政治其实是一种游戏。

    这仅仅是就法规本身而言，但任何一部法规都不是单独出台的，制定它的人和组织都有非常明确的目的，想借着这部法规干什么呢？

    具体到神宗这位年轻皇帝身上，洪涛闻到了浓浓的战争味道。好好的这么急于充盈国库整备军队，总不会是要进行大阅兵吧？

    现在宋朝只有两个主要敌人，一个是西北的西夏一个是北面的辽国。不管是要对西北还是对北用兵，都需要大量的钱财。

    看来这位皇帝大舅哥脾气还挺大心气也挺高，他不想再两边受气，要放手一搏。赌赢了，他也能成千古一帝；赌输了，大不了再和谈呗。反正这些年朝廷光干这个事儿了，熟能生巧，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皇帝这么想这么做倒也没什么不对，赶上了战争时期的人民肯定是受苦，但如果能用一辈人的苦难换来儿孙几代人的和平，也算是一种可以获利的长期投资。

    有些人总说不该把人民卷入战争，那是害民。但世界上没有不劳而获的利益，想得到更多好处就必须付出。你不愿意付出他不愿意付出，那谁来付出呢？难道说你这辈子过舒服了，就不管儿孙了吗？

    付出是没错的，目标也没错，但如何保障这笔付出的回报率就是政府的责任了。

    不能说皇帝一高兴就付出一次，赔了还是赚了先干了再说。这样的付出真就没啥意义，赶上这么一位皇帝老百姓就只能自认倒霉。




017 病根
    那现在宋朝和西夏或者辽国开战能占到便宜吗？洪涛都不用看书就可以明确的给出答案：没戏！

    不管是西夏还是辽国，他们的主力部队都是骑兵，而宋朝的主力部队是步兵。步兵并不一定就打不过骑兵，但步兵永远很难歼灭骑兵。

    击溃战和歼灭战在战略上可是差着很多档次呢，当年小胡子就是把英法联军给击溃了，但是脑子一断路让英法联军又从敦刻尔克跑了。结果英国人就拿这些撤回来的部队当本钱，硬是把德国拖进了持久战的深渊。

    试问，如果当年英法联军被德国人消灭在了敦刻尔克的海滩上，英国还扛得住吗？答案很简单，肯定扛不住了。

    因为在军队安全车回来之前，英国政府中就已经有人提出了与德国人何谈，还得到了包括英王在内的很多势力支持。目的就是换回那几十万英军，因为那是英国所有的职业军人，失去了他们，英国基本就没人会打仗了。

    宋朝和西夏辽国的战争也一样，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光把对方的军队打跑，除了听上去算一次胜利之外，真没什么实质上的战略意义。

    对于游牧民族来说，跑是常态，根本不算事儿。他们分散到各处修养生息几个月，拿上兵器骑上马就会卷土重来，一点都不耽误生活。可是对于农耕民族就不成了，家园被毁一次，很多年都缓不过来，这是天生的属性，没辙。

    想打疼打怕打服他们，只有一种办法，就是歼灭他们的有生力量破坏他们的社会根基。多弄死一个人就多赚一分，多杀死一头牲畜就干净一点儿。

    因为这两个国家的人力有限，在人口上没法和宋朝比。在战时他们采用的是全民动员，大部分国民上马就是士兵，下马就是牧人，是国家的主要劳动力。

    假如牲畜和人口损失太多，就会直接影响他们的社会模式。再加上生活环境和气候的不稳定，很多年也缓不过来。

    可惜的是，依靠宋朝目前的军队水平和国力，想玩大规模的歼灭战基本不可能。所以说现在只能采取守势，想办法引诱对方来攻打边境的坚城，把他们的优势化为劣势，消耗对方的有生力量，然后采取更隐蔽的战争方式实质上打击敌对国的国力。

    战争这个玩意，不仅仅存在于铁马金戈上，有时候胡萝卜吃多了也会闹肚子，几泡稀拉完就没有打仗的力气了。古人不是说过嘛，不战而屈人之兵才是上策。

    在这一点上，洪涛觉得自己比任何一位宋朝宰相都强。他们从来没见过后世的经济战争，更没见识过冷战时期的各种损招儿，想破脑袋也想不出来那么缺德的办法，因为那些都是全人类智慧的结晶。

    但洪涛没敢就战争问题和王安石多聊，只是问了问目前西夏和辽国的大概状态。这种事儿不能太嘴快，杨修是怎么死的？还不就是嘴太快了嘛。有些事儿可以说，有些事儿打死也不能说！

    听君一席话，比日日在此饮宴还过瘾。都尉大人不愧是苏子瞻的挚友，他不过是极尽讥讽之能事，然都尉所言句句深达我心，可解否？

    被后世一大堆政客学者挑出来的毛病，不敢说全对，也不能说一条都不沾边儿。给别人挑毛病就这一点好处，说十条都是错的没关系，只要有一条说对了就算本事。所以挑毛病的人永远比干事儿的人多，因为它容易啊。

    王安石也没有跳出这个规律，驸马指出的新政缺陷里就有他明白但没辙的，既然一个疯驸马都能说得这么透彻，保不齐就有解决办法呢。

    现在新政正处于十字路口，如果再这么被人指责而没有应对之法，估计就离夭折不远了，他的富国强兵的理想也就得跟着烟消云散。哪怕是一个马夫在和他说这些，他也愿意多听听，急病乱投医嘛。

    此乃国家大事，没有十足把握断不敢妄言想啥呢？这么敏感的问题洪扒皮当然不会接茬儿。

    自己是驸马，外戚啊，没事儿乱插手朝政是最要命的行为，再在军国大事上多嘴，嫌脖子太硬吗？大宋朝是没怎么杀过士人，但不意味着就不敢宰外戚。

    其实这还是次要的，主要是洪涛也没什么解决之道。凡事儿都是说比做容易，看的明白不见得就能干的明白，干的明白不见得就能达到预期效果。

    王安石的变法总体上讲结构还是不错的，农业商业军事体制都有涉及，目标直指三大根源问题，冗兵冗官冗费。

    其实三大根源总结起来就是两个，一个冗兵一个冗官。只要把这两哥问题想办法解决好，就没有什么冗费问题了，国库都是被庞大的军队和官员队伍给吃光的。

    但是吧，既然是痼疾肯定不能像治疗盲肠炎那样一刀切得干净利落，因为病因并不是外部细菌的局部感染，可以采用壮士断腕的办法舍弃。

    这些问题都是肌体自身变异所致，好细胞和坏细胞在全身范围内纠缠到一起，想完完全全一刀切，技术上不可能，人体自身也受不了那么大损失。总不能说为了治疗癌细胞直接把人给折腾死，这种治疗就没意义了。

    王安石的变法就犯了这个错误，他总想用治疗盲肠炎的方式去治疗已经扩散了的癌细胞，四处动手术挖肉。

    即便做为大脑的皇帝明白他是在治病，是为了身体好，可疼痛难忍的时候很难永远保持理智。绝大部分人都忍受不了如此剧痛，宁可不治疗等死。

    以司马光为代表的保守派也并不是不愿意国富民强，他们只是不愿意受这么大罪，换来一个最终不确定的结果。

    如果此时佛祖站出来保证，只要按照王安石的办法弄就一定能保住性命，还能富国强兵，他们自然也不会拼了命的反对。



018 活广告
    现在问题就来了，癌症已经扩散是板上钉钉的事实，到底是采用手术疗法呢，还是闭眼等死干脆不治。其实这个问题后世里的医生已经给出了第三种选择，那就是化疗！

    化疗这种技术吧，可以有效抑制癌细胞的生长扩散，同时也会伤害一些健康细胞。但又不会像开刀动手术挖肉那么血乎淋拉，相对而言副作用小一些，更容易被接受。

    至于能不能根治，这事儿就得另说了。其实很多癌症患者不是被癌细胞弄死的，而是被自己吓死的。只要给了他们信心，人体还是很抗造的，再能唤醒一些自愈机制，好歹也能抗上几年。

    人体如此，国家也一样。太激烈的变革会触动主流阶级的自身利益，引发强烈反弹。这是个零和游戏，一场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拼斗。

    不管最终变革成功还是失败，双方谁都得累成三孙子，满身都是伤口。国家就更惨了，人脑子打成了狗脑子，谁还有时间去操心是否有误伤，打烂了再重建呗。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这个黑锅还是你自己背吧。不是哥们不仗义，是真背不动！帮助王安石完成改革，这个命题其实很符合洪涛的性格。

    要想从根本上改变一个国家，就必须进行彻底的改革。上一次在南宋是依靠外部势力的高压，这次到了北宋显然不能再这么玩了，只能从内部开始。

    这个能力洪涛自己没有，但可以借势而为，王安石恐怕是他能碰上最合适的一股东风。可惜的是这次难度太大了，目前自己真没这种本钱，就只能眼睁睁看着这股风乱刮了。

    此乃晋卿否？看到王诜骑着马蔫头耷拉脑袋的走了，王安石还没从刚才的兴奋中缓过劲儿来。

    这位驸马他早就认识，也参加过驸马府的家宴。谁让自己也好吟诗作对呢，最好的听众一般都在驸马府里蹭吃蹭喝呢。

    但驸马以前除了画画不错写字也还凑合之外，就只剩下风流这么一个比较突出的能力了，从来没听他说起过国家大事。今天突然这么一听，原来肚子里很有货啊！